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的族群与边疆观念

【摘要】丘濬在族群观念上，延续了传统的“内华夏外夷狄”观念，并进一步将之理论化、系统化。在边疆观念上，丘濬秉持防御立场，认可长城防御的历史价值，并重视北方族群在中国历史上的军事作用。丘濬的族群与边疆观念，呈现出内敛、保守的立场，是明代内敛国策的思想投射与历史反映。

丘濬是明中期具有代表性的儒者，他从传统的华夷之辨的观念出发，生发出独具特色的族群与边疆观念，具有十分典型的时代意义。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有助于揭示明中期儒者所反映的明代华夷观的时代内涵。

一、丘濬的族群分隔观念

中国处于亚洲大陆东部，属于地质面貌过渡区域，中间为平原，三面环山、东面临海。虽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呈现多点开花或者“满天星斗”局面，但最终勾勒主线索者，仍是居于生态环境适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与北方草原形成长期互动与交流态势的族群。所谓族群，不过是不同人群在地理、经济、政治等因素影响下，依托各自地理环境与经济方式，分化为在政治上自为体系、在文化上自相标榜，从而不断团聚的集合体。中国中间生态环境较为优越，四周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华夏与后来的汉人凭借先进的农业文明，不断发展与扩张。“轩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东戡，周王西狩，皆所以御其侵乱也”，从而形成以山川自然地形为分隔的“内华夏外四夷”的族群格局与政治秩序。所谓“夷”，“形相若背负大弓的人形。‘夷’是中国典籍中最古老的名词，其含义不复带贬义。”而汉人士大夫却将这一过程倒果为因，认为这一地缘格局是由地理环境先天决定。武则天时期，鸾台侍郎狄仁杰上疏曰：“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明代丘濬也认为：“华处乎内，夷居乎外，天造地设，而以山川为之疆域，所以别生分类，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越也。是以自古圣帝明王，必严内外之辨。”“中国”之得名，不仅源于古代文明，还因自恃文化优越，认为自身居于世界之中的文化意识；而且也因华夏族群居于东亚地理之“中”的缘故。因此，中国古人生发出自身不仅在地理上居于天下之中，生态更为优良，而且文明更为先进的优越意识。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列子将世界一分为三，认为中国不仅居于中间，生态适宜，而且物产丰饶，礼法发达，是优越于其他两处地理区域的“中央之国”。这一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从政治角度对这一地缘政治格局进行了合理化阐释，“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

由于核心地区与四裔边疆生态差别的相对稳定，汉人与四裔族群的边疆战争呈现出长期持续、连绵不断的特征。在东亚这一封闭的空间内，内部汉人向外、外部边疆族群向内的不断互动趋势，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基本脉络。

丘濬将华夷视为长期对立、缺一不可之阴阳：

大地间有华夷，犹天地之有阴阳，有此必有彼，决无灭绝其类之理。况其族属非一类，此一类衰矣，而彼一类又起。圣王知其然，故其待夷狄也，惟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其无常之灾。此中国之仁义所以可贵，而异于夷狄也。丘濬秉持“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族群观念，认为华夷分隔为自然之理。“夫内夏而外夷，天地之常经。荒服之外，礼教所不及者，圣王所不臣，古今之大义也。”汉人政权不应将一统华夷、招抚远人作为政治最高目标，指出这是好大喜功的做法。“必欲腥膻之丑类、侏离蓝缕之夷，皆冠带以列位，稽颡而来朝，以此为遗后之策，以此为足以慰神灵之所想望，是乃秦皇、汉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内夏外夷、大中至正之道也。”

丘濬指出远古圣王在治理天下时，便已注重区分华夷，比如舜便窜三苗、禹进攻四“夷”。“帝舜授禅之初，既首窜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时，其窜者既丕叙，其留者犹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犹逆命。及禹班师而后来格，于是考其善恶而分背之焉。”“华夷之辨”观念实已出现。“由是观之，可见圣人为治，拳拳于华夷之辨。盖有虞之世，固已然矣，非但始于春秋也。”“禹服周畿要荒蛮夷，邈然处于侯甸采卫之外。当是之时，华夏之辨，截然有一定之限。”春秋战国时期，伴随周天下秩序瓦解，华夷分治格局才被打破，逐渐呈现以“夷”乱华的历史潮流。因此，君主治理天下的基本原则与方案便是再次复归于维护华夷分治。“天生人类有二焉，华也，夷也。华华夷夷，各止其所，然后生人安而世道清。若夷有以乱乎华，则人生为之不宁矣。虽有政教，何自而施？”

