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长汉密尔顿为何要坚决维护美国跟昔日死敌英国贸易的神圣性？

在美国开国领导人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以擅于治国理财并创建了美国金融体系而闻名。虽然他是华盛顿告别词的真正执笔者，但他并没有像富兰克林、杰斐逊和杰伊那样的外交生涯或海外经历。

尽管如此，摩根索、基辛格、斯姆思以及沃尔特·米德等人均认为，汉密尔顿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始创者。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

独立战争爆发之际，汉密尔顿弃笔从戎。很快，他的才干就得到了华盛顿将军的赏识。作为华盛顿的侍从副官，汉密尔顿同时肩负着北美大陆军的联勤管理。这为他日后的治国理财积累了实践经验。

从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到1787召开制宪会议期间，汉密尔顿为他所追求的伟大目标奔走呼吁，主要是，在北美建构的新国家必须基于英国的金融模式和产业经验。这样，美国有朝一日，不仅能够与任何欧洲强国一样强大，甚至还会超越它们。这就需要美国今后必须拥有一个与此目标相适应的强大的联邦政府。

汉密尔顿的治国理念

根据他对欧洲历史和权力政治的理解，汉密尔顿认为，如果独立后的美国仍然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允许十三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并存的话，就难免陷入地缘政治导致的安全困境。历史上，彼此相邻的独立国家，常常会演变为对手乃至敌人。除非由于共同的脆弱而促使他们联合并形成某种联邦，否则，他们难以消除客观存在的分歧和主观萌生的猜疑，并时常产生以损害对方的利益来巩固自己的企图甚至行为。

当时美国政治党派中也不乏充满理想的各类精英，比如杰斐逊等人。他们指出，共和国的特征是爱好和平，而商业精神更是一种发展趋势。这不仅能够让各国相互尊重，妥善消除由非理性情绪引起的战争，而且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可能培养出和睦精神。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他想让美国成为一个以农立国、牧歌式的农业共和国

对此，汉密尔顿予以驳斥。他说，历史上著名的共和国，包括雅典、斯巴达、罗马和迦太基，其中雅典和迦太基还属于商业共和国，然而，这些国家进行战争的次数，无论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都不亚于近代欧洲的君主国家。

近代史上，威尼斯、尼德兰，尤其是英国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但是它们在贸易扩张和航海权的角逐中，从来没有善待过对方。历史上，正是对利益的追逐、野心的膨胀以及互相恐惧，导致了国家间经常性的竞争与冲突。

为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英荷在17-18世纪爆发四次战争。图为第二次英荷战争

可见，在过去169年的殖民地期间，北美的社会精英已经承袭了欧洲的政治、文化、社会和法律；建国后，美国领导人必然在治国理念以及外交处理上折射出欧洲的烙印。

在审视独立前后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跌宕起伏的关系后，汉密尔顿及其支持者，包括“外交三杰”之一的杰伊，都明确表示，外交确乎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鉴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征，“盟友”只能是外交关系中的身份表述，它的存在与否，只能取决于国家决策者根据“均势”的需要，找到构建长期战略关系的共同利益和共识。

此观点，让任何略知国际关系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人，会不禁想到汉斯·摩根索早年确立的六项原则的核心内容。在这个充满利益矛盾与相互猜忌的世界中，各国通常难以实现所期待的道德准则。说到底，国际关系应该建立在对人性以及环境的真实把握上，即从俾斯麦到丘吉尔推崇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而非想象中的国际秩序。

俾斯麦

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风格

摩根索把汉密尔顿与倡导“国家利益至上”的法国政治家黎塞留和鼓吹帝国扩张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归为一类。原因是，他们在做出外交决策前的优先考虑，是“国家权力与利益”。

18世纪末，即美国独立战争前夕与建国后的最初20年间，汉密尔顿等人坚持的现实主义理念，基本写入了1787-1788年间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该文集中的半数以上文章是汉密尔顿一人执笔。尽管他不幸死于1804年的个人决斗中，但他的治国理念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深远。如果与摩根索在1945后提出的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则进行比较，人们不难发现，两人虽然相距一个半世纪，但他们却有着十分相似甚至共同的认知。

