塞琉西亚建城考：早期希腊化城市与帝国统治
邵大路约 46 分钟内容提要：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是希腊化时代早期建立的最典型的希腊式殖民城市之一。塞琉古在公元前308年左右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地区并发起东征，在东征过程中称王。公元前304—前302年，塞琉古结束东征，返回巴比伦尼亚地区并建立塞琉西亚城作为王国都城。塞琉西亚位于塞琉古王国东部核心区域巴比伦尼亚，有利于监控巴比伦城等原生民族地区，加之地处两河流域水陆要道交汇之地，具有天然防御和交通优势，所以成为新都的首选之地。尽管其后塞琉古王国在叙利亚另建都城，但是塞琉西亚作为东都的地位并没有下降，仍旧是帝国的核心城市之一。包括塞琉西亚在内一系列希腊化城市的建立，是希腊—马其顿人重要的殖民统治手段。塞琉西亚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是塞琉古王国统治的缩影。
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历时十年的东征(公元前334—前324年)，建立起一个西起希腊半岛，东至帕米尔高原，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拥有史无前例的辽阔版图，其治下更是囊括了除古代中国之外，亚欧和非洲大陆几乎所有的重要民族和原生文明区域——古希腊、埃及、巴比伦、波斯和印度(西北部)。庞大的国土和复杂的民族、文化构成，加之亚历山大及其大军始终处于“在路上”的进军状态，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统治上的挑战。于是亚历山大一方面通过“因俗而治”的怀柔策略，因循部分被征服地区(如波斯)原有的统治秩序和文化风俗；另一方面，巴克特里亚(Bactria)、索格狄亚那(Sogdiana)以及印度等地此起彼伏的反抗，使他意识到只有同胞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力量，因此，他在各战略要地建立一系列希腊式城市，屯驻马其顿老兵和希腊雇佣兵，作为震慑和控制被征服地区的战略据点。①这种统治模式，特别是建立希腊式城市作为战略支撑点的策略，不仅在亚历山大东征过程中，②较为有效地维持了帝国内部的稳定，即便在其身后，直至托勒密埃及被罗马征服的近300年的整个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前323—前30年)，亦为其继承者们所遵循，在他们开疆拓土、建立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经过十数年的争斗博弈，亚历山大的政治遗产被安提柯(后称安提柯一世，Antigonus I Monophthalmus)、托勒密(后称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和塞琉古(后称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 Nicator)等人所继承，他们分别建立起安提柯王朝(前306—前168)、托勒密王朝(前305—前30年)和塞琉古王朝(前305—前64年)。与前两者相比，塞琉古王朝在版图上继承了亚历山大东征的大部分遗产，其盛时疆域西起小亚细亚半岛东至印度西北部。这里远离希腊本土，文化背景以波斯和巴比伦文明为主，其治下的民族构成则更为复杂，而作为统治阶层的希腊—马其顿人及其文化却是名副其实的“异乡人”和“少数派”，这意味着塞琉古在继承亚历山大帝国主要遗产的同时也继承了亚历山大曾遇到过的、乃至更为艰巨的统治命题。换言之，亚历山大的上述统治模式，特别是建立希腊化城市作为巩固统治的战略据点，自然成为塞琉古王朝主要的统治策略。③
塞琉西亚(Seleucia，又称“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cia on the Tigris)，位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25公里处)是塞琉古建立的第一座都城。④该城不仅在塞琉古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过程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功能，亦是这一地区最具希腊文化特色的城市之一。在建成之后的三四百年岁月中，塞琉西亚成为两河地区的耀眼明珠，凝聚着厚重的希腊政治和文化遗产，因而在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记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声名流传至今。⑤然而，由于反映建城早期历史的文献和文物资料十分匮乏，有关该城建城时间、选址等重大问题的考察始终难有定论。自古风时代(Archaic period in Greece，公元前8—前5世纪)起，米利都、科林斯等希腊城邦就以建城作为重要的对外殖民和扩张策略。然而，与古风时代颇具“凿空”和“拓荒”性质的建城活动相比，亚历山大及希腊化时代的建城区域，大多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厚重的文化传统，所以其建城活动着眼于如何巩固和稳定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占绝对优势的希腊—马其顿人的政治统治。因此，笔者尝试将塞琉西亚建城活动置于塞琉古建立王朝统治的历史环境，结合相关考古和史学研究成果，对塞琉西亚的建城时间、选址依据及建城活动在塞琉古王朝建立和统治过程中的社会历史定位进行深入考察。
一、塞琉西亚的建城年代
塞琉西亚的建城年代之所以长期存疑，根源在于文献不足：不仅希腊罗马古典作家没有记录确切的建城年代信息，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的材料也未留下与之直接相关的记录。提及塞琉西亚的最早文献是《安条克和辛神庙编年纪》(Chronicle concerning Antiochus and the Sin temple)，其中记载“国王代表(epistatēs)带领军队从塞琉西亚而出”。⑥由于该记录列于塞琉古纪元25年之后，其年代最早应为公元前287/286年(巴比伦历)。这至少说明，在这一时期，塞琉西亚城已经建成，并成为国王代表和军队的驻地。但该城究竟何时始建，仍然是不解之谜。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大致提出了四种推测：其一，建于塞琉古重返巴比伦之后不久，即公元前311年。此说由贝洛赫(Karl J.Beloch)首先提出，⑦得到史密斯(Sidney Smith)与马里诺尼(Elio Marinoni)等人呼应。其根据是，安提柯反攻塞琉古时，其主要战场在巴比伦尼亚的北部和西部，尤其是巴比伦(今伊拉克中部城市希拉(Al-Hillah))和库萨(Cuthah，位于今希拉城东北40公里处)一带，底格里斯河流域可能未受安提柯的侵袭，因此，塞琉古有可能利用这段时间在此建立塞琉西亚作为避难所。⑧然而该观点没有考虑到塞琉西亚与塞琉古称王事件之间的联系及其王国都城的性质。其二，建于安提柯军队撤走之后，塞琉古称王之前，即公元前308年至公元前305年之间。施特雷克(M.Streck)指出公元前308年至公元前301年之间，正值塞琉古东征，因此，建城时间可能在塞琉古与安提柯最后一战之后不久，在塞琉古动身征伐巴克特里亚和印度之前。⑨钱币学者内维尔(Edward T.Newell)认为，塞琉古称王时将包括巴比伦造币场在内的各种政权机构迁往新都塞琉西亚，因此，巴比伦尼亚出土的刻有铭文“”(国王塞琉古)的钱币应出产于塞琉西亚造币场，其中最早的一组钱币应为公元前305—前304年所造。⑩据此，建城时间至少应早于公元前305年。(11)勒里德尔(Georges Le Rider)在《塞琉古和帕提亚统治下的苏萨》一书中将建城时间置于公元前311—前306年之间。(12)瓦格纳(Nancy Waggoner)虽不认同内维尔对塞琉古一世早期钱币的年代与造币场的鉴定，但认为塞琉西亚最早打造的钱币为“四象战车钱币”(elephant quadriga coinage)，其造币年代为公元前305年，因此也认为建城年代应早于公元前305年。(13)可见，钱币学者们认为造币场投入运营意味着新都的落成，与称王基本同时。其三，建于塞琉古称王之后、伊浦苏斯之战以前，即公元前305—前301年之间。此观点由克斯特(Julius Kaerst)首倡，(14)得到库尔特(Amélie Kuhrt)、舍文怀特(Susan Sherwin-White)、默克尔摩(Otto