丘濬认为汉人政权在政治建设上，应将主要精力投射于“华夏文明之域”，而对边疆地区，则视为瓦砾。“惟西与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叠嶂，大荒绝漠，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人所居之处。有与无，不足为中国轻重焉。惟明主宝吾华夏文明之域，以瓦砾视之可也。”相应不以招徕边疆族群，而是保障中原汉地作为政治最高目标。“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预焉。固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真知焉哉！”

丘濬追溯了先秦时期形成的“五服”“差序疆域”制度，指出中原王朝在疆域治理上，应详内而略外。“先儒谓《禹贡》五服，甸、侯、绥为中国，要、荒已为夷狄。圣人之治，详内略外，观五服名义可见。”应在边疆因地制宜地设定不同于内地的制度，这样“惟其势异而情殊，故帝王所以治之也，修其教不易其宜，随机而应变，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以维护“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族群地理格局。“虽然，其所以渐被暨及者，风闻之声，神化之教，使之闻而慕之，振而动之而已。未尝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而以内治治之也。此无他，天地间有大界限，华处乎内，夷处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因此，归根结底，丘濬主张中原王朝应不治边疆，“治中国则法度宜详，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则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观至于五千，见德化之远；及观要、荒二服，见法度之不泛及，圣人不务广地而勤远略也如此”，而令其自治，“王者驭夷狄，以自治为上策”，这样才能将边疆族群保持于四裔边疆，而不会进攻中原汉地，汉人也才能获得地缘安全。“彼既止其所而不为疆场之害，则吾之内地华民，得其安矣。”在丘濬看来，汉人政权在与四裔政权的来往中，也应秉持静态、被动的立场，“曹操谓羌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此诚练达事体，通晓夷情之语也”，不应与四裔政权积极联络，“盖中国之与夷狄，气类不通，疆域殊隔，无事时，政不必屑屑相与通往来也。非甚不得已，决不可以通使”。

丘濬尤其反对汉人政权与边疆族群密切接触的出发点之一，是担心两种族群与文明发生的交流与融合，会导致“以夷变夏”现象的发生，认为这是导致“内华夏而外夷狄”族群地理格局遭到破坏，最终促使汉人文明遭到巨大冲击的历史根源。丘濬指出北方族群第一次对华夏构成严重冲击，是西周末年申侯联络犬戎，杀死周幽王。“自古夷狄为中国害，莫甚于犬戎之弑幽王也。然旋即远遁，未有据中国之地，臣中国之人，僭中国之号，而至于数十年之久也。”北方族群长期统治中原地区，始自于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而这一历史潮流之形成，根源于汉晋内徙北方族群于近边地区。“有之，始自刘渊焉。原其所以致此者，岂夷狄之罪哉！中国之人有以感召之也。”而丘濬将汉明帝迎佛视作这一现象的感性原因：

当汉明帝时，无故以梦寐恍惚之思，遣遐荒绝漠之使，迎胡鬼，致胡书，构帝王之宫以居之，屈帝王之尊以事之，其所以尊崇敬奉之者，不止被发野祭而已也。以夷召夷，遂有五胡乱华之祸，滥觞于北朝之分治，滔天于蒙古之混一，而中国之土地、人民尽为胡有矣。呜呼！不有圣人复生，则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天下，几何而不尽沦于夷哉！

