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暴君：民国时期的朱元璋形象书写

摘要：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明清史书中始终存在两种形象：一是千古圣君，二是残忍的暴君。步入近代以后，二者被注入新的活力。因其驱逐胡元、光复河山被民族主义者塑造成民族英雄，因其残暴统治、专制独裁而被求共和申民权者视为专制暴君。这两种形象都与时局息息相关，其民族英雄形象在日军全面侵华前后达到最高点；而抗战胜利后因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其暴君形象被更多发掘。民国时期朱元璋英雄和暴君的形象分别是尼采所说纪念式历史和批判式历史的体现，它既是历史与现实间永恒对话的反映，也折射出现代性追求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张力。

一、民国以前的朱元璋形象书写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人物的形象书写也是如此。要探讨民国时期的朱元璋形象，就不能不对民国以前的相关史料进行分析。根据其性质和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类：自我塑造、官修史书、私史笔记、流传画像以及晚清报刊杂志等。

（一）自我塑造

朱元璋起自贫民，原本没有什么文化 。但他参加起义军后，不断吸纳儒生文士，注意提高自身文化水平，留下了大量的诏令诗文。他还在世时就下令纂修自己的文集，这反映了朱元璋对自身形象的塑造。朱元璋自述“本淮右布衣”，少时因为饥荒父母双亡，流离失所。他之所以写自己年少时的寒微，除了要“为后世子孙戒”外，更大的意义在于突出自己天命所归：“荷蒙昊天上帝后土皇帝祗悯世民之艰苦，授命于臣，赐以文武”，“生、死、废、兴，非一时之偶然，乃天地之定数也” 。文集把称帝后的朱元璋塑造成一个务实俭朴、勤政爱民的仁君形象，收录了他许多免征粮税、劝课农桑的诏书文章。文集收录的一些诗，如“太平无事民康日，正在调和理顺秋”，“独有乾坤能造化，生成万物最多仁”，无不体现了他的仁政爱民。通过这些，朱元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顺应天命、勤政爱民的仁君。

（二）官修史书

官修史书中记载朱元璋史事并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两部，一是明人所修《太祖实录》，二是清人所撰《明史》，这两部史书代表了明清两代官方对朱元璋的基本态度。《太祖实录》是明成祖朱棣召集馆臣修纂的，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朱元璋从出生到起事称帝再到去世几十年间的史事。该书对朱元璋生平事迹的记录多有增删，如称朱元璋出生时“上生红光满堂，……自后夜数有光，……人咸异之”，增添了其神秘气息，对朱元璋曾奉韩林儿为王的史实却只口不提。要之，《太祖实录》尽量避免对朱元璋负面形象的书写，极力建构一个天命在身、英武睿智、爱民有方的圣君形象。《太祖实录》后来也成为官修《明史》的重要材料来源。清军入关时曾打着为崇祯复仇的旗号，后又以继明正统自居，故对朱元璋多有褒扬。《明史·太祖本纪》较《太祖实录》叙事整体上简略很多，但部分内容如出一辙，如对朱元璋出生红光满堂的荒诞之言也原样摘录，在称赞其功绩上犹有过之。《明史》 称：“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 、 宋诸君所未及 ”，认为汉、唐、宋三朝的皇帝没有比得上朱元璋的 。在明清两代的官方史书中，朱元璋是一个英明神武近似于千古完人的形象。

（三）私史笔记

明清文人私史笔记中涉及朱元璋的论述浩如烟海，但多与正史记载相差不大，如夏燮《明通鉴》、谈迁《国榷》、高岱《鸿猷录》等，此处列举几部与正史记载有异的史籍作分析。如今人较为熟悉的剥皮实草（即将贪官人皮剥下之后并用干草填 充其内），在官方史书中几无记载，但私史笔记中却有所述。《万历野获编》载：“太祖开国时亦有赃官剥皮囊草之令，遭此刑者，即于所治之地留贮其皮，以示继至之官。”清人赵翼记载：“明祖严于吏治，……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 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暂且不论记载之真假 ,可见明清文人笔记中存在一个刑法严苛堪为暴虐的朱元璋。明人邓士龙在《国朝典故》中称赞朱元璋功绩之余，还展现了朱元璋残忍、多疑、冷酷的一面，屡次述及“太祖多疑”“似于寡恩”“刑戮过滥”，并记录了朱元璋滥杀臣民的诸多事例：如上元夜观灯触犯朱元璋忌讳而令“军士大戮居民”；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因作贺表犯朱元璋忌讳被杀；右正言周卫朝参失期被弃市等等，不胜枚举。在正史对朱元璋百般维护之下，一个暴虐、阴狠的朱元璋形象也借私史笔记流传后世。

