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弗洛伊德最后的著作《摩西与一神教》？

《摩西与一神教》是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之一、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在《摩西与一神教》一书中，弗洛伊德通过对摩西传说的深入研究，指出摩西本人并非犹太人，而是一位埃及贵族。摩西将一神教介绍给犹太人后，却被杀害。本书重构犹太宗教的发展过程，提出一神教崇拜的内在机制。本书初版译于上世纪80年代，此次再版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老师对译文做了系统修订。本文为孙飞宇老师为此次再版的《摩西与一神教》撰写的序言。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如何理解《摩西与一神教》？

▴

[奥] 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

李展开 孙飞宇 译，孙飞宇 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9月

1935年1月6日，弗洛伊德在给莎乐美（A-Salomè）的信件中提及了自己正在进行的摩西研究的工作，并且自陈心迹说：“摩西这个人物，萦绕在我的心头已经一辈子了”。

在写作这封信的前一年，也就是1934年夏季，弗洛伊德刚刚完成了《摩西与一神教》中的第一篇：“摩西这个人：一部历史小说”（Moses the man: A Historical Novel）。这一工作标志着弗洛伊德最后一部重要作品的诞生。而这部作品，几乎也可以说是他毕生工作中最受争议的一部——尽管他的作品罕有不受争议的。

在此前，伴随着希特勒在德国的掌权，弗洛伊德本人的工作被宣布为禁忌。时至1935年5月10日，弗洛伊德的著作在德国被焚毁。听到这一消息的弗洛伊德向琼斯说，这一事件跟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事情并无二致，“我们所取得的进步是，在中世纪，他们还会烧毁我本人，而今天，他们只要烧毁我的书籍就满足了”。这一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对于他和全体犹太人来说，局势的进展越来越陷入到阴霾之中。而伴随着这一阴霾的，是他那与日俱隆的声望。一年后，虽然有他本人的一再反对，但是在他80岁的寿辰上，托马斯·曼 、罗曼·罗兰、斯蒂芬·茨威格等上百名作家和知名人士，还是集体为弗洛伊德赠送了生日礼物。爱因斯坦为他写了贺信。也是在这一年，弗洛伊德得知自己入选了英国皇家学会，成为了通讯会员，与他所敬仰的牛顿、达尔文等人成为了“会友”。

▴

弗洛伊德

这些过程伴随着本书的写作。不过，由于弗洛伊德本人对于这部作品并不是非常满意，同时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严格保守了本书的写作秘密：只有几个人知道他所进行的工作。在给莎乐美的这封信中，弗洛伊德说，他从摩西研究中所获得的结论是，宗教的力量不在于其所拥抱的真理，而在于其所包含的历史真理。由于弗洛伊德居住在奥地利，处于占据统治地位的天主教的保护之下才得以从事分析工作，并且免遭纳粹的迫害，所以他感到难以公开发表本书，因为其中针对宗教的批评过于尖锐。在此前给他的朋友阿诺德·茨威格的信中，弗洛伊德已经表明，他担心自己的这部作品会激怒此前一直在保护他和精神分析事业的天主教，并因此可能使得精神分析的事业受到损害。在此期间，弗洛伊德一直没有认识到来自于纳粹的真正威胁，甚至在1937年，他还在跟前来劝说他逃离奥地利的法国分析师拉弗戈（René Laforgue）认真地说，“纳粹？我不害怕他们。不如帮助我和真正的敌人战斗吧…宗教，罗马天主教。”