丘濬从汉唐之间北族变乱的故事出发，论证这一格局的合理性。指出华夷在地理层面上的隔绝与分治，是天然而合理的。“呜呼！天地有大界限，华夷是也。华处乎中，夷处乎外，是乃天地以山川险阻界别区域，隔绝外内，以为吾中国万世之大防者也。”西周“五服”“差序疆域”格局，便保持了华夏与四裔族群的地理距离。“禹服周畿要荒蛮夷，邈然处于侯甸采卫之外。当是之时，华夏之辨，截然有一定之限。”春秋时期，伴随东周统治秩序逐渐瓦解，四裔族群开始进入中原地区，开启了后世边疆族群为祸中原王朝的历史潮流。“周道既衰，于是乎腥膻异类始入中国，而与齐民错居。春秋之时，有陆浑之类已居中国，其后汉唐之世，往往有夷狄之祸。此无他，由其不能谨内外之防，而混华夷之俗故也。”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两汉将北方族群内徙于近边地带，导致“五胡乱华”，是其中一个大关节。“奈何自决其防，引而入吾腹心之内乎？汉自宣帝时，徙羌于三辅，至是光武又居匈奴于云中、西河，卒贻五胡乱华之祸于再易世二百五十五年之后。”“而其祸尤大者，在以羌胡而处塞内也。汉以南单于款五原塞，赐姓为藩臣，其后刘渊、刘聪大为中国患。魏晋之世，处鲜卑、羯、氐于内地，遂迭起乱华，晋遂不支。”唐朝重用番将，导致“安史之乱”，是其中又一大关节。“唐至中叶，以安禄山守范阳，其后尽以蕃将易汉将，夷狄之祸，直至唐亡。”因此，在丘濬看来，后世君主也应追溯西周“五服”“差序疆域”的制度内涵，保持与四裔族群的地理距离：

由是以观，则《禹贡》之五服、周人之九服，其为当世制也严矣，其为后世虑者远矣。又考贾公彦谓蕃之义，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蕃为称，后世通谓夷狄为蕃，盖本诸此。由是以观，则《禹贡》之五服，周人之九服，其为当世制也严矣，其为后世虑也远矣。又考贾公彦谓蕃之义，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蕃为称，后世通谓夷狄为蕃，盖本诸此。

在丘濬看来，边疆族群之所以在内附之后发动叛乱，不仅源于人之本性有“恋土之心”：

盖人生天地间，华夷之俗虽有不同，而恋土之心则一。方其内附也，未必皆有慕华之心，非迫于不得已，决不肯捐其亲属，舍其田里，而弃其父祖之茔兆也。其所以来者，非因避不可解之仇雠，必是逭不可生之杀戮。譬若笼中之禽、圈中之虎，其处身非不安，而所以为之养非不备也，苟有可乘之隙、可出之机，岂肯为人所拘絷哉！

而且与边疆族群不喜约束的特性有关：“况喜放纵而恶拘束，乃夷狄之本性。彼虽有盟誓之言，涕洟之语，未必皆其血诚，断断乎真可信者也。”因此，丘濬建议中原王朝在秉持“天下一家”观念，“虽曰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一视以同仁”，接纳边疆族群前，应充分考虑由此可能导致的隐患。“然仁之中不可以无义，信之中不可以无智，不可苟徇于目前，必须远虑乎身后，处之必欲尽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独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报吾之义焉。”

丘濬指出明以前中国古代北方族群对中原地区的进攻与冲击具有三次转变。“呜呼！自春秋以来，夷狄之祸，盖三变矣。”第一次是春秋时期，吴国、楚国作为华夏族群建立的边疆政权，反向争夺中原霸主的历史现象。“始也，吴楚之类，以中国之人，居夷狄之地，以僭中国之分，一变也。”第二次是汉晋时期内徙于近边地区的北方族群，掀起的“五胡乱华”历史潮流。“中也，（刘）渊、（石）勒之徒，以夷狄之人，生中国之地，以为中国之害，再变也。”第三次是契丹开启的纯粹的北方族群长期、全面压制汉人的历史脉络。“至是契丹，则是以夷狄之人，生夷狄之地，以戕中国之人，岂非三变乎？”丘濬指出伴随历史进程的发展，四裔族群尤其北方族群逐渐呈现势力壮大、反向内压的历史趋势。“其祸愈流愈远，愈远而愈大，履霜坚冰，至圣人逆睹其然，知其祸必将至于冠履倒置，以斁败我彝伦也。”

丘濬将犬戎杀幽王作为边疆族群反噬的第一次事件，也是最严重的单个事件。“自古夷狄为中国害，莫甚于犬戎之弑幽王也。”该事件便因周政权中的申侯外结犬戎而造成。周政权经过数百年经营，已在西北边疆形成了相对于西北边疆族群的明显优势。武王继承了文王事业，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并将西北族群纳入统治秩序中来，列为关系最为疏远的“荒服”。“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丰镐，放逐戎夷经、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但穆王时期，犬戎已不甘心臣服周政权，穆王虽加以征伐，但并未取得成功。“其后二百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辞。”此后，西周与西北边疆族群相互之间不断攻伐，互有胜负，后者对前者的威胁愈益增大：

