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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拉古之惑邓广铭：关于朱仙镇大捷与十二道金牌
叙
邓广铭//约 21 分钟
《金佗稡编》卷八《鄂王行实编年》卷五，在记述了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家军向北挺进，与金朝兀术的南侵军作战，取得了郾城之捷以后，又载：先臣独以其军进至朱仙镇，距京师才四十五里。兀术复聚兵，且悉京师兵十万来敌，对垒而阵。先臣按兵不动，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奔还京师。先臣遂令李兴檄陵台令朱正甫行视诸陵，辑永安、永昌、永熙等陵神台，枳橘、柏株之废伐者，补而全之。……先臣欲乘胜深入，两河忠义百万，闻先臣不日渡河，奔命如恐不及，各赍兵仗粮食，团结以徯先臣。……时方画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桧私于金人，力主和议，欲画淮以北弃之。闻先臣将成功，大惧，遂力请于上，下诏班师。……乃先诏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各以本军归，而后言于上，以先臣孤军不可留，乞姑令班师。一日而奉金书字牌者十有二。先臣嗟惋至泣下，东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诸军既先退，先臣孤军深在敌境，惧兀术知之，断其归路，乃声言：将翌日举兵渡河。兀术疑京城之民为先臣〔内应〕，夜弃而出，北遁百里。先臣始班师。……及至蔡，有进士数百辈，及僧道父老百姓坌集于庭，进士一（？）人相帅叩头曰：“某等沦陷腥膻，将逾一纪，……今先声所至，故疆渐复，……忽闻宣相班师，诚所未谕。宣相纵不以中原赤子为心，其亦忍弃垂成之功耶！”先臣谢之曰：“今日之事，岂予所欲哉！”命出诏书置几上，进士等相帅历阶视之，皆大哭，相顾曰：“然则将奈何？”先臣不得已，乃曰：“吾今为汝图矣。”乃以汉上六郡之闲田处之，且留军五日待其徙。从而迁者，道路不绝。今襄汉多是焉。方兀术夜弃京师，将遂渡河，有太学生叩马谏曰：“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精兵十万，京师中外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不然。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祸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生盖阴知桧与兀术事，故以为言，兀术亦悟其说，乃卒留居。翌日，果闻班师。……先臣抑郁不自得，自知为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乃上章力请解兵柄、致仕。上赐诏，谓其“方资长算，助予远图，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不许。奉诏自庐入觐，上问之，先臣第再拜谢。虏人大扰河南，分兵趋川陕，上命先臣应之，以王贵行。八月，以赵秉渊知淮宁府。虏犯淮宁，为秉渊所败。又悉其众围秉渊。先臣复命李山、史贵解其围。我摘引在上面的这些段落（包括被我从中删节的一些话），是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全书中最用力刻画的章节。就这些段落，也的确可以看出岳珂的文章是如何的流利畅达，因而就为后来章颖写的以及《宋史》中的《岳飞传》所全部照抄。但是，我以为，若只把这几段文章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固应算作上乘之作，若把它们作为历史文章来看，那就大有可疑之处了。第一个是，岳飞以及岳家军是否真曾到过朱仙镇，而且曾否在那里打败过金军兀术的部队的问题。第二个是，岳飞究竟是从什么地方班师南返的？在班师之前，是否有十二道金牌急加敦促的问题。第三个是，兀术是否有夜弃开封，以及是否有太学生叩马而谏的问题。第四个是，岳飞究竟在何时出兵援救淮宁（即陈州）的问题。（一）在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刊布之前，在南宋人的所有著作当中，即不但在涉及南宋历史的各种体裁的史籍当中，而且在各种笔记或任何体裁的文章当中，全都没有说到岳飞和岳家军曾经北进到朱仙镇，而且在那里曾以五百骑兵大败金朝兀术十万之众的事。