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也对自己的写作并不满意。他不满意自己在第一篇中所使用的“小说”这种形式，认为自己并不擅长创作历史小说，托马斯·曼在这方面要远胜于他；他也对自己工作中的研究性并不满意，认为自己的写作建筑在“陶土”的基础之上，连他本人的自我批评都经受不住。不过，研究和写作上的困难并无法使得他停止下来，因为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一研究几乎堪称他毕生的宿命。1934年12月16日，他在写给阿诺德·茨威格的信件中说，“让我与摩西独处一段时间吧......回避摩西是徒劳的。这个人，还有我想为他而做的事情，一直不停地追逐着我。”1935年5月，他又写信告诉茨威格说，“摩西就是不肯离开我的想象”在几天以后，他又给艾廷冈写信说，摩西“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固着（fixation）”，不过这一写作并不顺利，因为“我既无法把它赶走，也无法再前进一步”。而在1935年11月，弗洛伊德还在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件中沮丧地说，“摩西将永远不会见到天日”。到了1936年1月，他在给阿诺德·茨威格的信件中更为沮丧地说，“摩西的命运已经睡着了”。不过弗洛伊德并未放弃，他把这一和摩西的沮丧角力坚持到了1937年，并逐渐恢复了对于自己的信心。在这一年3月份给琼斯的信件里，他坦承自己无法“提供充分的历史证据”，然而其工作的“结论是非常重要的”。

1937年7月，弗洛伊德完成了该作品的第二篇。前两篇作品分别于1937年的年初和年底发表在《意象》杂志上。同一年，他开始撰写第三篇。

▴

 意象杂志(Imago)

创刊于1912年

弗洛伊德用其来讨论研究在非医学方面的应用情况

1938年，在多方营救下，弗洛伊德逃离奥地利、到达英国后，这部著作的第三篇最终于在7月17日完成，并发表在《国际精神分析与意象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für Psychoanalyse und Imago）的第24期。三篇合一的德语著作版本的题目是《摩西这个人与一神教：三论》（Der Mann Moses und die monotheistische Religion: Drei Abhandlungen）。该著作的英语版本由琼斯的夫人凯瑟琳娜·琼斯（Katherine Jones）迅速完成，并于1939年5月19日出版。在这段时间里，弗洛伊德的病情恶化，最终于1939年9月23日去世。虽然这段时间还有其他作品的写作和发表，但是作为弗洛伊德最后一部重要的作品，《摩西与一神教》这部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他的一生之作。

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时至今日，该作品尽管已经赢得了其地位，其经典地位不容置疑，然而其内容却依然并不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无疑，历史学家们曾经拒绝接受弗洛伊德的这个研究与观点，其“三论”中的第一篇题目中的“小说”也为这种拒绝提供了天然的证据。不过时至今日，这部作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重视，这其中甚至包括《圣经》的研究者们。在更为广泛的各个专业领域中，这一研究的重要性也在与日俱增，成为了毋庸置疑的经典。著名的犹太历史学者耶路沙米（Yosef Hayim Yerushalmi）在他的著作《弗洛伊德的摩西》（Freud’s Moses）一书中，梳理了一条从弗洛伊德回溯的线索，也就是从弗洛伊德到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和斯宾塞（John Spencer），再到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古埃及祭祀和历史学家、用希腊文写作了《埃及史》的曼涅托（Manetho）,以及阿皮翁（Apion）和塞尔苏斯（Celsus）等人。在这个追溯过程中，作者不仅将弗洛伊德作为一个犹太人，更是将其作为了西方文明自我理解的历程中的漫长一环。

这一观点颇为具有代表性。在西方学界，自从弗洛伊德之后，关于摩西和古埃及、尤其是和埃赫那顿之间的关系，以及一神教、埃及和西方文明传统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为学界所重视。例如，在《埃及人摩西：西方一神教的记忆》（Moses the Egyptian: 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等著作中，杨·阿斯曼（Jan Assmann）同样把弗洛伊德和一神教置于漫长的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来加以理解：从曼涅托到斯特拉波、阿皮翁,再到塔西佗（Tacitus）直至席勒和弗洛伊德。

杨·阿斯曼指出，虽然弗洛伊德并没有使用被学界所熟知的大量文献——尽管他对于其中一些非常熟悉——，但是《摩西与一神教》这部作品通过精神分析理论的思路，确实把被历史叙述所压抑的、也即通过历史而被遗忘的记忆复现出来了，并在因此而有效解释了西方文化中“罪感”的起源。阿斯曼认为，这是弗洛伊德在摩西研究传统之中的重要贡献。此外，在这部著作里，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试图把被历史叙述所压抑的、也即通过历史而被遗忘的记忆复现出来。这一努力还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学界工作的方向，那就是摩西和埃及之关系的研究史。