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

西周与西北边疆族群的战略平衡，伴随申侯与犬戎内外相结，被最终打破。“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郤。申侯怒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下，遂取周之焦获。”犬戎取得军事胜利之后，并未返回边疆地带，而是进一步进入华夏内地，“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并在春秋时期，形成相对于华夏国家的战略优势，迫使华夏国家联合起来，以“尊王攘夷”为口号，与之展开大规模战争，是推动中国历史进入春秋争霸战争的因素之一。第一个由此而称霸天下的是齐桓公。第二个称霸天下的是晋文公。而晋文公崛起之机缘，与周王室在内乱之下，联合狄人，使后者继犬戎之后，再次深入、残暴华夏，华夏由此再次开展反抗有直接关联。

丘濬鉴于宋人逃至契丹、西夏，使边疆政权逐渐壮大，指出汉人由于对汉地社会较为了解，相对于边疆族群，对于汉人政权危害更大，实为边疆祸患的根源。“呜呼！夷狄不能为中国害也，所以为中国害者，中国之人也。是故匈奴之为汉害者，以中行说也。西夏之为宋害者，以张元、吴昊也。”尤其重点讨论了阿保机任用汉人，压制中原的历史现象，指出阿保机借助汉人，不仅建立了汉氏政治制度，而且推广农业经济，从而对中原王朝构成了巨大压力：

方契丹之初起也，阿保机之为人，性虽悍鸷而无远大鸷谋，心虽变诈而无经久之计，一旦得刘守光所使之韩延徽教之，以开牙建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用中国之法，以变夷狄之习。凡吾中国自古以来所以立国者，因事教之，俾其假中国之法侵中国之地，用中国之人为中国之害，遂贻中国无穷之祸患。

从而主张中原王朝一方面收揽人才，另一方面严格边境出入制度，防止汉人出逃、壮大边疆族群历史现象的重演与再现：

向使吾中国之关隘有禁，而吾之人无由得至其地，中国之人才无遗，而吾之人不暇以为之用；彼肆其鸷猛之力，桀骜之智，虽能为吾近边一时之害，不旋踵而息灭矣，岂能侵入持久，以得志于吾中国哉！是以善于防患者，恒于无事之时，未然之始，严谨边关之出入，收拾遗逸之人才。

丘濬指出四裔族群如果不任用汉人，由于缺乏对于中原汉地的了解，难于形成长期威胁，“夷狄不用中国人，其为害不深”。反之任用汉人，则会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威胁，“而其所以深为中国害者，用中国之人也”。契丹、西夏之崛起，便根源于借助出逃汉人的缘故。“宋之契丹、拓跋，其地与众，未必过此二虏。然契丹得幽燕十八州地，拓跋尽有兴夏之境，据中国地，用中国人，为中国害。此宋边患所以比唐为甚。”因此中原王朝应借鉴这一历史教训，防微杜渐，杜绝近边之人流向四裔族群。如上文所述那样，丘濬一方面主张严禁汉人外逃，“今当以之为戒，而防之于微，切不可使之得用吾逸出之人，据吾尺寸之地”，另一方面主张汉人政权积极加以招徕，以免为敌所用，“臣请立为条格，凡近边之人，有一才一艺者，皆许自陈。试之稍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备，苟有可用，皆随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则此辈心有所系，迹有所拘，而不为彼用矣”。

明初一扫中唐以来汉人积弱不振之局面，武力昂扬，宋濂在北伐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政治口号，并认为“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明军北上灭元是“雪中国之耻”的举动，显然延续了两宋“华夷之辨种族论”立场，反映了两宋以来汉人被异民族长期压制的耻辱心理，洪武时期明军屡次北征，发动以“永清沙漠”为主旨的战役，可视作中唐以来汉人在边疆长期被动之后的深入反击。徐达所上《平沙漠表》，便含有收回五代以来汉人故地的意味，“齐鲁十二之山河兼旬俱下，幽蓟百年之腥秽一旦廓清，既驱毡毳之群，遂复衣冠之治”。

