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是上位者的弄政，哲学家能为解救负面情绪包袱做什么？

千百年来，哲学家明显都是讲述人类灵魂的人。即便今日（坦白说）哲学已经缩成观念的细流，只能从无窗教室的墙砖缝里涓涓渗出，大学生在哲学课堂上学的东西也仍能传播给公众。由于讲课的教授多是顺性别异性恋白人男性，坐满课堂的也多是顺性别异性恋白人男生，课上讲授的关于愤怒等各种情绪的内容，反映的也多半是这一现实。在哲学课堂上流传并随之流入社会的对于愤怒的看法，几乎没有一个是有色人种女性提出的，这一点既不意外也非巧合。

一百年后，也许我们对愤怒的共识将来自奥黛丽·洛德、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和玛丽亚·卢戈内斯这一系杰出的有色人种女性，她们都劝我们倾听自己的愤怒。然而在今天，我们的观点依然来自光明喻的第一批主要拥护者：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他们对愤怒的机制以及它为何糟糕的讲述，已经主导了整部历史，而这些叙事对21世纪的愤怒女性并不友善。在这些古代哲学的光芒之下，愤怒显出的是非理性、疯狂和丑陋的面貌。愤怒是残破的。

“我不是你的奴隶！”在一小时被打断五次之后，我忍不住咆哮了起来。当时我正在弹钢琴，那是我的半小时独处时间，但恰在这时某人的Kindle要充电了。在那之前是Kindle上没有好书了。再之前是Kindle找不着了。自一年前新冠隔离开始之后，“我也是人！”这句话我想必已经吼了不下70遍。我还不止一次幻想着将餐桌掀翻，就像电视剧《真实新泽西主妇》（The Real House­wives of New Jersey）里的主妇那样。我想象着将我的6岁娃按到墙上该有多畅快，但随即我就自责起来。我知道不能伤害孩子，但在那些怒火中烧的时刻我又会忘记为什么不能。我渴望从育儿任务中解脱：像这样一天喂他们三餐，教他们读书识字，不过是为了将来某一天，他们能别在我上厕所的时候来敲门，而是自己上大学去。

当天夜里，我粗暴地指责丈夫只顾在车库里瞎忙，这样他就不必哄孩子们上床，之后再听着他们溜出卧室来烦我了。那一个月，“天杀的”（Jesus Christ）从我嘴里出来的次数，超过疫情前12个月的总和，我对孩子们每发出一句咒骂，里面仿佛都包含着我父亲的大喝：“Como se te occure（想什么呢你）？”我闭上眼，看见母亲从他面前悄悄退下，就像现在孩子们从我面前退下一样……和柏拉图及塞涅卡一样，我也会被愤怒吓到，但因为第一次见父亲爆发时我年纪还小，惊吓之余我还会生闷气。有些愤怒家长的孩子长大后成了和父母相反的人，但许多自己也长成了愤怒的大人。某些方面，我们所有人都是在应对童年时看见或没有看见的怒火。

对于自己在新冠期间的愤怒，我的第一个解释是我本就是个大怪物。但我又很怀疑这种说法。它的气味和古代哲学太像了。柏拉图谈的虽然不是我（也不是任何一位女性），但我只要照照镜子，就能看见他形容的那副尊容：打结的头发，狂乱而深陷的眼睛，还有歪歪扭扭的衣服。隔离政策把我变成了一匹狂奔的黑马。我不想一天到晚做个怨妇，只为一点小错就对孩子和丈夫大光其火。但我似乎也压不住那股灼热的怒气冲上脑门，再从舌尖喷射出去……

为平息新冠之怒，我求助于我很喜欢的一位光明哲学家，这位男性率先提出了如下观点：只要足够努力，我们就能幸福。这位爱比克泰德是斯多葛派哲学家，他那本短短的《手册》我一度年年拜读。现在他正第15次告诫我：“没有教养的人怪罪别人，有部分教养的人怪罪自己，教养完整的人谁也不怪。”我虽然无法控制环境（爱比克泰德应该会认为我没有力量结束全球疫情或者让学校重开），却可以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我不该为自己的烦心事责备丈夫和孩子，只能怪自己把生活想得太简单了。比这更高的境界是不怪罪任何人，只从容地接受这个新常态。这听起来有种自立自强的美国范儿，我喜欢。我毕竟是在纽约市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移民公民（“在这儿活得下去，到哪儿都活得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享受努力。于是我用起功来。

