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汉到自立：试论两汉之际的隗嚣集团

内容提要：两汉之际割据陇右的隗嚣集团是一个以陇右地方豪强为主导，并联合氐羌以及关中士人的政治集团。该集团具有武质性、自保性以及政权建设的独特性等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面对不同情势，其政治态度经历了从“反莽复汉”到割据自立的转变过程。然而，隗嚣集团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以及刘秀对陇右的战略经营使得他们为刘秀所灭，难以实现割据自立。

       在刘秀所面对的割据势力之中，占据陇右的隗嚣集团无疑是其最为棘手的对手之一。隗嚣集团兴起于陇右，经历了拥戴刘汉到举旗自立的政治态度变迁。面对刘秀的拉拢或攻击，隗嚣集团一直表现出较为顽强的对抗态度。刘秀为消灭隗嚣集团，控制陇右，付出了极大努力。对于隗嚣集团的研究，学界也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①在传统史家的历史编纂当中，刘秀所建立的东汉政权具有绝对的正当性，而隗嚣集团的兴衰也被放在刘秀重建刘氏政治权威的历史过程当中加以叙述。因此，隗嚣集团的权力合法性一直受到忽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隗嚣集团的认识的客观性。这一点也是前贤少有提及者。②鉴于此，笔者试图从隗嚣集团自身的视角为出发点，对隗嚣集团在两汉之际的发展过程再作讨论。

一、隗嚣集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隗嚣集团的核心人物是隗嚣。隗嚣字季夏，天水成纪人。在西汉末年，隗嚣已经开始其仕途。他少仕州郡，为刘歆所引荐，成为其属官。在新莽政权岌岌可危之时，他逃归乡里，并被本地已经起事反莽的地方集团推举为首。③隗嚣集团以陇西隗氏为首，在陇右豪强的支持下，于王莽地皇四年(23)在天水起兵并迅速发展起来，主要控制了陇西、天水等郡，并一度将势力范围扩至河西五郡。光武帝建武十年(35)，隗嚣集团被刘秀彻底消灭，存在约12年之久。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地区的割据势力而言，其持续时间较长。

       隗嚣集团相比其他势力集团而言，发展过程有其比较独特的一面。因而，在考察隗嚣集团的发展过程之前，需要对其集团的构成及其特点有一个了解。

       从其组成来看，隗嚣集团是以陇右豪强为主体的，这是其割据政权得以形成并维持较久的地域基础。隗嚣在最初举旗起兵之时，即发起盟誓，誓文中称：“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④这一盟誓表明了隗嚣集团在新莽末年的政治动向。文中提到的“三十一将，十有六姓”，表明隗嚣所团结的既有地方上的豪杰，也有与这些豪杰相关的地方宗族力量。比如隗嚣之大将牛邯，“有勇力才气，雄于边垂”。⑤在隗嚣集团中，隗氏宗族显然又占据主要位置。除隗嚣之外，隗嚣之同宗隗崔、隗义也是举旗反莽的首倡者之一。⑥这显示了隗嚣集团初起之时所联合的力量之广，他们也成了隗嚣集团的核心。张鹤泉先生认为，隗嚣所联合的正是地方上的强民豪宗，这些豪强已经不是单个的家庭，而已形成家族的血缘联合体。⑦他们已经具备良好的地方基础，在地方上也拥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与此同时，在隗嚣集团的发展过程当中，一批地方上的豪强势力也渐渐与其联合，依附于隗嚣集团。建武六年(30)，刘秀大将冯异占据栒邑，击败隗嚣大将王元、行巡，“于是北地诸豪长耿定等，悉畔隗嚣降”。⑧由此看来，北地豪强耿定等虽不是隗嚣集团的核心构成，但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隗嚣集团势力的兴衰起到一定的作用。

       史料阙如，对于隗嚣集团的核心构成，无法得知所有这些人员的信息。就文献中所见者而言，周宗为冀人，王捷为阿阳人，行巡为平襄人，均属天水郡人；牛邯为狄道人，杨广为上邦人，均属陇西郡人；高峻为安定郡人；王元为长陵人，属左冯翊人；王遵为霸陵人，属京兆尹人。此外，还有苟宇、赵恢等人，其籍贯不可考，但很有可能也是当地人士。这些人都是生长或活动于陇右地区的豪强，在隗嚣崛起之际，他们积极参与进来，并执掌集团的军事权力，在集团的军事策略和政治决策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政治态度上，上述人员大多倾向于割据陇右，对于身处其中的政治集团，有着较高的忠诚度。比如隗嚣战败身亡之后，隗嚣大将周宗、王元等继立隗嚣之子隗纯，继续与刘秀抗争。⑨

