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费正清的“中国观” ——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谈起

长期以来，学界对费正清的中国观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一方面，他被视为西方中心论在中国研究中的代表人物，过于强调近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制度的对立，由于费正清本身的巨大影响力，他的观点又被放大形成意识形态化的“中国观”，进而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同时他又被自己的学生柯文归为“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人物，强调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不力”，反复使用“明显的惰性”这一说法来勾画甚至歪曲丑化19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没有关联的侧面。另一方面，有学者强调费正清讲求实证，“对于任何理论都存有戒心，谨守作为史学家的规范”，他“没有自称要建立中国历史的一般理论，并且多次表示他厌恶抽象理论”，“他是一个闭口不谈信念和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其学术的一大特征在于“对理论的怀疑防止了观念形态的陷阱影响他的治学”。不难看出，以上对费正清泾渭分明的认识歧见清晰反映出他被高度“抽象化”和“标签化”的事实，这固然体现了他的学术影响力，但从其研究中找寻费正清本人的“中国观”实有必要。

费正清早期20余年的学术生涯，大多奉献给《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的准备与写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分为5个部分，共有24章。该书对后世美国中国史研究影响甚大，下文就其与当前美国中国史研究共同关注的话题和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分别予以讨论。

（一）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先导

与传统外交史写作范式不同，费正清并未采用民族志的写法介绍中国的地理、人口、风俗等国情状况，而是直接切入中西发生联系的历史语境，强调的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不仅仅作为西方扩张前的背景和静态的对象描述。这背后暗含了费正清并不赞同西方文明“撕裂性”的一体化过程，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迥然不同，其发展道路是一个“连续性”的长期过程。费正清写道，“这种时间上的回归分析恰恰是博士论文写作的典型方法，因为时间在逻辑层面有其本身的内在关联性。因此，想要研究近代史的人最终会成为中世纪史的研究者”，“切记不要试图把研究时段的开端作为研究起点。历史研究的过程是逆向追溯，而不是从前往后的顺次叙述”。后来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也不断强调这一观念：“我一直提请我的学生们注意，（中国）历史总要不断地回溯，以追寻因果：如果你想了解1980年的事件，从1980年开始你一定很快返回70年代。如果你从1970年开始，研究其通向1980年的历程，你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1960年，并一再促进其回溯。”出于这样的认识，费正清跳脱了单纯研究19世纪50年代通商口岸危机下应运而生的海关税务司，而将研究时段前溯至签订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1842年，将视野扩展到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催生出的“清帝国管理体制及其所建立的处理外交事务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认识，使费正清区别于其他的外交史家，进而观察到中国社会的特质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以此作为中西交往的基础前提。因此，他在书中提出：“所有这些理论都强调历史事实仍然是理解的基础。尽管概念、框架可以促进和指导我们研究，但并不能取代基础研究。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知依然贫乏，还停留在感性描述的阶段……理论不能不证自明，只有事实才能为自己辩解。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必须循序渐进，以某方面的史料，通过一个个的专题研究从细节处积累。”费正清指出中西各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作为不调和的文化实体，两者之间的接触比当代最好的外交史所描述的状况更为复杂”。

针对当时学界“有关中华帝国政治崩溃的研究几乎全部为西方侵略者的外部视角所笼罩”的“西方中心论”盛行的状况，费正清在研究中进行了批判和回击。他在书中写道：“事物的关键还要取决于内因”，“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主要还是由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1842年以来日本和中国应对西方的强烈反差清楚地说明，帝国主义并非是凌驾于本国人民之上的主宰力量，本国的内部条件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对西方的调适都必须着手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在西方对中国造成“冲击”问题上，费正清指出：“所谓西方给中国造成的‘冲击’具有某些促进意义，而不是致命打击。……中国的近代化事业是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不断调整推进，并非简单的西方化。……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是双向互动的过程。……西方舶来品都得以巧妙地修正。这些通商口岸并非将西方的生活方式全盘照搬到中国沿海，而是代表着中国人能够接受的西方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西方历史传统给中国所带来的冲击更多是对中国社会进程的破坏”，比如鸦片问题、华南商品经济的扩张、农业社会的剧烈变动，以及随后出现的“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国运动等，“而不是显而易见的创造”。