我重读了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这位公元2世纪的罗马皇帝兼斯多葛主义者认为，任由怒气发泄是软弱的表现。奥勒留重述了斯多葛派的一个关键信条：“困扰只来自内部—来自我们自己的知觉。”他的忠告是什么？降低你的预期。要记住，你唯一能改变的人只有你自己。最后，预期着每天都会受刺激，你就修炼成了。对我而言，就是要记住养孩子就等于搞乱生活。我不该为此惊讶或生气。然而，即使对混乱有了预期，这也不能帮我每晚收拾桌子，摆满再清空洗碗机，或是吸干净满地的食物残屑。奥勒留没有派他的仆人来打扫我的屋子。在隔离中清理乱室，让我想起了我为什么第一次践行斯多葛派哲学就抛弃了它，那是差不多七年前的事了……

无论你是相信能让自己不生气（就像斯多葛派），还是大可以生气只要不付诸行动（像亚里士多德），你都很可能从古代希腊和罗马人那里，继承了对愤怒的一种偏见。而刻意罔顾愤怒并不能使你更清晰地认识它……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没有叫我们倾听自己的愤怒。他们没有给我们一面有益的镜片，帮我们看清或是撼动令我们如此愤怒的种种结构性不公。今日的自助产业也做不到。自助产业的主旨不是拓宽我们过于狭窄的人生走廊。它许诺帮我们活出最好的人生，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接受人生走廊的墙柱绝不能挪动。但要是我们认为它们能挪动呢？

疫情期间，女性丢掉的工作比男性多出百万。其中又以黑人、拉美裔和亚裔女性失去的最多。我们可以奋力改变世界，拓宽有色人种女性的人生走廊，但如果我们已经预设了愤怒是非理性、丑陋或疯狂的，就绝对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中有太多人对自己的怒火感到内疚，最后只落得烦乱和顺服。

现在到了把这条走廊推倒重建的时候，我们必须革新自己对愤怒的思考，将围在四周的情绪之墙向后拓宽。第一步可以是给自己多留出点愤怒的空间。如果我们关于愤怒的想法不是来自古代希腊、罗马的男性，而是来自20世纪的有色人种女性，情况会有什么改变？在那个愤怒的洞穴里，我们要是让有色人种女性来做向导，会怎么样？她们能帮我们看见什么？

在现代史上，奥黛丽·洛德或许是第一个明确力挺自己的愤怒的女性，也是她第一个坚称，没有愤怒，我们将一事无成。在洛德之前还有几位早期的愤怒先锋，包括曾经身为奴隶的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她1851年在俄亥俄州的全国女性权利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愤怒的演说《我难道不是女人（Ain’t I a Woman）？》，点明了白人和黑人女性的不同待遇。另一位艾达·B.威尔斯·巴尼特（Ida B. Wells Barnett）在1892年愤而揭露了孟菲斯市对黑人动用私刑的情况。还有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她在1955年表示她的愤怒是因为她“厌倦了”。到1981年，洛德已经是黑人社群里备受尊敬的文学人物，她在这一年发表了一场流传后世的演说，抱怨老是有人要她修正语气，好让人听得更舒服一些。洛德气愤于社会总是错误地要求她这类人柔声细语，其实她们需要的是大声疾呼。她拒绝用“非理性”来形容愤怒，由此孕育了一条有别于古代文本的哲学路线。

奥黛丽·洛德1934年生于纽约市哈林区，父母是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她是家中的第三个女儿。洛德善于写作也长于叛逆，搞得她那位严格的母亲惊惶不已，常常因为她这个“野孩子”感到难堪。母亲肤色较浅，说不是黑人也行。或许因为这个，她瞧不上肤色较深的黑人，说他们是吃黑眼豆啃西瓜的“外人”（others）。另外，虽然洛德一家从不谈论种族不公，奥黛丽却意识到了白人同样不是盟友……

