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京期间，遇到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慈安太后逝世之事。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由于左宗棠在慈安太后逝世一事上表现不当，引起慈禧的猜忌，才被外放两江、变相赶出军机处。左宗棠正月底到京时，接见他的是慈安太后。当时，慈禧太后正在病中。在给山西巡抚冯展云的信中，左宗棠曾说，“安圣谕及二十年忧劳，声泪具下；禧圣则因忧成疾，至今尚未临朝”。而据慈安太后对左宗棠所说，慈禧此番生病，主要是忧心伊犁局势以及中俄可能开战所致，“禧圣之病实缘俄事而起，勉以国事全赖王大臣襄赞”。而根据署兵部侍郎王文韶日记，慈禧此番生病时间长达一年半，直到六月二十五日（7月20日）才痊愈，“禧圣喜报大安，医者薛福辰、汪守正等分别加恩有差，自上年二月至今，历时将一年有半，中外臣民，同深祷祝，自此慈躬康豫，锡福无疆，天下人心为之大慰矣”。
慈安去世的情形，左宗棠在给杨昌濬的信中有过记述，“忽于初十夜子刻得宫报，慈安皇太后于是夜戌正病危，比戴星奔往，则已升遐矣，计辍朝甫一日耳”。戌时为19时至21时，戌正为20时，由此可知，慈安病危之时是晚上8点；让左宗棠等进宫的“子刻”则是23时至凌晨1时。当时负责为光绪帝教课的翁同龢在三月初十日的日记中记载：“子初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枯、王定祥送信，云闻东圣上宾，急起检点衣服，查阅旧案，仓促中悲与惊并。”王文韶三月十一日的日记，也记载了慈安去世一事，“子初得报，东圣病危，即起进内，寅初乾清门始开，较往日迟二刻，奏事太监出，惊悉仙驭已于昨日戌刻升遐，仓悴生变，哀号何极”。左宗棠、翁同龢、王文韶三人，所说的子刻、子初大体相差无几。至于去世的时间，左宗棠所说的“戌正”、王文韶所说的“戌刻”，和清宫档案所记述基本吻合，“壬申（初十日），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疾大渐。上诣钟粹宫，侍奉汤药。戌刻慈驭升遐”。翁同龢在日记中还记下了慈安脉案、药方和病情进展状况，可以从中了解慈安发病过程：“晨方天麻胆星；（脉）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脉）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这也证实慈安当晚8点左右逝世。以现代医学分析，慈安应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属于正常死亡，而非传言所说的慈禧下毒。因为，根据翁同龢日记，此前慈安的病曾发作过多次。《翁同龢日记》就记载过两次：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初九日（1863年3月27日），当时慈安26岁，病了24天，“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躬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另一次是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四日（1870年1月5日），时慈安33岁，“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传医进枳实、莱服子”。“有类肝厥，不能言语”“厥逆”等。由此可知，慈安的病症为中风、脑供血不足。这次，由于慈禧生病，慈安一人独理朝政，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身心疲惫在所难免。慈安在发病的前一天，根据《述庵秘录》记载，“两颊微赤”。虽然自我感觉无大碍，但从这一面色判断，慈安此时“肝阳上亢”，可能已经血压很高，直接诱发脑中风甚至脑出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得知慈安太后去世后，左宗棠曾对慈安暴病而死提出质疑，因此得罪了慈禧，很快被赶出中枢、外放两江。“自孝钦（慈禧）后寝疾，数日间，皆孝贞（慈安）一人召见。于时左宗棠方长军机，次晨入内，与同列语孝贞病状，左顿足大声曰：‘吾昨早对时，上边语言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如此之速耶！’爷恭王在座，亟以他语乱之。未数日，出督两江之命下矣。盖内侍在旁诇察，已以左语入奏也”。
左宗棠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呢？据《王文韶日记》，初九日慈安身体就有不适，虽坚持上朝，但已减少了接见外臣的批次，“初九日（4月7日）晴大风。入对不及刻，东圣欠安，撤覆带记名之谦贵、福谦两起，见面时请撤也，辰初二刻散直”。而根据翁同龢和王文韶的日记记载，初十日，慈安太后因病没有上朝——翁同龢说，“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戈什爱班等皆请安，余等稍迟入，未及也”。王文韶也说，“初十日（4月8日）晴。东圣欠安未愈，（外感触动痰饮旧疾，）未叫起办事递奏片，韶入直后第一次也”。这是王文韶入值军机3年多来，慈安第一次不上朝，“回忆自入直至今三年有余，只昨日未能见面耳”。可知慈安病势非轻。三月初九日、初十日两天左宗棠都入值，那他应该知道慈安生病之事，早有心理准备，不至于说出“何尝似有病者”这样的话语。并且，慈安三月十一日病逝，初十日并未召见军机大臣，因此，《清稗类钞》所记“左宗棠说昨日早晨曾见慈安”并不属实。