在社会学的传统里，精神分析社会学的代表性学者、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对于这本著作的批评在于，弗洛伊德忽略了一个普通人，或者毋宁说是教徒那活生生的、现实的和充满张力的宗教经验。然而瑞夫指出，尽管如此，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毋庸置疑，这一研究堪称弗洛伊德对于人类社会研究的伟大贡献，这一贡献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开端”，即便他错了，“也是一个伟大的错误”。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这部作品当然极大丰富了现当代社会和政治思想研究领域中对于犹太人的理解。例如，著名学者汉斯·布鲁门伯格专门将《摩西与一神教》和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相提并论，认为两部著作存在着深度的类似性，共同构成了与犹太人有关的、对真理问题的深刻理解传统。

▴

 《发现摩西》 (The Finding of Moses) 

Painted by Lawrence Alma-Tadema,1904

不过，撇开所有这些学界的影响力不谈，我们也许需要首先从弗洛伊德本人的角度来理解这部作品，理解他在给莎乐美的信件中所说的那句话。

《摩西与一神教》这部作品的形式极为特别。彼得·盖伊（Peter Gay）对此总结得非常清楚：“由三篇紧密相关的论文构成，但它们的长短却很不成比例：《摩西，一个埃及人》是一个匆促的素描，篇幅寥寥无几；《如果摩西是个埃及人》比第一篇长四倍；而第三篇论文《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又比前两篇加起来还要长很多。尤有甚者，最后一篇论文的序言多达三个，两个在论文的最开头，内容大部分是相互抵触的，第三个序言则在第二节的开头，其材料很多都与头两篇论文重复。”不过，这一奇异的结构并不是因为弗洛伊德年老力衰，精力不济所致，而是和其惊世骇俗的内容一起，共同呼应着他本人的毕生认同以及他在写作本书那些年间的遭遇和承受的压力。

在给莎乐美的信件中，弗洛伊德和摩西有关的自陈心曲并非首次。这一自我期许或者说认同可以追溯到他更为遥远的童年。毕其一生，弗洛伊德的犹太人认同都非常明确，而在精神分析的领域，他也一直很明显将自己认同为摩西。

弗洛伊德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1856年5月13日，在这位原名西吉斯蒙德（Sigismund Schlomo）的男童出生一周后，根据其家族族谱的记载，他就“进入了犹太人与上帝的契约”，也即被施行了割礼。这位阅读着希伯来文《旧约圣经》长大的人，毕生都在强调他的犹太身份，虽然他并不信仰犹太教。这一对于犹太人的自我认同，加上他在精神分析领域中的地位和他对于精神分析的高度期许，使得他和摩西之间发生了某种惺惺相惜的共鸣。

▴

弗洛伊德故居

维也纳

在精神分析诞生之初，维也纳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不入流的江湖骗术。这一评价一直都令弗洛伊德极为愤慨。从1900年到1909年，在大约十年间，弗洛伊德一直自视为一名为了精神分析而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锋，是单人匹马挑战全世界的孤独战士。这十年的艰辛多次在弗洛伊德笔下重现，正如彼得·盖伊所说，对抗已经成为了弗洛伊德自我认同的一种途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精神分析这门新学问传遍世界，也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先知的孤独感和悲怆感。

从幼年时对于汉尼拔的崇拜和认同，到成年后对于摩西的认同，弗洛伊德一直都在奋力去做一个反对派的领袖与命运的征服者，并且自认为这是犹太人最为高贵的品质。在早年写给未婚妻玛莎（Martha Bernays）的信件里，他说：“很少有人会多看我一眼，但自从大学时代，我就是个勇于站在对立面的人，是一个所谓的极端分子…我所有的倔强与激情，都遗传自我那些曾经捍卫过圣殿的祖先，我会为了一个伟大时刻而兴高采烈地抛弃生命。”