（四）流传画像

历来流传的朱元璋画像可以分为两种：一与常人无异，圆脸短须，双目有神，举止端庄，颇有英 武之气；二则远异常人，下巴和额头突出，整个脸型侧面看上去形似弯月，非常奇怪，有的甚至满脸黑子，更是丑陋。两者在明清官方画像中都 有收藏，后者流传还更为广泛一些，如孙中山在拜谒明孝陵时挂的便是这幅弯月形脸的画像 。两张画像差异虽大，但其实都是对朱元璋的美化 。前者自不必说，后者则是明朝统治者为了昭示朱元璋的天命所在，因而对其相貌进行的改造。但流传至今已失去其原本含义，反而成为丑化朱元璋的工具。

（五）晚清报刊杂志中的朱元璋形象

早在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之时，就称朱元璋  “扫荡群夷、克复中原”，是“三代以来之圣主”，并自称朱元璋后裔，借以号召民众反抗清朝。洪秀全实难有民族革命之观念，但朱元璋作为反满反清的符号却被广泛宣扬。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后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国”为纲领，即是取自朱元璋的《谕中原檄》。此后，随着革命党的热捧，朱元璋被广泛认为是民族革命的英雄人物，连对政治关注不多的《笑林报》都曾载文称：“中国革命首领， 汤武二人为之鼻祖，其次则为刘季朱元璋二人。”但与此同时，立宪民权的主张和朱元璋的专制帝王身份也有冲突。《湘报》直指朱元璋为民贼，认为“其罪永无解免之期也”。这种矛盾也直接体现在孙中山的看法中，他一方面说“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另一方面又说朱元璋“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的不同指向导致了朱元璋形象的复杂性，民国时期朱元璋形象的分裂在此时便有了端倪。

二、民族英雄：民族主义思潮下的朱元璋形象

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民国时期朱元璋民族英雄的形象得到了大量肯定和宣传，赞颂他的文字屡屡见于报刊公论 。大致来说，1912 年民国建立是赞颂朱元璋英雄形象的第一个高潮时期，此后渐渐退潮，到三十年代左右又逐渐升温，并在1936、1937 两年达到最高点 ，此后稍有回落 ，在1946 年之后对其批判逐渐增多。

1912 年孙中山率民国官员拜谒明孝陵，对朱元璋英雄形象的塑造有着莫大意义。《谒明太祖陵文》开篇即写道：“唯我太祖，奋起草野，攘除奸凶，光复旧物，十有二年，遂定大业，禹域清明，污涤膻绝。盖中夏见制于边境小夷数矣，其驱除光复之勋，未有能及太祖之伟硕者也”。孙中山高度称赞朱元璋的光复事业，认为民国建立清帝退位也有赖于朱元璋在天之灵，表明自己是朱元璋的继承者。此前南京内务部还曾下令禁止采伐孝陵树木：“明太祖殄除元夷，光复中夏，雄略伟烈，炳耀古今，寝园乃灵爽所式凭，树林为幽宫之荫翳，讵容民庶私纵斧柯。”可见南京临时政府对朱元璋的重视和推崇。但孙中山旋即辞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掌握政权。又因为孙中山认为民族革命业已完成，新政府提倡五族共和思想，再过度宣传朱元璋民族革命的事迹也无益于时，因此政府层面对朱元璋的宣传再无民国初建之盛。不过朱元璋民族英雄的形象却仍为民间所推崇。1913年《通俗教育报》在“中国古今名人小传”栏中赞扬明太祖驱逐胡人、光复汉土的功绩，还有人把朱元璋和汉高祖、唐太宗并列，称“汉唐明之兴，有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明成祖等大英雄出，故能威震四夷”。主要由于时人痛感民国建立后，战乱频仍，国家衰弱，因此期盼有一个朱元璋式的人物出现，结束乱世，使中国重新走向强盛。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宣传朱元璋逸闻趣事的文章，如《明太祖轶事》、《明太祖逸诗》、《明太祖幼时游戏的遗迹》等，多通过一些小故事展现朱元璋非同寻常的英雄气概。民初提及朱元璋时多称其庙号明太祖，少有直呼其名的，也能看出对他的尊崇。朱元璋的英雄形象还常见于一些特殊时刻。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良友》在纪念孙中山的照片配文中写道：“明太祖兴兵逐元胡，恢复汉山河，实于汉族有功，且为民族主义者之先导。”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四川军阀邓锡侯在祝贺国民政府奠都时的演说词中说道：“距今四百年前我们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第一个伟人明太祖朱元璋氏，他推翻蒙古人宰制中华之局，……恢复了神器故物， …… ”。朱元璋作为民族革命先驱的英雄形象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地方精英中也颇受认可。

