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采早期代表作，影响了一代知识人如何看历史。《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出版于1874年，是尼采计划撰写的系列短篇《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篇，是除《悲剧的诞生》外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其中对于历史学的批判性思考直接影响了福柯，使其力避传统史学分析而另辟新的分析途径，福柯一度自封为“尼采派”。美国思想史家海登·怀特更是言必称尼采，后现代史学家的基本立场在相当程度上都源于尼采。
★ 1:2详解细释，青年历史学者周思成精译本。目前国内已有的四个德译本和一个英译本多没有注释或仅有少量注释，而尼采在本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典故、戏仿和反讽，写作风格对公众并不友好。鉴于此，青年历史学者周思成在广泛研究现有中译本、法译本、德文评注本以及尼采相关著作基础上，对书中涉及的用典、知识背景等做了详细注释，带领我们深入尼采思想的肌理。
★ 后现代史学先驱，揭示历史的误用与滥用。在19世纪这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尼采对美化甚至虚构历史的“纪念式历史学”、将鲜活事物进行防腐处理的“好古式历史学”以及将人引向虚无的“批判式历史学”进行了强烈批判，详解历史感的泛滥对人造成的不良影响，主张历史学应为生活服务，可谓强调主体和当下于历史之意义的后现代史学先驱。
★ 一篇“不合时宜”的考察，于自身中克服时代。除了对历史学的批判，尼采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德国语文学、黑格尔哲学、高等教育乃至整个德国文化，针砭时弊，直指时代的“历史病”，即主张一切都必须从“历史性”加以理解，在当时德意志民族统一、乐观主义与国家主义呈一边倒之时，提醒人们对合时宜的东西保持清醒，这在今天恰是一种“合乎时宜”的警示。
★ 在全球化媒体时代，用生命的透镜看“历史”。在今日全球化媒体时代，当历史成了“即刻史”，不同媒体抢占历史事件来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跟随尼采思考历史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历史”要为人的生活开辟一条创造性的道路，让人能够回答为什么而生活，“用生命的透镜看历史”，而不是甘当模仿者。
★ 一切历史都是未来史，去除好古或虚无，面向未来生活。本书延续尼采一贯的风格，言词犀利，不仅是当时的“牛虻”，也是今日的“嘴替”。不存在客观的历史，判断历史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有利于人生，以此呼吁我们从历史的重负中解放出来，摆脱令人麻痹的教条式教育，面向未来自由思考和行动，“把一切‘过去是如此’变为‘我要它如此的！’”。
译者导读
一个古典语文学者的非典型思考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认为，胜任对历史学本身进行理论反思的人，需具备两种资格：首先，此人必须是历史学家，也就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受过历史通识教育的不算；其次，他还得是一名哲学家，“尤其是他的哲学思想必须包括特别注意历史思想的各种问题在内”。衡之以这两个条件，尼采似乎是进行历史理论反思和写作的理想人选。今日，尼采主要以哲学家的头衔举世闻名，但他早年是以古典语文学（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为业，25岁即受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写过一系列关于古罗马历史和希腊文学史的学术论文。在同事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怂恿下，他还考虑过接手巴塞尔大学的“世界历史”教席。现代历史科学发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历史学和语文学在理念、方法和实践上都有着密切关系，在制度上亦然。据说，1850—1990年间，在德国大学拥有历史学教席的141人当中，就有87人以语文学为第二专业，其中有72人专攻古典语文学。不仅如此，尼采作为哲学家的代表作品，从《悲剧的诞生》到《论道德的谱系》，在很大程度上皆与历史相关，他还将自己晚期的谱系学研究称作“道德历史学”（Historie der Moral）。所以，美国思想史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坚信，尼采的“大多数哲学著作都是以对历史学问题的思考为基础的，大多数在方法上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属于历史的”。作为兼具哲人头脑和史家实践的人物，尼采对历史学的思考是十分独特的。在他那个时代，“历史哲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众多神学家和哲学家早就着手证明，人类的历史不是一堆杂乱而无意义的“断烂朝报”，不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不是“纯属一场滑稽剧”。