他的这一对抗性体现在许多方面，但是主要体现在犹太人与世界的关系方面。除了他在少年时期那个著名的因为父亲没有回击反犹行为而对父亲不满的故事之外，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1926年，他对自己的专访者菲尔艾克（G.S.Viereck）说：“我的语言是德语，我的文化与才艺也是来自德国，所以我一直在思想上认定自己是德国人。但自从反犹太偏见在德国和日耳曼奥地利弥漫开来以后，我宁可称自己为犹太人。”

对于这位犹太人来说，在青年时代，由于对汉尼拔的认同，罗马曾是他向往已久却长期心生胆怯、不敢前往的城市。1901年，弗洛伊德克服了长期的抑制心理，得偿夙愿，首次到达了罗马。罗马之行令他目眩神迷，成为了他生命之中的一次高峰。在这一旅程的第4天，他前往圣彼得镣铐教堂（Church of S. Pietro in Vincoli），见到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雕像，深深为其所吸引，并在后来不断返回欣赏，为其画下多幅草图。1912年，弗洛伊德再度前往罗马，从那里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我每天都去圣彼得镣铐教堂[观赏]摩西，或许要写下一些文字。”20多年后，在1933年，弗洛伊德在给意大利精神分析学家魏斯（Edoardo Weiss）的信件里回忆说，“在（1912年）那个9月份的三个孤独的星期里，我每天都会站在那座教堂的雕像前，研究它，测量它，画下它，直到我有了灵感，获得了理解。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给了这名非分析的孩子以合法的地位。”在《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一文中，弗洛伊德更是明确说，“这一件雕像作品对我的产生的影响是任何其他作品都无法比拟的”。就此而言，芝加哥大学著名的精神分析社会学领域的教授菲利普·瑞弗（Philip Rieff）在后来感叹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内在的、与摩西有关的自我肖像的刻画了。

▴

摩西像

（意）米开朗基罗

1513-1516年

这位摩西为何会令弗洛伊德如此着迷？除了对于精神分析的理解和高度期许，并因此而自认为是带领现代人进入到自我理解的路途之中然而又不被人所理解的悲剧性、自恋性的自我认知外，他和学生们的关系也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1902秋，在弗洛伊德的学生斯特克尔的提议下发起成立的星期三心理学会，会员包括了斯特克尔（Wilhelm Stekel）、卡哈内（Max Kahane）、赖特勒（Rudolf Reitler）、 阿德勒（Alfred Adler）等人。在这个群体里，弗洛伊德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而这些学生们也往往将他视为先知。例如，在后来和弗洛伊德决裂的斯特克尔（Wilhem Stekel），在其回忆录中坦诚记录了当时他自己的心态，说:“我是弗洛伊德的门徒，而他是我的基督！”格拉夫后来也回忆说，每个星期三晚上的聚会“…弥漫着一种新宗教成立的气氛，弗洛伊德是这个宗教的先知”。

格拉夫的这一说法清楚明确的表达了弗洛伊德在其学生中的地位。不过，这些学生里的许多人在后来都与弗洛伊德决裂了：他的对抗性不仅仅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针对他的那些追随者们的。

在这一对抗性格里，最重要的刺激性因素还是与对精神分析的理解以及与这一运动的发展有关。由于精神分析在诞生之初被视为犹太人专属的学问，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也多是犹太人，所以为了把精神分析推广到犹太人的群体之外，弗洛伊德非常青睐非犹太裔的合作者，尤其是荣格。因为像荣格这样的人及其工作可以证明，精神分析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科学工作，可以扩展到犹太文化之外的领域中。弗洛伊德为此任命荣格为他的继承人，推荐他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大会的会长。1909年1月17日，弗洛伊德在写给荣格的信件中的态度愈发明确。他说：“你是约书亚，可以最终占有精神病学的‘应许之地’，而我是摩西，注定只能对它有远远一瞥”（Freud to Jung, 1909, Jan 17）。