1931 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不仅如此，日本侵略者还进一步窥伺华北，推动华北自治，妄图步步蚕食瓜分中国。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在此情形下，朱元璋的民族英雄形象得到进一步宣传。1932年《珊瑚》刊《明太祖征倭》，用朱元璋与倭国使者的交谈讽刺日本的自我夸大和模仿中国，借以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1935年《国讯》刊载《民族魂明太祖》一文，文章概述了朱元璋一生的功绩，并特意提到他“注意国防，统辖漠北，宣扬文化，国势大振，远近畏惧” 。这与当时的局势恰恰相反，说明时人期盼能赶走日本，收复领土，重现明太祖时的国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中国华美烟公司主办了中国历史上标准伟人选举，虽然是商业活动，但也有社会名流蔡元培、杜月笙等为其站台，颇具影响力。其中元首类备选有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成吉思汗、朱元璋等二十位中国元首，最后评选结果有四位入选，分别是黄帝、禹、朱元璋和孙文 。黄帝是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创立者，其后便是朱元璋与孙文，可见朱元璋之伟大在时人心目中几乎无人能及。再观文臣武将等入选者，大多是史可法、文天祥、岳飞等在抗击外敌入侵过程中作出贡献的历史人物。而华美烟公司在活动公告中也提到“敝公司素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宏愿”，希望这些古人为“后生之楷模”，达到“富国强民”“振敝起衰”的目的 。朱元璋之所以被崇拜，与当时日寇紧逼国家危难的时局息息相关。

这时人们还开始为朱元璋的面貌正言 。此前朱元璋广为流传的是弯月脸之像，1931 年有人对此进行质疑，认为根据明人记载，弯月脸有黑子的应该不是真相 。文中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说当时儿童以“ 明太祖 ”称呼同伴中较丑。1932 年《故宫周刊》刊出了与以往通行版本不同的另一幅朱元璋画像，并称这才是朱元璋真像。 此像紫面虬髯，庄重肃穆，非常符合人民对英雄的期待 。1935 年金致淇发表文章《明太祖像真伪考》，也认为此前《故宫周刊》所刊为朱元璋真像， 而那些“凤眸龙头 ，黑痣盈面 ”者不过是疑像罢了 。随着朱元璋英雄形象的愈发深入人心，之前的黑痣弯月脸实在有碍对英雄的观瞻，因此连他的面貌也开始选择相对美而雅的那版了。