其次，《清稗类钞》在同一词条中所记诸事多有谬误：比如“自孝钦后寝疾，数日间，皆孝贞一人召见”——其实慈禧自上年二月生病以来，基本不召见军机而是处于养病状态，因此由慈安和光绪帝召见军机，已是很长时间而不是数日。再比如“恭王在座，亟以他语乱之。未数日，出督两江之命下矣”——其实，当时恭亲王并未在场，而是正在昌平为其福晋办理丧事，得知慈安驾崩后直到三月十一日下午才赶回。这点，王文韶记载颇详，“是日恭邸适在昌平州办葬，申正赶回，已大殓矣”。“申正”为下午3时到5时。再比如“未数日，出督两江之命下矣”——左宗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是在九月初六日，距慈安太后去世已经过去将近半年时间。关于慈安逝世细节这类宫闱秘事，左宗棠只在与好友杨昌濬的通信中略为提及，这也显示出他的谨慎。信中，他对慈禧十分关心，并未流露出任何怀疑之意，“宫府臣僚悲恸罔极，殡殓时及梓宫升寿宁殿，哭临雨泣不期而然……幸禧圣渐就康复，王大臣同请临朝节哀视事，已允照办。然非俟大安，不能如常接见。弟随同瞻觐，窃见圣容憔悴迥异从前，时深惴惴”。慈禧的病，直到这年五月才慢慢好转。在给友朋的信中，左宗棠也不时通报慈禧的身体状况，“禧圣渐就康复”，“禧圣五月内可报大安”。从慈禧方面，对左宗棠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猜疑和忌恨。王文韶在日记中记载，六月二十日（7月15日）这天，慈禧召见军机大臣，宣布病愈，将于二十五日（20日）正常视事。当天，由于左宗棠跪的时间过长，体力不支，慈禧还特意恩准左宗棠提前退朝，并专门让王文韶和兵部尚书景廉把左宗棠扶起来，细心地嘱咐他们看着左宗棠下台阶，“是日天气甚热，跪至一刻余，季相惫不能支，恩谕先退，余与秋坪两人扶之始起，仍奉谕视其下殿阶，圣心始安”。从七月到八月，左宗棠先后三次请病假、两度请求开缺。如果慈禧对左宗棠有所不满，完全可以顺水推舟开去左宗棠各项差使。但慈禧非但没有，反而将有“天下第一肥缺”之称的两江总督之职交与左宗棠。十月初六日（11月27日）销病假时，慈禧曾召见左宗棠，“天颜甚怡”。在给杨昌濬的信中，左宗棠详细地描述了这次召见的情形：谈及为何授予左宗棠两江总督之职，慈禧说：“若论公事繁难，两江岂不数倍于此？以尔向来办事认真，威望素著，不得不任此重寄。尔可择用妥人，分任其劳。”这次召见，历时将近两刻钟，相当于现在的半个小时。担心左宗棠劳累，慈禧还很体贴地让他先下去休息，嘱咐左宗棠如果还有其他的事情，想好之后由王大臣代奏，“尔如难支，亦可稍歇，与王大臣从容商议，再由其代奏”。慈禧的关怀，让左宗棠十分感动。在给杨昌濬的信中，他就感慨，“所以体恤者无弗至也”。因此，左宗棠冒失说出慈安暴亡而被慈禧猜忌、报复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慈禧将左宗棠外放两江，主要是考虑他性格耿介、不太适合在中枢工作。与此同时，两江作为国家财赋重要来源地，有左宗棠这样的重臣坐镇，慈禧也感到放心。
【内容简介】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作为晚清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他是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仅就收复新疆、建设和治理西北而言，他就是研究晚清史不容忽视的历史人物，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与现有左宗棠的传记不同，本书稿有如下特点：
1. 订正史实，根据清宫档案，考证传主不少传闻的真伪。
2. 拓展视野，花较多笔墨介绍左宗棠的性格兴趣、学问修养、家庭经济情况如收入与支出以及家庭成员如妻室、儿孙等情况。
3. 不虚美、不饰过、不掩恶，写出左宗棠的性格局限、个人情感等特性。
4. 浓墨重彩介绍收复新疆的过程，展示其维护统一的巨大决心与艰辛历程。
5. 设立专门章节介绍左宗棠建设、治理西北的具体举措，如大兴文教事业、大力植树造林、造桥修路等。
总体而言，本书稿史料丰富，写作严谨，考证精当，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本书行文流畅易懂，为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左宗棠形象，丰富公众对左宗棠的认识与了解。
【作者简介】
刘江华，近代史学者，作家，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现供职于北京日报社。著有《左宗棠传信录》（岳麓书社2017年版）、《清朝最后的120天》（三联书店2021年版）等书。
【目录】
为什么还要写左宗棠传——代前言
第一章 底层读书人家庭
第二章 没考中进士
第三章 做了八年家庭教师
第四章 避乱深山
第五章 做了八年幕僚
第六章 樊燮案始末
第七章 进兵江西
第八章 巡抚浙江
第九章 与曾国藩彻底闹翻
第十章 督师闽粤
第十一章 与郭嵩焘也闹翻了
第十二章 倡办福州船政局
第十三章 一次兴师动众的家人相会
第十四章 军事生涯少有的失败
第十五章 经略陕甘
第十六章 成为收复新疆的主帅
第十七章 进兵新疆的准备
第十八章 缓进急战
第十九章 交涉伊犁
第二十章 西北的建设与治理
第二十一章 京城岁月
第二十二章 总督两江
第二十三章 病逝福州
附篇
第一章 身体状况
第二章 性格与爱好
第三章 读书与治学
第四章 收入与支出
第五章 妻妾与儿女
第六章 幕府人才 
刘江华约 8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