       陇右地区界接羌氐，活跃于此地的胡族也成了隗嚣集团注意联结的对象。《后汉书》卷87《西羌·滇良传》：“滇良者，烧当之玄孙也。……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因发其众与汉相拒。”又《后汉书》卷15《来歙传》：“初，王莽世，羌虏多背叛，而隗嚣招怀其酋豪，遂得为用。”隗嚣能够与羌族酋豪联合起来，这大概也与陇右地区胡、汉民族长期杂居，互相融合的趋势有关。此外，隗嚣集团也有氐人依附。《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及王莽篡乱，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人悉附陇蜀。”与氐族的联合，隗嚣应该也是采取了与羌族联合时相似的办法。在隗嚣集团之中，氐、羌势力可能保持着较大程度的自立性，他们与隗嚣的联合更多属于军事上的联合。

       无论如何，氐、羌兵的加入，不仅解除了羌族对陇右地区的侵扰，也增强了隗嚣集团的实力。隗嚣也十分注意利用这些民族力量。《后汉书》卷23《窦融传》：“初，更始时，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嚣使使赂遗封何，与共结盟，欲发其众。融等因军出，进击封何，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得牛马羊万头，谷数万斛。”先零羌杀金城太守，又在金城郡活动，这显然成为河西和陇右之间一股潜在的威胁。隗嚣与金城先零羌的结盟，不仅解除了先零对陇右的军事威胁，更通过联盟的方式转而形成对河西地区的军事压力。从实际情况观之，羌、氐势力与隗嚣集团的联合，显然是出于各自利益考量的结果。这种结合也使得隗嚣集团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色彩。

       当然，隗嚣集团也吸纳了一批自关中而来的儒士。相比中原地区的混乱局面，陇右地区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且离长安较近，这也成为长安士人避难的主要去处。另外，隗嚣本人素习儒业，大儒刘歆为王莽之国师，引其为士。⑩这种知识背景和仕宦经历，使得他与关中地区的士人之间较为熟悉，且多有往来，如在隗嚣和刘秀的政治联合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来歙就称“臣尝与隗嚣相遇长安”。(11)这样，关中儒士因躲避战乱前来投奔者就不在少数。根据文献，可以考得如下数人：方望、张玄、谷恭、范逡、孟冀、赵秉、苏衡、郑兴、申屠刚、杜陵、金丹、马援、班彪、杜林。以上这些人大多具深厚的儒学修养，更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扶风杜林，以其学识博洽、甚有名德而闻名士林。(12)《后汉书·隗嚣传》：“及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这一记载大体不误。在两汉之际社会动荡的局势下，儒士投奔地方割据势力者似不多见。隗嚣能获得如此众多的儒士的青睐，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崇尚儒学的汉代社会，大批儒士的到来显然增加了隗嚣集团的政治威望，隗嚣也对他们加以任用。《后汉书·隗嚣传》：“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长安谷恭为掌野大夫，平陵范逡为师友，赵秉、苏衡、郑兴为祭酒，申屠刚、杜林为持书。”至于儒士的政治态度，则大体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倾向于维持陇右割据状态者，如方望、张玄等人。方望对于归附刘氏政权持反对态度，而张玄还曾为推销隗嚣的割据主张而游说河西窦融集团。(13)另一派则建议隗嚣自保以待中原统一，然后归附统一政权，他们反对割据自立的政治主张。至少在隗嚣的割据意愿未曾明显之前，他们也对隗嚣集团的军事、政治抉择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正如随后将要讨论的，这批儒士强烈的大一统儒家观念显然难与隗嚣集团的割据倾向相容，所以他们也纷纷借机脱离陇右地区。隗嚣一直盘踞陇右而无所作为，刘秀集团的军事政治势力则迅速发展壮大，这种对比影响了避难陇右的儒士的政治态度，他们脱离隗嚣的举动对于隗嚣集团随后的发展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通过以上简短的论述，可以对隗嚣集团的结构有一个大致的认识。陇右豪强构成了集团的主体，氐、羌势力则与隗嚣集团结成了军事同盟关系，而关中儒士的加入则在隗嚣集团发展前期的政治和文化方面起了一定作用。隗嚣集团这样一种构成模式业已决定了其特点。

       首先，隗嚣集团的武质性。汉代的陇右地区大体上包括天水、陇西、安定、北地等郡，这一地区地理条件复杂，一直以来，该地就是汉族与羌族等胡族群体杂居共存的局面。胡族特有的生活习性和社会风尚也冲击着当地的汉族群体，养成了他们崇尚武勇的社会风尚。在秦汉时代，西北地区成为国家军事人才的重要来源。(14)《汉书》卷69“赞”：“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班固对陇右地区尚武风气及其原因的总结应该是基于当时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以陇右地区为主体的六郡良家子也是西汉中央军队的重要来源，他们在中央军事体系中地位较高。(15)东汉安帝时议弃凉州，反对弃凉的虞诩就以凉州民“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为理由之一，(16)可见，西北地区的这种尚武的风气一直延续下来。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出现的西北豪族重厚少文、勇猛凶悍，尤具武质性的特点。(17)隗嚣集团中的陇右豪强尤具这一特点。据《后汉书·隗嚣传》所载，隗嚣季父隗崔即“素豪杰，能得众”，这也显示出隗氏在当地交结豪杰，其家族势力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积聚。