不仅如此，国民党中央在这一时期对朱元璋民族英雄形象的宣传也非常着力。1935年方觉慧发表《明太祖兴复民族之伟绩》，此文除了称赞朱元璋光复华夏的功绩外，还表扬朱元璋的民族主义政策。方氏认为他宽待蒙古色目人，并不是现在帝国主义的做法，称朱元璋并不是狭隘民族主义者，不仅仅是汉族的英雄。1936年《中央日报》以《一篇绝无讳饰的表墓文章——民族英雄朱元璋的自述》为题刊发文章，文中提到：“要论到民族英雄，明朝的开国之君，太祖朱元璋，无论如何要算他一个。”方觉慧是曾跟随孙中山的革命元老，1929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而《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代表了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和基本态度，国民党对朱元璋民族英雄身份的认可和宣传可见一斑。除了文字宣传，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规定每年清明节对明太祖陵进行祭扫。1936年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祭谒明孝陵典礼，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以及李烈钧、蒋作宾、甘乃光等六百余名高级官员出席典礼，到场共有万余人，祭祀十分隆重。林森在致辞中说：“唯帝天授智勇，奄奠寰区，奋民族之威灵，复黄炎之  疆域。” 1937年，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  会公布选定40位民族英雄并征求传记，朱元璋位列其中，以“作人群楷模，增强民族自信力”。再回想当时日军盘踞东北，并对华北蠢蠢欲动的局势，对朱元璋民族英雄形象的肯定无疑包含了振奋民族精神、挽救民族危亡的深刻含义。直到1944年，国民党的理论喉舌叶青还称赞：“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他们（朱元璋和孙中山）是中国史上后先辉映的大英雄。”

这一时期部分学者的研究也受到朱元璋民族 英雄形象的影响 。孟森在《明史讲义》中认为“得国唯以革命为正大 ”，而朱元璋就是一个革命者，元末群雄都不足以与朱元璋相提并论，故“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 ” 。吴晗也认为朱元璋的檄文“从复宋的旧口号扩充放大为民族革命的口号，从恢复一家一系的帝统到争取整个民族的自由”，是一个民族伟人。郑天挺在1939年的讲义中把朱元璋的性格总结为不好杀、睦族、怜恤贫困（同情心）、无私、严刻五点，总体来说非常正面。吕思勉的变化更能说明这一点。他在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对元明鼎革只是寥寥几笔带过，但在 1939年出版《中国通史》时却专列一章“汉族的光复事业”，并夸赞朱元璋“起于草泽，而能划除胡寇，勘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 。后书的规模仅为前书的一半，在述及此事时却更为详赡，盖因为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已连陷南京、武汉，占据中国大片领土，吕思勉是以当下类比元明之际，以图鼓舞人心，收复失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族危亡的境况得以缓解。 国民党统治日益专制腐败，特务横行，时人多借朱元璋史事讽刺国民政府，朱元璋的英雄形象大受质疑。但国民党政府依旧维护其正面形象，如《南京中央日报周刊》1948 年刊登《明太祖逸闻》，通过  一些小事来显示朱元璋善于用人、从谏如流的优秀品格 。1947 年电影《明太祖》计划投入拍摄， 并提到“明太祖为元末革命人物 ” 。明太祖的正 面形象仍然被人认同。

从民国初建到新中国成立，明太祖的民族英雄形象风靡一时。这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孙中山对朱元璋的推崇。民族主义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进行了重新阐释。朱元璋推翻蒙元建立明朝的成就对排满革命有着极大的鼓舞作用，因此孙中山对朱元璋格外推崇，并自诩为朱元璋民族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在其言行中也多有效仿朱元璋之处，时人也多以二人并称。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杨杏佛在给他的挽联中写道：“先二百年独创名言，视孔仲尼马克思卢梭皆如无物；后廿四史别开生面，合朱元璋华盛顿列宁而为一人。”叶青也认为“国父底民族主义，是就朱元璋所遗留的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而成的一种新民族主义”。孙中山被尊为民国“国父”，朱元璋作为先驱，自然当以民族英雄视之。第二，当时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朱元璋时代的明朝武功显赫，威震四夷，与民国形成鲜明对比，现实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使人们迫切希望可以有朱 元璋式的人物带领中国走向富强。1935年一篇题为《朱元璋：推翻元朝的明太祖》的文章在结尾呼吁：“读者们，我们都是平民，都应该抱很大的志向，不过这志向，不是做皇帝，而是拯救我们危急的国家。”可谓一针见血。第三，民国政府的提倡。孙中山、胡汉民、蒋介石等国民党领袖都主张民族主义,对历史上的民族杰出人物自然要予以赞扬肯定，朱元璋便是其中的代表。孙中山在民国初建时率文武官员拜谒明孝陵以及后来对明孝陵的保护，南京国民政府在明孝陵举行的盛大公祭和其高层官员对朱元璋为民族英雄的宣传推动，无不对民国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民国时期拜谒明孝陵的人比比皆是，留下众多文章和诗篇。朱元璋的民族英雄形象也因此而深入人心。