▴

弗洛伊德、霍尔、荣格等在克拉克大学的合影

前排左-弗洛伊德，前排右-荣格

然而以“俄狄浦斯情结”为其理论核心的精神分析显然无法避免这一王储与国王之间的关系。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的故事众所周知。而1912年恰恰是这一决裂的关键年份。1912年，除了前往罗马频繁访问摩西之外，弗洛伊德还写作了多篇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论文，完成了他毕生最为满意的宗教社会学著作——《图腾与禁忌》。对于宗教的关注既来自于他本身的兴趣，也与他和荣格等人之间的理论纷争有关。在此前几年，荣格已经深入研究了神话文学和比较宗教学。弗洛伊德显然对于荣格的这些工作并不满意。除了理论工作之外，1913年，弗洛伊德还撰写了著名的《精神分析运动史》。这部著作以论战的姿态，向背叛他的学生们宣告，自己才是真正精神分析的代表。

1914年，《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一文在《意象》杂志上发表。弗洛伊德并没有署名。这是弗洛伊德首次匿名发表作品。直到1924年，弗洛伊德才真正承认了这部作品出于他之手。这部作品里的精神分析要素并不是非常强烈。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弗洛伊德对于摩西的首次研究乃至是公开的认同。由于这部作品出现在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决裂年代，所以很明显，这一工作受到了他当时与自己学生之间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在他看来，荣格和阿德勒等追随者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乃至于现实组织上的决裂，都令他深深感受到了被背叛的痛苦。所以有评论者认为，弗洛伊德在这部作品中对于摩西像的理解，也就是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雕像所表达出来的，摩西对于背叛了他及其宗教的民众的那种暴怒又抑制的精神状态，代表了弗洛伊德本人对于荣格等人的情感：那些年，他正与自己因为被背叛而爆发出来的怒火做斗争。

▴

正在写作中的弗洛伊德

所以，弗洛伊德对于这个雕像的膜拜与解读，同样表现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认识。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摩西并不是《圣经》里的摩西，而是艺术家所创作的摩西。这个摩西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在于：为了他所献身的事业（对于摩西而言是民族与文明，对于弗洛伊德而言是精神分析），他成功与自己内心情感进行了斗争——文明必须建基于对驱力的控制与否定之上！

弗洛伊德并不信仰犹太教，但是他从来都毫不犹豫地自认为是一名犹太人，在文化、政治和认同方面的色彩都非常强烈。在前两篇发表后，当弗洛伊德收到了大量的来信和一些朋友的当面恳求，要求他不要发表第三篇作品时，他并没有动摇，因为他认为将其发表才能够表明犹太人真正的品质。虽然众人劝他不要发表第三篇的原因同样非常明显：在1930年代末期，这部作品的内容对于已经面临着灭顶之灾的犹太人提出了更为强烈的挑战——弗洛伊德通过证明摩西是个来自于敌对阵营的埃及人，通过推断是犹太人杀死了摩西，否定了犹太人最后的希望。然而也正是这种外在压力，促使弗洛伊德直面这样一个同样是千年的问题：什么是犹太人的特殊性格与命运，以及为何犹太人一直是世人仇视的对象？

表面上看起来，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说，这是本著作里的核心问题。然而结合他在此前的工作，我们可以认为，弗洛伊德在本书中更为关心的问题，显然是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重新理解整个欧洲或者说西方的文明史。这两部著作作为一个考察摩西的整体，也隶属于弗洛伊德理解欧洲文明的研究序列中最为华丽的篇章。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体系中，《摩西与一神教》这部著作在思考上是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分析式文明思考的一个最终体现。这个思考贯穿了1913年的《图腾与禁忌》、1914年的《米开朗基罗的摩西》、1927年的《一种幻觉的未来》和1930年的《文明及其不满》。当然，这部作品更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于“人”，尤其是“西方人”的思考的体现。这个思考从《释梦》开始，中间经过了多部长篇的案例史，更为集中的体现在了1920年的《超越快乐之原则》、1921年的《群体心理学与对自我的分析》、1923年的《自我与它我》这些系列作品中。如果要给这部著作确定几个明确的主题的话，那么就要和弗洛伊德的诸多其他思考联系在一起。例如，他从《释梦》就开始的关于人，或者说是犹太人的自我认同的问题；他在“小汉斯”案例中，但尤其是在《图腾与禁忌》中探讨的人类宗教与文明的起源问题；他在大量的临床和实践工作中所探索出来的精神分析技术的问题及其在思考历史与文明议题时的运用等等。这些方面的思考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最为令人着迷的魅力之一，也共同构成了其精神分析的实质。所以，阅读本书需要有着一定的精神分析知识作为背景才能够“进入”。不过，也恰恰因为如此，这部作品不仅如前所述对弗洛伊德构成了强烈的挑战，也对于读者们构成了强烈挑战乃至挑衅——哪怕是熟悉精神分析的读者们。用彼得·盖伊的话来说，“这部作品是一件引人好奇的产物，它的臆测性比《图腾与禁忌》尤有过之，内容比《抑制、症状与焦虑》还要驳杂，对宗教的冒犯比《一种幻觉的未来》还要强烈。”