)、科恩(Getzel M.Cohen)和卡普代垂(Laurent Capdetrey)等学者的支持。此观点普遍主张称王这一事件是建城的契机，既然塞琉古称王是在公元前305年，建立新都是宣示王权的一种方式，故建城活动应在公元前305年之后。(15)其四，建于公元前301年(或公元前300年)之后。理由是塞琉古只有在伊浦苏斯之战后，才有余力经营属地，建立新的城市。该观点由布谢-勒克莱尔(Auguste Bouche-Leclerq)最早提出，但未详论；(16)后得到罗伊特(Oscar Reuther)、哈德利(Robert A.Hadley)、霍顿(Arthur Houghton)和克利特(B.Kritt)的支持。哈德利认为，塞琉古频繁地南征北战，且无法从希腊本土获得移民，因此建城活动应在公元前300年之后才有可能实行；(17)霍顿和克利特则根据塞琉西亚可能在伊浦苏斯之战(前301)之后才开始造币，主张建城不会早于公元前300年。(18)
上述观点在建城的具体时间点上虽然有异，但大致认为塞琉西亚建于塞琉古建国初期。希腊化时期，国王通常只是名义上的建城者()，其真实角色是建城的决策和选址者，(19)实际上的建城者(
)则是国王派出的代表，主持具体的建城事务，这一点已为阿伊·哈努姆遗址所证明。(20)由于塞琉西亚最初是作为都城设计建造的，(21)且就城市地理位置而言，堪称精心之选，塞琉古一世本人应在选址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都城的地理位置通常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当时的版图。早期的塞琉古王国局限于巴比伦尼亚以及伊朗高原西部，“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无疑正处于这一区域的核心地区。塞琉古王国版图的大幅扩大是在伊浦苏斯之战击败安提柯之后。此时塞琉古王国几乎占领了亚历山大帝国在亚洲的全部领土，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地区成为该王国新的统治重心且是与埃及的托勒密、希腊本土的安提柯抗衡的前沿，在叙利亚建设新都是新的统治形势和地缘政治的需要。(22)因此，塞琉西亚建城在前，新都安条克建城在后，二者不可能同时进行，应首先排除塞琉西亚建于公元前301年之后的可能。
塞琉古自公元前311年重返巴比伦后，直至公元前308年前后才最终彻底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地区，奠立王国之基。在此之前，建城条件尚未成熟。贝洛赫、史密斯和马里诺尼等“公元前311年之后不久建城说”，显然忽视了当时塞琉古面临的巨大军事压力。贝洛赫在构建继承者战争的年表时，(23)主要依据狄奥多罗斯的《历史文库》，并不知楔形文字材料所记的艰苦持久的“巴比伦尼亚战争”。(24)此次战事的真实性已随着《继承者编年纪》的面世而获得证实。史密斯和马里诺尼对这场战争的基本史实有所了解，他们将躲避安提柯的袭击视为建城的动机，其说法似有一定道理，但塞琉古是否有能力在应对安提柯袭击的同时，将军队及当地民力投入大规模的建城活动?
早在塞琉古担任巴比伦行省总督(前320—前316)时，(25)就引起了安提柯的忌惮，后者曾尝试除掉塞琉古，塞琉古察觉之后便投至托勒密麾下避难。(26)塞琉古东山再起，成为安提柯的威胁。因此，安提柯不会仅仅满足于重夺巴比伦，必将尽力剿灭塞琉古势力。公元前311年秋，安提柯与卡山德(Cassander)、吕西马库斯(Lysimachus)以及托勒密签订了和约，互相承认既得利益，宣告休兵，学界称之为“公元前311年和约”。塞琉古被排除在缔约者外，很可能出于安提柯授意。因为和约暂时解除了安提柯的后顾之忧，使其得以从地中海纷争中解脱出来，全力进攻塞琉古。(27)从实力对比来看，安提柯占较大优势。据狄奥多罗斯记载，德米特里在出征巴比伦之前集结了一支5000马其顿军人，10000雇佣兵以及4000匹马的军队，(28)而塞琉古从加沙出发前往巴比伦时仅有800步兵和200骑兵，(29)即便从两河流域北部的殖民地征用了马其顿老兵，兵力达到了“3000多步兵和400匹马”，(30)后又收编了安提柯驻守在两河流域以及米底、埃兰等地的守军，其兵力仍难称得上与安提柯、德米特里势均力敌。
以上因素决定了塞琉古面临的必然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这场巴比伦尼亚战争很可能从公元前310年夏季之前就已开始，(31)至少到公元前309年8、9月间也未有结束迹象，甚至可能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08年。(32)在此期间，巴比伦尼亚的控制权掌握在安提柯手中。《继承者编年纪》两次提及了双方军队的正面交锋：其中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次，安提柯与塞琉古从公元前310年7、8月间持续至公元前309年1、2月间，在巴比伦城周边交战达五个月之久，安提柯最终于公元前309年1月19日攻入巴比伦城核心区域——马尔都克神庙(Esagila)和伊什塔尔神庙(Eturkalamma)之间，并洗劫了巴比伦。此后又任命阿尔凯劳斯(Archelaos)为阿卡德行省总督(即巴比伦尼亚行省总督)。(33)从马尔都克神庙出土的一块泥板文书(TBER 88(AO26765))没有以亚历山大四世纪年，而是使用了安提柯八年(前310/309)。(34)以上记载足以说明安提柯在此年控制巴比伦。在此期间，塞琉古招架乏力，不可能有余力建城，且一旦建立新据点，势必成为安提柯的攻击对象。(35)而且据史料记载，巴比伦周边一直遭受安提柯袭击，说明安提柯在占领巴比伦之后确实没有放弃对塞琉古势力的清剿。(36)在这样生死攸关、大局未定的艰难时刻，塞琉古是否有余力去建立新的都城，值得怀疑。因此，塞琉西亚建城亦不可能在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308年之间。
公元前308年以后，塞琉古逐渐掌控巴比伦尼亚，政局总体上维持稳定，已具备建立新城的能力和外部环境。(37)但从出土钱币来看，他并没有立即下令建城。塞琉古一世早期钱币脱胎于亚历山大钱币(Alexander Coinages)，以铭文(“国王塞琉古”)为标志，区别于此前的铭文
(“国王亚历山大”)。其中一部分钱币除铭文之外，其式样花纹与此前的钱币完全一致，应为塞琉古称王之时所造。(38)此后的一些钱币有所变化，如在赫拉克勒斯/宙斯型钱币上以“带翼的尼科”(winged nike)代替宙斯手中所执之鹰，在原雅典娜/胜利女神型钱币的反面，犎牛(humped bull)或大象替代了胜利女神尼科，其目的是昭示对东方的征服。但它们都是在亚历山大钱币基础上的创新，应为塞琉古东征归来所造。(39)上述钱币都使用花押字“
”，其风格和布局也与塞琉古称王前巴比伦造币场的钱币一致。(40)这说明，从塞琉古称王直至东征归来，巴比伦仍是钱币的主要生产地，此时新都塞琉西亚尚未建成。而明确出自塞琉西亚造币场的钱币中，年代最早的应是“四象战车钱币”，(41)其图案象征着塞琉古在伊浦苏斯之战获胜的历史背景，这说明塞琉西亚可能直至伊浦苏斯之战前夕才开始发挥都城的作用，而建城时间可能略早于此。
既然塞琉西亚是作为都城而建造的，可见新王国建立之时有建都之需。此外，根据塞琉古称王之前仍尊奉马其顿阿吉德王室的种种表现来看，称王应是塞琉西亚建城的前提。然而，塞琉古没有在称王之后立即建城，是因为其称王很有可能是在东征途中，征战迫使建城延后。关于东征的启程时间，文献并无记载。但由于安提柯是塞琉古最大的军事威胁，他从巴比伦尼亚撤军并投入东地中海事务应在公元前308—前307年之间，此时塞琉古后顾无忧，正是东征的最佳时机。一旦安提柯击败托勒密，就有可能再度对巴比伦尼亚发起攻击，与东征的前景相比，塞琉古自然更忧心其大本营巴比伦尼亚的安全。因此，塞琉古启程东征不太可能在称王之后，而应在安提柯撤军之后不久。至于塞琉古返回巴比伦的时间，目前无法作出精确的推断，但是有以下几点信息可供参考：第一，钱币材料已经证明东征结束的时间应晚于称王之时(前305/304)；第二，塞琉古之所以不惜放弃印度西北部的统治权，以获取500头战象与联姻为条件，与事实上已经占据此地的孔雀国王旃陀罗笈多媾和，很可能因为他得到安提柯击败托勒密并称王的消息之后，希望尽快结束东征，返回巴比伦尼亚；(42)返抵巴比伦的时间不可能晚于塞琉古出发前往小亚细亚参加伊浦苏斯之战的时间(前302年冬)。(43)综上所述，塞琉古称王时正在东征途中，不可能亲自选址建都，只有在返回巴比伦尼亚之后，他才有可能展开新王国的建设，建立新都、发行东征纪念币，以宣示王权和纪念东征的胜利。因此，建都之年应在公元前304—前302年之间。
二、塞琉西亚的建城选址
作为塞琉古核心统治区域的巴比伦尼亚及波斯故地，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巴比伦和波斯兴建的诸多城市，无论是建设程度或是地理位置，都具备作为王国都城的条件。而且，塞琉古建制过程艰辛异常，与建立新城相比，利用千年古都——巴比伦或波斯帝国的原都城如苏萨(今伊朗苏西市)、波斯波利斯(今伊朗设拉子市东北51公里处)、埃克巴塔纳(今伊朗哈马丹市)等城市，从经济和时效上来看更为便利。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曾有意以巴比伦为都，(44)并殁于此地，以巴比伦为都岂不更有利于塞琉古昭示其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身份?