47岁时，洛德到康涅狄格州参加全国女性研究协会的会议，在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名为“愤怒之用”（The Uses of Anger）。洛德提出，理解愤怒的第一步，是停止惧怕愤怒。“我对愤怒的恐惧没有教会我任何东西。”她说，“你们对愤怒的恐惧，也教不会你们任何东西。”

惧怕愤怒似乎再自然不过，因为愤怒太有破坏性了。塞涅卡对愤怒的惧怕来得很实在：他做过尼禄的导师，曾眼睁睁看着这个愤怒而疯狂的少年皇帝烧毁一座城市来取乐。而我对愤怒的惧怕，始于我意识到家里有一个愤怒的父亲。你或许也惧怕愤怒，原因可能是你见过的愤怒太多或者太少。要做到无惧愤怒，是要下点功夫的，但如果洛德说得没错，那么这是进步的必需。

“只要能精准聚焦”，洛德告诉听众，愤怒“就会成为一股强大的能量源泉，带来进步和变化”。在1981年之前，几乎没有人将愤怒与进步和变化相提并论，即使有那么几个，比如马尔科姆·X，也会被媒体塑造得阴暗而危险。普通人习惯了将愤怒与危险相联系，要将它与进步和变化并提，需要额外的工作。

为防止有人担心愤怒把我们变成仇恨者，洛德特别强调了愤怒和仇恨的分别。她表示，她这篇关于愤怒的演说针对的是种族歧视，而不是某些人。“仇恨是针对目标相左的人的怒火，其目标是造成死亡和毁灭。”照洛德的标准，针对堕胎诊所的爆炸袭击就不是愤怒的行动，而是仇恨的发泄。而对把移民的孩子从父母怀里夺走的政策感到愤怒，则不是仇恨。“因为它的目标是促成改变。”洛德强调我们必须学会分辨愤怒和仇恨，那样才能提防住有人去混淆它们。

当代哲学家米莎·切里（Myisha Cherry）创造了“洛德式愤怒”（Lordean rage）一词，用以描述针对种族歧视的愤怒。我们也可以将洛德对愤怒的辩护拓展至其他领域，比如为女性运动员争取同等报酬，填平性别共情鸿沟（gender-empathy gap，认为男性的疼痛程度强于女性），尊重并支持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或是为被监禁者争取权利。一切以公正为核心的愤怒，都属于洛德式愤怒。

发火不总能让人正确，但也不会让我们失去理性。无论愤怒还可能是什么，洛德都认为它“满载着信息和能量”。要是认为愤怒必然是非理性的并因此加以否弃，我们就永远无法倾听它的声音。要是这样和自己作对，我们就不会明白愤怒在试图告诉我们什么。

许多人在怒气勃发时，都会被告知要冷静下来。洛德在演讲中述说了一段经历，当时她在一场学术会议上，怀着“直接而特定的愤怒”侃侃而谈。一名白人女性（未具名）回应了洛德的怒气，说：“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感受，但不要说得那么尖刻，不然我会听而不闻。”我也被这种语气警察纠正过，那其实是在岔开话题。这是谈话对象在将焦点从你说话的内容转移到你说话的方式上。一个愤怒的女性被人纠正语气，就是在被提醒要对自己的愤怒感到羞耻，要明白自己的位置。在一个光芒弥漫的世界里，幽暗没有容身之所。面对这样一位女性，维护现状的木偶师会说她不理性，如果必要甚至还会强行叫她闭嘴。

柏拉图认为将愤怒付诸行动是非理性的，斯多葛派认为这属于疯狂，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很丑陋。有了这几道古代光芒的笼罩，你就不太可能在语气警察上前时挺身反抗了。你多半会退缩一步，重新措辞，或者就此作罢。不仅如此，你或许还会因为“放纵”自己生气而感到羞耻（谢谢啊斯多葛派）。我就常常因为自己的怒火而感到破碎和虚弱，希望自己能更温顺一些。在美国，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愤怒的感受都会激发羞耻，而将怒意表达出来只会加深这种耻感。