       其次，隗嚣集团具有保守性。陇右地区实际上处于汉帝国的边陲，本地豪强和民众虽然在国家的军事体系当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在文化上却发展缓慢。文化水平的限制，使得当地民众的政治意识受到了局限。再加上陇右地区在军事地理上的自然优势，这使得陇右地区对于统一国家的政治认同的基础较为薄弱。在新莽末、东汉初年的社会动乱中，陇右地方民众大多倾向于拥戴地方武装势力以保护乡土利益。他们的割据意识较强，对于建立全国性的政权没有多大兴趣。(18)与关东、关中等地域相比，西北豪族的士族化发展较为缓慢，这就意味着他们与乡里社会的密切联系一直得以保持。正因为此，西北豪族更倾向于保持着较强的地域群体意识。陇右豪强的地域意识使他们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缺乏一种超地域性的眼界。在社会动乱之际，他们更倾向于割据自守，既不会主动出击争夺天下，也不愿意被统一。

       就其发展过程而言，隗嚣集团割据自保的意图明显。隗嚣集团在王莽末期初起之时，打出反莽复汉的旗号，并积极行动，曾一度控制了西北大部分地区，成为全国反莽斗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动乱形势的发展，隗嚣集团的割据意识越来越明显。隗嚣集团中，以本地豪强为主的成员多主张割据一方。如隗嚣与刘秀合作期间，王元、王捷“常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不愿专心内事(刘秀)”。(19)隗嚣本人即认为“人心思汉”只是当时社会的表象，“秦失其鹿”才是当时形势的实质所在。(20)隗嚣集团中本地豪强从开始起事就掌握了集团的军事权力，他们的态度自然会决定集团的政治走向。

       新莽末、东汉初社会动乱中各种割据势力的出现及其争夺，影响了当时社会各群体——包括割据势力本身——的政治态度。苏竟对两汉之际的社会形势的观察或可为证。《后汉书·苏竟传》：“世之俗儒末学，醒醉不分，而稽论当世，疑误视听。或谓天下迭兴，未知谁是，称兵据土，可图非冀；或曰圣王未启，宜观时变，倚强附大，顾望自守。”苏竟为两汉之际的人士。他的这一番议论是对当时舆论的一种批判，但这也反映出，面对当时的动乱形势，世人中出现据土称雄或观望形势态度的当不在少数，而将这种割据意识付诸实际的也大有人在。处于陇右的隗嚣集团，在割据形势和地域文化的双重刺激下，自然容易形成割据意图。

       最后，隗嚣陇右政权组织的独特性。隗嚣割据陇右却不称帝建号，其政权组织的规模也远不及占据巴蜀的公孙述等势力集团。两汉之际各地的割据势力纷纷称帝，也有建立年号者。割据巴蜀的公孙述于建武元年(25)称天子，建国号为成家，建元龙兴。(21)更始末年，卢芳以安定为基础，先称西平王，刘秀建武五年(29)，卢芳称帝。(22)更始败亡之际，占据江淮的刘永旋即称天子。(23)事实上，与刘永一样，更始败亡之际，活动于河北的刘秀仍只是一股割据势力，他也不失时机地称帝。(24)可以说，在两汉之际的社会动乱中，称帝成为各规模较大的割据势力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然而，隗嚣却一直未有称帝的举动。隗嚣后期被部属称为“隗王”，那也不是他自称为王的结果，而是因他接受公孙述所封赐的朔宁王爵号，其部属才以隗王相称。(25)割据一方，却不称王称帝，这也是隗嚣集团的独特之处。

       隗嚣集团也建立了一套职官体系，其特征也较为明显。在割据陇右之前，隗嚣曾任事于中央，并被刘歆引为属官，因而他对于汉制、新制都较为了解。《后汉书·隗嚣传》：“嚣矜己自饰，常以为西伯复作，乃与诸将议自立为王。……后遂广置职位，以自尊高。(郑)兴复止嚣曰：‘夫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当制也。’”隗嚣的陇右割据政权受汉制影响较深，他意欲称王，并一度仿效汉制设立了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等官。同时，如前所引，隗嚣任命杜林等为掌野大夫、师友、持书等官，这些职官为汉制所无，这大概是隗嚣受新莽制度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这样的职官名也许隗嚣还有设置。因而，与其他地区的割据政权不同，隗嚣集团的政权组织杂糅了西汉和新莽两套职官体系。