对于塞琉古看似“舍近求远”的建都选择，贝洛赫认为“新酒须装新囊，只有一座希腊式城市才能成为希腊帝国的心脏”，但并没有解释塞琉古没有在巴比伦附近建城的缘故。(45)部分学者从经济角度解释塞琉古放弃巴比伦的原因：博伊指出塞琉西亚所在的底格里斯河由于水深更利于通航，可取代幼发拉底河成为王国的交通大动脉；(46)肯德尔则认为在经历了与安提柯的战争之后，巴比伦受饥馑威胁，缓解饥荒是塞琉古新建都城的动机。(47)然而，塞琉古王国初建，其第一要务是建立稳固的政治军事统治，河道航运的主要意义在于经济方面，因此，底格里斯河的水深优势尚不足以成为左右建城的因素；而战乱的确可能导致了饥荒，但据记载，战争结束后，巴比伦地区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物价下跌，足见饥荒不足以成为迁都主因。(48)近年来，学界常引用“中心—边缘”的概念来解释塞琉西亚的选址：两河流域是当时塞琉古王国的中心，塞琉西亚地处水陆交通十字路口，从帝国统治的角度来考虑，其地理位置明显优于巴比伦。(49)
考察塞琉古的建都选择，不仅要关注塞琉西亚的地理和经济因素，更要将其纳入希腊—马其顿人在东征过程中采用的统治策略、特别是希腊化时代的“建城”模式中加以考察。换言之，塞琉西亚的建城和定都，应该视为亚历山大建城统治模式的延续，应该从少数的希腊—马其顿人如何在非希腊区域中建立稳固的王朝统治的角度进行思考。笔者认为，塞琉古选择新建都城而不使用巴比伦或波斯故城作为都城，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其一，新建并以国王名字命名都城，是自亚历山大东征以来，各方势力宣示王权的惯常做法。除塞琉古之外，亚历山大的其他继承者多在称王之前就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以彰显新帝国权威：如安提柯于公元前307—前306年之间建立安提柯尼亚(Antigoneia)，吕西马库斯于公元前309年建立吕西马凯亚(Lysimacheia)，卡山德于公元前316年建立卡山德里亚(Cassandreia)等。(50)当塞琉古击退安提柯，结束了对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远征之后，以建立新城的方式宣告王权成立，符合当时的政治习惯。
其二，塞琉西亚作为国王驻跸地点、王国心脏和战略统治据点，凸显国王权威和确保城市政治安全为首要条件。巴比伦是“神庙城市”(temple state)，马尔都克神庙大祭司()与神庙会议(
)是其最高权威，集宗教与世俗权力于一身，主导着巴比伦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至少从新亚述帝国时期(Neo-Assyrian Empire，前911—前609)开始，国王就承认祭司长为城市统治者。(51)巴比伦城内的物资调配、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在神职人员组织下进行，多数工匠以及食品供应者都为马尔都克神庙服务。(52)祭司长和神庙会议扮演地方法庭的角色，不仅裁决宗教事务，也调解其他争端。马尔都克神庙的政治、司法权力不以巴比伦为限，周边城市如波西帕(Borsippa)和库萨的居民也受其控制。(53)因此，塞琉古若定都巴比伦，不仅难以确立王权的最高权威，也势必与城内的宗教势力发生龃龉，从而引发政治和宗教冲突；而具有悠久自治传统的巴比伦城，极擅于在各种外来势力之间往来周旋，无法提供作为王国首都所必需的政治安全；波斯故城的旧势力更加强大，对于塞琉古来说，更没有政治上的安全感。
其三，作为战略据点，希腊—马其顿人建立的城市，其居民以马其顿老兵、希腊雇佣军及其家属为主，因此，这类城市的建造特点必须满足希腊人的经济和文化需求。巴比伦作为千年古都，文物灿然，但其风格并不符合希腊人的审美和文化习惯。千百年的经营拓展，使得城内及周边可利用空间有限，无法为安置大批希腊—马其顿人而兴建希腊式住宅和希腊神庙、广场、竞技场等功能区域，而且安置希腊移民和驻军，需要大量作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土地，但巴比伦周边土地多为庙产或受神庙控制，无法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
那么，塞琉古营建塞琉西亚城的选址依据又是什么?