如此一来，就要按照各个时代通行的信仰赋予历史一种意义、规划、目的或规律，比如说“神意”“理性的进步”或“绝对精神”。在尼采之前，这种“专心于猜测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背后的意义或要害或合理性的”形而上学路数，现在通常被划归“思辨的历史哲学”一派；在尼采之后，西方主流的历史哲学视意义、目的和规律为虚妄的追求，转而探讨历史知识的性质问题，包括历史命题的真实性、客观性和解释，等等，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美国哲学学者詹森（Anthony K. Jensen）在2013年出版过一本专著，题为《尼采的历史哲学》。在对尼采一生著述中或明或暗体现的历史观进行洋洋洒洒的分析之后，他得出了一个（分析哲学式的）结论——尼采的基本立场是“反实在论的表现”（anti-realist representation），也就是说，他在本体论层面主张实在论（相信存在独立于历史认识的真实过去），但在历史表现层面又持反实在论的立场（相信历史学并不能真正还原过去，只能使过去富于意义）。这个略显古怪的标签，彰显出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在近代历史哲学的两大壁垒之间，尼采无疑相当另类：他显然不属于思辨派，更不属于分析派，他的历史哲学既不像思辨的历史哲学那样把历史当作形而上学的注脚，又不像后来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包括一般史学理论）那样注重认识论或方法论。法国史学大师布洛赫（Marc Bloch）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以一个著名的设问开头，天真的小儿子向身为历史学家的老爹提了一个有些尖锐的问题：“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Papa, explique-moi donc à quoi sert l’histoire?）这里的“历史有什么用”，首先是指“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存在的理由”。换言之，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或者一门自诩的科学，怎样才能在学术同行、公众和国家面前，证实自身在现代社会和科学神殿中的智性价值和合法性。这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职业历史学家和一般民众都最在乎这个，布洛赫接下来也是从这一方向来作答的。尼采的书早于布洛赫半个世纪，对同一主题的思考却比后者深刻得多。究其原因，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从尼采以来，真理的问题已经改变了”，尼采之前的哲学家更多追问“什么是通向真理的最确定道路”，而尼采之后，问题变成了这种“求真理的意志”本身如何起源、如何作用、如何结果。这种问题的转换，反映在历史学上，就表现为不再盲目追问“如何获得最确凿、客观、科学的历史认识”，而是重新审视这种追求底下的冲动是什么，它怎样影响了人类社会和人的生活。正如《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这个标题揭示的，尼采关心的，不是历史学对我们的认知有何意义，而是历史学这种认知对我们的人生有何意义；不是问历史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而是问在即使科学化了的历史学之下，人类生活如何可能，比如，生活需要历史么？历史会损害生命么？如何才能让它更好地为生活服务？等等。这才是尼采式的问题。他不打算揭示另一种宏大叙事，或探讨历史学家工作坊中的秘传技艺，又或是向普罗大众讲述一个精彩故事，而是要揭示历史学在某个更深刻、更高的维度上，与当下、与每个个人切身相关。化用他在《悲剧的诞生》前言中说的“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而用生命的透镜看艺术”，尼采正是在“用生命的透镜看历史”。尼采研究名家考夫曼（Walter Kaufmann）指出，对于尼采来说，“唯有那些如此紧迫，以至于威胁到思想家当下生活方式的那些问题，才值得加以哲学思考”，才是真问题。正是这一独特的提问方式，使得《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有着超越时代和国界的魅力。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出版于1874年，是尼采继《悲剧的诞生》之后计划撰写的系列短篇《不合时宜的考察》的第二篇。就在此书出版的两三年前，弗里德里希·尼采还是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一颗冉冉上升的学术新星。他出生于瑙姆堡的一个牧师家庭，毕业于名门普佛尔塔（Pforta）中学，接着在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师从著名的语文学家奥托·杨（Otto Jahn）和李奇尔（Friedrich Ritschl）。