       在举事之初，隗嚣就为其集团内核心成员设置了职官。《后汉书·隗嚣传》：“移檄告郡国曰：‘汉复元年七月巳酉朔。己巳，上将军隗嚣、白虎将军隗崔、左将军隗义、右将军杨广、明威将军王遵、云旗将军周宗等，告州牧、部监、郡卒正、连率、大尹、尹、尉队大夫、属正、属令。’”其中所谓上将军、白虎将军、明威将军以及云旗将军等军号，大体上是西汉、新莽政权中未曾见到者。按照隗嚣设置职官的情况，类似将军号可能还有设置。这些军号一则说明隗嚣集团在军事体制上有其独特的一面，也可说明隗嚣集团的军事权力掌握在本地参与起事的豪强手中。需要注意的是，两汉之际各割据势力均有职官设置，其设置原则基本上参照或移用西汉的中央和地方职官体系。(26)隗嚣集团之职官体系在权力分配上文武分明，由本地豪强掌握军事权力，而东方士人则负责日常行政和参谋筹划之事。

二、隗嚣集团与反莽复汉

       陇右隗嚣集团的兴起，是在新莽末年社会秩序崩解的背景下出现的。在各地农民军、豪强纷纷兴起，新莽政权节节败退之际，西北地区也兴起了反莽复汉的社会势力。《汉书》卷92《游侠·原涉传》：“拜(原涉)镇戎大尹。涉至官无几，长安败，郡县诸假号起兵攻杀二千石长吏以应汉。”地方豪强起兵攻击官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西北地区也不乏“假号起兵”者。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新莽地皇四年(23)七月，隗崔、隗义纠集陇右豪强杨广、周宗等，率众起兵，进攻平襄，杀王莽镇戎——王莽改天水曰镇戎——大尹，共推隗嚣为上将军。

       隗嚣获得了陇右集团的领导权，随即发出了反莽复汉的号召。应该说，在隗嚣集团起兵初期，反莽复汉不仅是其目的，也是其获得起事的合理性的政治策略。王莽掌权之后，刘氏宗室一度受到压制。直到新莽末期，王莽政策的失败唤起了民众对刘氏宗室的重新认可，“人心思汉”遂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社会思潮。(27)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刘氏宗室成员这一身份为大众所看重，刘氏宗室在新莽末年的社会动荡中表现得颇为活跃。(28)隗嚣被推为主帅后，聘请平陵方望为军师，为其出谋划策。方望之行略，史传无多，有二事值得注意。一是劝阻隗嚣东归更始，以为更始成败未可知。(29)二是离开隗嚣之后，于更始三年(25)正月立刘氏宗室刘婴为天子。(30)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到，方望深受“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同时对于更始政权又抱持怀疑态度。注意到这一点，将有助于认识方望向隗嚣提出的建议。

       方望为隗嚣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面临的问题。他说：“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阳，王莽尚据长安，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众乎？”(31)为此，方望建议隗嚣立汉祖庙，称臣奉祠。隗嚣采纳了这一建议，召集陇右豪族，依照古礼，设立汉庙，举行了盟誓仪式。(32)这次盟誓的举行，首先是顺应“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提出了“兴辅刘宗”的目标。其次是要使陇右集团的起兵获得合法性。隗嚣集团盟誓汉庙，通过方望所谓的“神道设教”的方式来取得起兵的合法性，这是与其他地方势力不同的地方。

       随后，隗嚣发布了讨莽檄文，历数王莽罪过，同时也使用了“汉复”年号。起事之先，隗嚣即发兵进攻王莽雍州牧陈庆和安定太尹王向，占领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了西北大部分地区。《汉书》卷99《王莽传》：“(地皇四年九月)，长安旁兵四会城下，闻天水隗氏兵方到，皆争欲先入城。”此处“天水隗氏”当指刚起兵不久的隗嚣。隗嚣进击长安或者实有其事，或者为民间传闻，其实不可得知，但由此可以看出，隗嚣集团也影响到了关中地区。隗嚣所使用的“汉复”年号也在河西地区实行，这在居延汉简中留有遗迹：

       复汉元年十一月戊辰居延都尉领甲渠督蓬掾敢言之诚北

       EPF22：423(33)

       薛英群先生认为“复汉”或为“汉复”之误，可从。(34)隗嚣起兵是在汉复元年七月，同年十一月河西地区就已经使用汉复年号，这可以说明隗嚣集团势力扩张的速度之快。

       “汉复”年号的使用则表明了隗嚣的政治号召，当然，这一年号或许没有使用多久。前已提及，隗嚣很早就注意到更始政权。在控制西北地区后不久，根据居延汉简的记载，隗嚣即采用了更始年号：

  更始二年正月丙午朔庚中令史业敢言之迺己巳

毋水火盗贼发者即日平旦付令史宏

       EPT43：99(35)

       更始二年(24)正月，更始集团尚未进入长安，隗嚣尚控制西北地区。与此同时，内郡动乱形势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王莽败，更始集团于更始二年二月进入长安。居延汉简中出现的更始二年正月的纪年简，也为隗嚣倾心更始政权提供了直接证据。出人意料的是，隗嚣也于此时接受了更始政权的征召，不顾方望等的劝阻，解散军队，带领宾客进入长安。这或可说明隗嚣集团所奉行的“反莽复汉”的口号并非虚言。