塞琉西亚位于两河流域中游，居于该地区南北天然地理分界线，且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距离最近之处(不足40公里)：北面为古亚述地区，多山地和丘陵，河谷狭窄；南为巴比伦尼亚，地势低平，土地肥沃。巴比伦尼亚北部通常又称阿卡德，是两河流域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除了塞琉西亚对岸的欧比斯(Opis)之外，阿卡德地区重要城市，如巴比伦、库萨、波西帕、基什等城均分布于塞琉西亚以南100公里的范围之内。
从塞琉西亚地理位置及其与周边非希腊化城市的相对位置来看，该城背靠山岭，面向平原，在此建城屯驻希腊—马其顿军队并以之为都，可以在政治与军事上有效地震慑和监控巴比伦等原生城市。亚历山大在攻占索格狄亚那的居鲁士城(Cyropolis)之后，就在其附近建立了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Eschate，今塔吉克斯坦苦盏城(Khojend))；塞琉古在改造原波斯帝国都城苏萨城时，在该城城郊另建希腊式城市，驻屯重兵，将其命名为优来奥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cia on the Eulaios)。(54)而据阿庇安《罗马史》，“当迦勒底的麻葛祭司受命指定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亚城奠基吉时之时，那些祭司篡改了吉时，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像塞琉西亚)这样一座针对他们的要塞的建立。”(55)这段记载反映了当地原生居民对塞琉古建城目的的了解和反感，同时也显示出他们与希腊—马其顿人之间的隔阂。(56)
塞琉西亚地处水陆交通要道，也是巴比伦尼亚地区防御亚述以及伊朗高原民族来犯的战略要地。在此建城，有利于对帝国各地的控制，同时也有利于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塞琉西亚是波斯御道横渡底格里斯河的渡口，也是一处“十字路口”。从塞琉西亚出发除了通往巴比伦方向的道路之外，还有两个方向的道路甚为关键。一条向东北经埃克巴塔纳通往伊朗高原和中亚方向。这条道路是联系帝国腹地与“上省”最重要的纽带。距离城北面不远处即是迪亚拉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交汇口，通往埃克巴塔纳之路正是由此溯迪亚拉河向东北方向爬升，到埃克巴塔纳之后则继续前行，途经拉盖(Rhagae)、百门城(Hecatompylos)，一直通往巴克特里亚，是两河流域通向伊朗高原、中亚和印度最便捷易行的通道，史称呼罗珊大道(Khorasan Highway)。上省部分虽然在塞琉古建城之时已经纳入帝国的版图，但由于过于偏远，中央势力鞭长莫及。(57)纵贯上省的呼罗珊大道正是塞琉古制约其离心力的重要途径。另一条向正北沿底格里斯河北上，可以到达埃尔比勒(Arbela，今伊拉克北部艾比尔)和亚述故城尼尼微(Nineveh，今伊拉克摩苏尔市郊)，再进入小亚细亚地区，最终到达萨尔迪斯(Sardis，今土耳其伊兹密尔东)。这段道路是纵贯两河流域南北最重要的动脉。(58)塞琉西亚还是水运网络的重要枢纽，是波斯湾—底格里斯河航路北上通航的终点。(59)沟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国王运河在塞琉西亚附近注入底格里斯河。(60)在此建城显然可以利用运河便利，同时控制两河中下游沿岸城市；而沿幼发拉底河上溯，则能控制幼发拉底河上游乃至叙利亚地区。
塞琉西亚所在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地势平缓，无山体可据，塞琉古就只能根据现实情况作出适应，放弃在制高点建立卫城的传统，(61)选择尽可能有利的地形。首先，塞琉西亚的外围防御很可能利用了米底长墙。该长墙西起幼发拉底河畔的西帕拉(Sippara，今伊拉克塞德尔优素菲耶附近)，东到底格里斯河畔的欧比斯附近，大致沿两河流域南北地理分界线修筑，相传为新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为抵御伊朗高原的米底而建，有拱卫巴比伦尼亚的作用。(62)学界往往忽略了米底长墙对塞琉西亚选址的影响。根据色诺芬《长征记》，这条长墙“以烤制的砖块为材料，以沥青为基”，“总长达20帕拉桑(20parasangs，约120公里)”。(63)色诺芬参加过希腊的万人雇佣军，随小居鲁士深入巴比伦附近，后兵败沿底格里斯河向北撤往黑海，可能途经这座长墙。斯特拉波引用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的记载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沙米拉姆长墙(the wall of Semiramis，即米底长墙)和欧比斯附近距离最近，从欧比斯到幼发拉底河的距离是200斯塔迪亚(约37公里)”。(64)埃拉托色尼是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则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地理学家。他们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也就是说，至少在埃拉托色尼的时代，这座长墙还是存在的。塞琉古与他是同时代人，在此地建都，应该是有利用这一传统防御工事之意。其次，塞琉西亚周围河网发达，与巴比伦相比不仅不易遭受水攻，(65)而且有河流环绕作为天险。塔西佗曾称这座强盛的城市“处于河流和城墙的保护之下”(munimentis obiecti amnis muroque)。(66)言下之意：该城四面都为河流和城墙环绕。提奥费拉科特(Theophylact Simocatta)则认为，幼发拉底河分成了三支，其中一支就是国王运河，“从塞琉西亚穿过，注入底格里斯河，给城市提供了最大的安全，水体像围墙一般环绕着城市”。(67)
三、塞琉西亚建城与帝国统治
既然塞琉古一世建立新都是出于统治的需要，那么，他是否实现了建城目的?塞琉西亚建立之后，在加强帝国的控制，保留、传承希腊化文化以及缓和族群矛盾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与建城者独具匠心的选址与规划密不可分。
第一，塞琉西亚是塞琉古王国的东部首府，是帝国“双核心”结构的反映。公元前300年左右，塞琉古在叙利亚地区的新都安条克落成，成为国王常驻都城。但这并不意味着塞琉西亚对于王国统治的重要性下降，其作为王国东部政治中心，对控制两河流域以及上省地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前所述，塞琉古王国基本继承了亚历山大东征的大部分遗产，版图远离希腊本土，境内文化和民族构成相当复杂，这与以希腊本土为主体的安提柯王国和以埃及为主体的托勒密王国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塞琉古王国领土主体的两河及波斯地区，原生政权施行多都城制的例子非常多。比如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都城就包括波斯波利斯、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苏萨、埃克巴塔纳以及巴比伦等。因此，这一地区的现实环境和政治传统，可能在客观上促使塞琉古王朝继承了这一政治遗产。而从文字资料和塞琉古王国实行的“共治”制度来看，安条克建立之后，塞琉西亚的确承担着帝国东部首府的职能。其一，在整个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塞琉西亚在名义上都是帝国都城。根据公元前274年和公元前150年的两处楔形文字文献的记载，塞琉西亚当时被称作“王城”(royal city)或“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国王驻跸地”。(68)其二，国王指派共治王长期驻跸塞琉西亚，以加强对帝国东部的控制，尤其是对上省的控制。这在古典作家作品与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中都有反映。塞琉古是共治制度的积极倡导者，他召集将士宣称：“由于他们(指其子安条克一世夫妇)还年轻，我祈愿他们不久就诞下子嗣，帮助他们守卫帝国。”公元前295年，伊朗高原中南部的波西斯爆发了一次旨在脱离塞琉古王国的叛乱，很可能正是此次事件促使塞琉古一世加强对上省的控制。(69)次年，他便正式立其子安条克一世为共治王，指派其统治上省地区。塞琉西亚也确实发现了一些安条克一世任共治王时打造的钱币，其上刻有塞琉古和安条克两人的铭文，因此塞琉西亚很有可能正是其驻跸地。(70)塞琉古一世死后，安条克一世登基。他随即任命其子塞琉古为共治王。(71)公元前274年的一篇天文日志中提及巴克特里亚行省总督曾经向国王奉献了20头大象，他们被寄养在塞琉西亚。这或可说明，塞琉西亚在政治地位上仅次于安条克，共治王驻跸于此，代替国王接受了这批礼物。(72)其三，塞琉西亚是国王巡游的最主要地点之一。(73)公元前252年和公元前188年的天文日志显示，国王亲临塞琉西亚以及巴比伦。(74)约公元前209年，安条克三世对印度的东征正是从塞琉西亚出发，结束后又返回此地。(75)
第二，壮大两河流域的希腊势力，起到希腊化巴比伦尼亚地区的战略作用。如前所述，因为政治和军事因素，塞琉古选择新建塞琉西亚城作为都城，从而避免了称王伊始就与当地原生文化和民族发生冲突。然而，从长远来看，壮大王国境内希腊—马其顿人的势力，扩大希腊文化区域，才是稳固统治的根本方法。塞琉西亚作为帝国东部政治中心，自然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吸引希腊裔人口与非希腊族群在此比邻而居，最终壮大为希腊化世界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其人口达数十万之众。(76)除参与建城的军人之外，也吸引了巴比伦等地原有的希腊裔殖民者前来定居。结合文献和考古学的证据来看，自建城伊始至公元1世纪中叶，希腊文化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流文化：该城布局具有希波达姆斯式(Hippodamean Grid Plan)特征，西北—东南方向有两条平行的轴线，很可能分别是国王运河与商路；(77)城市拥有希腊式的市场、剧场和体育馆；(78)该城还出土了大量的希腊式钱币，以及表现希腊艺术主题的图案、雕像等。(79)大量刻有希腊语的钱币、印章、封印证明，希腊语是该城的官方语言。(80)