1869年，年仅25岁的尼采尚未从莱比锡大学正式毕业，就已收到瑞士巴塞尔大学语文学副教授职位的邀请，而莱比锡大学未经考试就授予他博士学位，好让他在当年4月顺利就职，第二年，他就晋升为正教授。尼采是巴塞尔大学有史以来任命的最年轻的教授，才华横溢，前途无量。导师李奇尔也对他青眼有加，寄予厚望，私底下称誉他为“人们仰慕的对象，也是整个莱比锡语文学界的领袖（尽管并非他有意如此）”。可到了1873年，这颗语文学界新星的光芒就有些黯淡了。一切皆因尼采在上一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通称《悲剧的诞生》）。此书考察了希腊悲剧的历史-审美起源，就主题（古希腊文化和艺术）而言，恰恰落在了古典语文学的专业领域内。但是，尼采书中鲜明的叔本华哲学倾向，他在希腊艺术中发现的所谓“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还有他将此书献给当时的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并将德国音乐和文化的复兴寄托在后者的“未来音乐”上，都让古典语文学界的前辈和同侪失望透顶。他们对《悲剧的诞生》报以令人难堪的沉默和冷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专业哲学家或语文学家（包括尼采的导师李奇尔）对此书皆未置一词，报刊上也未见任何反响。最终，只有一位没有教席的晚辈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后来成了著名的古典学家、柏林大学校长）公开写了一部小册子《未来语文学！》（标题戏仿“未来音乐”），将尼采的新著斥为一部失败的语文学作品，断言“尼采先生决不能把自己说成一位学术性的研究者”。另一位语文学同行、波恩大学的乌瑟纳尔（Hermann Usener）在听到学生提及《悲剧的诞生》时回答：“一派胡言，毫无意义，任何人写出这样的东西，在学术上就等于死亡了。”听到这些指责，尼采表面上不屑一顾，实则颇为伤心，也有些怨气：“当代的语文学家已然证明，他们不配将我和我的书引为同道。……如今自命为‘语文学’的大可忽视我的书。我这书具有男子气质，在阉人眼中自无价值。”据说，新学年开始后，尼采发现只有两名学生选修他的语文学课程，而且都是外专业学生。尼采倒并未气馁，接下来的一年，他徜徉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疗养胜地的湖光山色，同时埋头构思了另一组立意更为宏大的著述——《不合时宜的考察》。这一系列短篇围绕广泛的文化批判展开，尼采最初设想了13个主题（一说24个）：“1.有教养的庸人。2.历史。3.哲学。4.学者。5.艺术。6.教师。7.宗教。8.国家、战争、民族。9.出版。10.自然科学。11.民众社会。12.交通。13.语言。”最终只写成了四篇：《大卫·施特劳斯——自白者与作家》《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这四篇作品依次论及神学家、史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并且实际针对的皆是德国炙手可热的畅销作家、文化名人，且不说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叔本华和瓦格纳，《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大加挞伐的黑格尔派哲学家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只比尼采大2岁，已经凭借《无意识哲学》一书大获成功（此人名气今天已磨灭无存）。相形之下，尼采本人已届而立之年，“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和一个逐渐褪去的语文学奇才的光环”。青年尼采的抱负，以及他对名誉和公众认同的热望，由此可见一斑。《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是尼采在数月之间几乎一气呵成的。文章动笔于1873年10月，完成于1874年1月。1873年12月底，出版社已经动手付排，尼采在1874年2月初就审完了最终校样。在此期间，尼采因为饱受眼疾之苦，难以坚持长时间阅读和写作，不得不求助于他的好友，普佛尔塔中学的同窗格斯多夫（Carl von Gersdorff）和莱比锡大学的同门埃尔温·罗德（Erwin Rohde），他们协助尼采抄写手稿和审读校样。1874年2月下旬，尼采已经开始在友人圈子里分享新书出版的消息并寄送第一批样书，瓦格纳收到样书的时间是当月22日。新书的出版商弗里契（Ernst Wilhelm Fritzsch）此前为尼采出版了《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一篇，按照他与尼采的协定，该系列的第二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和第一篇一样，也首印1000册。但是，第二篇的销量尤其糟糕。1874 年11月3日，尼采写信给妹妹伊丽莎白（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诉苦，《不合时宜的考察》前两篇的“销售业绩”，“目前依然惨淡：……第二本才卖了 200 册”。他又向罗德感叹：“这书前景堪忧！”