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中期，美国与英国争夺俄勒冈地区的主权，“文明”话语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争夺俄勒冈地区的过程中，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一方面以“文明”的高下之分为依据，证明自身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占俄勒冈地区土地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具有被“文明化”的可能性。围绕“文明化”印第安人的问题，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突出英国移民的低劣道德品行及其母国的君主制度，认为它们给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此基础上，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主张只有具备优良道德品质、先进技术和共和制政府的美国才适合占领俄勒冈地区。但是，对技术扩张和先进制度的强调着眼于快速占领土地和建立政治机构，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他们对“文明化”印第安人的宣称，体现出了“文明”话语的多面性与虚伪性。
19世纪40年代，美国与英国围绕位于加利福尼亚地区以北、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河流域进行了激烈争夺，几乎达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对自东向西进行大陆扩张的美国而言，该地区位于其扩张路线的最远端。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国人以从事皮毛贸易的商人和捕鲸的船员为主。19世纪40年代，美国移民开始大量涌入该地区定居，这势必与同样宣称拥有该地区主权的英国产生冲突。184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民主党提出，除非美国获得整个俄勒冈河流域的领土主权，否则不惜与英国一战。当然，对于后来向墨西哥开战的民主党政府而言，该言辞更多是一种强硬姿态，而非切实的政策主张，毕竟美国当时并不具备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实力，与此同时，英国方面也不想过多与美国对抗。美英双方最终于1846年通过谈判，以北纬49度为界，划分了俄勒冈地区的归属。[1]在移民大量涌入之前，美国社会何以对遥远的俄勒冈地区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学者们首先强调该地区丰饶的土地、宜人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及与亚洲进行贸易的前景。[2]然而，对现实经济利益的强调，并不能完全解释当时美国人对俄勒冈地区的向往与狂热。有研究者注意到，以霍尔·杰克逊·凯利(Hall Jackson Kelley)为代表的移民推动者，通过举办公共讲座和出版关于俄勒冈地区自然条件的杂志，勾勒出一幅美好生活的愿景，引发公众对该地区的兴趣，推动民众向该区移民。[3]此外，还有学者从内战前美国区域政治的角度出发，强调南方政治家试图通过伸张对俄勒冈地区的主权来安抚北方人，缓解他们对奴隶制扩张的担忧，进而换取他们对美国兼并得克萨斯的支持。[4]上述观点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时人对俄勒冈地区的热忱，但忽略了美国如何看待印第安人这一关键问题。还有不少学术作品集中探究传教士如何在19世纪30年代对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进行刻画，将他们塑造成满心期待皈依的形象，但对传教士群体的过度关注使其忽略了探险者和政治家等其他人士在印第安人问题上的立场，其中对政治家群体态度的忽视尤为失当。[5]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美国历史学界愈发强调中下层群体在对外关系史中的作用，但事实上最终的立法动议与决策仍需由政治家完成。若忽视政治家就俄勒冈地区印第安人的相关表态和话语，便淡化了美国政府在大陆扩张中的作用，不利于全面认识19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外扩张的机理，也无助于解释社会层面对俄勒冈地区的热情何以能够转化为政府辩论和行动。就印第安人形象的构建问题而言，国内学界的最新研究认为，自大航海时代白人接触印第安人以来，白人社会塑造出了两种对立的印第安人形象，即“高贵的野蛮人”和“邪恶的野蛮人”，其中“邪恶的野蛮人”逐渐成为白人社会关于印第安人的主导叙事，从而为白人社会的扩张与征服正名。[6]相关研究固然揭示了印第安人形象的总体变化趋势，但忽略了“高贵的野蛮人”形象也在白人社会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白人社会内部同样存在着“文明”程度上的差异。19世纪上半叶，美国如何运用“文明”话语，证明自身占领俄勒冈地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该疑问可通过以下数个相互关联问题得到解答：美国社会如何刻画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形象？如何描绘英国和俄国对当地印第安人的影响？如何认识自身的“文明”水准？美国社会一方面强调印第安人的诸多“陋习”，为自己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行为正名，另一方面则突出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与落基山脉以东的印第安部落不同，认定前者更加爱好和平，并具有接纳白人生活方式和皈依基督教的可能。从这一点出发，美国社会对英国及俄国做出评判，认为它们奉行专制色彩浓厚的君主制，且它们位于俄勒冈地区的定居点远离“文明中心”，两国移民的行为举止更近于“野蛮”而非“文明”，对该地区的印第安人产生了不良影响，会将爱好和平的印第安人变成嗜血的“野蛮人”，并向印第安人灌输仇美思想，对美国西部边疆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需将这两国从俄勒冈地区驱逐出去，并由具备良好品德、优越制度与先进技术的美国人加以填补。本文力图证明，建立在“文明”话语上的对印第安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形象刻画，在当时美国社会对俄勒冈地区的热忱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有别于传统美国对外关系史所强调的经济利益、文化宣传与国家战略竞争在争夺俄勒冈地区中所产生的影响，当时白人与印第安人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而是存在着诸多分野。美国社会将不同的白人社会及印第安人社会依文明水准的高低进行排序，强调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具有被“文明化”的潜质，而该任务只能交由高度“文明化”的美国完成，进而吸引诸多移民前往俄勒冈地区定居，并促使国会通过相关立法，增强美国对俄勒冈地区的主权诉求与开发意向。