       隗嚣进入长安，其目的正如论者所言，是为了在更始政权中获得重用，并提高自己在整个政局中的地位和作用。(36)这种想法于隗嚣本人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故当随其而来的隗崔、隗义等因未获重用而谋划叛归陇右时，隗嚣为避免祸及己身，竟向更始帝告密。隗崔、隗义被杀，隗嚣被任为御史大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王莽败亡之时，陇右隗嚣集团迅速崛起，在短时间内控制了凉州全境，其势力是较为强大的。然而，这一时期的隗嚣提出“反莽复汉”的口号，虽然具有政治策略的性质，但在更大的程度上仍表现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意图。究其原因，在新莽政权被推翻之后，更始政权作为汉室正统的代表，获得了较大范围的认同。受这种社会形势的影响，隗嚣的思想也倾向于服务更始政权，其割据一方的意识还未产生。

三、隗嚣集团与刘秀的统一战争

       加入更始政权的隗嚣并未达致预期的目标，未获重用。尽管他通过告密被授以御史大夫之职，但他在更始集团中的地位并不高。更始政治的混乱，使隗嚣感到失望。更始三年(25)夏，他与张印、申屠建等人密谋劫更始帝东归南阳。(37)事泄，更始帝派兵围攻隗嚣，隗嚣与其宾客仓皇逃归天水。

       隗嚣逃归天水，脱离更始政权，再次召集陇右地方势力，割据陇右。这一时期的隗嚣集团，一方面注意增强割据实力，招纳豪杰。更始政权败亡后，“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38)隗嚣得到了关东士人的支持，不仅势力有所增强，也影响到社会舆论，一时间“名震西州，闻于山东”。(39)在陇右重新振作的隗嚣，经历了更始集团的政治乱象之后，对于政治形势有了新的看法。大概在重回陇右之初，隗嚣与谋士班彪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一方面是讨论天下形势，同时也是筹划今后的政治发展方向。《汉书》卷100上《叙传上》：“(班彪)年二十，遭王莽败，世祖即位于冀州。时隗嚣据垄拥众，招辑英俊，而公孙述称帝于蜀汉，天下云扰……嚣曰：‘先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时民复知汉乎！’”班固指出班、隗二人之议论是在刘秀于冀州称帝之时，这可以确定此番议论的具体时间应在建武元年(25)六月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不过，当时各地割据势力并起，形势尚未明朗，隗嚣不一定知悉刘秀称帝之事，班彪亦如此。班彪属意于刘氏的复兴，但并不一定是光武帝刘秀。班固在此提及刘秀称帝之事，无疑是为其父的政治倾向背书，更是为其父获得东汉政权的认可进行历史书写。无论如何，隗嚣并不看重人心思汉的社会倾向，而是将他身处其中的政治形势视作战国复起，这说明隗嚣的自立倾向此时已经形成。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隗嚣才与刘秀相持八年而始终不肯降服。

       更始二年(24)十二月，赤眉军进入关中地区，更始集团局势日蹙，三辅地区更是动荡不安，“时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40)刘秀也乘机西进关中。从更始元年开始，刘秀集团精心部署筹划，先后派遣邓禹、冯异等大将率军西进，破降赤眉，平定关中，奠定了向陇蜀拓展势力的基础。从此，隗嚣集团与刘秀集团就开始了一段从合作到争斗的政治历程。

1.第一阶段：与刘秀的合作

       重新集结的隗嚣集团，受关中及关东形势的发展，开始接触刘秀集团。建武二年(26)春，刘秀大司徒邓禹西击赤眉，屯驻云阳。邓禹裨将冯愔争权叛禹，率众西向天水，隗嚣迎击，破之于高平。邓禹承制拜隗嚣为西州大将军，专制凉州、朔方事。这样，隗嚣集团与刘秀集团就建立了较为积极的合作关系。《后汉书·隗嚣传》：“及赤眉去长安，欲西上陇，嚣遣将军杨广迎击之，又追败之于乌氏、泾阳间。”隗嚣集团阻击冯情和赤眉，一方面是出于自保，维护陇右安定，另一方面又配合了刘秀的军事行动，逐步建立了与刘秀集团的友好关系。建武三年，隗嚣上书刘秀，刘秀早已听闻隗嚣的声誉，“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41)关于刘秀对隗嚣用“敌国之仪”，清人王夫之评价道：“光武报隗嚣书，称字以与颉颃，用敌国礼，失御嚣之道矣，是以失嚣。……嚣者，犹知名义者也。……达其情，奖之以义，正名之为君臣，而成其初志，嚣将以为得知己而愿委身焉。”(42)王夫之站在刘秀的角度，认为隗嚣重名义，光武帝应以君臣之节制之，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应该看到，隗嚣交好刘秀，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出于对陇右局势的考虑。当时，控制巴蜀的公孙述积极扩军备战，(43)陇右地界巴蜀，自然受到公孙述的极大威胁。刘秀在关中的影响也日益扩大。隗嚣实力远不及刘秀和公孙述，且处于二强夹视之中，为平衡势力，保存陇右，他必得联结其中一方以抗另一方。隗嚣助邓禹击冯情、败赤眉，有功于刘秀，又得刘秀封拜，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与刘秀交好，也得到刘秀的积极回应。