▴

《图腾与禁忌》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赵立玮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在这部著作里，弗洛伊德所认定的犹太特性，和他本人的性格高度一致，也就是犹太人反抗压迫的特性。弗洛伊德尤为强调这一点，并且将其应用到精神分析之中，也即“抗拒”的力量。此外，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民族由于自信为选民，所以更为重视精神生活，体现在宗教仪式方面的升华和日常生活中的神圣性构造与驱力克制，也体现在道德方面尤为强调禁欲主义并且发展出了高度的理性化。然而犹太民族的苦难命运也由此而开始。正如弗洛伊德所强调的“神圣”（sacer）这个概念同时具有的“神圣的”、“神所祝福的”和“遭天谴的”、“受诅咒的”的意思一样，弗洛伊德认为犹太民族的特性就在于此。他在中后期频繁使用的ambivalence一词，也即矛盾双方共存的、爱恨交织的这个概念，同样表明的这一点。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民族的此种命运来自于其内在性格或者说民族性。而这一点来自于摩西的塑造。在出埃及的数十年间，摩西为犹太人打下了信仰的烙印，缔造了犹太民族，使得他们实现了自我认识，完成了对于戒律的认同，最终使得他们到达了应许之地，却也在同时为其带来了苦难和千年的仇视。

众所周知，传说中的摩西不仅是一位犹太教的政治领袖，还是立法者、启蒙者、教育者，是一种新宗教的创立者。和《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一样，弗洛伊德同样是从各种不被人所重视的细节入手，通过精神分析来理解这一欧洲文明史上具有根基性质的人物及其代表的起源史。弗洛伊德在第一篇中的核心问题是：“摩西是谁？”从对于“摩西”这个名字的分析出发，弗洛伊德借用奥托·兰克（Otto Rank）关于英雄神话的研究，大胆重新提出了一个此前曾被人提及的说法：摩西是一个埃及人。他的出身高贵，但是在犹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这个民族出于自己的目的，把他改造成为了犹太人。

▴

《接受试验的摩西》

Painted by Giorgione，1502-1505

但是，在第二篇，弗洛伊德的提问是：“单独一个个体能够创造一种新的宗教吗？”摩西律法的犹太教与埃及宗教之间存在着极为强烈的反差：一神教与多神教；抽象性与原始性；放弃不朽概念与延续生命的努力（木乃伊）。摩西给予犹太人的是一种新宗教，而非埃及普遍流行的宗教。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宗教来自埃及文明和历史的深处，需要从被压抑的历史中来发掘。他找到了埃及历史上曾经昙花一现的一神教崇拜历史，推测历史上曾经存在着两个摩西和两个上帝。一个是埃及的贵族摩西，那位在阿顿神教被废弃后决意率领一部分犹太人出走并且使其继承这种一神教的摩西。另外一位是在两代人，甚至是上百年后，另外一位摩西。后者曾是某位米甸祭司的女婿，信奉的是火山神耶和华。作为将两种宗教融合为一并作为这一新宗教的建立者，他同样也被称为摩西。弗洛伊德认为，在《圣经》里所记载的上帝和摩西的各种复杂甚至是自相矛盾形象，都可以经由这种两个上帝和两个摩西的说法得到解释。在这一双重性解释中，摩西虽然被来自米甸的神所取代，但是弗洛伊德认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最初的那个摩西又重新出现，赢得了胜利。这一观点显然属于来自于精神分析的理论：被压抑的过去/历史的回归或再现。被背叛弑杀的摩西并未真正离去，只是进入了潜伏期。