一、“文明”话语与美国对俄勒冈地区印第安人形象的刻画1803年，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派遣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领导一支远征队，前往美国新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地区进行探索，为日后的开拓和殖民做准备。在向西探索的过程中，远征队到达了俄勒冈河流域地区。而在此次陆上探险前，美国东海岸的捕鲸船与个体捕猎者已频繁光顾该地区并从事商业活动。1810年，从纽约出发的一艘船拉开了美国公民定居俄勒冈河流域地区的序幕，该定居点以此项事业的倡导者约翰·雅各布·阿斯托(John Jacob Astor)的名字命名，被称为阿斯托里亚堡(Fort Astoria)。但在1812年战争爆发后，英国很快派遣军舰，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摧毁了阿斯托里亚堡。[7]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公民在该地区的活动仍以捕鲸和皮毛贸易为主，真正在该地定居垦殖的移民寥寥无几。直到19世纪40年代初，美国公民移民俄勒冈河流域的热情才真正高涨起来，这也导致美国与在该地区从事皮毛贸易多年、同样对其拥有领土诉求的英国产生了冲突。尽管当时“天定命运”的理念尚未正式提出，但美国对俄勒冈河流域的主权诉求，无疑与其向西扩张密切相关。1803年，杰斐逊政府向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极大地向西扩展了美国的领土。1819年，门罗政府向西班牙购买了佛罗里达地区。这些被购买的领土在拓展美国疆域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处理与印第安原住民关系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认为，印第安部落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印第安人只是美国领土内的属民。美国联邦政府承认印第安原住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时常通过贿赂印第安部落的谈判代表，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土地。此外，联邦政府也无法有效阻止个人和州政府对尚未出售的印第安部落土地的侵占，成为自耕农的美好愿景与南部棉花经济的发展推动着个人和州政府不断向西扩张，侵蚀印第安人的土地。在此情况下，印第安部落或者接受联邦政府的新安排，不断向西迁徙，或者选择向白人定居者开战，进而遭受联邦政府的武力镇压。[8]鉴于上述背景，美国政治家在着眼于与英国争夺领土的同时，也关注如何从印第安原住民那里获取土地。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原住民由数十个部落构成，学者无法对他们进行准确分类，只能依据他们的语言及居住地做出大致划分。一些印第安人分布在俄勒冈河流域，擅长捕鱼，但在夏日里也会前往山地地区狩猎，而妇女则从事采摘，并收集可供编织的材料。这些部落基本上都讲支努干语，又可被细分为卡拉普耶、考利茨、克拉特索普和摩特诺玛等。在与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相遇时，他们约有1.6万人。在靠近落基山脉的内陆地区，则居住着内兹珀斯人、平颅人和蛇河人，他们的生活习性与支努干人相近，但被时人认为更加好战。[9]与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一样，区分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文明”话语，构成了美国政治家向俄勒冈地区印第安原住民索取土地的核心理由。“文明”话语诞生的重要历史背景是欧洲向海外地区的扩张，在此过程中，欧洲国家既要尊重彼此的权利，又要限制进入“文明”世界的国家数量，由此诞生了一系列裁定“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包括人种构成、宗教信仰、经济活动及文化创作等。欧洲国家的模式成为衡量“文明”的尺度和标准，未达到这些标准的国家和地区一律被归为“野蛮”。[10] 1839年，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提交的关于俄勒冈问题的报告，是运用“文明”话语的一个典型案例。它谈及“欧洲和美国的文明人口经由他们的起源、宗教、相同文明的无数纽带、商业与社会交往、艺术与知识交流而连结在一起”，从而确立了美国及欧洲国家的“文明”身份，将印第安人排除在外。[11]确立了美国的“文明”身份后，该委员会引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18世纪中期瑞士法学家艾默瑞奇·德·瓦特尔(Emer de Vattel)的国际法论著，借以论证向印第安人索取土地的正当性。瓦特尔强调，“自然法则要求每个民族耕种他们所掌握的土地”，认为有一些民族“为了躲避劳动，选择只依靠狩猎和他们的牲口生存。这在人类历史初期无疑是被允许的，当时的地球即使不经耕种，也能产出充足的食物来养活数量不多的人口。但目前人类人口已增长许多，倘若所有民族都按此种方式生活，地球将无法供养所有的人口”。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引用瓦特尔此番言论，暗讽北美诸多印第安部落的生产生活方式，将其贴上“野蛮”“落后”与“慵懒”的标签。[12]在该委员会眼中，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构成其将土地出让给白人的理由，这是“文明”战胜“野蛮”的大势所决定的。瓦特尔强调，“那些仍旧践行这种慵懒生活模式的民族占据了广阔的土地，其面积远远超出他们的劳动强度所匹配的程度。因此，当更为勤奋却缺少土地的其他民族前来占据一部分土地时，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抱怨”。[13]马萨诸塞州国会众议员、联邦党人弗朗西斯·贝利斯(Francis Baylies)在发言时也称，“在荒野地区传播生活艺术、科学之光与福音并不违背上帝的法则，占领野蛮人四处游荡却从未耕种、也不用以支持人口增长的土地，也并不侵犯人的权利。野蛮人需让位于文明人，正如野兽需让位于野蛮人，这都是自然的准则”。[14]这些言论都直指所谓的印第安人未能有效利用耕地的生产方式，并认定擅长农耕的白人自耕农夺取印第安人未能妥善利用的土地并将其用于作物种植是天经地义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美国社会对俄勒冈地区印第安人形象的刻画，并不仅限于“慵懒的野蛮人”。与19世纪末期泾渭分明的种族主义不同，19世纪中叶，在“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下，存在着一系列居于其间的不同定位。此外，“野蛮人”也有“进化到文明状态”的可能。早期的美国探险者曾盛赞俄勒冈地区印第安原住民的诸多优秀品质，尤其是对白人的友好态度。1813年，组织移民定居俄勒冈地区的纽约商人阿斯托向时任国务卿詹姆斯·门罗汇报当地情况时，表示“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很友好”。[15] 1818年，外交官J.B.普雷沃斯特(J.B.Prevost)应门罗总统请求对俄勒冈地区进行考察，强调当地印第安原住民与美国人所熟知的东部地区印第安人差别巨大，前者“身材更矮小，身体更脆弱”，并且“充满好奇，精神愉悦，头脑睿智，更少表现出与野蛮人类似的恶习，也不那么残忍嗜杀”。作为例证，他指出“他们并不割取死者的头皮，战俘除了变成捕获者的奴隶外，也没有遭受其他惩罚”。矮小的身材和脆弱的身体表明印第安人对白人构不成威胁，而割取死者的头皮则是当时美国社会流行的对于印第安人“凶残”品性的描绘，探险家们表示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原住民不践行这种做法，表明他们并不那么“野蛮”。此外，普雷沃斯特还提及两位印第安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关于我们语言的知识，能较为轻易地讲英语”。这进一步表明，该地区的印第安原住民有被“文明化”的可能性。[16]后世的探险者大体上继承了这些从“文明”角度对俄勒冈地区印第安人的正面描述，以推动美国社会向该地区移民。一直致力于宣传俄勒冈地区的移民推动者凯利，注意到了一篇攻击他的文章，该文极具讥讽性地宣称，对移居俄勒冈地区的人而言，“至少有一代人应随时准备从一间房子跑到另一间房子，以逃避印第安战斧的攻击”。与割取头皮一样，印第安战斧在时人关于原住民凶残行为的故事中占有重要位置。作为回应，凯利称“据那些有幸居住在俄勒冈河流域的人描述，相比于文明国家的公民或属民，这些印第安人更少彼此争吵或进行战争”。