帝国的政治中心往往能促进其周边区域的开发，塞琉西亚所在的底格里斯河流域中游地区正是希腊化时代最为繁荣的区域之一。在塞琉古王朝早期，建城最多的区域有两块：一块是安条克所在的叙利亚，后被称为塞琉西斯·叙利亚地区(Seleukis Syria)；另一块即为塞琉西亚所在的底格里斯河中游地区。自塞琉西亚建立后，从塞琉古一世至安条克二世，底格里斯河中游地区又兴建了塞拉河畔的阿帕梅亚(Apamea on the Selea)、“塞琉古城堡”(Karka de BetSelok)、阿波罗尼亚(Apollonia)和阿特密塔(Artemita)等城。(81)亚当斯对迪亚拉河下游地区的城镇发展趋势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到了希腊化时代，该地区迅速得到开发，城镇面积增长了约12.86倍，城市数目大大增长。(82)这说明，塞琉西亚带动了整个底格里斯河中游地区的开发，促进了两河流域区域重心从幼发拉底河流域向底格里斯河流域转移。换言之，塞琉西亚的建立冲击了巴比伦传统城市的影响力，这对巩固塞琉古王国和壮大希腊—马其顿势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点从普林尼和斯特拉波等古典作家的记载可见一斑。普林尼说道：
由于(巴比伦)毗邻塞琉西亚，仅90里之遥，于是其人口被吸纳殆尽，沦为废墟，“胜利者”(即塞琉古)正是以此目的建立了塞琉西亚。(Pliny，Natural History，6.122)斯特拉波的记载更为详细：
此后修缮一事无人问津(指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然而，巴比伦的遗存遭到了忽视，不仅是波斯人的洗劫，是岁月的沧桑，更是马其顿人的漠不关心，使巴比伦落入了如此的境地。而最致命的则是“胜利者”塞琉古在(距离巴比伦)300斯塔迪亚之遥建立了塞琉西亚。……现在这座城市比巴比伦还要大，而巴比伦则基本上都荒废了。(Strabo，Geography，16.1.5)
尽管根据德国东方学社对巴比伦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塞琉西亚的建立并未对巴比伦造成毁灭性打击，天文观测记录直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仍在延续，(83)巴比伦建筑风格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希腊化的趋势。(84)但巴比伦的影响力仅限于宗教和文化，已经无法重现往日辉煌。
四、结语
综观塞琉古王朝所建的城市，它们大多建于王国初期，尤其是塞琉古一世和安条克一世统治时期，以国王以及王室成员名字命名(如塞琉西亚、安条克、阿帕梅亚、劳狄凯亚、斯特拉托尼凯亚等)是其鲜明的特色，这些城市有的是帝国都城，有的是行省首府或边缘重镇，犹若繁星一般遍布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整个王国，尤以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等帝国核心区最为密集。塞琉古王朝正是出于帝国统治的需要在关键位置建立了这些据点城市，将帝国的势力撒播到整片疆土之上，构建了完整的统治网络。
希腊化城市是马其顿统治者在开疆拓土过程中建立的统治中心，此类城市的出现开创了一种以希腊化城市为中心，以水陆交通要道为纽带，以点带面的新统治模式。塞琉西亚作为希腊化时代建城运动中的杰作，是塞琉古王朝早期统治的缩影。它建立于塞琉古称王的背景之下，是塞琉古在历经艰辛赶走安提柯势力，并完成对中亚和印度的东征之后的权力宣示。它以水陆要道交汇之地利和天然的防御优势，取代千年古都巴比伦，成为帝国都城的首选之地，不仅为王权的施展开辟了空间，密切了疆土内部的联系，有效地整合了帝国不同的地理单元，而且对于威慑巴比伦尼亚的原生民族，维护帝国核心区域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可见，塞琉西亚的建立正是塞琉古一世对亚历山大统治模式的修正，在帝国初期发挥了显著的核心作用。后来因为帝国版图的变动，塞琉古王国的统治重心逐步向叙利亚地区收缩，塞琉西亚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变化，它虽然仍旧是帝国的东都，掌控伊朗高原以及中亚地区，但毕竟失去了统领全局的地位。正是由于帝国格局的变动，塞琉古王国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逐渐陷入领土沦丧的困境中，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塞琉古一世建国立都的远见卓识。
注释：
①亚历山大的建城策略有可能承袭自其父腓力二世。腓力二世在征服色雷斯等周边地区之后，曾在战略要地建立了腓力波利斯(Philippopolis)和腓力比(Philippoi)等城，并以本人命名。参见J.R.Ellis,“Population-Transplants by Philip II,” Makedonika,vol.9,1969,pp.9-17.
②亚历山大在征途上建立的城市大多以其本人命名，除了公元前331年在埃及尼罗河口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之外，大多位于两河流域以东地区。关于其建城数量，学界争议较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切利科夫等认为有17座(参见Victor Tscherikower,Die hellenistischen Stdtegrundüngen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auf die R
merzeit,Leipzig:Dieterich' 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27,S.145-146)；塔恩等人认为有13座(参见W.W.Tarn,Alexander the Great,II:Sources and Stud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8,pp.232-259)；弗雷泽等人认为亚历山大真正建立的城市可能只有6座(参见P.M.Fraser,Cit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01)；科恩则认为亚历山大一生共建立了17座城市(包括东征之前在色雷斯建立的亚力山卓波利斯(Alexandropolis in Thrace))，参见Plutarch,Alexander,26,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9; G.M.Cohen,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2013,pp.335-338; G.M.Cohen,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Syria,the Red Sea Basin,and North Af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p.399; G.M.Cohen,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Europe,the Islands and Asia Mino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413.
③有关塞琉古王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参见E.Bikerman,Institutions des Séleucides,Paris: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1938; Hermann Bengtson,Die Strategie in der Hellenistischen Zeit II,München:C.H.Beck' sche,Verlagsbuchhandlung,1964.
④据阿庇安记载，塞琉古一世建立了16座安条克、5座劳狄凯亚、9座塞琉西亚、3座阿帕梅亚和1座斯特拉托尼凯亚，以及25座以希腊、马其顿地名等其他方式命名的城市(参见Appian,“The Syrian Wars,” Roman Hist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但阿庇安将塞琉古一世之后历任国王的建城活动归于塞琉古一世一人，因此，其提供的数据并不准确。参见Kai Brodersen,Appians Abriβder Seleukidengeschichte (Syriake 45，232-70，369).Text und Kommentar,München:Editio Maris,1989,pp.145-148.
⑤老普林尼称在他所生活的年代，塞琉西亚“仍是座自由的城市，而且还保存其马其顿的法度与风俗”(libera hodie ac sui iuris Macedonumque moris)。(参见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6.122,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塔西佗曾直言塞琉西亚由于“谨守建城者塞琉古(的遗教)”(conditoris Seleuci retinens)，没有堕落为“野蛮之邦”。(参见Tacitus,The Annals,6.42,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卡西乌斯·迪奥则称直至他生活的2—3世纪，塞琉西亚“仍拥有很多希腊人”。(参见Dio Cassius,Roman History,40.16.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⑥《安条克和辛神庙编年纪》是《希腊化时代巴比伦编年纪》(Babylonian Chronicles of the Hellenistic Period，以下简称BCHP)的一部分，记录了塞琉古一世的共治王安条克向辛神(月神)献祭，并将巴比伦的希腊移民移往塞琉西亚。参见Bert van der Spek,ed.,“Chronicle Concerning Antiochus and the Sin Temple,”(BCHP 5)，http://www.livius.org/cg-cm/chronicles/bchp-antiochus＿sin/antiochus＿sin＿01.html.