本书的第二、三部分，费正清讲述了第一批条约如何签订，以及中英官员如何使其生效的过程。在第二部分，费正清叙述了广州体系的崩溃，接踵而来的战争与谈判，以及中国对外贸易合法化进程中所取得的一致性法律原则，同时基本保留专为规范鸦片贸易而设的非正式制度。第三部分，费正清描述了条约履行的艰难实况，形象地将开埠初期比喻成“同时期的美国西部开发”，对英国人而言“是一项在遥远的边陲充满冒险的开创性工作”，但其面对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征服自然，而在于如何对待古代中国的行为准则”。与传统的外交史不同，费正清更为关注的是代表近代化力量的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后所遇到的挫折。尽管英国人通过战争和条约打破了清朝既往的外贸和外交体系，但正如前文所指出，中国接受近代化和西方是一个连续的渐进过程，英国人不断地调整外交政策也证明了这一点。费正清在考察中英关系的过程中，并没有采用佩克和柯文诟病他的“传统—近代”的二元视角，而是一直不断转换视角，努力将“英国和中国的历史联为一体”。而且，他也没有高估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力：“中国沿海地区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地。但就整个中国来说，这样的现代化运动只能在最初起一点小小的作用。”

但在柯文等人的批评中，却将费正清视为“冲击—回应”模式的代表人物，指出费正清理论框架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19世纪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被柯文评为“对西方冲击的这种极端重要性”主张最力的著作之一是邓嗣禹、费正清合编的一部史料集《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英文版书名为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初版于1954年）。然而费、邓二人在1979年3月写的再版前言中已经阐明：“我们一开始就提出：‘刺激’（或‘冲击’）和‘回应’的表述并不严谨。我们斗胆假设‘西方冲击’曾发生在前，仅仅是因为我们所谓的‘中国回应’的行为发生在后。这种‘中国回应’正是我们要研究的，但它显然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换言之，‘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的总体历史中考察。”事实上，柯文的批评著作于5年后问世，他在引用时应该看到过这段声明。

就《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内容，我们也很难找到柯文批评的情况。费正清指出，1842—1898年的时间里，所有这些历史进程，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共同促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迁”。他的核心观念并不在于代表传统的中国应对代表近代的西方，或者说是中国回应西方的冲击，而是中国步入近代化的过程是中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中外共治”的海关制度成为1854年之后“条约制度”最终的解决方案。与满汉问题的暧昧态度和开放性答案类似，费正清并未从正面回答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究竟是外因还是内因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问题。这也给后世学者理解或误读他的近代化观点留下更多的解释与讨论空间。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费正清及其弟子发展出的“中国中心观”理论，尽管以西方中心观作为批判对象，但“其背后隐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脉络”和“根本性的认知结构”，依然是西方对东方文化霸权的构成部分，依然具有“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中心意识”。

（二）注重满人因素与满汉问题

费正清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开篇就考察了内亚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指出内亚“蛮族”正如四季交替一般，构成了中国王朝编年史的主题曲。唐宋、辽金元、明、清四个时期，汉人和“夷”轮流进行帝国的政治统治，最后一千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处于非汉族的统治之下，“外族制度已经融入他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汉人和“夷狄”共同存在于整个历史。对清朝统治者而言，与蒙古人建立元朝不同，满洲人“可以用汉人的方式统治整个中国，自己却并没有变成汉人”。然而，在既往研究中“近代史学家或许对这些显而易见的宏观背景并不在意，更关注中西互动及其多元走向”。

费正清对满洲因素的重视，源于欧文·拉铁摩尔的影响。1932年，他在北京遇到拉铁摩尔，当时后者因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刚刚出版《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拉铁摩尔明确指出，“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缘孕蓄着非汉族部落政权的涨落”，围绕该地区的现代国际史与中国早期的历史紧密相关。费正清读后深有同感：“一个世纪以来到处充溢着条约权利和权益，我认为这全起自于欧洲的海岸国家，在这种气氛下这本书的出现如同吹来一股清新的微风。”费正清与拉铁摩尔建立了终身的友谊。1940年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出版，费正清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这本书我获得了我一直在寻求的观念。通常，一种观念在探索它时总是让人感到渺渺难寻，一旦受到什么启发而有所获，又怎样让人能够确信？欧文展开他丰富的想象力，把观察结果同已知事实相结合，建立起了历史理论的城堡。无所成就的汉学家们可能会嘲笑他，可是他早已超出了他们的研究范围。”可见，费正清非常重视清朝政权的满洲因素。