尽管在岳飞被杀害之后，秦桧的凶焰正在日益高涨，官修史书的执笔者非秦桧的亲属即其党羽，他们对岳飞和岳家军在抗金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要尽量掩没或篡改；而私人著述中涉及此事的，也大都为了避免祸害而自行销毁灭迹；然而，在此期间的一些官私文字记载，终于还为我们留下来一些蛛丝马迹，成为我们对岳飞与朱仙镇曾否发生过关系的问题加以探索和考证的资据。单就我所看到的来说，就有以下几种记载：（1）南宋郑刚中的《北山文集》卷一，附入了郑良嗣（按即刚中子）所追述的郑刚中在绍兴十二年正月《与北官分画疆界事》的全文，其中有一段对话为：赞谟笑曰：“都丞（按即郑刚中）亦不可说道‘上国无所还’。且如国王（按即金之越国王兀术）年里大兵已至淮南，淮南多少州县，讲和后一时退还江南了。”先君曰：“尚书（按即於陵赞谟）却是论行兵，不是论疆界也。兵锋到处岂有便是自家州县〔之理〕？且如往时岳飞兵至郾城，韩世忠兵入山东，不成许多州县皆是朝廷退还上国也？”郑刚中和於陵赞谟这次对话的日子，上距岳飞之死并无多日，其中所说“往时岳飞兵至郾城”，当即指绍兴十年夏秋间岳飞与兀术作战事，然而只说岳家军到了郾城，并没有说更向北进至朱仙镇。（2）《靖康稗史》七种之一的《呻吟语》中，摘引了《燕人麈》中的许多条记载，其中有一条说：时左帅兀术（原注：名宗弼）、右帅讹里朵（原注：名宗辅），新用事。兀术尤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玠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燕人麈》不知是何人所作，但既自称为“燕人”，则必是沦陷在女真贵族统治下的一个人，他所举述的岳飞对兀术的战功，也只说到颍昌之战，而没有说到朱仙镇。既而被命招讨河北，蔡人来迎亦如之（按上文有“闻公军至，相率焚香迎拜”句，故此云“亦如之”），唯恐公至之晚，遂进屯颍昌。又进取曹、濮。这篇《谥议》是淳熙四年（1177）写的。这里所摘引的最后一句，是指岳家军的别动部队而言，而岳家军的基本队伍则是“进屯颍昌”。（4）《金佗续编》卷一四还收录了一篇《武穆复议》，其中有云：其后北虏渝盟，空国来寇。公径绝大江，鼓行西向，以挫其锋；独与兀术对垒于郾城，卒毙其将阿李朵孛堇等而走其师。《武穆复议》是淳熙五年（1178）写的，其中说岳飞“独与兀术对垒于郾城”，并即以此事作为岳飞本人最卓越的一次战绩，可见在绍兴十年（1140）北向进军时，岳飞本人是没有从郾城更向北进的。（5）《金佗续编》卷三〇收录了王自中写的《郢州忠烈行祠记》，其中铺叙岳飞抗金战功的一段文字是：其后一出而平虢略，下商於，再出遂取许昌（按即颍昌），以瞰陈留（按即开封）。夷人畏远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谓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谋未及展，事忽中变。王自中的这篇文章是写于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的，其时岳飞所遭受的冤祸已经得到平反和昭雪，且已受谥武穆，所以文中对岳飞的功业备极推崇，然而却也只说到颍昌之战为止，没有说他再向北进。倘使岳飞果曾率军抵达了距离开封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那就已经是兵临开封城下，不应还说什么“以瞰陈留”了。（6）熊克《中兴小记》卷二八，于绍兴十年六月末载：时湖北宣抚兼招讨使岳飞遣统制官张宪与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遂复颍昌。宪又与战于陈州境，败之；飞别遣统领官杨成与金战于郑州境，败之；复陈、郑二州。而飞自与兀术战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按，清人辑本《中兴小记》中，兀术原改作乌珠，阿李朵孛堇原改作鄂尔多贝勒，郾城原误偃城，今俱加校改。）这段记载是比较笼统的，每个战役的日期也全未明确说出。把这些战役一律放在这年的六月内，更是错误的。但其中所说张宪克复了颍昌府，岳飞亲自与兀术战于郾城，却是和其他记载全相符合的。