三、专制暴君：民权共和思想下的朱元璋形象

与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相反，朱元璋专制、残暴的一面在民国时期也始终被人批评和质疑 。即使是在朱元璋英雄形象呼声最高的抗战初期，也有一些学者把朱元璋批评得一无是处。抗战胜利后，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日趋腐朽，批判朱元璋的文章日渐增多，其民族英雄的身份也要给剥夺去了。

民国初年对朱元璋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皇帝身份带来的剥削和压迫。1914年《申报》刊登的一 篇文章说“明太祖以苏松太人民之初不附己也，重赋以困之”。指出明太祖对百姓的重税盘剥。梁启超在纪念辛亥革命十周年的文章中说：“革命两个字真算得中国历史上的家常茶饭，……一千多年前的刘邦曹操刘渊石勒是这副嘴脸，一千多年后的赵匡胤朱元璋忽必烈福临也是这副嘴脸。他所走的路线，完全是‘兜圈子’，所以可说是绝无意义。”梁启超认为朱元璋的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皇帝并无两样，无非是换了个专制统治者而已，只有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才能算有意义的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但帝制思想并没有消失，先后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等闹剧，还有康有为等鼓吹帝制者，朱元璋的 皇帝身份与当时的共和政治格格不入。

到了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对朱元璋个人的批评多了起来 。1925 年王桐龄的中国史在述及朱元璋时，写他大行封建之事，致使酿成靖难之变；猜忌成性，借胡蓝之狱诛戮功臣；广开文字狱，诛杀 士人，导致人人自危 。朱元璋的暴君形象跃然 纸上 。1927 年《语丝》刊载的一篇文章中说：“朱元璋以乞食僧升为皇帝，为暴君之一。”虽然该文意在批评升官发财之思想，但其举例可说明朱元璋在其心中的形象 。此时北洋政府大肆镇压民众运动，内部政治腐败，颇有借朱元璋发泄对政治不满之意。

对朱元璋批判最为激烈的还要属三十年代的 一些学者论著。即使如钱穆这般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者，在述及明初政治时，对朱元璋也多加贬斥。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恶化的主因便是洪武废相，其次是严厉镇压文臣，用廷杖羞辱大臣。钱穆将这些措施归为朱元璋的私意，认为这些只是为了满足他的独裁之心 。同一时期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除了述及朱元璋对大臣的残暴专制外，更指出明朝建立后民生困苦更进一层，对苏松地区课以重税，广开皇庄和勋贵庄田，压迫剥削农民，对以朱元璋主政的明初政治全面否定 。雷海宗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史时对朱元璋残杀大臣的行为发出感叹：“只有一个已经堕入难以自拔的深渊中的民族能够想象同时又能容忍这种方法。”他认为这种堕落的原因便是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朝皇帝“用种种的野蛮方法摧残臣民，使有志的人也下贱化” 。上述学者笔下的朱元璋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推崇的民族英雄形象完全相悖，朱元璋甚至可以称是民族罪人，但其用心却是殊途同归。陈登原在《中国文化史》自叙中谈起为何治中国文化史时，认为“吾民族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力自振作，奋发其为世界雄，恐无以免于劣等民族之讥”，对于民族危亡国家贫弱的现状深感忧心。他作此书是为了“如有感于畴昔，冀有策于将来”，即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增强国人的自信心，以对中国的强盛有所帮助。雷海宗和钱穆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极力贬斥朱元璋，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传统士人修齐治平的理想对他们影响颇大，他们以士大夫为精神寄托，因此对打压文人士大夫的朱元璋评价不高。钱穆对宋朝评价颇高，就是因为他认为“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而朱元璋以文字狱、廷杖、锦衣卫等残杀羞辱文人士大夫，废丞相权分六部，与此潮流相反，自然不能不引起反感。陈登原也提到“其时社会之病态，有待士大夫拯救者多矣”，这何尝不是他们自身的精神写照。与明初士大夫的精神共鸣，使他们都对朱元璋的专制横暴极力批判。其二，在寻求中国出路的方法上，他们选择了文化上的内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陈登原认为中国文化自明代以来开始衰落于西方，最终导致晚清民国的全面落后。雷海宗更把这一时间提前至宋朝，到明代整个民族“漆黑一团”，因此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就是罪魁祸首。否定他并不是为了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是对过往的弊病深刻揭露并以求改进，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也。