费正清将满人统治者“有意维持自己非汉族社会集团身份”的情况称为“共存”，即“文化交流并未引起新同质文化的出现，而只是两种文化彼此适应的并存”。满洲入主中原后，“这种共存性可能被自觉地制度化，成为一种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的混合体”。清朝建立了满汉联合执政的制度，一方面“保持汉人在满人监督下进行管理的双轨制”，另一方面“维持其少数民族的社会认同”。满人作为“夷狄”对儒家君主制的总体影响体现在政策、运作和理论等各个方面，“是嫁接在反汉族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去民族化”。当然，费正清也没有否认汉化的存在：“例如一种古老的说法：‘中国总是不断地同化它的征服者’，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小群游牧民族入侵者，这一点或许多多少少是适宜的。”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重大事件的发生，民族和文明文化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学术焦点。美国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清政权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主体，“放弃流行已久的‘汉化’观点”，转而“正视清朝对于不同地区与不同族群采取不同统治策略的现实”，关注少数民族和内亚因素对清政权的重要性。费正清强调清朝成功的满洲因素，认为满洲“只是不到一百万人的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继承了汉人的权变手段并“结合着自觉的征服者所特有的活力”，“擅长于进行战争和把持权力”。和他共同开设清代文献研讨课的傅礼初更强调满人的重要性，指出“为中国亚洲腹地边疆的汉化打下基础的还是满人”。

费正清敏锐地注意到传统清朝外交实践中的满洲因素和满汉问题，指出满洲官员在和西方打交道的最初阶段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且“满人与汉族相比，在对外政策上有本质区别”。费正清认为，“满洲王朝的政策并不是汉人政权政策的代名词。反过来说，中华帝国政权对19世纪西方涌入的回应并不纯然是汉族的回应，而是满汉儒家君主制这种混合制度的回应”。因此，“北京政府在19世纪前期对西方做出的反应只关注于满人自身的权力和威望，这样的说法可能并不公平”。而令费正清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满汉观为20世纪末美国清史学界的论战埋下伏笔。囿于时代因素，费正清当时在帝国体制的范围内无法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夷狄”与汉人“共治”的局面。清朝创建者满人曾被视为“夷”，近代来华的西方人也被视为“夷”，费正清以“夷”为切入点，通过“夷”的涵化过程导引出由“朝贡制度”向“条约制度”转变这一中西外交史的核心命题。

费正清在书中强调“满汉共治”儒家君主制的社会文化因素，“朝贡制度”是其具体体现。他指出，当时“西方的政治学家，迄今为止几乎毫无例外地避开了对中国语言和儒家政权的研究。出于自尊的考虑，他们对中国统治艺术这一最伟大的人类成就视而不见”。费正清认为，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这些汉人并非亲满之人，而是和满人一道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这些汉人忠诚拥护的共同纽带是儒家的秩序观”。费正清的学生芮玛丽也从晚清历史经验出发，强调儒家文化对清政权的重要性。朝贡制度是儒家君主制处理对外关系的既有模式。它是“华夷”制度的产物，由中国边疆的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创造，同时也是几百年来中外共同遵守的交流媒介。朝贡关系的意识形态在满人和汉人心中所占据的位置，“等同于西方人心目中民族主义的地位”。费正清指出，“外族侵略者常常接纳朝贡思想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这个问题比西方政治学家们已认识到的偏狭之见要复杂得多”。朝贡制度对“夷狄”的调适并不意味着做好了与西方打交道的充分准备，正因为其未能成功适用于近代的西方，才造成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迟缓。