（7）《岳侯传》（按此传不知系谁所作，全文收入《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七）载：绍兴十年，金贼兀术侵犯河南，……侯又遣张宪、傅选与韩常战于颍昌，常军大败，……张宪屯兵陈州，侯〔领〕兵自屯郾城县。又遣王贵、董先、姚政、冯赛、岳云等兵三万占据颍昌，为久驻之计。……侯在郾城，遣杨再兴、李璋将骑军三百，为二队，至近临颍，遇兀术大军，战，杨再兴、王兰战殁。侯整龊军马，连夜起发，于次日早拂明至小商桥，离临颍二十里下寨。有探骑报曰：“夜来三更，兀术并韩常将军等人马起寨退走，前去汴京。”这里所载诸战役虽都无明确时日，但说岳飞本人是驻屯在郾城县，其间仅曾一度到过小商桥，却是极为明确的。（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四，于绍兴十年的闰六月和七月内分别载有以下数事：〔七月〕八日乙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杨再兴单骑入虏阵，欲直擒兀术，不获，杀数十百人而还，身被数十创。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役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杨再兴、王兰、高林殁于阵。此后没有好久，就记载了岳飞奉诏班师的事。可见岳飞这次出兵抗击金人，其本人的最突出的功绩，是在郾城县亲自与兀术对阵的战役；而岳家军基本部队的最突出的功绩，则是攻克和确保颍昌府的两次战役。（9）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于绍兴十年闰六月载：“丙申，张宪复淮宁府。”卷一三七又于同年七月载：己酉，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是役也，统制官杨再兴单骑入敌阵，欲擒宗弼，不获，身被数十创，犹杀数百人而退。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是役也，飞将官杨再兴、王兰、高林皆战死，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镞二升。这里所载岳飞与岳家军同金军作战的时间与地点，都和《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大致相同。仅仅在文字上稍有不同罢了。以上引录的这些记载，写作的时间虽有先后之不同，但即使其中最晚的一种，也是写于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问世之前的。从这些记载当中，可以概括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在绍兴十年的一次对金作战中，岳家军的基本队伍的战绩的顶峰是克复而且进驻了颍昌府，岳飞本人则只是屯驻在郾城县，并且亲自在那里打败了兀术；不论岳飞本人或其基本部队，是全都不曾到过朱仙镇的。（二）《鄂王行实编年》记述朱仙镇之役的这段文字，其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根据《金佗续编》卷一三所收录的淳熙五年闰六月二十二日的一道《给还御札手诏省札》所载，我们知道，在岳飞被杀害以后，他生前所收到的“御笔手诏”一律都被没收，存放在杭州的左藏南库内，后经岳霖的陈请，又全部得以发还。后来被岳珂编入《金佗稡编》中的《高宗皇帝宸翰》，编入《金佗续编》中的《丝纶传信录》，看来就都是那次发还给岳家的那批文件。这批文件后来便成为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的一种重要资据。《金佗稡编》的卷一〇至卷一九，收录了岳飞生前的奏状、公牍、诗、文等等，定名为《家集》。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这部分文字，都是由其父岳霖“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记于稗官之直笔”而征辑起来的。尽管还有一些“散佚不可考”的，以致《家集》所收并不完备，但单就其所已经收录的这一部分来说，也同样是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的一种重要资据。