该论述与“高贵的野蛮人”形象相契合，强调印第安人虽“野蛮”，却具备不少“文明”群体所缺乏的优良品质。接着，凯利援引路易斯、克拉克、约书亚·皮尔奇(Joshua Pilcher)等探险家的观察来进一步证明该观点，“他们在性格和行为方面比落基山脉以东的印第安人更为温和，且更加诚实”。[17]怀斯的同伴、探险者约翰·鲍尔(John Ball)在探索该地区后所写的信件中也有类似观察：“该地区的原住民非常爱好和平，几乎不彼此厮杀，也不向白人开战。他们展现出与落基山脉东侧印第安人完全不同的特质。”[18]这些描述都试图表明，美国先前需要通过频繁的战争和强制迁徙以对付落基山脉以东的印第安人，而在与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交往时，则无需费此周章，双方能够和平共处，因此该地更适宜白人移民定居和开发。这也反映出，时人努力对不同的印第安部落加以区分，赋予他们以不同特性并分而治之，区别对待。但无论是“邪恶的野蛮人”形象还是“高贵的野蛮人”形象，最终都服务于美国扩张的需要，仅在具体手段上有所区别。致力于将俄勒冈地区纳入美国的众议员们，同样依据“文明”标准，为美国兼并该地区制造舆论。以弗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约翰·弗洛伊德(John Floyd)为首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成员大多来自毗邻中西部的东部州，他们最早在国会提出美国应兼并俄勒冈地区。[19]该委员会于1821年提交的报告在谴责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列强的同时，也赞扬美洲的印第安原住民“与欧洲人一样勇敢、慷慨和宽宏大度，有的部落甚至在文明程度与艺术成就方面与欧洲人并驾齐驱，哪怕他们并不是基督徒，且不善战争”。[20]这在肯定印第安人文明程度的同时，也再次突出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并不会对白人构成威胁。在另一次发言中，弗洛伊德甚至提及“在西北部的科罗拉多河上，有着文明印第安人的残部……他们会制造产品，放养牧群，居住在房子里，在各个方面都享有文明生活的便利与舒适”。[21]此类言论认为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具有近于欧洲文明的特征与品格，同时为潜在的移民勾勒出一幅文明生活的愿景。以上对俄勒冈地区印第安人习性和态度的关注，既是一种话术，又带有现实需要的考量。美国探险家和政治家明白，印第安人的态度是美国能否顺利占据该地区的关键，这与“天定命运”话语中白人对印第安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叙事形成了鲜明对比。1821年，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在追溯俄勒冈地区早期美国定居点的历史时，指出应“通过培植居住在该大河流域的印第安部落的友谊和信任，以维护美国定居点的利益”。[22]弗洛伊德在众议院发言时也强调，“通过任用充满进取精神的人，开辟深入内陆的贸易，便可以(对印第安人)产生相应的影响，这将极大地维持现有的与印第安人间的和平与良好关系”，因为贸易者的获利能力与身家性命都系于他们和印第安人的关系，所以他们有动力维持和平。[23]门罗总统在1824年底的国情咨文中表示，在俄勒冈河口建立军事据点“有助于安抚与我们有广泛贸易往来的西北部印第安部落……促进我们与居住在落基山两侧的内陆印第安部落的贸易”。[24]有鉴于此，《朴茨茅斯文学和政治学杂志》也赞赏众议院通过的在俄勒冈河口建立军事据点的法案，称此举“或许将在保持我们对西部地区印第安部落的影响力方面发挥积极影响”。[25]
鉴于印第安人在决定俄勒冈前景方面至关重要，美国探险者与政治家非常关注该地区印第安人的生活状态，及其对美国、英国和俄国的态度。而英俄两国在俄勒冈地区的活动则为这项任务增添了紧迫感，美国急于了解这两国对该地区印第安人的影响，以及美国在原住民心目中的地位。1835年，时任国务卿约翰·福赛斯(John Forsyth)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授意下，致信美国驻墨西哥外交官威廉·A.斯拉库姆(William A. Slacum)，要求他在途经太平洋沿岸时搜集俄勒冈河流域的地理与人文信息。福赛斯尤其强调，斯拉库姆应关注当地白人居民和印第安原住民“对美国及两个欧洲强国(英俄)所怀有的情感”。[26]斯拉库姆的报告显示，英国对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有着巨大影响，该影响源于英国公司对印第安人贸易的垄断。在旅途中，他观察到由两家公司合并而成的英国哈德逊湾公司“对俄勒冈河两岸的居民有着绝对的权威，后者只能从该公司处买到基本的生活用品”，而他所遇到的一艘哈德逊湾公司的船只“装满了适合印第安人贸易的货物，足够一年的贸易之用”。[27]在与印第安部落的交往中，谁掌握了生活物资的来源，谁就能对印第安部落施加影响。正如学者理查德·怀特在他关于五大湖区印第安部落的经典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自欧洲殖民时代起，商业贸易便是构建殖民者与印第安原住民间关系的重要纽带，殖民者认定货物的流入有助于他们对印第安部落施加影响，而印第安部落则在不同殖民国家间左右逢源。[28]在此情况下，出于国家间的竞争，美国政治家时常运用“文明”话语，指责在俄勒冈地区占优势地位的哈德逊湾公司对该地区印第安人的影响是负面的、不道德的，以掩盖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不足的窘境。美国人强调，尽管同属“文明世界”，但不同欧洲国家和美国间仍存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异，前者因为饱受旧大陆不良习气的影响，不及在新大陆上建立起“崭新”社会的美国。此外，在时人看来，维持“文明”的生活水准和生活方式需要一系列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文明”生活的要求致使某些人在不具备相应条件的地区极易退化为“野蛮”人。早在1775年英国议会辩论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的殖民问题时，同情和理解美国革命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便强调，倘若英国政府不允许殖民者进一步占领该地区，已经在当地定居的零星殖民者必将“野蛮化”，不仅无法成为“文明”的传播者，反而将变为对“文明”的威胁，沦为“一帮有着英国身份的鞑靼人，像强悍且无法阻拦的骑兵那样进攻未经筑垒的边疆”，以亚洲人的方式烧杀抢掠。[29]据美国政治家和移民推动者所言，英国对俄勒冈地区的不道德影响首先表现在英国殖民者的残忍嗜杀上，其行为与“文明”相距甚远，近于“野蛮”。早在1829年，美国众议院围绕在俄勒冈地区的筑垒计划展开辩论时，纽约州国会众议员丘吉尔·C.坎布林(Churchill C. Cambreleng)追溯了英国哈德逊湾公司和西北公司在该地区的残酷厮杀，称其惨烈程度甚至超过了海地革命。[30]以20多年前美国南部奴隶主密切关注且异常恐惧的海地革命作类比，意在引发听众共鸣，突出冲突的惨烈程度，表明英国殖民者的行为已接近于他们所鄙视的黑人奴隶。H.J.凯利在反驳时人对俄勒冈地区印第安人残忍嗜杀的指控时，重新审视了当时流传甚广的英国“天鹅号”事件。凯利指出，“天鹅号”的船员并非被印第安人所害，可抱有偏见的英国人对邻近的印第安部落进行疯狂报复，用火炮杀死了四名印第安酋长，并纵火焚烧印第安村落。凯利进而反问：“到底是谁更野蛮，是有着精致生活的白人，还是缺少精致生活的红种人呢？”[31]这番发言直指英国人表面宣称文明，实则野蛮，其“文明”程度甚至不如所谓行事“野蛮”的印第安人，强调实际行为而非社会表象才是判定“文明”和“野蛮”的关键标准。与此同时，相关言论也再度突出俄勒冈地区印第安人属于“高贵的野蛮人”。美国方面还强调，作为“文明”国家的英国非但未能实现印第安人的“文明化”，反而向印第安人提供武器，助长后者的“野蛮”倾向，使其变为“邪恶的野蛮人”。密苏里州国会众议员爱德华·贝茨(Edward Bates)称，若想减少该地区谋杀案的发生，关键在于切断英国人对印第安人的武器供应。[32]斯拉库姆也称英国在与印第安人的交往中采取了不道德的手段，向印第安人提供武器和弹药，并且鼓励奴隶制在洛基山以西所有印第安部落中的发展。