首先，摩根索认为，“政治受到来自人性的客观规律的支配。”历史上，究竟是谁最早从人性的视角提出并解释国家间冲突与竞争的，恐怕难有定论。但是，修昔底德曾经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归于当时两强之间——雅典和斯巴达——的互相恐惧而产生的危机感。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最终斯巴达获胜

后来霍布斯通过进一步考察人性的弱点，提出了著名的“自然状态”论。那就是，“竞争、猜疑和追求荣誉，使人人互相为敌，彼此行同财狼一般。

作为熟谙欧洲历史文化的美国开国先驱们，汉密尔顿及其联邦党人认为，人类本性具有贪婪性。因此，他们反对北美同时存在数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或同盟，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心存恐惧或嫉妒的敌对国家。否则，一个由联邦政府治下的美国，在远离欧洲的情形下，它在人口、疆域以及经济实力方面，最终会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同时避免了来自势均力敌对手的挑战。

这样，美国将在未来与沙俄一样幅员辽阔且拥有强大的国力。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民主》一书中，预言了美俄两国将对世界格局产生的重大影响。

托克维尔所著《论美国的民主》

其次，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核心理念，是权力界定国家利益，而非相反。或曰，国家追求的利益，通常是由其拥有的权力所决定。同样，联邦党人认为，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唯一能够享有和平的办法，就是国家自身保持不懈的备战状态。

汉密尔顿告诫新生美国的领导人，“独立后的美国将以安全和发展为其核心利益。然而，鉴于欧洲列强从缅因到佐治亚把整个美国包围起来了，这一共同的防御使命，把分散的十三个实体推向了组建联邦政府。否则，在分散的情形下，美国将遭到外国武力和诡计的威胁。”为此，汉密尔顿提醒美国民众，切忌把国家安全视为理所当然的，毕竟，在地缘政治中有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

显然，作为“权力界定利益”的信奉者，汉密尔顿认为，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具备的权力不尽相同，因此决定了它的利益诉求也是变化的。当革命的法国与欧洲君主决战时，美国作为法国的盟友理应明确表态。但是，汉密尔顿极力反对美国固守一个已经“过时”的条约。

在瓦尔密战役中，法军击败训练有素的奥普联军，扭转了大革命初期的不利战局

他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认为不应为法国而与比自己更强大、对美国核心利益更为攸关的英国，冒着发生战争的风险。汉密尔顿等人坚持，欧洲的邪恶与战争，将会吞噬掉美国的安全与发展的前景。

在他的推动下，1793年4月，华盛顿总统宣布美国遵循“中立”立场。针对有人批评美国此举违反了美法两国缔结的同盟条约，汉密尔顿力争，缔结同盟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权益，当现实政治与国家利益出现矛盾时，首先考虑的，应是国家利益的得失，而非条约的抽象原则。

当然，这些言行并不意味着，汉密尔顿及其同党不同于美国早期其他的政治精英，而在于他们更坚持考虑现实的国家权益，以及与之相兼容的具体国家实力。可见，权力与利益一直是美国统治精英尊奉的宗旨。

《联邦党人文集》早期版本的封面，大多数文章由汉密尔顿执笔

汉密尔顿出任美国首届财政部长时，他在两个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地维护美国核心安全暨利益。

其一，他与联邦党人激烈反对任何以牺牲英美贸易为代价的美国外交关系。诚如汉密尔顿所坚持的，任何干扰英美商贸的举措及其严重后果，都是不能容忍的。当时美国的进口商品中有90%来自英国，而航运业务的一半以上更是租用英国船舶。

此外，美国的出口货物也有一半以上运往英国本土或英属海外领地的其他港口。为此，这位气盛的财政部长坚决维护英美贸易的神圣性，进而维护甚至多次挽救了两国的紧张关系。

其二，汉密尔顿与联邦党人成功地说服华盛顿总统于1793年4月宣布美国在欧洲纠纷中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尽管总统讲话并未使用“中立”(neutrality)字眼，但这是美国最终摆脱法美同盟条约而迈出的第一步，并为转年6月正式通过《中立法案》铺平了道路。