抗战胜利后，国家危亡的境况得到缓解，人民久历战乱，迫切希望和平。蒋介石政府却阴谋发动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46年6月，民盟和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和平请愿，旋即爆发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著名民主活动家李公仆和闻一多先后被暗杀。一时间群情激愤，人们纷纷痛斥国民党的专制高压。在这种情况下，丁易连续发表数篇文章，皆以《旷代刽子手朱元璋父子》为题，揭露朱元璋的残暴统治。他列举了很多朱元璋折辱朝臣的例子，比如廷杖、鞭笞至死、罚做苦工、戴罪治事等等，说朱元璋“高踞在宝座上面，看着这些被他杀剩下来的奴隶们驯服的跪在他的脚下，他微笑着在欣赏自己策略的成功”，把朱元璋残暴不仁、以臣下为奴隶的高压政治描绘得淋漓尽致。同时丁易还写了《明代特务政治》一书，书中将明代的厂卫称为特务组织。丁易表面上写的是朱元璋和厂卫，实则是写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朱元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们发泄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符号，因此他暴君的一面更多被揭露出来。

与此同时，朱元璋的民族英雄身份也受到质疑 。1946 年徐庆坚在《关于朱元璋》一文中痛斥  “朱元璋不仅不是一个民族英雄，且是一个十足的民族革命的叛徒”，认为朱元璋勤于与其他农民军争斗而疏于抗元，作为统治者剥削人民，即位后称赞元朝等等 。他对朱元璋的一些描述耐人寻味， 如称朱元璋是一个“内战专家”，“在人民面前是英雄”，在“元人前是位顶和气的友人 ”，与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时间声誉达到顶点、交好美国人、发动内战等一一对应 。徐庆坚这篇文章也是借批判朱元璋批判蒋介石。

吴晗也在 1948 年连发两篇文章《朱元璋的统治术》和《明初的学校》，影射蒋介石的专制统治。在《朱元璋的统治术》一文中，吴晗认为：“专制独裁的君主，用以维持和巩固皇权的两套法宝，一是军队，二是官僚机构。”说朱元璋从亲兵做到皇帝，以武力起家，牢牢控制军队，这无疑也是蒋介石的起家之路。在述及官僚机构时，说朱元璋为了培养新官僚，设立国子监。国子监的教职员都是朝廷命官，政教一体，对学生有处罚刑讯之权，对学生处罚极为严厉，对不服从和敢于抗议的学生施以杖刑和充军。吴晗认为朱元璋只是为了造就绝对服从的、无思想的、奴性的官僚。《明初的学校》是专门研究国子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更是写道：“他（朱元璋）害怕群众，害怕组织，尤其害怕有群众基础与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他认清这个力量，会危害他的统治，因之，非加以高压，严厉禁止。”这些当然不仅仅是说朱元璋，1947年国统区因生活物资短缺，物价上涨，学生纷纷发起运动，形成学潮，被国民党警察和特务严厉镇压，武汉大学有4个学生因此死亡。吴晗显然对蒋介石一味镇压的政策不满，因此借朱元璋之事来影射时事，把朱元璋写成一个为专制独裁而不择手段的君主。在文章最后，他提到明朝的结局：“被竹竿和锄头所倾覆”，表明了他的态度。吴晗于同年完成的《朱元璋传》中，也将朱元璋描写得残忍、凶暴，近乎全面否定，同他在抗战时期写的《明太祖》将朱元璋描绘成有缺陷的英雄大不相同。吴晗后来直言：“写的是明太祖，骂的是蒋介石”，抒发“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可见当时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之风气。