丘濬指出朱元璋扭转了五代以来北方族群入侵之潮流，功绩超过管仲、汉高祖与唐太宗：

臣按：孔子于他章尝小管仲之器，而于此则大其功，盖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谓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战国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残虐尤甚，太宗出而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犹是也。臣尝因孔子及朱氏之言而推之，有以见我圣祖之有功于天地为甚大。管仲之功，遏楚而已；楚，中国之诸侯也。汉祖、唐宗之功，除秦、隋而已。秦、隋，中国之子也。我圣祖除去胡元，恢复帝王之境土，重阐中国之彝伦。其功较之二君一臣，大小轻重何如哉！夫自五代之世，石晋以幽燕十六州之地以赂契丹，宋靖康之变，女真奄有中原之地，而鞑靼又混华夏。至于我圣祖洪武开国之春，幽燕沦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变为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始复归于中国，治教于是乎大明，彝伦于是乎复古。臣恒谓天地开辟以来，夷狄乱华之祸，莫甚于胡元。盖中国全为胡有者几百年，我圣祖始复而有之。

在为刘渊事迹作注时，丘濬甚至认为，朱元璋结束了五胡乱华以来的北族内侵潮流：

以夷之性，因华之俗，用戎狄之猛鸷，假中国之位号，而华人之不逞者，又为之指示弥缝，所以其毒尤甚，其祸尤惨。观诸（刘）渊、（刘）聪，可鉴也已。自是以后，夷狄之祸比汉魏以前为甚。滥觞于元魏，洋溢于辽金，滔天于蒙古，极矣。不有圣明者出，安知全天所覆者，不至于尽有夷而无华哉！盖天地开辟以来一大祸也。我圣祖再造之功，如此其大。

而且重新确立了华夷秩序，回到族群地理的常态格局：

内外之疆域，截然有定限；华夷之伦类，秩然有定所，百有余年矣。臣读我圣祖未登极之先，传檄中原，有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者也。”既登极之后，御制大诰，有曰：“胡元入主中国，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言语不通。”其所以丁宁谆切，为天下臣民告者，至矣尽矣。盖欲天下后世同心竭力以遏其萌，杜其渐，以为千万世之防也。

丘濬对于归附明朝的北方族群，提出了两种安置内附族群的方案，一种是在明中后期内徙归附族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分割与防范：

请凡自西北内附者，除已建显功受封爵者外，其余有官者递升一级，给与全俸；无官者编入队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敕兵部注拨于迤南卫所，卫不过二百，所不过二十，官不许专城，卒不许类聚，征操外并免杂役。如此则不失安辑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从而实现分散其力量，逐渐同化的政治目的，“所聚之处，一郡不许过百；所居之市，一县不许过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许过二。如此消之以渐，为之因其机，处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觉，则久久自然潜消而日化矣”。另一种与明中后期采取的徙于内地政策不同，而是在边疆地区采取换位而处的方式，从而不仅割断其与故土的联系，而且发挥其保障明朝的军事效果：

然则夷狄之内附不可受欤？曰：彼以穷困而归我，我不受之，仁者不为也。彼以慕义而归我，我不受之，义者不为也。既受之矣，何以处之？曰：因其俗而制之，顺其势而安之。彼之来也，为仇雠也，彼东者则处之于西陲，使其势而安之。彼之来也，为慕华也，在左者则处之于右地，使其卫吾边境可也。

在对于番将的任用上，丘濬重申了明朝在军队中防备“降胡”的方法，强调避免边疆族群掌握一方军事权力。“予之以爵位而不极其所欲，赐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独柄。如此，则彼得以自安，而吾无后患矣。”

在明中后期国力逐渐下降的时代背景下，明朝也囿于华夷之别，长期缺乏处理边疆问题的变通方案。丘濬对于汉唐“和亲”政策、两宋岁币政策，明确表示了讥讽态度：“其（董仲舒）言之与厚利和亲，后世亦有用之以弭祸息争者矣，然而无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纳岁币，徒费民财，损国威，其后效果何如也？后之人尚鉴之哉！”弘治时期，明朝由于逐渐丧失了对河套的控制，从而在西北边疆面临蒙古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但在这种地缘背景下，明人仍多坚决反对与蒙古议和，“或偷安忍耻，则主于和议，和议则紊我纲常”。

他说：后世守边者，于边塞之地，无山川险阻之限，而能因阨狭之阙，顺形势之便，筑为边墙，以扼虏人之驰突，亦不可无也，但不可速成而广扰尔。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为之，其成虽速，犹胜于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