当年秋天，尼采将此书转交另一出版商施迈茨纳（Ernst Schmeitzner）销售，此时1000册的《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还积压了778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在1867年出版时也是首印1000册。不过，在遭遇“资产阶级的沉默扼杀”下，厚达49印张的《资本论》在两年内仍售出了600余册，到1872、1883年已两次售罄并加印到6000册。这个比较多少能说明点问题。同销量一样不妙的，是外界对新书的反响，尤其是他的友人圈子。尼采写信给罗德，猜想两人共同的导师李奇尔对此会作何反应：“一想到他读到我的《历史》一书会多么大惑不解，我就开心。而困惑使他不至于发飙，这就谢天谢地了。”比起语文学家，尼采更看重历史学同行的意见——布克哈特在出版后第一周就收到了样书，并给尼采回了一封虚与委蛇的书信，说自己“对此原本没有说话权利，因为这部作品需要仔细地和慢慢地品赏”。可这让尼采大为振奋，他告诉罗德：“我的同事布克哈特读到我的《历史》颇受触动，并发表了一些卓越和独到的见解。”但是，瓦格纳对《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的评价是：此书“缺乏可塑性，因为他（尼采）从不引用历史事例，而且书中有很多重复，缺乏真正的计划。我不知道我能把它推荐给谁去阅读，因为没有人能跟得上它”。音乐大师对新书的另一典型反应，是劝尼采“赶紧娶个有钱的太太，然后你就可以去旅行，去充实自己……”瓦格纳说的“没有人能跟得上它”，倒是颇能说明《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出版后的接受情况。用尼采自己的表述，它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考察”。何谓不合时宜（unzeitgemäß）？尼采后来在《瓦格纳事件》序言里说得很清楚：“不合时宜”，就是一个哲学家“要于自身中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就是要“对于全部时代性的、合时宜的东西，保持一种深刻的疏异、冷漠、清醒”。这种批判姿态和写作风格，在《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一篇中似乎还稍欠火候，而在第二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此书中，“不合时宜”的批判矛头，毫不留情地指向了德国的语文学、历史学、黑格尔哲学、历史主义思潮、高等教育乃至德国文化……总之，都是尼采说的“时代性的、合时宜的东西”，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语文学可谓19世纪欧洲人文学科的皇冠，而尼采早在创作《悲剧的诞生》时就已经举起了叛旗。甚至在1871年年初，他就向巴塞尔大学申请转任刚刚空缺的哲学教授教席而未果。《悲剧的诞生》一书更是彻底结束了他和语文学界的蜜月期。尼采从未公开撰文回应那些明里暗里的批评者，但有人认为，《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就是尼采对语文学界碌碌诸公的一种答复。书中批判的“纪念式历史学”“好古式历史学”，书中讥讽的“猎奇的观光客或苛细的考据家”等，皆有意无意地针对当时语文学研究的流弊。尼采不仅批判语文学，还批判更广泛意义上的历史学。“19世纪首先是历史学的世纪，历史学成为所有其他科学之首。人们历史地看待一切事物，历史学和古典语文学地位骤升，成为高等教育和初级教育的主干课程。历史学第一次被置于哲学之上。此种趋向在德国尤其得到集中体现和重大发展”，可是，尼采偏要“在历史学的时代作为历史学的批判者出现”。《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名为“利弊”（Nutzen und Nachteil），谈得更多的其实是“弊”而非“利”。后来，他还在自传中颇为自得地回顾，当时自己就敢于将“这个世纪引为骄傲的‘历史意义’，首次被认作病态的，被认作沉沦的典型标志”，是一种“历史病”。《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问世之际，适逢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德意志民族获得统一。在战后德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乐观主义、国家主义呈一边倒之势。特别是“历史主义”（Historismus）思想，主张一切存在都可以且必须从其“历史性”加以理解，强调“时间”“叙事”“秩序”“继承”“连续性”“整体性”等概念，认为历史是由具有意志力和目的的、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人类行为组成，舍此之外，不存在启蒙理性那般固定不变的人类特性，人的本质仅仅展现在他的历史之中。这种思想不仅是一种历史理论，而且是“包含有一整套人生哲学、一种科学观与一种政治社会秩序观的独特的结合”，是19世纪德国学术界和市民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尼采又是逆流而行，他在书中不仅质疑德国的军事优势能否带来文化复兴，批评德国市民阶级的文化教育造成的恶劣影响，而且“比他的同时代人更能完美地捕捉到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衰败和被动情绪，对于尼采来说，历史主义是一种现代意识的疾患，它培养了一种沉思的、以研究为导向的人格。