[33]鉴于当时英国从“文明”角度出发，反对奴隶贸易并讥讽美国的奴隶制，此举实在是莫大的讽刺。次年，美国参议院称“英国正在从圣劳伦斯河到哥伦比亚河口的印第安部落中分发火器和礼物，甚至洛基山山谷深处的印第安人也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34]稍后的众议院委员会报告也称“比起任何其他因素来说，英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是使印第安部落衰败、堕落和野蛮化的罪魁祸首，进而成为对美国和英国自身的诅咒”。[35]美国政治家抱怨英国在印第安部落中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得到英国资助的印第安士兵曾对美国军队和平民发动袭击的历史。美国认定该行为违背了“文明国家”间的战争法则，既将“野蛮”的印第安人引入战争中，又攻击原本应受到保护的平民。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历数英王乔治三世的罪状，其中便包括“使用残酷无情的印第安野蛮人进攻我们边疆的居民，印第安人所知晓的战争法则，便是无差别地摧毁所有人，无视其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36] 1821年，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提及1812年战争期间，英国派遣一艘军舰，在“受西北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影响的印第安部落的帮助下，轻易地摧毁了美国在俄勒冈地区的定居点”，言下之意是倘若美国联邦政府不尽快增强自身在该地区的实力与存在，英国随时可能在印第安部落的协助下卷土重来，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定居点。[37]从这些事件出发，美国政治家认为，倘若英国占领俄勒冈地区，进而支持和煽动当地的“野蛮”印第安部落，将给美国造成巨大的安全威胁。1838年的一份参议院报告大量引述斯拉库姆所观察到的情况，并表示“除了该地区对美国所具有的商业方面的重要性之外，若我们假设它落在英国人手里，会对北方及西部边疆至太平洋之间好战的印第安部落产生怎样的影响，该地区的重要性就进一步凸显出来”。该报告还明确指出，以安德鲁·杰克逊政府“血泪之路”为代表的印第安迁徙政策，加剧了边疆地区遭受印第安人袭击的危险：“这些野蛮部落带着真真假假的受伤痕迹，认为自己被错误地从祖辈世居的土地上驱逐和流放。只要有人通过巧妙分配的金钱与礼物施加影响，并结合军事力量的展示，就可以将他们组成一支势不可挡的力量，来攻击整个西部边疆，带来死亡和破坏。”[38]密苏里州国会参议员刘易斯·林恩(Lewis Linn)在国会的演讲则运用性别话语，进一步突出英国政策的危险性，称其“武装并挑唆印第安人来谋杀我们的妇女和儿童，并割下他们的头皮”。[39]此番言说参照了《独立宣言》中的相关控诉，而密苏里州位于美国中西部边疆的地理位置无疑使林恩的演讲更具说服力。就连一群请求国会赠予俄勒冈土地的来自密苏里州的移民也指出，俄勒冈河口“给其他国家进入美国内陆，进而与众多西部的印第安部落建立联系提供了便利。在战争时期，它们无疑会利用这些联系来煽动那些部落进攻我们边疆的居民”。[40]在美国探险家和政治家眼中，除安全威胁外，英国对俄勒冈地区居民道德水准的不良影响还体现在其造成的人种混杂，“文明”话语在此处又与种族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曾参加1812年战争五大湖区的战斗，并与印第安人交手的弗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yth)在国会辩论时表示，“印第安人口也是阻碍俄勒冈地区成为州的重要因素”。[41]换言之，史密斯希望白人移民能够构成该地区人口的主体，只有到那时，俄勒冈地区才具备作为新建州加入美国的资格，否则它将对美国的人口结构造成不利影响。事实上，正如学者安妮·海德在她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事贸易者与印第安人的婚姻在早期美国西部的皮毛贸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贸易者通过娶印第安妇女为妻，得以进入印第安人构建了数百年的贸易网络。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跨越种族的婚姻关系越来越不被美国社会所接受。[42]在此情况下，以史密斯为代表的美国人无法忍受其他各色人种的聚集，传教士杰森·李的助手P.L.爱德华兹(P.L.Edwards)在其信件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景：“你可以看到来自几乎所有国家的人，以及不同种族的人，其中包括黑色的非洲之子，黄皮肤的原住民，克里奥尔加拿大人，曾经彬彬有礼的美国人，以及具有冒险精神的欧洲人。”[43]参议院报告称，“新的混血人种或许将在这里诞生……文明人与野蛮人中的渣滓与残次者杂交；还有被打散的几乎灭绝的部落残余，居无定所的猎人与捕兽皮者的后代，来自西班牙和美国边疆的逃亡奴隶的后代，来自不同阶层和国家、每年进入荒野的冒险家和亡命徒的后代”，以此强调美国尽快进占俄勒冈地区并阻断人口混杂进程的迫切性。[44]在美国人眼中，英国哈德逊湾公司不仅不禁止跨种族通婚，反倒亲自践行，这给俄勒冈地区带来了不良影响。探险家约翰·鲍尔在1833年写于俄勒冈的信件便注意到哈德逊湾公司的“绅士及农民都娶了印第安妇女或混血女性为妻”。[45]在凯利写给众议员顾盛的信件中也有同样的信息，并提及“他们有诸多子女，从婴儿到成年人不等”。[46]诸多报纸也刊登了另一封来自俄勒冈地区的信件：在该地区的威兰梅特，“许多白人都与印第安妇女结婚。在温哥华堡，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和印第安妇女结婚。他们基本上与我们农民的生活方式一致，只是勤劳程度不及我们农民的一半”。[47]这番言论直指娶了印第安女性为妻的白人也接受了原住民非农耕的生活方式，而该经济生产方式恰恰是美国剥夺印第安人土地的重要依据。传教士李(Lee)向他的东部听众提到俄勒冈地区的英国移民“已经变得几乎和周围的野蛮人一样不文明”，并认为“他们的道德水平是如此之低下，以至于腐蚀了印第安人……他们的影响必须被纠正，我们才有希望使他们周围的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48]关于俄勒冈地区的领土纠纷，主要集中在美国与英国之间，俄国对北太平洋地区始终兴味索然，因此并不构成对美国殖民活动的现实威胁。[49]在此情况下，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较少评价俄国，而仅见的几则关于俄国“文明”程度的评论也以负面为主。1818年，普雷沃斯特(J.B.Prevost)在考察俄勒冈地区时，注意到了俄国在该地的活动。普雷沃斯特对俄国人充满鄙夷，称他们“刚摆脱野蛮状态不久，他们的酋长并不寻求解放，而是试图奴役他人”，因此俄国人对北美太平洋沿岸的殖民“应该被反对”。[50]《每日国家报》讨论英国计划在中美洲开挖运河所产生的影响时，提到美国“将保护和维持与新兴的俄勒冈定居点之间的紧密联系，该处将成为阻挡专制国家前进的屏障”。[51]这些话语都将崇尚自由共和的美国与奉行专制的沙皇俄国进行对比，将对殖民地的竞争上升到不同制度间竞赛的层面，并认定美国必将获胜。众议员贝利斯就认为，倘若美国和俄国间就领土问题爆发冲突，那么“‘穿着绿夹克、留着大胡子的人’在美洲西海岸的统治将被终结”。[52]基于英国和俄国较低的“文明”水准，以及它们对俄勒冈地区印第安部落的负面影响，美国民众和政治家强调由美国占领俄勒冈地区的重要性。一群已经在俄勒冈定居的美国公民致信国会，请求将美国的法律延展至该地。在陈述理由时，他们提到“我们急于给俄勒冈公民的道德与智识性格奠定基调，我们也清楚，我们后人的命运将受到移居此处之人的品格的影响。该地区必须布满人口，美国国会必须决定由什么样的人来定居”，否则移居此处的将是“鲁莽且无原则的冒险者，而非坚韧奋斗的西部拓荒者，另外还会有来自澳大利亚植物学湾(Botany Bay)的逃犯、来自落基山脉的远离文明生活的人群、来自波利尼西亚群岛的生活毫无节制的逃亡船员，以及来自前西属美洲的毫无原则的骗子”。