       隗嚣与刘秀交结之后，公孙述则采取了打拉并行的办法。公孙述一面多次出兵汉中，一面又派使以利益相邀。(44)他试图恩威并施，招降隗嚣。隗嚣则仍保持与刘秀联合的方针，抵拒公孙述。当然，这种联合局面之下的关键矛盾却难以消解。刘秀意欲统一关陇，他以友好的姿态联结隗嚣，一方面是因为东方尚未平定，进攻陇蜀的时机尚未成熟，另一方面是希望以和平手段来推进对陇右的统一。同时，刘秀指望利用隗嚣牵制乃至进攻盘踞蜀地的公孙述。为此，他多次示意隗嚣出兵，“时关中将帅数上书，言蜀可击之状，帝以示嚣，因使讨蜀”。(45)而隗嚣并不愿听从刘秀调遣，多方推诿，由此也导致了刘秀对他的猜忌。此时的隗嚣及集团中的陇右豪强，则力图据地自保。他们阻击赤眉、冯情以及公孙述的进攻，为的是确保本地免受外方侵扰。对于刘秀进攻公孙述的要求，隗嚣采取消极对待的态度，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实力，以维护其对陇右地区的割据态势。在进攻公孙述的问题上，就显示出刘、隗之间矛盾的实质，即统一和割据的冲突。经过几次试探，刘秀也了解到隗嚣并无降服的意愿。

       在没有完全掌控东方局势之前，刘秀还需要维持与隗嚣的友好关系以减少威胁。但也可看到，刘秀一直试图掌握双方关系的主动权。为此，他多次派遣与隗嚣熟识的来歙出使陇右，说服隗嚣入朝，希望与其建立稳固的臣属关系以牵制之。隗嚣也深知刘秀拉拢他的真实意图。随着刘秀对东方割据势力的逐渐平定，隗嚣也越来越感到刘秀对他的威胁。隗嚣一面派马援等人出使关东，以观察关东形势，(46)同时又派遣张玄等游说河西窦融集团，鼓动他们独立。(47)隗嚣仍旧以保存实力为虑，不愿离开陇右，但为了维持与刘秀的表面关系，他遣子隗恂随来歙入质。

       可以看到，受割据意图的影响，在与刘秀的接触中，隗嚣自然不能按照刘秀的意图建立一种臣属刘秀的实质关系。他遣子入质只是维持陇右的一种手段，并不是意味他真心臣服刘秀。隗嚣遣子入质是刘秀与隗嚣的关系由合作向敌对转换的过渡阶段，并没有使双方的政治关系趋于稳定。从此以后，刘秀对隗嚣的态度渐渐强硬起来，而隗嚣集团内部也渐渐分裂。一方面，集团成员中，本地豪强以王元、王捷为代表，具有较强的割据倾向，他们反对隗嚣遣子入质。隗嚣部将王元的劝阻代表了陇右豪强的共同意愿，他说：“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48)

       由此，隗嚣在陇右豪强的支持下，积极图谋利用陇右的地理优势防御刘秀，割据一方。而隗嚣集团中倾向于维护刘汉正统的士人，如申屠刚、马援、郑兴，曾多次劝阻隗嚣割据称雄。在隗嚣的割据倾向越来越明显之际，积极主张隗嚣臣属刘秀的关中士人纷纷离隗嚣而去。

       隗嚣阵营中的东方士人，大多籍属与中央政权的结合程度十分密切的京辅地区，他们拥有更为积极的统一观念。至于他们能够襄助隗嚣的原因，除了躲避战乱之外，其另一原因，则为先降于刘秀的隗嚣大将王遵所道及，他说：“于时周洛以西无所统一，故为王策，欲东收关中，北取上郡，进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惩外夷之乱。数年之间，冀圣汉复存，当挈河陇奉旧都以归本朝。”(49)东方士人并不反对隗嚣统一天下，但他们认可隗嚣的前提则是隗嚣应该以恢复刘汉正统为最终目的。

       从建武二年到五年，隗嚣与刘秀之间保持了合作关系。当然，这种合作关系从根本而言具有暂时性。

2.第二阶段：与刘秀争战

       建武六年(30)，刘秀基本上消灭了东方的割据势力，陇右和蜀地也就成为他下一步进攻目标。刘秀首先集中力量对付隗嚣集团。由于隗嚣割据之势已成，他对刘秀也只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臣属关系，刘秀基本上放弃了和平争取的方式，转向武力征服。建武六年三月，公孙述遣将任满寇南郡。(50)刘秀先派来歙奉玺书晓喻隗嚣，希望他能出兵击蜀。隗嚣依旧设辞推脱，不听刘秀安排，并设置险阻，防备刘秀西征。这就拉开了隗嚣与刘秀武力争战的局面。