洛德没有向那个语气警察投降。她反问那名白人女性：你批评我愤怒，是不是因为你听不得我说出的内容。毕竟听了就不得不做出改变。洛德于是向全世界的语气警察宣告：“我不能为了让你不感到内疚、不感到受伤或不产生回应性的愤怒就掩藏我的愤怒，因为那样做是对我们所有努力的侮辱和轻蔑。”如果洛德一开始就认为自己的愤怒是非理性的，当天她绝不敢在那间会议室里站出来讲话。正因为相信自己的愤怒是理性的，洛德才获得了寻求公正的力量。

一个社会如果将女性的力量等同于她按捺不满的能力，如果它总在告诫女性还有别人的处境比她更糟，如果它只发给女性一本自助书籍而不愿承认她遭受了不公待遇，这样的社会注定会充斥生病的女人。在《狂怒化身为她》（Rage Becomes Her）一书中，专研愤怒的索拉雅·切马利（Soraya Chemaly）讨论了一项研究，其中指出：“愤怒是造成疼痛的最突出情绪因素。”加之女性较比男性更会默默地承受痛苦，切马利作结道：愤怒对女性身体的危害，我们现在连弄清楚都还没做到。我有个温柔的明尼苏达表妹一直说她有“慢性盆腔痛”，成因也很可能是压抑的愤怒。毕竟，我们已经明白，咽下去的愤怒不会就此消失。我们还听说，要把愤怒表达出来（男孩们更常得到这样的鼓励），我们才能够生存。切马利引用的另一项研究指出，乳腺癌患者将愤怒表达出来，生存率会比压抑愤怒的病友高一倍。

洛德在演说中描述的愤怒十分黑暗。但同时它又富于条理、头脑清晰、长于计算—我们必须在黑暗中行走时就会变得这样。洛德要求我们信任自己，将愤怒化为工具，用以在自身和周围的世界中“发掘诚实”。我们不能徒手挖掘真相。我们需要以愤怒为铲，戳破地面，锹开泥土，露出中间埋藏的问题。只有学会运用工具，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应该将它掩藏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得到真相。

关于黑暗中的愤怒，卢戈内斯提供了三条睿智见识：

首先，不要再把“愤怒”说成单数。卢戈内斯之前就曾有哲学家提出，“愤怒”有许多名目。比如古希腊人就对愤怒做了区分，并为每一种愤怒分别命了名。其中“义愤”（nemesis）是公正的女儿。她四处飞行，手持短剑，主持正义，纠正不公。她要求物归原主，并为受害的一方讨回应得的东西。orgē（狂怒）是一种强烈到近乎疯狂的怒气，也是塞涅卡和西塞罗十分惧怕的东西。此外还有mēnis（大怒）、chalepaino（气恼）、ko­tos（怨恨）和cholos（幽怨，来自“胆汁”）。这些不单是用来描述不同愤怒的名称，在古希腊，其中一些还被描绘成昂扬而非沮丧的情感。当卢戈内斯提醒我们愤怒有许多种时，她是在接续一个我们已经忘怀的悠久传统，这个传统起码尊重了愤怒的多样性。

“愤怒有好些种”的观念可以解释许多事情。比如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虽然认同了洛德说的愤怒是一件健康且理性的政治工具，却仍然觉得自己发怒的样子很丑。比如我脑袋里就老有个声音在唠叨，提醒我小时候一上餐桌吃饭就紧张，还说我肯定继承了父亲的愤怒；这声音不全是错的。我的愤怒有时确实会伤到我的孩子，有时也伤到我自己。单是在愤怒上扭转立场并将幽暗归结为一种新的光明，不会有什么帮助。而现在有卢戈内斯的启发，我们或许可以开始谈论“不满”和“义愤”有何不同，而不只是区分“他们的愤怒”和“我们的愤怒”了。“任何愤怒都是愤怒”的说法是错的：每一次发怒，都应该探究它的历史、源头、效果和产出，从而判定它是不是丑陋。