[53] 1839年，众议院委员会的报告宣称，英国在美国西部印第安部落间的煽动，以及由此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只有当哈德逊湾公司被赶出俄勒冈地区，美国完全享有对该地区毋庸置疑的主权时才会结束”。[54]马萨诸塞州国会众议员顾盛(Caleb Cushing)也认为，在英国不断煽动印第安部落的情况下，美国需在俄勒冈河流域筑垒，以进一步阻止英国的越境行为。[55]在抨击英国对俄勒冈地区印第安人的不良影响之余，美国政治家对本国历史加以裁取，描绘了一幅本国历史上白人移民善待印第安人的图景。众议员贝利斯在国会发言时，追溯了由“五月花”号清教徒建立的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历史，称“我已经仔细检视了清教徒与印第安人早期的交往历史，并未发现丝毫不公或压迫的痕迹……清教徒的领地源自诚实的购买，印第安原住民完全理解此事，超过五十年的和平说明，他们在与原住民打交道时，是公正和怀有善意的。当决定白人或红种人地位高下的冲突来临时，原住民是攻击的一方，他们在白人拿起武器前便烧杀抢掠”。[56]在突出美国历史上善待印第安人的大背景下，推动向俄勒冈地区移民的团体也着重强调应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文明”水准，而非一味突出对土地和资源的索取。凯利在以正面形象描绘印第安人的文章中便强调，要教会印第安人“有关文明的温和道理与无邪理念，向他们传播基督教；诚实且公正地和他们交往，那么他们会变成与其他人一样友善、友好且怀有诚挚爱心之人”。[57]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到俄勒冈移民事业的目的之一是“以自由政府原则和基督教恩典，启蒙太平洋地区的印第安人部落，使他们从中获益”。[58]成立于1838年的俄勒冈地区移民协会也表示，他们设立移民定居点的首要目的是“在该地区的印第安人中传播文明和基督教”，其次才是“利用该地区在农业、制造业和商业方面所能提供的优势资源”。[59]即便是在非传教士的移民心目中，基督教在“文明化”印第安人方面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移民不重视其他与“文明”相关知识的传授。在他们眼中，为印第安青少年设立的学校在“文明化”原住民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俄勒冈地区移民协会建议“为了印第安人的福祉，设立学校，传授基本的科学知识，并与劳动相结合，男性应熟悉农业种植或有用的工匠技艺，女性则学习家政事务和勤俭持家”。在白人移民看来，这些学习将使印第安人有能力养活自己，并且“在文明化他们的同胞方面发挥有力影响”。此外，就学生的父母而言，学校也应该“尽一切手段消除他们的野蛮状态”。[60]在移民协会之外，传教士群体也积极设立学校。斯拉库姆在俄勒冈河流域遇见一位从属于纽约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传教士杰森·李(Jason Lee)，他所创立的传教据点接收了19名印第安儿童和4名混血儿，其中有10位是孤儿，他们正在接受传教士的英文教育。李在信件中也表示，长老会“传教事业的唯一目的是使落基山脉以西的印第安部落获益……在提升原住民的福祉方面，他们所依靠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为印第安青少年设立众多劳动学校”。[61]此外，传教士还在“被认为几乎没有丝毫道德自控力的狩猎者”中成立了禁酒协会，这对传播文明也异常重要，因为酒是“白人的毒药，印第安人的死亡诅咒”。据传教士称，一位当年曾经帮助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的印第安酋长有40位后代，他们全部死于饮酒过量。该协会向企图在该处设立酿酒厂的商人抗议，并明确指出美国法律严禁向印第安人出售烈酒，违者将遭受重罚。[62]这与哈德逊湾公司对俄勒冈地区酒类贸易的宽松管理形成了鲜明对比。传教士们经常携带印第安人少年前往东部，展示“文明化”成果，并进一步争取听众对传教事业的支持。前文提到的李便是其中一员，他所携带的印第安少年能讲一些英语，在英语演讲中表达了对掌握技能的各类白人移民的期盼：“我在这里看到周围有许多信仰基督教的木匠，而我们印第安人没有木匠，请基督教木匠过来帮我们吧。我在这里看到许多信基督教的铁匠，而我们印第安人没有铁匠，请基督教铁匠过来帮我们吧。我看到你们中有信基督教的农民，请基督教农民过来帮我们吧。”[63]这一话语满足了听众对于印第安人迫切需要白人帮助和教化的想象，并且融合了宗教与生产技术的内容。报道李相关事迹的《商业广告报》评论称，他此行的目的是向人们展现“遥远的俄勒冈地区所具有的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广阔前景”，而那些印第安少年的行为，“展现出以坚韧为支撑的人性，在无论多么黑暗的心灵中依然能够打开通道，接受文明和基督教之光”。[64]类似活动的确收到了回报，李所在的长老会教会认定，在俄勒冈地区的传教事业是“最有意义的工作领域之一”。[65]在“文明化”印第安人的努力外，个人进取精神也成为时人所宣扬的美国“文明”的表现，被用于论证美国进占俄勒冈地区的可行性。弗洛伊德在众议院发言时，引用了伏尔泰的言论，即“帝国之球向西滚动”，并称“没有任何国家或政府能阻挡其前进”。作为例证，他表示自1774—1822年短短48年间，“人们已经在美国国土上跨越了1400多英里，散布开来”。[66]至于反对者所担心的距离问题，弗洛伊德指出，俄勒冈距美国人口密集区的距离，“并不比三十年前路易斯维尔到纽约，或二十年前圣路易斯到费城的距离更长”。[67]弗吉尼亚国会参议员詹姆斯·巴伯(James Barbour)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勒冈地区将布满居民，正如密西西比河谷地区五十年前还是一片丛林，只有印第安人和野兽在那里游荡，现在则居民众多”。[68]位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埃塞克斯公报》，报道了36名于1822年从密苏里州移民至俄勒冈地区的公民向国会递交的请愿书，并评论道：“该请愿书是来自俄勒冈地区的第一个声音，尽管它还十分微弱。五十年后，这一轻轻的耳语将变成雷鸣般的轰响。”[69]众议员霍华德在国会辩论中表示，“直到顾盛、林恩和弗吉尼亚州的弗洛伊德的努力成功实现，俄勒冈的河谷中住满有着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定居者时，向西移民的大潮才会停止进占公共土地”。[70]美国政治家在盛赞美国移民进取精神的同时，也强调美国政府应保障和推动移民的活动，以促进“文明”的扩展与传播。贝利斯在国会发言时，驳斥反对殖民俄勒冈地区者的观点，强调“我们政府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便是引导我们人民的进取精神，将其引向对公共利益最有效的方面”。[71]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克莱(Henry Clay)，在评论众多来自密苏里州的国会请愿书时，赞扬了“我们西部同胞在改善土地和增进自身财富方面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并表示他们需要美国政府的支持和保护。[72]一群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移民在向国会请愿，希望国会赠予他们俄勒冈地区的土地时，也提到了州政府先前的类似举措：“弗吉尼亚州在这方面有先例……引导和确保了对肯塔基州的早期定居。倘若没有这项激励措施，该地区很可能仍将为印第安人所控制，而对阿勒根尼山以西州的迅速永久定居也就无从谈起。我们还能以得克萨斯政府为例，它有着难以被超越的政治智慧，确保了移民对广大地区的永久定居，其占地范围足以支持该地从墨西哥独立。”[73]在保障移民的个人进取精神之外，美国政治家还提倡，政府应推动新技术发明的出现及应用，这是美国“文明”的又一特征，并有助于建立东部“文明”中心与遥远的俄勒冈地区间的联系，以帮助实现该地区的“文明化”。正如越来越重视美国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学者们所强调的那样，当时的辉格党秉承了汉密尔顿联邦党人的理念，主张设立中央银行，建设运河和铁路等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发展。