⑦Karl J.Beloch,Griechische Geschichte III,Strassburg:Verlag von Karl J.Trübner,1904,p.140,note 1.
⑧Sidney Smith,“The Chronology of Philip Arrhidaeus,Antigonus and Alexander IV,” Revue d'Assyriologie et d'archéologie orientale,vol.22,1925,pp.196-197; Elio Marinoni,“La capitale del regno di Seleuco I,” Rendiconti Istituto Lombardo,vol.106,1972,pp.620-621.
⑨M.Streck,“Seleukeia(am Tigris),” in August F.Pauly and Georg O.A.Wissowa et al.,eds.,Paulys Real Encyclop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Bd.IIA,Stuttgart:Verlagsbuchhandlung,1921,pp.1150-1151.需要指出的是，哈德利在《塞琉西亚的建城年代》一文中将施特雷克归于公元前300年之后建城说的支持者，是错误的。(Robert A.Hadley,“The Foundation Date of Seleucia-on-the-Tigris,” 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vol.27,1978,p.228)
⑩学界主要依据《希腊化时代巴比伦王表》确定塞琉古的称王时间。该王表记录了巴比伦历任统治者的统治起止年等信息，关于亚历山大四世的一条为：“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之子，为王直至第六年”。而关于塞琉古的一条如下：“第七年，即塞琉古为国王的第一年。他统治了二十五年。第三十一年六月，国王塞琉古在卡尼人的土地上被刺杀。”(参见A.J.Sachs and D.J.Wiseman,“A Babylonian King List of the Hellenistic Period,” Iraq,vol.16,1954,p.203.Obv.5'-8')萨克斯和韦斯曼认为这里的“第六年”、“第七年”和“第三十一年”指的都是塞琉古纪元，那么就可以将“第七年”解读为“塞琉古纪元七年”，这样亚历山大四世纪年一直沿用到公元前306/305年，那么塞琉古称王年就在公元前305/304年。(参见A.J.Sachs and D.J.Wiseman,“A Babylonian King List of the Hellenistic Period,” p.205)
(11)Edward T.Newell,The Coinage of the Eastern Seleucid Mints:From Seleucus I to Antiochus III,New York: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1938,pp.12-14.
(12)Georges Le Rider,Suse sous les Séleucides et les Parthes,Paris: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1965,p.31.
(13)Nancy M.Waggoner,“The Early Alexander Coinage at Seleucia on the Tigris,”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Museum Notes,vol.15,1969,p.30.
(14)Julius Kaerst,Geschichte des hellenistischen Zeitalters II(pt.1),Leipzig:B.G.Teubner,1909,pp.73-74.
(15)Amélie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The Transition from Achaemenid to Seleucid Rule in Babylonia:Revolution or Evolution?” in Heleen Sancisi-Weerdenburg,Amélie Kuhrt and Margaret Cool Root,eds.,Achaemenid History VIII:Continuity and Change,Leiden: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t Oosten,1994,pp.322-323; Otto ,Early Hellenistic Coinage:From Accession of Alexander to the Peace of Apame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71; G.M.Cohen,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p.163; Laurent Capdetrey,Le pouvoir séleucide.Territoire,administration,finances d'un royaume hellénistique (312-129av.J.-C.),Renne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2007,pp.53-54.
(16)布谢-勒克莱尔将安条克建立的时间推定为公元前300年3月至5月之间。(Auguste Bouche-Leclerq,Histoire des Séleucides (323-64avant J.-C.)II,Paris:Ernest Leroux,éditeur,1914,p.524)
(17)Robert A.Hadley,“The Foundation Date of Seleucia-on-the-Tigris,” pp.226-229.
(18)Arthur Houghton and Catherine Lorber,eds.,Seleucid Coins:A Comprehensive Catalogue.Part 1:Seleucus I through Antiochus III,vol.1,New York: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2002,pp.2,51-52; B.Kritt,The Early Seleucid Mint of Susa,Lancaster,Pennsylvania: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1997,pp.99-104.
(19)传统观点往往将国王塑造为建城英雄，认为国王“须为城市寻找城址和安置居民，建筑城墙、提供食物、种子、牲口和生产工具，以让人民开始生活，免除赋税直至城市能够自立，亲自处理不计其数的住房、经济和社会问题，赋予其宪法，让他们开始政治生活，颁布城市法律。”参见William Tarn and G.T.Griffith,eds.,Hellenistic Civilisation,London:Edward Arnold(Publishers)L.T.D,1952,p.145.
(20)阿伊·哈努姆遗址留下了其建城者的陵墓(或称英雄祠Heroon)，铭文显示此人名为Kineas，应是受国王委派建城。(参见Louis Robert,“De Delphes à l'Oxus,inscriptions grecques nouvelles de la Bactriane,”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vol.112,1968,p.422)这样的建城者通常被称为。古希腊语中有
和
二词表示建城者、殖民者的含义。德国学者莱施霍恩认为
意义较
更为宽泛，从希腊化时代开始它通常只是个荣誉头衔，一般不必与实际建城活动相联系。(Wolfgang Leschhorn,“Gründer der Stadt,” Studien zu einem politisch-religi
sen Ph
nomen der Griechischen Geschichte,Stuttgart:Steiner,1984,p.203)
(21)斯特拉波称塞琉古从巴比伦“迁都”塞琉西亚，那么，塞琉西亚应是继巴比伦之后成为王室驻跸地。(Strabo,Geography,16.1.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7)而且从考古发掘结果来看，塞琉西亚在规划之时即具有都城的特征。该城占地超550公顷，比后来建的安条克还大，符合都城的规制。(Antonio Invernizzi,“Séleucie du Tigre,métropole grecque d'Asie,” Revue Archéologique,Nouvelle Série,Fasc.1,1991,p.180; Antonio Invernizzi,“Hellenism in Mesopotamia:A View from Seleucia on the Tigris,” Al-Rafidan,vol.15,1994,p.2)
(22)关于塞琉古在叙利亚设立的新都，学界有较多争议：主张皮埃里亚的塞琉西亚(Seleucia Pieria)和奥龙特河畔的安条克(Antiocheia on the Orontes)的学者都为数不少。此处不作过多分析，参见G.Downey,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From Seleucus to the Arab Conque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p.57-59.
(23)贝洛赫构建的年表，学界一般称其为“高版年表”(The High Chronology)。该年表将托勒密、塞琉古与安提柯之子德米特里(Demetrius I Poliorcetes)之间发生的加沙战役(Battle of Gaza)定在公元前312年春，而塞琉古重返巴比伦则在公元前312年秋。(Karl J.Beloch,Griechische Geschichte III,pp.132,189)后来得到了莫米利亚诺(Arnaldo D.Momigliano)、比科尔曼(E.Bikerman)和布莱恩(Pierre Briant)的支持。这套体系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被奉为权威。1949年曼尼(E.Manni)利用楔形文字材料提出新说，即“低版年表”(The Low Chronology)，逐渐替代了高版年表的地位，为绝大多数希腊化时代早期史研究者所接受。该年表认为加沙战役约在公元前312年秋冬之际，而塞琉古重返巴比伦在公元前311年春。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版年表在博斯沃斯的倡导下又有复燃之势。相关讨论可参见Tom Boiy,Between High and Low:A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Hellenistic Period,Frankfurt am Main:Verlag Antike,2007,pp.111-117.
(24)狄奥多罗斯也记载了德米特里的反攻，其笔下的征伐，特点是速战速决，这与旷日持久的巴比伦尼亚战争是否是同一场，在学界有很大争议。博伊的观点较有新意，他认为巴比伦尼亚战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德米特里和塞琉古交锋，德米特里只攻下了巴比伦的一座王宫就撤退了；第二阶段，安提柯亲率大军与塞琉古交战，完全控制了巴比伦。参见Tom Boiy,Late Achaemenid and Hellenistic Babylon,Leuven:Peeters Publishers ＆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2004,p.133.