涉及岳飞和岳家军于绍兴十年北上抗击金朝南侵军的历次战役的，在《家集》的《奏议》类中收录了以下十二件《捷奏》：《复颍昌捷奏》、《陈州颍昌捷奏》、《郑州捷奏》、《漫独化捷奏》、《复西京奏》、《龙虎等军捷奏》、《复南城军捷奏》、《郾城北并垣曲等捷奏》、《小商桥捷奏》、《河北颍昌诸捷奏》（据此奏内容，“颍昌”应为“孟州济垣县”之误）、《王贵颍昌捷奏》、《临颍捷奏》。在《高宗皇帝宸翰》当中也有与上举某几件《捷奏》相对应的诏旨。而岳珂在述写《行实编年》绍兴十年诸战役时，基本上也是依照这些《捷奏》的内容而加以铺述的。每当岳珂的叙述脱离开这些《捷奏》稍远时，便不免出现错误或漏洞。例如关于郾城的战役，在《捷奏》当中只提到岳家军的“将士各持麻扎刀、大斧入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的事，却并不曾说到金军中有什么“拐子马”，而岳珂在《行实编年》中记述这一战役时，却偏偏参照杨汝翼、汪若海记述顺昌战役的两篇文章，加进了一大段关于大破拐子马的描绘，因而铸成大错。对此，我已写了《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一文加以辨正。在上举岳飞的十二件《捷奏》当中，和宋高宗在此同一时期内降付给岳飞的各件诏令当中，全都没有涉及朱仙镇这一地方的。而《行实编年》于叙述了郾城、颍昌诸战役之后，却凭空添出了描述岳飞进军朱仙镇，以及以五百骑兵大败十万金兵于朱仙镇，迫令兀术奔还开封的一大段文字，即我在本文开头处所引录的那些。然而，这段描述文字虽则很长，其中却又只是笼笼统统地说什么“对垒而阵”，“遣骁将奋击”，既不明确指出兀术如何以其十万之众与宋方的五百人骑“对垒”；也不明确指出岳飞所遣“骁将”系何人；更没有说明双方交战究竟在何日何时；这和岳珂叙述前此各战役时的行文体例迥不相同。这就足可证明，所谓朱仙镇之捷，只不过是岳珂所虚构的一次战功而已。也曾有这样一种意见：经岳霖、岳珂父子两人所征辑到的岳飞生前的奏议、公牍、诗文等等，并不是已经完备无所缺佚，宋高宗和南宋政府给予岳飞的诏令、指挥等类文件也同样必有所散佚，既是如此，则关于朱仙镇战役的捷奏或奖励诏旨等文件，可能就正是在散佚之列的。我认为，此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此事既不见于《鄂王行实编年》刊行前的任何官私史书，则岳珂自应有一孤本秘件为其根据，而凡属岳珂独得的文字记载，则已全部被他收录在《金佗稡编》或《续编》当中了，其中并无此事的任何踪影。既无通行之记载，又无独得之秘籍，然则何所据而云然呢？因此，我断定它出自岳珂的虚构，这绝对不会冤枉他的。（一）如上节所考论，岳飞和岳家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既全不曾到过朱仙镇，则当岳飞奉诏班师时必不是从朱仙镇撤退的，这本是一言可决的问题。但岳飞与其基本部队究竟是从哪里撤退的呢？这在南宋的许多史籍中都有很明确的记载。例如：（1）《岳侯传》于叙述岳飞由郾城进抵小商桥之后，继即说岳飞申奏朝廷，欲乘势追赶金兵，却被秦桧、张俊等人阴谋沮坏。其下即云：时侯屯军于颍昌府，陈、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忽一日诏书一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令诸路军马并回师。侯承宣诏，又不敢便行收兵，恐兀术闻知，断我军路，故虚张其声，科买布帛，造战牌，言进兵北讨。兀术使人听探，闻知侯有北讨之意，引兵夜遁一百余里。我兵亦退四十五里，至裴城（按：今郾城仍有裴城乡。岳飞自其大本营班师，退四十五里而至郾城所属之裴城，此实不由朱仙镇班兵之铁证），先令牛皋备战。时有人报兀术曰：“南家兵奔走，已弃颍昌。”兀术提兵复迫侯军。侯屯于蔡州。（2）《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四，于绍兴十年七月载：二十一日壬戌，岳飞自郾城回军。——岳飞在郾城，众请回军，飞亦以为不可留，乃传令回军，而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不整。（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亦于同年七月壬戌载：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郾城班师。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其下请还，飞亦以为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始传令回军，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金人闻飞弃颍昌，遣骑追之。