[74]19世纪上半叶，美国许多州政府都参与了“内部改进”工程，斥资修建运河，改善不同地区间的交通，使俄勒冈地区变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卡德瓦拉德·D.科尔登(Cadwallader D. Colden)在国会发言时指出，适合内陆河流航行的蒸汽船，使得几年前看起来还异常漫长的旅途大大缩短。而针对所谓的俄勒冈计划被过度夸大、如镜花水月的观点，科尔登表示，“就在十年前，有人预计五大湖之水将在纽约泻入大西洋，哈德逊河的航道将改变……这片大陆将被分割成岛屿，这些岛屿经过改造，将比被海洋环绕时更适合航行和商贸，这些不是比俄勒冈计划更如镜花水月吗”？[75]与之相类似，《康涅狄格镜报》在报道美洲修建运河的计划时评论称，“内部改进似乎是当前的重要事务。在和平时期，制造业、蒸汽船、铁路和运河吸引了新旧世界几乎全部关注”，并提到“一位杰出的国会议员数年前讨论占领俄勒冈河口时，预计‘假以时日，美洲与亚洲间的交往航程将大为缩短’，这在当时被认为过于狂野和浪漫化，可倘若这项工程成功，该预言便将被证实”。[76]弗洛伊德本人在演说中也明确指出，一条150英里左右的运河便能将俄勒冈河与密苏里河连接起来，“其花费远较已经开工建设的切萨皮克与俄亥俄运河来得便宜”。[77]新兴的铁路也引起了公众的重视，认为其在美国殖民俄勒冈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纽约商报》的记者在报道美国国会就俄勒冈问题展开的辩论时评价道：“一条从密苏里河出发，穿过落基山脉，直达俄勒冈的铁路并非不可能，我们甚至可以对此进行展望。”该记者还回顾，16年前当贝利斯众议员提出在俄勒冈设立堡垒的计划时，尽管“当时国会和美国国家都尚未对此做好准备，但许多杰出人物青睐该计划，并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该计划必须付诸实践”。[78]同年，《纽伯里波特先驱报》预计穿过落基山脉、通往俄勒冈的铁路会很快得到建设，毕竟它回报丰厚，“看看美国地图，有多少铁路在过去短短六年间开工建设”。[79]来自纽约市的阿萨·惠特尼(Asa Whitney)于1845年请求国会拨给他土地，以修筑从密歇根湖通往太平洋地区的铁路。在陈述铁路所能带来的益处时，惠特尼表示它能够“将俄勒冈与我们联结在一起，使其能够受到政府的保护与关注，共享其福祉、益处与繁荣”。[80]除技术创新外，美国的共和制政府也成为“文明”话语的内容，被政治家们用以说明占领俄勒冈的必要性。时人普遍认为，共和制政府仅能在地域较小的国家中存续。俄勒冈地区与东海岸间的遥远距离导致不少政客担心，它在迅速发展后将脱离美国而自成一国。然而，对美国历史和政治制度抱有信心的政治家还是提倡本国应努力殖民俄勒冈地区，并再次将这项事业上升到制度竞争层面。弗洛伊德强调，即使俄勒冈果真脱离美国，但该处居民“是美国人的后代，操同一种语言，仰慕和维持同样的法律、宪法和政府”，远胜于“英国人、俄国人或法国人，他们抱有令人作呕的君主制观念，贬损最高尚的知识分子，把人们变成奴隶”。[81]在1828年底的演说中，弗洛伊德对该说法做了进一步阐发和引申，认为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最为优秀，“共和主义元素深植于他们的天性中……专制主义永远不会从新英格兰人的社区中产生”。[82]巴伯也有类似说法，即那些居民将“是我们的血亲，带着相同的语言、习俗以及不灭地对自由和共和制度的追随”。[83]就连有意移民的平民也以类似说辞请求国会支持他们的事业，“防止来自欧洲的移民即刻淹没该地区。假如一群无知且腐朽的人占据了该地，这对南北美洲的共和国来说都是令人沮丧和灾难性的。这样一个悲剧性影响将阻碍甚至摧毁一个自由政府的种子”。与之相反，美国移民将“使一个共和制政府的精髓与基督教联结起来，发挥影响，在美洲西部、东印度群岛和海上的岛屿中播撒光明与和平”。[84]此类对美国制度优越性的信念在美国政治家和大众中比比皆是，他们认定，比起英国和俄国，实施共和制度的美国将使俄勒冈地区迅速“文明化”。然而，此处的“文明化”更多指的是对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改造，印第安人终究将成为牺牲品而非“文明化”的对象，与先前美国政治家们对“文明化”印第安人的宣传形成重大反差，体现出当时“文明”话语的多面性与虚伪性。1825年俄勒冈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后，一首名为《致俄勒冈》的诗歌展望了该地区得到快速发展的前景：“自由之子将在你的气候环境下定居，伐尽当下繁盛的森林；野蛮人在那里狩猎，移民将继以耕锄……市镇和城市将装点哥伦比亚河的两岸，船只和蒸汽船将在河上航行……他们将自由自在地生活，与我国连成一体，享有最甜蜜的宗教的慰藉，科学将在那里发展，天才将找到用武之地，产生推动人类福祉的新体系和艺术。爱国者和英雄们将因他们对自由事业的坚定与无畏态度得到赞扬。”[85]在该诗作者眼中，白人自耕农将取代狩猎的印第安人，成为俄勒冈地区的主人。一份1843年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强调美国必将压倒英国，取得对俄勒冈地区的主权，既突出了英美间“文明”水准的比较，又凸显了美国“文明”对印第安部落的驱逐与替代：“一个民族在共和体制的冲劲与创业精神的驱动下，在前进的过程中能够和平地赶走君主制或专制政府的臣民，正如我国的原住民在文明人的面前退缩。”[86]强调美国科学技术与政治制度的“文明化”思潮，与提倡通过文化与知识技能传授改造印第安人的“文明化”设想同时存在，前者最终将占据上风，化身为“天定命运”思潮的主流。但后者也并未就此消亡，而是成为美国社会人士批判美国政府印第安政策的有力武器，并在19世纪末的进步主义时代汇聚成改善印第安人境况的呼声，促成印第安政策的调整。综上所述，印第安原住民及与之相关的“文明化”话语，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俄勒冈地区的窥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以该地区的印第安人极少从事农耕活动为由，来为自己夺取其土地的行为正名。与此同时，他们又强调该地区的印第安原住民具有接受现代“文明”，实现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可能性，而同样对俄勒冈地区具有主权诉求的英国因其种种不道德的行为和制度上的缺陷，无法胜任“文明化”印第安人的任务，只有具备现代技术与制度优势的美国方能达成这一目标，因此美国有理由独占俄勒冈地区。本文展现了19世纪中叶“文明”话语的复杂性。与后世普遍认为的“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亘古不变不同，时人强调该价值体系的变动性与相对性，并且依其思想观念和现实需求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判断。在部分人眼中，俄勒冈地区印第安人生产方式“野蛮落后”，理应为白人所取代。但在更多人看来，相比于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部落具有更高的“文明”水准，具备“文明化”的可能。美国宣称自己具备现代技术与共和制度，在“文明”程度上高于英俄两国，因此适合进占俄勒冈地区传播文明。然而，对交通运输技术与共和制度的强调实质上已经背离了“文明化”印第安人的宣称，再次显示出“文明”话语的多面性与虚伪性。探究当时美国社会对俄勒冈地区印第安人形象的刻画，弥补了学界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助于深化对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美国对外关系史学者都痛感该领域基本上忽略了美国与印第安人间的关系，呼吁加以弥补和改进。印第安人最终沦为美国臣属的结局使得学者往往忽略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诸多印第安部落曾经是与美国并立的独立民族，它们相互间合纵连横，并且引英国为援，对抗美国向西扩张的步伐，因此美国与印第安人间的关系问题理应成为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部分。此外，美国对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夏威夷等海外领地的统治，带有历史上美国管理印第安人的痕迹。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倘若未曾关注美国政府与北美印第安原住民部落间的外交关系及私下往来，对19世纪中期美国帝国主义的探讨便无从谈起”。[87]事实上，对欧洲国家和原住居民文明程度的臧否，在19世纪末美西战争中再次浮现。这场战争使美国获取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其理由之一便是西班牙的天主教信仰与君主制度阻碍了波多黎各与菲律宾的发展，需由以新教信仰为主体、践行共和制度的美国接手，方能推动其“文明化”。由此，在“文明”基础上构建的印第安人与欧洲人形象，为19世纪末美国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作者简介：许翔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19世纪美国政治史与对外关系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中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研究”(18ZDA211)