(25)根据低版年表，特里帕拉迪索斯和约时在公元前320年夏，塞琉古在和约中被委任为巴比伦尼亚行省总督。参见Tom Boiy,Between High and Low:A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Hellenistic Period,pp.135-136.
(26)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9.55.2-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Fragment of Column 3of Diadochi Chronicle?(BM 35920),” in “The Diadochi Chronicle (BCHP 3):Related texts,” http://www.livius.org/cg-cm/chronicles/bchp-diadochi/diadochi＿06.html.
(27)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9.105.1-4;“Letter of Antigonus to Scepsis,” in C.Bradford Welles,ed.,Royal Correspondence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A Study in Greek Epigraph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pp.3-12.
(28)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9.100.
(29)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9.90.阿庇安的说法与狄奥多罗斯不一致，为1000步兵和300匹马。(Appian,“The Syrian Wars,” Roman History,54)
(30)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9.92.
(31)《继承者编年纪》涉及此战争的记录有残缺，仅存自亚历山大四世七年月(前310年8月17日—9月15日)一直到八年
月25日(前309年8月30日)的部分。这段记载的起始处(亚历山大四世七年
月)，距离“公元前311年和约”的签订已近一年，因此，战争的真正起始时间很可能较此早许多。
(32)波利艾努斯记录了塞琉古击败安提柯的信息，该战役或可理解为安提柯与塞琉古之间的最后一战，但是文中并未记录具体的时间。参见Polyaenus,Strategemata,4.9.1,Lipsiae:Teubner,1887.
(33)“Diadochi Chronicle(BCHP3),” Rev.14'-22'.
(34)Tom Boiy,Late Achaemenid and Hellenistic Babylon,pp.133-134.在公元前311年和约之前，安提柯不承认卡山德的摄政地位，也不承认在其庇护之下的亚历山大四世的合法地位。故采用安提柯纪年，但是在公元前306年称王之前纪年上尚未加以国王头衔。
(35)部分学者认为，在安提柯军占领巴比伦期间，塞琉古有可能前往苏西安纳和米底等地暂避锋芒，积蓄力量，以待卷土重来。(Laurent Capdetrey,Le pouvoir séleucide.Territoire,administration,finances d'un royaume hellénistique (312-129av.J.-C.),pp.29-31)
(36)“Diadochi Chronicle(BCHP3),” Rev.23'-26'，37'-38'.
(37)根据普鲁塔克，塞琉古虽然没有称王，但已经“以王的身份在与蛮族人打交道了”。(Plutarch,Lives,“Demetrius,” 18.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8)一般认为，花押字表示造币场官员之名。(Arthur Houghton and Catherine Lorber,eds.,Seleucid Coins:A Comprehensive Catalogue.Part 1:Seleucus I through Antiochus III,vol.1,p.xxi; Edward T.Newell,The Coinage of the Eastern Seleucid Mints:From Seleucus I to Antiochus III,pp.12-14)
(39)Alfred R.Bellinger and Marjorie Alkins Berlincourt,Victory as a Coin Type (Numismatic Notes and Monographs 149),New York: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1962,p.27.
(40)Edward T.Newell,The Coinage of the Eastern Seleucid Mints:From Seleucus I to Antiochus III,p.18.
(41)塞琉西亚的四象战车钱币，其正面为宙斯头戴胜利者花环，反面为雅典娜戴头盔，左手执盾，右手挥舞长标枪，立于四象战车之中。在风格上与传统的亚历山大钱币迥异，而且也不再使用巴比伦造币场的花押字“”，是一种全新的钱币类型，该钱币还影响了苏萨的“双象战车钱币”(elephant biga coinage)以及巴克特拉(Bactra)的“四象战车钱币”。详见Arthur Houghton and Catherine Lorber,eds.,Seleucid Coins:A Comprehensive Catalogue.Part 1:Seleucus I through Antiochus III,vol.1,p.4.
(42)关于塞琉古返程所需时间：一方面，根据伊西多尔，从巴比伦尼亚到紧邻印度河流域的阿拉科西亚(Arachosia)的路程为4122公里，在波斯御道之上每天行军距离约为24-30公里，那么，费时至少为137.4天至171.75天，这尚且不计征战以及其他停留的时间。(Isidore of Charax,Parthian Stations,trans.W.H.Schoff,Philadelphia:The Commercial Museum,1914,p.3)另一方面，也可参考安条克三世东征返程的情况。安条克三世在公元前206年与印度的幸军王(Sophagasenus)签订了和约之后折返，于塞琉古纪元107年Nisanu月8日(公元前205年4月7日)之前便已返回巴比伦。详见Polybius,The Histories,11.3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A.J.Sachs and H.Hunger,eds.,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3vols.(以下简称AD)，Wien:Verlag der sterreichischen Akademic der Wissenschaften,1988-1996,No.-204C,Rev.14'-19'.
(43)根据狄奥多罗斯，塞琉古在公元前302年秋冬之际已到达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20.113)
(44)斯特拉波称“亚历山大将波西斯所有的财富带到了苏萨，但是他也不想在苏萨定都，而是更喜欢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远超其他的城市。”(Strabo，Geography，15.3.9-10)
(45)Karl J.Beloch,Griechische Geschichte III,p.140.
(46)Tom Boiy,Late Achaemenid and Hellenistic Babylon,p.136.
(47)T.Kendall,“The War for Asia and the Rise of Seleucus:312-307B.C.,” Serapis,vol.1,1969,p.41.
(48)Robert J.Van der Spek,“The Effect of War on the Price of Barley and Agricultural Land in Hellenistic Babylonia,” in J.Andreau,P.Briant and R.Descat,eds.,La guerre dans les economies antiques,Saint-Bernard-de-Comminges,France:Entretiens d'Archeologie et d'Histoire,2000,pp.293-313.
(49)Antonio Invernizzi,“Seleucia on the Tigris:Centre and Periphery in Seleucid Asia,” in P.Bilde et al.,eds.,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Oakville: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4,pp.230-231,234-235; Paul J.Kosmin,The Land of the Elephant Kings:Space,Territory,and Ideology in the Seleucid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186-187.
(50)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20.47;“The Parian Marble,” 120，详见：http://www.ashmolean.org/ash/faqs/q004/q004017.html; Diodorus Siculus,TheLibraryofHistory,19.52.2-3;
(51)在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文献中，大祭司()与神庙会议(
)一般都同时出现。参见Tom Boiy,Late Achaemenid and Hellenistic Babylon,p.197.
(52)Tom Boiy,Late Achaemenid and Hellenistic Babylon,pp.242-258.
(53)《莱曼文书》(Lehmann Text)曾经提及祭司长与神庙会议对库萨椰枣的分配予以裁决。Tom Boiy,Late Achaemenid and Hellenistic Babylon,p.198.
(54)Laurianne Martinez-Sève,“La ville de Suse à l'époque hellénistique,” Revue archéologique,vol.33,2002,p.38.
(55)Appian,“The Syrian Wars,” Roman History,58.
(56)关于该建城故事的真实性，参见布罗德森的注释本：Kai Brodersen,Appians Abriss der Seleukidengeschichte (Syriake 45,232-70,369).Text und Kommentar,pp.165-167.
(57) Will,“The Succession to Alexander,” in F.W.Walbank and A.E.Astin,ed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II,Part.I:The Hellenistic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26.