朱元璋作为专制皇帝，在民国初年追求共和的环境中被批判；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一个残忍、专制、凶暴的君主，遭到全面否定，借以反思文化，革新政治，在抗战胜利以后，又在高压的文化环境下用来影射蒋介石，批判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朱元璋的暴君形象更多是为了批判现实，以求改进，并不是要将朱元璋完全打倒否定。有两个例子可见一斑：一是抗战时期丁泽在《战国策》发表过一篇《希特拉与朱元璋》，希特拉即希特勒，此时正是 1940年，中德还未宣战，而德国接连击败荷兰、法国、英国等，兵势正盛。此文认为朱元璋和希特勒极为相似，虽然手段不怎么光明正大，但都使国家走向了强盛。

二是武九龙 1948 年在《锡报》发表的《杀头剥皮：朱 元璋对付贪污的办法》，文中说明太祖时用杀头剥 皮来处理贪污的官员实在是大快人心，让为贪污 所害的人们都出了一口气，而现在贪墨横行，却什 么处罚都没有。这个时候，朱元璋的残忍和凶 暴反而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了。

四、结论

尼采将历史分为三种，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 。人们在纪念式历史中以他们的伟大先辈为榜样，祈求获得前进的动力；在批判式历史中人们要让历史为生活服务，用当前的需要无情审视过去。民国时期朱元璋英雄和暴君的形象分别是纪念式历史和批判式历史的体现，其背后便是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权共和思想。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朱元璋因推翻元朝、重新建立统一王朝被称为民族英雄。民国建立后，虽然推翻帝制的的任务完成，但中国始终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尤其是日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的侵略，更将这种危机放大。因此，统一全国、四夷宾服、开创洪武治世的朱元璋便成为时人心中的精神寄托，作为榜样来鼓舞人们反抗侵略，增强民族自信。而以民权共和思想来衡量朱元璋，则更多认为其是一个专制独裁、残暴统治的独夫民贼。逐渐走向现代的中国必然要在新的要求下对以往的历史文化作出评估，朱元璋的残暴、专制无疑与人们向往的民主共和的新社会有着很大分歧。加上民国政治的腐败和文化上的高压政策，批判朱元璋便成了讥讽时事、影射现实、表达政治主张的常用途径，朱元璋在一些学者笔下甚至成为中国近代衰落的元凶。历史人物虽早已作古，但其形象却不断被重写书写并注入活力，充分说明了历史的现实性。但我们也要看到，历史书写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朱元璋的两种形象早在明清就有了丰富的材料，除了现实性以外，也不能忽视其历史性。

卢梭曾经说过：“政治决定一切。”在朱元璋英雄形象的书写中，民国政府始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民国初年孙中山对明孝陵的拜祭，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朱元璋英雄形象的大力宣传， 都对人们的集体记忆起着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 连学者的论著都受到了一定影响 。但民国学术也有其自身独立性，即使是认可朱元璋光复事业的学者，也依旧记录了他屠戮功臣、加强专制的一 面，更不用说那些对他全面否定的学者了 。 民国时期学术与政治的不完全同步，体现了学术对社会的反思反省作用 。但在 1946 年之后，由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学术甚至走到了政治的反面，形成 一种别样的“影射史学”，对学术和政治来说都是 一种遗憾。

朱元璋英雄与暴君两种不同形象的书写，同 时也反映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毫无疑问，朱元璋所建立的君主专制统治体系已不再适应于现代社会需要，对专制皇权的否定是必要的。但朱元璋作为朝代开创者，作为历史上促进国家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民族杰出人物，如何评估朱元璋并重新将其定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朱元璋形象的复杂性也体现在当时中共的历史书写中。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中对朱元璋颇为赞赏，称其为“中国封建时代第一个较伟大的皇帝”，而同一时期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则着重揭露朱元璋“屠杀功臣”“杀戮文人”“压迫异族”“封建诸王”等残暴统治和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即使同在马克思主义史观指导下，对朱元璋的认识也存在如此不同。这充分折射出在民族情感上的历史连续性阐发和在现代性追求下的历史断裂性解释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