“愤怒有好些种”的观念，还能解释我们为何能断定国会大厦暴乱分子的愤怒是丑陋的。这种结论并不是反愤怒宣传放出的烟幕。关键是要承认人的愤怒是复杂的，不能不尊重其中的复杂性而只是机械地扼杀它们，或将它们一味向警察和政府大楼发泄。

其次，卢戈内斯认同洛德的一个说法，即有些愤怒中“满载着信息”。卢戈内斯观察到，许多女性在陷入“难以应对的愤怒”的同时，“头脑却出奇地清晰”。她们的言辞“干净、真实，没有因为在意其他人的感受或可能的反应而稀释”。你有没有过愤怒到极点，头脑反而变清晰了的经历？此时你不再耗费力气约束自己的声音，而是把这股能量用来挑选适合的词句。比如我，当愤怒超过我对形象的关心时，就常会变得能言善道。

最后，卢戈内斯教给了我们两个哲学范畴，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看待愤怒。它们不是“义愤”“气恼”这样的愤怒类型，而是运用愤怒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她称为“一阶（first-order）愤怒”，是“抗拒的、审慎的、传达性的、回顾式的。”一阶愤怒的目的是别人的倾听和理解。

小时候有人偷了你的玩具，你尖叫一声“怎么能这样！”，就是在表达一阶愤怒。一阶愤怒用于向某人传达某事，那人或许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但只要你将抱怨表达得足够清楚，他就会相信你。一阶愤怒能用来描述国会山暴徒的愤怒。但它也能描述“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者的愤怒。这两群人都号称要追求公正，双方也都有观点要表达。我们无法预卜一阶愤怒是否合乎道德—这还要参照推理、证据和先例来判断—但这种愤怒肯定是传达性的。一阶愤怒总是想告诉我们些什么。但问题是，它只对那些愿意倾听，且/或有同一套观念的人才有效果。比如，若有人无法理解“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者的主张，这种愤怒就会显得莫名其妙：批评者搞不懂黑人在生哪门子气。当然，其中一些人压根没有用心体会，只陷在“黑人的愤怒都是疯狂的”叙述中无法自拔。

当一名女性传达了一阶愤怒，别人却并未如她所愿倾听时，她就可能蓦地爆发出“二阶（second-order）愤怒”。也许一开始你的愤怒是审慎克制的，但接下来你意识到对方并没在听，或是并不在意，于是你的声音就越来越急、越来越响，这时你可能已经滑入了二阶愤怒之中。觉得对方不理解时，你会努力把观点说得更明白，更精确地阐述主张。你想当然地认为，只要话说清楚了，对方自会听进去。可如果这样还不奏效，如果你明明努力过了，却仍落得精神紧张、情绪激动、信心虚掷、满头是汗，你可能就要忍不住“爆炸”了。不过现在有卢戈内斯给你撑腰，你不必再为这一刻感觉羞耻。此时，你的愤怒仅仅是为了实现另一个目的：保护自己。

二阶愤怒不是为了传达任何事情。卢戈内斯形容它是“抗拒的、猛烈的、非传达性的、前瞻的”。当一阶愤怒未被听取或理解，甚至都未获留意，当别人只当你在咆哮着胡言乱语，你就会启用这种愤怒。如果你的谈话对象看不清、搞不懂你发火的理由，只说你是“疯了”或“太情绪化”，那么传达的希望往往就破灭了。对方把你塑造成了一股情绪，而不是一个有着连贯主张的人。这时二阶愤怒就能帮上忙了。

卢戈内斯将二阶愤怒称为一种“知晓性体验”（knowing ex­peri­ence）而非传达性体验，说这是一种自我关怀。在二阶愤怒中，你不再尝试说服任何人你的愤怒是正当的。你也不再宣称别人应该对你好点，这世上有太多性别歧视，你受够了、需要缓上一缓等等。我们希望能理解我们的人却没能理解我们，二阶愤怒就是为了在这样的世道里保护我们的。它是疫情最严重时，因为拒戴口罩被请出零售店而光火的那位女士。她虽然仍在发言，却已失去了被人理解的希望，于是她扭动挣扎，尝试将自己和她心目中的不公隔开。二阶愤怒意在抵抗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她的形象是疯的，而她的朋友、上司或其他购物者还在努力劝她接受规矩。于是她用幽暗的愤怒将自己包裹，借以摆脱社会惯例的耀眼光芒。和一阶愤怒一样，二阶愤怒未必合乎道德，但也未必不道德。