(58)西向的道路，在塞琉古王国和帕提亚时期是从塞琉西亚通向叙利亚、埃及等地的必经之路，但难以确定其是否属于波斯御道系统，也有可能是塞琉西亚建立影响了道路的走向。伊西多尔的《帕提亚驿程志》记载了此段道路的走向。(Isidore of Charax,Parthian Stations,p.4)也可参见肖蒙(M.-L.Chaumont)的考证。(M.-L.Chaumont,“d'histoire parthe:V.La route royale des Parthes de Zeugmaà Séleucie du Tigre d'après l'Itinéraire d'Isidore de Charax,” Syria,vol.61,1984,pp.63-107)
(59)斯特拉波称底格里斯河通航河道的起始处位于“欧比斯和现在的塞琉西亚”，波斯帝国曾在此修建水坝，以防止海船沿底格里斯河上溯侵犯。(Strabo，Geography，16.1.9)而亚述帝国时期的《辛那赫里布编年史》(The Annals of Sennacherib)也提到从欧比斯的码头船只可以顺底格里斯河而下，而上溯的船只则须在欧比斯登岸，然后拖曳至Arahtu运河。(Daniel D.Luckenbill,ed.,The Annals of Sennacherib,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4,p.73)
(60)《巴比伦编年纪》中的一篇《塞琉古三世编年纪》就使用了这样的表述。参见http：//www.livius.org/cg-cm/chronicles/bchp-seleucus＿iii/seleucus＿iii＿01.html，Rev.13'.
(61)如阿伊·哈努姆遗址有高达60米的卫城。参见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Jeffrey D.Lerner,“Correct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Kānom,” Arch
ologische Mitteilungen aus Iran und Turan,vol.35-36,2003-2004,p.389,Fig.6.杜拉—欧罗波斯同样也建于幼发拉底河岸的一处90米的高地上。参见Marie-Henriette Gates,“Dura-Europos:A Fortress of Syro-Mesopotamian,”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vol.47,1984,p.169.
(62)R.D.Barnett,“Xenophon and the Wall of Media,”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83,1963,pp.1-26.
(63)Xenophon,Anabasis,2.4.12,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20帕拉桑的数据不符合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实际距离，可能有误。
(64)Strabo,Geography,2.1.26.
(65)根据《继承者编年纪》的记载，“塞琉古为了攻克王宫(采用了以河水冲击城防的办法)”，可见塞琉古就是通过水攻的办法攻陷巴比伦的。(“Diadochi Chronicle(BCHP3),” Rev.7'-8')
(66)Tacitus,The Annals,11.8.
(67)Theophylactus Simocatta,Historiae,5.6,Lipsiae:Teubner,1887.
(68)AD,No.149,Rev.13'; AD,No.-273B,Rev.31'.
(69)Arthur Houghton and Catherine Lorber,eds.,Seleucid Coins:A Comprehensive Catalogue.Part 1:Seleucus I through Antiochus III,vol.1,p.2,note 13.
(70)Appian,“The Syrian Wars,” Roman History,62; Strabo,Geography,16.1.5; 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1.16.2,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关于安条克任共治王的时间，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最为可靠，目前可见最早以塞琉古和安条克两人共同纪年的记载，可追溯至公元前294年11月18日，参见：J.Oelsner,Materialen zur babylonischen Gesellschaft und Kultur in Hellenistischer Zeit,Budapest: Loránd Tudományegyetem,1986,p.271.转引自Tom Boiy,Late Achaemenid and Hellenistic Babylon,p.138.根据霍顿和罗伯尔，塞琉西亚除出产刻有塞琉古之名的四德拉克马银币(Tetradrachm)之外，还产有风格类似的刻有幼王安条克之名的银币。(Arthur Houghton and Catherine Lorber,eds.,Seleucid Coins:A Comprehensive Catalogue.Part 1:Seleucus I through Antiochus III,vol.1,p.4)而根据麦克道尔，安条克一世正式为王的时间共19年，但是却出土了82枚钱币，数量明显多于塞琉古一世时期的47枚，其中一部分应是属于其任共治王时期所造。参见Robert H.McDowell,Coins from Seleucia on the Tigri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5,p.51.
(71)除此之外，根据《巴比伦天文日志》安条克三世先任命其子安条克(非后来的安条克四世)为共治王(参见AD，No.-207，Rev.1'；No.-198，Left Edge.1'；No.-197，Left Edge B1＝C1；No.-192，Obv.1')，后又任命塞琉古(后来的塞琉古四世)为共治王(参见AD，No.188，Obv.1'；No.-187，Obv.1')。安条克四世刚上任便任命其子安条克为共治王(参见AD，No.-173，Obv.1'；No.-171，C.Obv.1'，E.Obv.1'；No.170，E.Obv.1'，F.Obv.1'；No.-169，Obv.1')。
(72)AD,No.-273,Rev.31'-32'.
(73)科斯明根据铭文和楔形文字材料对国王的出行记录进行了统计：从安条克一世至安条克三世时期，从安条克出发，去往萨尔迪斯的道路使用频率最高，去往塞琉西亚的次之；自塞琉古四世之后，小亚细亚之大部已不再是帝国的版图，但通往塞琉西亚的道路仍是使用频率最高的道路。由此可见，在塞琉西亚落入帕提亚手中之前，塞琉西亚应是国王最主要的巡游目的地。(Paul J.Kosmin,The Land of the Elephant Kings:Space,Territory,and Ideology in the Seleucid Empire,pp.145-146,Map 5-6)
(74)AD,No.-251,Upper Edge.3';“Ptolemy III Chronicle (BCHP 11 ),” Obv.11'-15'.http://www.livius.org/cg-cm/chronicles/bchp-ptolemy＿iii/bchp＿ptolemy＿iii＿01.html.
(75)Polybius,The Histories,13.9.
(76)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6.122; Paulus Orosius,Historiae Adversum Paganos,7.15,Lipsiae:Teubner,1889.
(77)Clark Hopkins,Topography and Architecture of Seleucia on the Tigri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2,pp.1,4,Fig.3.
(78)霍普金斯和因韦尔尼奇对市场和剧场的具体位置有明显的分歧。霍普金斯认为市场和剧场在城市南翼的主路两侧，隔路相望。因韦尔尼奇则认为剧场在Tel Umar(霍普金斯原本猜测Tel Umar为塔庙(Zigurrat))，市场则在城市的北翼，该处原先被霍普金斯记为神庙A。详见Clark Hopkins,Topography and Architecture of Seleucia on the Tigris,p.2; Antonio Invernizzi,“Hellenism in Mesopotamia:A View from Seleucia on the Tigris,” pp.9-14.
(79)根据密歇根大学的考古发掘，塞琉西亚的地层分为四期，分别是：第四期，公元前307—前141年；第三期，公元前141—公元43年；第二期，43—116年；第一期，116—227年。根据出土物显示，第四期的塞琉西亚是典型的希腊式城市，第三期也仍保留着希腊式城市的基本特征。而从第二期到第一期，出土物的希腊风格逐渐减弱。详见Clark Hopkins,Topography and Architecture of Seleucia on the Tigris,p.6.
(80)塞琉西亚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数量很少，在密歇根大学的考古发掘中毫无所获，而在都灵大学1964-1970年的发掘中共发现了49件，但相比刻有希腊语铭文的器物，数量仍微不足道，参见Giovanni Pettinato,“Cuneiform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from Seleucia on the Tigris 1964-1970,” Mesopotamia,vol.5-6,1970-1971,pp.49-66.
(81)G.M.Cohen,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pp.94-96,98-100.
(82)Robert McC.Adams,Heartland of Cit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194.
(83)参见Robert Koldewey,The Excavation at Babylon,trans.,Agnes S.Jons,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14,p.212；Tom Boiy,Late Achaemenid and Hellenistic Babylon,pp.265-266.
(84)Tom Boiy,Late Achaemenid and Hellenistic Babylon,pp.290-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