通过这一理论，弗洛伊德不仅试图解释摩西是谁这个问题，同样也解释了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起源问题。同样，正是在这一写作过程中，弗洛伊德真正实现了他在《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一书中已经初步展露出来的对于摩西的认同。

在本书中，弗洛伊德引用了一个没有得到普遍支持的学术工作——塞林（Ernst Sellin）在《何西阿书》（Prophet Hosea）发现并引申的新线索：摩西被他的民众所杀，此后他的宗教也被抛弃——这一点成为后来犹太人期待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的根基所在，也是原罪的由来。尽管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一原罪有着更为古老的渊源，但是这一“摩西谋杀”成了他在本书中分析的关键点。弗洛伊德从摩西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去世的记载——“死时眼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通过把“金牛犊事件”等传说理解为一种关于叛乱和反抗之集体记忆的改头换面的记录，从而认定摩西的真正死因在于被叛乱的犹太人也即他曾经的追随者们所杀死。不仅如此，他的宗教和训令也被抛弃。在此之后，弗洛伊德认为，在离开埃及和在《圣经》的文本确立之间，在这个大约800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耶和华宗教的形式又逐渐发生了变化，“慢慢重新回到了和原始的摩西宗教一致甚至完全相同的地步”。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基本的结论，也是犹太宗教史的重要本质。”

▴

《摩西击打磐石》（Moses Striking the Rock）

Painted by Hendrick de Clerck，1610

Montreal Museum of Fine Arts

在这一对于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分析中，弗洛伊德非常典型的将个体神经症和人类神经症做了比较，认为他们有着同样的特征。这一做法早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就得到了明确的表述。而且他也一直确信，宗教现象只有按照精神分析视角下的个体神经症模式才能得到理解。他尤其强调，宗教现象是人类在其原初阶段中早已被忘记的、重要历史事件的再现。这种史前史的潜伏、再现或者说回归，既是个体神经症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历史尤其是宗教史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这个根源，宗教现象才获得了其强迫症的特征。

作为一生之作，《摩西与一神教》所体现出来的弗洛伊德对于摩西的认同更为明显。不过在此之前，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中所设想的自己的历史地位，就已经和他所构建的“摩西史”如出一辙了。他说，“我曾对未来做过如下设想：通过这种新疗程的成功治疗，我应该已经成功拥有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在我一生之中，科学却会完全忽略我；数十年后，有人会成功做出这些发现—目前时机尚未成熟—并且会获得承认，会授予我先驱的荣誉。对于一位先驱来说，失败是必然的。与此同时，正如鲁滨逊那样，我在自己孤绝的岛屿上，尽可能舒适的定居下来。当我回顾那些孤独的岁月，今日的压力与误解，却都好像光荣的英雄时代一样。我的‘辉煌的孤独’，并非没有成就和荣耀的”。

在这一同时带有悲怆和自恋的自我期许中，弗洛伊德明显把自己视为了摩西，正在和将要遭受他在《摩西与一神教》里所描述的摩西的命运：带领人类走出蒙昧的英雄必将遭受悲怆的命运，被人所遗忘和压抑，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也即潜伏期之后，重新回归，成为了先驱。这一自我认同与他对精神分析的期望有关。对于他来说，精神分析是一种与科学、宗教和艺术具有同等地位的东西——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作为犹太人）用来征服世界的武器，同样也是现代人获得自我理解，求得自我认同，找到自我疗愈，达到应许之地的“戒律”——正如摩西塑造犹太人那样，弗洛伊德期待运用精神分析来塑造现代人。既然每一个人都无法自足，人人都患有神经症，那么精神分析自然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宗教”，而他也就是那位必将被杀死的摩西——只是他的约书亚，似乎早已和他决裂。