       建武六年夏，刘秀派征虏将军祭遵、建威大将军耿弁等从天水伐公孙述。刘秀随军亲征。隗嚣推辞不成，便派王元据守陇坻，伐木塞道，与刘秀诸将争战。刘秀诸将败退，隗嚣派王元、行巡等乘胜追击。(51)冯异等抢先占据栒邑，击溃了隗嚣的进攻，稳定了战局。

       刘秀向隗嚣示以强硬立场，表明了他消灭割据、统一陇右的明确态度。隗嚣遂与之彻底决裂，转而投靠公孙述。建武七年，公孙述以隗嚣为朔宁王。(52)

       此后，刘秀开始集中力量攻击隗嚣，并制定了相应的策略，从政治上、外交上分化、瓦解隗嚣的势力。首先，在隗嚣反叛之后，刘秀立即向天水、陇西等地发布诏令：“惟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吏人为隗嚣所诖误者，又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53)其次，刘秀还积极吸纳脱离隗嚣集团的士人。由于隗嚣及陇右地方豪强主张割据自立，为隗嚣服务的士人纷纷离隗嚣而去，而刘秀则对这些人任以官职，多加利用，如马援、申屠刚、杜林、郑兴等人。刘秀此举，意在削弱隗嚣集团的力量。同时，这些士人曾服务于隗嚣集团，对隗嚣集团以及陇右地区的情况比较清楚。刘秀则利用这些士人的这一优势，制定针对隗嚣的策略，也通过这些士人更进一步地推行分化政策。《后汉书》卷24《马援传》：“(刘秀)因使援将突骑五千，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友党。”事实表明，这一分化政策起到了较好的效果，隗嚣阵营中的王遵、牛邯、高峻等大将就被劝服转而投降刘秀，使刘秀在消灭隗嚣的过程中拥有了较大优势。最后，对于隗嚣周围的割据势力，尤其是河西窦融集团，出于威胁隗嚣、公孙述的考虑，刘秀则极力结纳。(54)刘秀与窦融联合之后，展开了积极的合作。窦融较为积极地配合刘秀的行动，派兵协助刘秀进攻隗嚣。在刘秀消灭隗嚣割据势力的过程中，除开军事进攻，这种分化、瓦解敌对阵营的做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陇坻之战后，刘秀集团暂时屯守关中，而隗嚣在公孙述的支援下对刘秀展开了主动进攻。建武七年(31)秋，隗嚣率领三万军队进攻安定，遇到冯异等的阻击。同时，隗嚣派遣将领率军下陇山，进攻祭遵据守的汧县。隗嚣组织的进攻均遭刘秀军队的阻击，兵并无利而还。

       隗嚣的进攻随即遭到刘秀的反击。建武八年(32)，刘秀中郎将来歙率军从山道袭击隗嚣略阳城，杀隗嚣略阳守而据其城。隗嚣一面派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盂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沿陇山一线布防，以预备刘秀大军西征；一面亲自率军，在公孙述的支援下，进攻略阳，却历经数月未克攻下。与此同时，刘秀为支援略阳城的防守，则指挥军队，分数道上陇山，对隗嚣集团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在熟悉陇右地形的马援的指点下，刘秀击败隗嚣，“于是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55)隗嚣的实力也因此破坏殆尽。

       此后刘秀的军队因为后勤供给不及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不得不退兵。(56)入蜀求救的王元等率援军赶到。隗嚣在陇右地方豪强和坞壁势力的支持下复起，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胜利。(57)建武九年(33)，隗嚣因饥饿而死。其部将王元、周宗共立隗嚣少子隗纯为王。建武十年(34)，刘秀派大将冯异等对陇右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北地、安定、天水等地的营堡也相继投降，刘秀随即将隗嚣宗族及其部将分徙关东各地。尽管还有隗嚣余党隗茂等的叛乱，(58)但很快平定下来。

四、结语

       在隗嚣投向公孙述之后，公孙述之臣僚荆邯也曾批评隗嚣不能倚地理优势，趁东方混乱之机及时出兵争夺天下。(59)但应该看到，隗嚣集团向东方发展颇难实现。与隗嚣集团共处一方的窦融、公孙述等的威胁随时存在，而更始败亡之后关中地区的混乱局势也是隗嚣集团难以敉平的。实际上，如前所引，隗嚣部将王元的言论颇近于荆邯的分析。若仔细分析王元的言论，则不难发现王元虽然也建议东向出兵，但他更倾向据地自保，所谓“图王不成，其弊尤足以霸”，这种心态自然不足以支持他们争霸天下的行动。新莽末年之后的社会动荡中，受“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刘氏宗室的身份在重建社会秩序方面确实具有政治优势。隗嚣集团在两汉之际的政治变迁也就成为当时割据势力发展的一个缩影。