费正清考察了“满汉共治”下的海关。清朝平定台湾之后的1685年，建立了由地方官和中央派遣官员共同负责的榷关制度。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的海关均已纳入该省行政管理体系，但最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广州仍由中央派遣的粤海关监督（满人担任）直接管辖。粤海关监督一度废止后又重设，在此过程中他们与广东地方官员达成共谋共治的妥协，共同利用商人群体作为其代理人。因此行商不仅负责贸易，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由此形成近代开埠前的外贸治理模式。

近年马世嘉将视野从边疆政策转向对外政策，探讨清朝将18世纪成功的边疆政策运用到19世纪的对外政策，何以必然会遭到失败。费正清本书的研究正是其对话的起点。马世嘉指出：“直到最近，人们一直认为1840年以前帝制中国的对外关系取向，主要受到一理想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成见所型铸。由费正清的努力启其先河，在其所建构的普遍架构之解释中，明清在对外关系上存在一种基于华夏自我中心意识形态的‘中华世界秩序’，并借由统称为‘朝贡体系’的诸制度程序所彰显。这个世界秩序本质上为‘一种中国本部（帝国政府之）行政体系的外延’，并设计来强化——或看似强化——以皇帝为中心对外族的分级阶序。”他认为费正清在书中描述的“朝贡体系”，“与其说该体系之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控中国实际对外状况之经济与军事利益，毋宁说是向国内大众证明外国人承认且臣服于皇帝的权威”。费正清强调的朝贡体系的技术手段（包括贸易奖励、宗教与文化压力以及武力等方式）并不是清朝对外政策失败的关键，问题核心在于清政权将边疆政策的各种手段用在了对外政策上面。

（三）现代化观与帝国主义观的调适

费正清认为，现代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的对外贸易必然会以令外国商人满意的方式受到控制，但在这一历史趋势中，对于中华帝国来说，还存在比最终发生的情况更具危害的多种可能性。《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的第四、五部分描述了英国推行的条约体系在清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抵抗下出现了渐进式的崩溃，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和西方国家施加军事高压，清政府不得不让步，在沿海通商口岸实行中西共同治理，上海设立的外籍海关税务司是中西共治的产物，也成为1842—1854年条约制度的最终解决方案。外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对中国现代化所起的历史作用在西方学界不断得到强化；而国内学界虽然“强调外部因素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其最后的着眼点却都落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内部反应或中国人民的革命诉求上”。可见，学者眼中的现代化理论并非客观的、纯粹的学术概念，例如林同奇敏锐地指出，“Modernization（现代化）指的是一个过程”，“定义一般现在是采用马克斯·韦伯的，通过工具理性控制外在世界，控制社会，甚至控制自然”；“但是Modernity（现代性）不是指历史上的一个过程，而是某种思维方式，某种思想情绪”。费正清认为海关的设立是“幸运的”和“偶然的”，因为它“抢在赤裸裸地吞并或直接由外国控制贸易之前建立起来”，但即使通商口岸为中西共治，不是纯西方的创造，费正清也无法绕开西方侵略的帝国主义问题。

不过，费正清始终对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有理性的认识，从而构成了他同情中国革命的内在基础。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他没有忽视西方侵略的客观事实，而是尽力呈现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并遭遇帝国主义侵略的复杂图景。他颇有深意地写道：“东南沿海的港口都处于江海的入海口，面临着海洋和外部远洋的世界。它们既是外国人的入侵点，又是中国人向外到东南亚或更远处寻找生路的出发点。”当1932年1月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时，适值“一·二八”事变爆发，“我们在外国公共租界的外滩登岸，距离正在轰击闸北的日本巡洋舰‘赤云’舰不过数百码”。在通商口岸查阅资料的旅行中，“更证实了我从档案中获得的一系列想法。这些商港无疑构成了一个个各国侨民紧密结合而成的独立的前沿社区。在这里，外国的服务行业和个人企业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他们的确都发现并开展了同中国相应人物的合作……然而这样的中外合作场合渗透着侵略性的外国民族主义，同时也相伴着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反应”。当1935年费正清离开中国时，日本已展现出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他强烈感受到中国已不再是马士生活的时代和他书中所描述的时代，中国人民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反帝反侵略力量正在积聚，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他看到了这股力量，因此随后修订的博士论文体现出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强化西方帝国主义的存在意识，将“外国经济剥削”作为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