此外，英美两国于1794年缔结的《杰伊条约》，进一步体现了汉密尔顿的基本立场——竭力维护与英国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虽然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政治精英，对该条约的某些内容颇有微词，但是英国政府的某些让步，的确令他们相信，该条约是美国走向成熟外交的重要里程碑。

《杰伊条约》全称 《大不列颠国王与美利坚合众国间的友好、商业和航海条约》，条约激怒了法国，也在美国内部引发巨大争议。图为条约首页

总的来说，老成稳重的华盛顿总统一向试图避免国内党派之间的纷争，但是每当他在汉密尔顿与国务卿杰斐逊之间进行平衡时，实际上却常常倾向接受汉密尔顿的主张，并认同他和联邦党的政策更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

对此，汉密尔顿坦诚道，“这位像父辈一样的总统实际上成为了他的守护神。”1796年，当华盛顿总统发表著名的《告别词》时，人们明显看出汉密尔顿的政治态度对这一宣言的深刻影响，尤其是日后成为美国外交理念的基本要素——尽量扩大长期稳定的对外商贸关系，但同时力争避免与任何外国形成“永久性”的政治联盟。

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理念，同样体现在他始终坚持，美国应该保持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一致。为此，美国须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国际上，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外利益，需要强大的海军支撑。这一点是松散的邦联无法满足的。地缘上，美国在整个美洲大陆须坚持苍天赐予它的地理优势，来推动它的安全利益。

1803年，汉密尔顿竭力支持杰斐逊总统同时以武力拿下佛罗里达和新奥尔良，然后再与拿破仑进行谈判。随后，当国会谈论是否接受美法两国签署的《购买路易斯安那协议草案》时，汉密尔顿与其联邦党友予以了宝贵的支持。

1803年4月30日，美法代表在巴黎签署《路易斯安那购地条约》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汉密尔顿在上述关键问题上总是得到联邦党人的有力支持，特别是联邦大法官杰伊的相助。杰伊不仅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美国的未来繁荣取决于一个伟大的联合国家，而且“只有牢固地团结在一个被授予足够权力的联邦政府”，美国的繁荣与发展才具备坚实的基础。

尤其是他以英国的安妮女王在1706年主张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一事，来佐证美国走向联邦的必要性。他指出，“这一全面而完善的合并”，将是持久和平的牢固基础，对内，它将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对外，确保英伦三岛团结一致，共同抗御一切外来威胁。

“汉密尔顿主义”是否过时

毋庸置疑，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主义，不是基于某个人的思想学说。所谓的“汉密尔顿主义”，是由那些具有与汉密尔顿相似的现实政治理念、思想和实践的精英们逐渐发展而成。

它虽然经历了169年才完成了美国从殖民地崛起到融入世界、再到傲居全球的进程，但以汉密尔顿思想为核心的美国现实主义传统和政策，也显示出强劲的持续性；或曰“这一原则的重要性经久不衰，甚至有所蔓延。”

历史上，独立前的北美居民对利益的理解，总是与自由挂钩。为了进行贸易，他们的商品和船只可以自由地行驶到世界任何地方。如遇海盗，也绝不手软；如被古墙所阻，也要毁之。

为保护贸易不受袭扰，1801年，美国出兵北非打击海盗，史称第一次巴巴里战争

建国后，美国政府率先“制裁”北非海盗国；并在随后的欧洲纠纷中，分别与英法两国斗智斗勇。进入20世纪后，美国曾先后两次卷入世界大战，也是由海上航行自由原则之争而引起。冷战时期也鲜有例外。

纵观美国对外关系，人们不可轻率地认为，这个向来以”牛仔“精神去应对挑战的国家，将会摒弃汉密尔顿主义坚持的立场。那就是，任何试图阻止美国船只在”公海“自由航行的举措，都是对其利益和权利的威胁。为此，美国会做出最严厉的反应，包括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是导致美国参加一战的重要原因

本文承认虽然其他思想原则，如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以及威尔逊主义，也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以各自方式影响过美国的对外行为，但是从未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

鉴于此，梳理汉密尔顿及其外交思想，有助于人们认识目前美国政府在冷战思维的状态下，当认为其利益和航海自由受到挑战时，可能会准备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而冒险采取单边行动。毕竟，在国际政治中，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都不能够指望通过自我克制或一厢情愿来消除他国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