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北京行：四十年前

1983年至1985年，我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研究生期间有1984年的“北京行”。

缘起

当时的教研室，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基础医学部针刺原理研究室”，与生理、生化、药理教研室并列在基础医学部内。显然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的研究热门有关。

针刺原理研究的老师，大都来自解剖、生理、生化、药理各教研室，只有一位是中医专业的老师。都做基础研究，探寻针刺有什么作用、起作用所需要的神经、内分泌原理、解剖基础（如果有的话）。

我的导师张安中来自药理教研室，后来研究内源镇痛分子。

我到上医的时候，针刺研究还有，但已式微，很多老师已经不研究了。张老师那时已经不研究针刺，以前是否研究过我不了解，我去之后完全没有见过。生理的老师，有从国外学习了微电极记录的，用电生理研究镇痛。

针刺原理研究室，那时主持的课程是“神经生物学”。后来研究室改为“神经生物学教研室”，“神经生物学系”。

那时教研室还收到“国际针刺大会的通知”，在北京召开。

我以此为由，向父母提出暑假去一次北京，自费（自己的工资加父母补贴）。

向来对这类嗤之以鼻的父亲，也似乎并未过多反对，至少我不记得，说明即使有，也是微弱的用鼻子表示意见、没有我记得住的需要用口说出的严辞。

我还邀请了在上海的小学同学程九逸和他弟弟，理由是可以一道去见北大的小学同学。他说需要父母陪同才行，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后来在加州的硅谷他也说回顾起来确实有点可笑）。

路漫漫 

回南昌一些天后，出发去北京。

1984年的夏天，南昌去北京需要先南行到湖南株洲，然后转过来上北行的铁路。

那时，全国大多数（也许绝大多数）火车是真正的“火”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奇怪什么是“火”车：烧煤的，一路浓烟滚滚。短途不觉得，冷天也可能不觉得。但如果热天长途火车，每个车厢因为热且缺乏空调而被迫开着窗户。前面火车头的烟以及没完全燃烧的煤粒飘到透凉的乘客脸上，每过几站，需要下车洗脸一次。

不过，离北京不远，换成内燃机车，没有浓烟、没有煤粒，保护了北京、也让外地人不用黑着脸进京，似乎两全其美。一辈子只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人，就难以知道各方面与全国的差别。

南昌到北京是两天一夜。

所费时间、所具有的条件，1984年都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国家四十年来的突飞猛进，当年不可想象。

北京的记忆 

到了北京，所谓开会，可能只去过半天或一天，在长城饭店。所以，我2007年回国到北大工作后提出去长城饭店看看，有人露出怪异的表情，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以前的具体背景。长城饭店在当年是北京的第一家外国现代饭店。而我那时不知道它后面涉及的事件。

开会期间，北医的韩济生老师在会上回答问题时，提起“上医一位研究生给我写信提到co-transmitter...”，我高兴的迄今不能忘记。韩老师肯定在1984年就忘记了，我记了四十年（以上）。

到北大找过在技术物理系读研究生的小学同学。罗飞是北湖小学时的学习委员，后来在江西师大附中，1978年到北大物理本科、后读硕士，在美国读的博士。（我邀请的程九逸原来是北湖小学的墙报委员，字写的特别漂亮、而且小学与大学的字就没有差别，在中学还和我同学不同班一年后回上海陪华东师大的数学家爷爷，后来自己和弟弟也都学数学）。对于北大的风景，我那次没有留下记忆。

到清华，见过二舅同学的儿子。二舅有一位同学名为“思欧”（其姐姐为“思美”，都是在1949年之前命名，居然后来“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改）。思欧读清华儿子后来没去欧洲，而是去了美国。因为：如果说，那时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思美”，应该不能说是高估。第一次去清华的风景，记得那dome和日晷。

到军事医学科学院，见在那读硕士的梅林，还曾夹在雨衣里无证混进了军事禁区（科研楼）。认识了他的同学范明，见了范的导师蔡翘先生。蔡先生是我国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因为回国早于林可胜，就是称为中国生理学之父，大概问题也不大。他早期主要在复旦大学，以后周总理指挥安排一批科学家和医生搬到北京支援科技相对落后于南方的北京。

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的药学研究所见了大学同学和他的同学。后者是一位北京学生，因为娶了民国期间一位将军的女儿，后来去旧金山。当然，将军早已是败军之将，在旧金山开餐馆，女儿当时到北京教过英文，遇到人高马大、器宇轩昂的北医本科毕业在协和系统读研究生的英俊北京人。后来我们不仅在旧金山见过，而且我得寸进尺提出他们餐馆做个烤鸭，那时在旧金山做烤鸭很罕见。

梅林他们两位请我去前门的全聚德吃烤鸭。1984年需要在烈日下排队几个小时。排队时他们问我们吃多少只鸭，我按母亲家的传统不说。他们提出半只，我心里想这两个人多么小气，三个男青年吃半只鸭够吗。后来发现错怪了，半只就够终身难忘了。至少，记了四十年。

第一次上长城，感觉特别...

题外话

过马路，好像是天安门附近，被警察抓了：“你哪里来的？”。犹豫了一下，担心北京人欺负外地人，斗胆说“从上海来”（这句话虽不能算错、也不能算对）。岂料，北京警察最喜欢教训的就是上海来的，代上海人受过、被抢白了一阵。以后再也不说上海来的了，走到哪里都是江西人。

旅游记得香山，被售“可乐”。瓶子是可乐的，但盖子不是密封而是开过的，估计是村民换了枣子水之类，反正我也没有喝过很多可乐，枣子水不一定不如可乐，热天爬山解渴的作用应该差不太多。

（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