注释：

       ①一些学者对隗嚣集团的兴衰过程进行了论述。如[日]木村正雄：《両漢交替期の豪族叛亂——隗囂集団と公孫述集団》，《立正大學歷史學紀要》第31号，1967年；王震亚：《略论隗嚣割据政权的兴衰》，《西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张启琛：《论隗嚣》，《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帅婷：《简论隗嚣》，《西北史地》1995年第2期；张灿辉、符石保：《论两汉之际的陇右隗嚣集团》，《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一些学者也对隗嚣割据意识、集团的政治特征以及割据失败的原因展开了分析。如张鹤泉：《光武帝刘秀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156页；张功：《再论隗嚣》，《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范鹏伟、施建雄：《隗嚣二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②近年来，有些学者注意到隗嚣等所谓“开国群雄”在王朝纪传体正史编撰体例当中的特殊位置，指出这一错置正反映了对王朝创立的权力起源的合法性论证。这一思考显然也有助于我们留意传统史家在历史叙述上的主观性倾向。参见徐冲：《“开国群雄传”小考》，《中古时代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2-99页。

       ③参见《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

       ④《后汉书》卷13《隗嚣传》。

       ⑤《后汉书》卷13《隗嚣传》。

       ⑥参见《后汉书》卷13《隗嚣传》。

       ⑦参见张鹤泉：《光武帝刘秀传》，第141页。

       ⑧《后汉书》卷17《冯异传》。

       ⑨参见《后汉书》卷13《隗嚣传》。

       ⑩参见《后汉书》卷13《隗嚣传》。

       (11)《后汉书》卷15《来歙传》。

       (12)参见《后汉书》卷27《杜林传》。

       (13)参见《后汉书》卷23《窦融传》。

       (14)参见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260页。

       (15)参见宋艳萍：《汉代“良家子”考》，《南都学坛》2012年第1期。

       (16)《后汉书》卷58《虞诩传》。

       (17)参见崔向东：《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4-169页。

       (18)参见张功：《汉代乡土意识与隗嚣集团之兴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9)《后汉书》卷13《隗嚣传》。

       (20)《汉书》卷100上《叙传上》。

       (21)参见《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22)参见《后汉书》卷12《卢芳传》。

       (23)参见《后汉书》卷12《刘永传》。

       (24)参见《后汉书》卷1上《光武帝纪上》。

       (25)参见《后汉书》卷13《隗嚣传》。

       (26)参见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3-95页。

       (27)参见赵毅、王彦辉：《两汉之际“人心思汉”思潮评议》，《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6期。

       (28)关于两汉之际刘氏宗室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参见马彪：《两汉之际刘氏宗室的“中衰”与“中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陈苏镇先生也以更始集团和刘秀集团的发展过程为中心论述了两汉之际刘氏宗室社会政治状况的变迁，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380-413页。

       (29)参见《后汉书》卷13《隗嚣传》。

       (30)参见《后汉书》卷11《刘玄传》。

       (31)《后汉书》卷13《隗嚣传》。

       (32)参见《后汉书》卷13《隗嚣传》。

       (33)马怡、张荣强主编：《居延新简释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94页。

       (34)参见薛英群：《新获居延简所见窦融》，《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

       (35)马怡、张荣强主编：《居延新简释校》，第107页。

       (36)参见张灿辉、符石保：《论两汉之际的陇右隗嚣集团》，《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37)参见《后汉书》卷11《刘玄传》。

       (38)《后汉书》卷13《隗嚣传》。

       (39)《后汉书》卷13《隗嚣传》。

       (40)《后汉书》卷17《冯异传》。

       (41)《后汉书》卷13《隗嚣传》。

       (4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3页。

       (43)参见《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44)参见《后汉书》卷13《隗嚣传》。

       (45)《后汉书》卷13《隗嚣传》。

       (46)参见《后汉书》卷24《马援传》。

       (47)参见《后汉书》卷23《窦融传》。

       (48)《后汉书》卷13《隗嚣传》。

       (49)《后汉书》卷13《隗嚣传》。

       (50)参见《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

       (51)参见《后汉书》卷20《祭遵传》。

       (52)罗福颐《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收录有“朔宁王太后印”一枚，1954年陕西宁强县阳平关出土，此当是公孙述授予隗嚣之母的印章，正可与他封隗嚣为朔宁王相印证。

       (53)《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

       (54)参见杨龙：《试论两汉之际的河西窦融集团》，《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55)《后汉书》卷13《隗嚣传》。

       (56)《后汉书》卷18《吴汉传》。

       (57)参见《后汉书》卷13《隗嚣传》。

       (58)参见《后汉书》卷31《孔奋传》。

       (59)参见《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