[1] Henry Commager, “England and Oregon Treaty of 1846, ”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28, No.1 (Mar.1927), pp.18－38.
[2] Howard I. Kushner, “The Oregon Question is … A Massachusetts Question, ”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75, No.4, (Dec.1974), pp.316－335.
[3] Verne Bright, “The Folklore and History of the ‘Oregon Fever’,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52, No.4 (Dec.1951), pp.241－253; Andrew C. Isenberg and Thomas Richards Jr., “Alternative Wests, ”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86, No.1(February 2017), pp.4－17.
[4] Leslie M.Scott, “Oregon, Texas and California, 1846,”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36, No.2 (Jun.1935), pp.154－162.
[5]参见Cameron Addis, “The Whitman Massacre: Religion and Manifest Destiny on the Columbia Plateau, 1809－1858,”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25, No.2 (Summer 2005), pp.221－258; Gray H. Whaley, “ ‘Trophies’ for God: Native Mortality, Racial Ideology, and the Methodist Mission of Lower Oregon, 1834－1844,”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107, No.1 (Spring 2006), pp.6－35; “Heeding God's Call: The WhitmanSpalding Mission in Oregon Country,” The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Vol.91, No.1 (Spring/Summer 2013), pp.29－40.
[6]付成双：《白人种族主义偏见与北美印第安人形象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第185－208页。
[7]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 H.R.Doc.No.45, 1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821, pp.7－9.本文所使用的国会文件,均来自Congressional Serial Set数据库。
[8]参见[美]孔华润主编，石斌、刘飞涛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册，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176页；Brian Delay, “Indian Politics, Empire, an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Diplomatic History, Vol.39, No.5 (November 2015), pp.927－942; Nicholas Guyatt, “‘The Outskirts of Our Happiness’：Race and the Lure of Colon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95, No.4 (March 2009), pp.986－1011; H. Jason Combs, “The Platte Purchase and Native American Removal, ” Plains Anthropologist, Vol.47, No.182 (August 2002), pp.265－274.
[9] Charles Henry Carey, History of Oregon, Chicago: Pioneer Historical Publishing Company, 1922, pp.47－57.
[10]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24.
[11] “Territory of Oregon, ”H. R.Doc.No.101, 25th Congress, 3rd Session, 1839, pp.8－10.
[12] Philip Henry Overmeyer, “Nathanial Jarvis Wyeth, ” The Washingto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24, No.1 (January 1933), pp.28－48; “Territory of Oregon, ”H.R.Doc.No.101, 25th Congress, 3rd Session, 1839, Appendix I, p.14.
[13] “Territory of Oregon, ”H.R.Doc.No.101, 25th Congress, 3rd Session, 1839, pp.8－10.
[14] Samuel Rezneck, Francis Baylies, “Letters from Massachusetts Federalist to a New York Democrat, 1823－1839, ” New York History, Vol.48, No.3 (July 1967), pp.255－274; “Debate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April 5, 1823.本文所使用的报纸资料, 均来自America's Historical Newspapers数据库。
[15] James Monroe,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Gale & Seaton, 1823, p.14.
[16] James Monroe,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9.