1980年代，李展开先生根据琼斯夫人的英译本翻译完成了本中文译本并在三联书店出版。弗洛伊德的原著涉及面向颇多，想象力丰富，涉及到的各种名词概念和学者众多，翻译难度不小。李展开先生的译本用词考究，语言华丽，许多地方都采用了意译的方法。在电脑和互联网尚未普及的80年代，该译本对于诸多概念和名词还做出了注释，可以想见翻译态度之认真和用功之深。这一译本作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组成部分，也得到了诸多研究的引用，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前辈风范，令人追慕。

2024年初，本人有幸受三联书店之邀为该译本校对。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本次校对做出了一系列的修订。首先，在1938-39年，为了使得弗洛伊德在去世前可以看到英文译本，琼斯夫人的译本多少带有“急就章”的意思，其中存在着多处误译。其次，琼斯夫人的翻译所基于的德文文本，和最终出版出来的文本，也存在着些许微小的差异，这也导致了两个英译本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异。第三，由于时代和学术发展所限，李展开先生的中译本也存在着诸多误译之处。伴随着时代变迁，学界对于该著作的理解和相应的学术语言、学术思考也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笔者根据琼斯夫人的英译本，参照后来由詹姆士·斯特拉奇（James Strachey）在1964年所译出的“标准版英译本”，以及弗洛伊德的德语版本重新进行了校对。本次校对订正了原译本里的多处问题，根据学界既有的经典精神分析术语译法重新翻译了部分概念和理论，并且翻译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这篇作品，两篇合编，以便有助于中文学界更进一步理解“弗洛伊德的摩西”这一主题。

▴

新版《摩西与一神教》实拍图

除了一些常见的翻译上的和与精神分析有关的术语校订之外，校对者主要对本书里的核心概念做了系统修订。中文学界由于受英文翻译的影响，对于弗洛伊德的诸多核心概念都有误译。本次校正所修订的核心概念如下。(1) 恢复了被两个英文版本都删掉或改写掉的“灵魂”（Seele）这个概念及其各种变体；（2）Es这个概念，在英语和中文里的直译本应是it和“它”，原译文根据英文的Id译为“本我”，本次校对改译为“它我”；（3）Ich这个概念，在英语和中文里的直译本应是I和“我”，原译文中都根据英文翻译的ego译成了“自我”。这个“自我”的译法和其他几个概念比较起来，在中文翻译历史上一直都非常明确，属于已经进入学术史的概念。不过这一翻译除了容易引起误解之外，也非常容易与其他学者的类似概念相混淆，例如和社会学家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的“自我”（self）相混淆。所以，虽然在中文行文间直接翻译为“我”往往并不顺畅，本校订版本还是大胆采用了“我”的这个翻译，希望能够给中文学界带来一些新的理解。（4）Trieb这个概念，原译文根据英译文instinct译为“本能”，在学理上容易让人迷惑之外，还无法表明弗洛伊德在本书里区分使用的Trieb和Instinkt这两个概念。本次校对根据德文，将第三篇第1部分的倒数第五段和第2部分第8节第一段最后部分的Instinkt这个词，翻译为“本能”，将其余部分的的Trieb翻译为“驱力”。（5）相应的，德文本中第三篇第2部分第5节的标题，原文为Triebverzicht，琼斯夫人的英文本的译为“放弃与满足（Renunciation versus Gratification）”，而标准版译文虽然是直译，但是依然把Trieb翻译成为了instinct。校对者在此依据原文直译为“驱力放弃”。在遇到其他此类情况时，校者也都根据德文原文为准来加以修订，余不一一。

在《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一文的翻译过程中，有几处拉丁文的翻译得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的帮助，在此表示致谢。由于本人学识所限，本次校对和翻译难免会有所纰漏，甚至会导致一些新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由本人负责。有幸为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经典译本校对，本是一件乐事，但是也容易出现问题，贻笑大方。笔者在此也恳请学界方家不吝赐教，以激活讨论，共同促进学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