我们要是感到自己快要疯了，就会在面临此种险境时启用二阶愤怒。当你意识到你没有让一个人或一群人明白你的意思，你就会停止传达，转而开始维护自己的理智。当一名女性被人洗脑，明明有发怒的原因却被人说成在无理取闹时，她最不应该相信的就是她的愤怒是非理性的、疯狂的或丑陋的。对任何一名愤怒的女性运用这些称号，都是在蓄意用羞辱迫使她屈从。而二阶愤怒是拒绝羞辱，由此使我们顺应自己。二阶愤怒不允许我们认为自己不可理喻，还将不愿相信我们的世界拒之门外。在二阶愤怒中，你可能会大喊大叫，晃动食指，但你的言辞和手势都不再是要向人传达什么，而是将否定者驱走，保护自己免受他们指摘。

【内容简介】

“追求情绪稳定，让我们自相矛盾：原则上我们认为应该正视他人通过负面情绪表达的诉求，但这个负面情绪落到自己头上时，我们却自感负疚。”

本书指出，市面上流行多年的“自我情绪管理”“积极正能量心理学”实是对个体的漠视、愚弄和操控，是“积极态度暴政”。上位者可以这样愚弄弱势个体，个体却不可如此盲从或自我怀疑。破题后，作者从愤怒、痛苦、哀恸、抑郁和焦虑五个所谓“负面”情绪维度，以犀利的笔触，结合生活实例及敌友双方的心理学和哲学理论进行讲述和分析，挖掘社会对负面情绪的惯常态度出自什么思想根源，这些思想资源又有何错误——特别是在面对鲜活、复杂的实际生活事例时。旨在为弱势者（特别是“女性”这一历来被锚定为“情绪化”的群体）拆穿上位者的把戏，突破僵化文化的桎梏，提供声援和鼓舞。

本书既是通俗哲学，更是生活智慧杂文，其中除了广义的哲学见解，也有心理学、文学等资源，最关键的是诉诸常识、诉诸良知、诉诸同理心。

【作者简介】

玛利亚娜·亚历山德里（Mariana Alessandri），拉丁裔，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大河谷分校（前身得州泛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该大学是全美第一所英西双语大学。研究兴趣覆盖存在主义、古代哲学和西语哲学。

【目录】

引 言 要怀疑光1

我要来说说这种用光明匹配美好、黑暗匹配丑恶的冲动。我们要探索这种配对背后的源头，探索它许诺了什么，最终又会带来什么害处。

第1章　诚实面对愤怒23

若想顺应自己，我们就得学会将“我错在哪里”这个问题换成“我的处境错在哪里”。

第2章　我苦故我在65

我在父亲病中最脆弱的阶段体会到了喜悦和交心……只有在病中，他才会向我伸手讨要温柔的人类牵绊。

第3章　倔强地哀恸101

人们年复一年地对别人说“别哭”，但这两个字的真实意思是：“你的情感流露让我很不舒服：别给我哭。”我倒宁愿他们说：“尽管哭吧，有我在这儿陪你。”

第4章　重新涂装抑郁137

社会为什么不能允许我们在床上结结实实躺一个礼拜而不加评判？

第5章　学会焦虑177

自由就是会使人眩晕。它既美妙又悲惨，最重要的是它代价高昂。自由的代价就是焦虑。

尾 声 练习夜视225

某一刻起，你必须相信情绪的痛苦可以作为一根管道，用来通向社群、人际联结、自我认识、精确、睿智、聪慧和共情。你还必须相信，怀有这些情绪的我们绝不会失去尊严。

致 谢239

 注 释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