……历史学家们，在尼采笔下变成了被动的观察者，淹没在了档案之中，无法行动或创造，不断降格为‘历史后宫中的阉人’”。14年后，就在尼采濒临崩溃、精神错乱的前夕，他写道：“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我只在找不到盟友，孤立无援的时候才攻击这些东西。”既然如此，时代对他报以冷嘲和漠视，不亦宜乎？直到后来，他才甘心承认：“我自己的时代也尚未到来，有些人是死后才得以诞生的。”在今天看来，《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的“不合时宜”，又是一种“合乎时宜”，因为尼采的关切、批判，透入现代文明自我认识的膏肓、时代的深处，其切时性和紧迫性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在尼采的早期著作中，除了《悲剧的诞生》，后续影响之深远、受关注程度之高，又非《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莫属。
【学者推荐】
译介塑造着原作在异文化语境里的形象。尼采的《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经周思成的译注，不再古奥而疏离，更有青春新锐之气，不再“不合时宜”，反而显得十分切近当下。——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
这部尼采名作的新译注本可谓意外地回应了时代的呼声。21世纪头二十来年公众对往昔异乎寻常的热情，似乎贴近尼采所说的历史感泛滥。此时重温《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就变得十分对症：什么样的历史最有益于我们的精神健康？怎样避免成为陈腐历史的囚徒？如何学会一边历史地思考过去一边现实地创造未来？尼采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深刻沉思召唤我们保持批判立场，傲然地不合时宜，热烈地拥抱生活，从而达至超越性的解放与自由。——罗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简介】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语文学家、思想家，被誉为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其著作充满格言、警句和悖论，对宗教、道德、历史、哲学、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的批判，至今仍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道德的谱系》《不合时宜的考察》《快乐的科学》《偶像的黄昏》《善恶的彼岸》等。
【译者简介】
周思成，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民族史、军事史和法律史。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已出版作品《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军事法》《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等，另有译著多部。
【内容简介】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出版于1874年，是尼采继《悲剧的诞生》之后计划撰写的系列短篇《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篇，也是他除《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论道德的谱系》之外知名度最高的作品。
在19世纪这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针对历史感的泛滥，尼采在这篇“不合时宜”之作中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历史学、语文学、黑格尔哲学、高等教育乃至文化等“时代性的、合时宜的东西”，追问历史学于我们人生的用途，强调主体和当下对于历史的意义。这种视历史学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策略的观点，使之成为后现代史学的先驱。
青年历史学者周思成在本书中以文本与注释1:2的比例对文中涉及的大量历史、哲学背景以及明典、暗典、隐喻、反讽等做了详细的注释，并撰写了长篇导读，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重新思考历史于当下的意义。
【目录】
译者导读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前言
章一
章二
章三
章四
章五
章六
章七
章八
章九
章十
附录 进一步阅读书目
叙拉古之惑约 17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