[17] “To the Editor of the American Traveller, ” American Traveller, September 13, 1831.
[18] John Ball and Kate N. B.Powers, “Across the Continent Seventy Years Ago, ” The Quarterly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 Vol.3, No.1 (March 1902), pp.82－106; “Oregon Expedition, ” The Portsmouth Journal and Rockingham Gazette, September 14, 1833.
[19] John H. Schroeder, “Rep.John Floyd, 1817－1829: Harbinger of Oregon Territory, ”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70, No.4 (Dec.1969), pp.333－346.
[20]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 H. R.Doc.No.45, 1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821, p.3.
[21] “Settlement at the Mouth of the Oregon, ” Eastern Argus, January 6, 1825.
[22]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 H. R.Doc.No.45, 1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821, p.7.
[23] “Debate on the Occupation of the Columbia River, ” Herald of the Valley, January 11, 1823.
[24] “In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 S. Doc.No.470, 2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838, p.1.
[25] “Congress, ” Portsmouth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January 1, 1825.
[26] “Memorial of William A. Slacum, ” S.Doc.No.24, 2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837, p.3.
[27] “Memorial of William A. Slacum, ” S.Doc.No.24, 2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837, p.4.
[28] Richard White,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165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9] Steven Sabo, The Touch of Civilization: Comparing American and Russian Internal Colonization, Denver: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17, p.86.
[30] “Extract from the Debate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the Occupation of the Oregon, ” New York Evening Post, January 12, 1829.
[31] “To the Editor of the American Traveller, ” American Traveller, September 13, 1831.
[32] “Congressional, ” United States Telegraph, January 10, 1829.
[33] “Memorial of William A. Slacum, ”S.Doc.No.24, 2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837, pp.8－9.
[34] “In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 S. Doc.No.470, 2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838, p.15.
[35] “Territory of Oregon, ”H.R.Doc.No.101, 25th Congress, 3rd Session, 1839, p.19.
[36]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Transcription, https：//www.archives.gov/foundingdocs/declarationtranscript, 2023－07－17.
[37]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 H. R.Doc.No.45, 1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821, p.8.
[38] “In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 S. Doc.No.470, 2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838, pp.8, 14－5.
[39] “Remarks of Mr.Linn, ” The Ohio Statesman, March 13, 1839.
[40] “Petition of A Number of the Citizens of the State of Missouri, ”S.Doc.No.40, 2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840, pp.1－2.
[41] Daniel P. Glenn, “ ‘Savage Barbarities and Petty Depredations’：Supply Shortages and Military－Civilian Conflicts in the Niagara Theater, 1812－14, ” New York History, Vol.94, No.3－4 (Summer/Fall 2013), pp.182－204; “History of Congress, ” Daily National Journal, June 2, 1825.
[42] Anne F. Hyde, Empires, Nations, and Families: A History of the North American West, 1800－1860,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1.
[43] “Rocky Mountain Correspondence, ”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October 2, 1834.
[44] “In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 S. Doc.No.470, 2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838, p.14.
[45] “Oregon Expedition,” The Portsmouth Journal and Rockingham Gazette, September 14, 1833.
[46] “Territory of Oregon,” H.R.Doc.No.101, 25th Congress, 3rd Session, 1839, Appendix O, p.57.
[47] “From Oregon, ”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January 11, 1842; “Governor's Message, ” Berkshire County Whig, January 20, 1842.
[48] “Highly Interesting Narrative, ” Cincinnati Daily Gazette, November 23, 1838; “From the Oregonian.Missionary Meeting in Lynn, Massachusetts, ” Union Herald, February 16, 1839.
[49]李志庆：《十月革命前俄国北方海航道政策的变迁》，《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第135－146页。
[50] James Monroe,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10.
[51] “English Canal Company, ” Daily National Journal, April 27, 1825.
[52] “Debate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April 5, 1823.
[53] “Memorial of A Number of Citizens of the Oregon Territory, ”S.Doc.No.154, 25th Congress, 3rd Session, 1839, p.2.
[54] “Territory of Oregon, ”H.R.Doc.No.101, 25th Congress, 3rd Session, 1839, p.19.
[55] “Mr.Cushing's Speech, ”The Madisonian, June 16, 1838.
[56] “Debate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April 5, 1823.
[57] “To the Editor of the American Traveller, ” American Traveller, September 13, 1831.
[58] “Oregon Expedition to the Public, ” Baltimore Gazette and Daily Advertiser, February 18, 1833.
[59] “Territory of Oregon, ”H.R.Doc.No.101, 25th Congress, 3rd Session, 1839, Appendix M, p.26.
[60] “Territory of Oregon, ”H.R.Doc.No.101, 25th Congress, 3rd Session, 1839, Appendix M, p.26.
[61] “Territory of Oregon, ”H.R.Doc.No.101, 25th Congress, 3rd Session, 1839, Appendix H, p.3.
[62] “Memorial of William A. Slacum, ”S.Doc.No.24, 2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837, pp.11－12, 15, 23.
[63] “From the Oregonian.Missionary Meeting in Lynn, Massachusetts, ” Union Herald, February 16, 1839.
[64] “Oregon Indians, ” Commercial Advertiser, November 12, 1838.
[65] “Methodist Missions, ” Commercial Advertiser, May 24, 1838.
[66] “Debate on the Occupation of the Columbia River, ” Herald of the Valley, January 11, 1823.
[67] “Debate on the Occupation of the Columbia River, ” Herald of the Valley, January 18, 1823.
[68] “Congress, February 26, 1825, ” Richmond Enquirer, March 4, 1825.
[69] “25th Congress, ” Essex Gazette, February 8, 1839.
[70] “Speech of Mr.Howard,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February 27, 1840.
[71] “Debate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April 5, 1823.
[72] “TwentySixth Congress, ”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January 7, 1840.
[73] “Petition of A Number of Citizens of Indiana, ”S.Doc.No.244, 2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840, p.2.
[74] 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New Hist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4.
[75] “North West Coast, ” Newburyport Herald, February 7, 1823.
[76] Connecticut Mirror, July 18, 1825.
[77] “Washington Correspondence, ” The National Advocate, December 29, 1828.
[78] “U.S.Congress, ” Connecticut Herald, February 13, 1838.
[79] “Oregon Territory, ” Newburyport Herald, November 20, 1838.
[80] “Memorial of Asa Whitney,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S.Doc.No.69, 2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845, p.4.
[81] New York American, January 17, 1823.
[82] “Washington Correspondence, ” The National Advocate, December 29, 1828.
[83] “Proceedings of Congress, ”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March 25, 1825.
[84] “Memorial of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R.Doc.No.139, 2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828, p.1.
[85] “To Oregon, ” Republican Star and General Advertiser, February 22, 1825.
[86] “Settle Oregon, ” H. R.Doc.No.157, 27th Congress, 3rd Session.(1843), pp.6－8.
[87] Brian Delay, “Indian Politics, Empire, an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Diplomatic History, Vol.39, No.5 (November 2015), pp.927－942.
许翔云约 45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