……飞还至蔡州。（4）同书卷一四三，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条，于附注中引赵甡之《遗史》云（《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七亦引录此文）：先是，飞自郾城回军也，在一寺中与王贵、张宪、董先、王俊夜坐，……（5）《中兴小记》卷二八，在绍兴十年六月末记述了“岳飞自与兀术战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之后，接着就叙述一些别的事件。到闰六月戊戌，方又写道：赐诸帅诏曰：“狂敌不道，荐肆凶残。王师所临，无往弗克。捷奏继至，俘获踵延。尚虑狃吾屡胜之威，忽彼不虞之戒。天下本吾一家，岂贪尺寸之利。金人亡在朝夕，必灭为期。咨尔六军，咸体朕意。”湖北宣抚兼招讨使岳飞时屡获捷，至是，诏书不许深入，飞遂班师。而所取州县，旋复失之（原注：《野记》）。根据上面引用的这五种记载，可知岳飞这次奉诏班师，其部队是从西京洛阳以至郑、陈、汝州、颍昌府这一广大地区南撤的，而其本人，则是如《遗史》、《北盟会编》及《系年要录》所说，是从郾城县撤退的，否则也只能如《岳侯传》所说，是从颍昌府撤退的。总之，无一书曾提及从朱仙镇撤退的事，可证岳珂所描绘的岳飞由朱仙镇退师时的那一场面，尽管有声有色，却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二）《行实编年》说，秦桧“言于上，以先臣孤军不可留，乞姑令班师。一日而奉金书字牌者十有二”。这段话的根据必即是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当中的那篇《岳侯传》，而对其中所叙事由和情节又稍以己意做了一些修改的。即如“乞姑令班师，一日而奉金书字牌者十有二”两句，就是把《岳侯传》中“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两句改造而成的。其所以必须加以改造，则是因为，岳珂在南宋王朝发还给他们家中的那一大批诏令当中，实在找不到有连续发出的促迫岳飞班师回朝的这样一批诏令出来。根据岳珂在《淮西辨》（见《金佗稡编》卷二二）中所说，在绍兴十年岳飞率军北进，迎击金的南侵兵马的战役中，“首尾两月余，奉御札者又二十有三焉”。而这二十三道“御札”，又全都是在各不相同的日子里发出来的。这一事实，证明《岳侯传》中的那条记载并不符实，迫使他不能再照抄《岳侯传》中的原文，遂即把“诏书”改作“金书字牌”，以避免因“查无实据”而致露出马脚。事实上，这样的改动，其结果也还是徒劳，也仍然不能不暴露出其事之纯出虚构。北宋人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门中，有一条记载说：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金字〕牌长尺余，朱漆，刻以金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犹（尤？）速于急递。（《方域》一〇之二五）据此可知，“金书字牌”乃是递送最紧急的公文时所使用的一种凭证，持有这种凭证的传递公文人员，到任何驿铺都可换乘新马，藉以保证能日行五百余里。但“金书字牌”和紧急文书终究不是一码事，持有“金书字牌”的递送公文人员，同时还非得另有一份例如“军前机速处分”之类的紧急公文不可。在岳飞的《画守襄阳等郡札子》（见《金佗稡编》卷一〇）中就曾说道，“臣六月二十三日酉时准御前金字牌，伏蒙圣慈特降亲札处分，令臣条具襄阳、随、郢利害”，可为确证。因此，尽管岳珂把《岳侯传》中的“诏书”改为“金书字牌”，希图藉以避免人们认真地去追查这些“诏书”；而其结果，人们依然要“顺藤摸瓜”，要根据这十二道“金书字牌”，而追问其每一次所递送的诏书或亲札究竟何在。既然连一道也找不出来，岂不足可证知，所谓用十二道“金字牌急脚递”递送的十二道诏书，一概都是属于子虚乌有的吗！从情理方面来说，一日而发下十二道金书字牌、递送十二道诏书，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岳飞当时率军屯驻在郾城，与南宋王朝所在的杭州相距约两千里，即使是“金字牌急脚递”，最快也得四五日的时间才可到达，往返日程合计，则需要八九天的时间。既然诏书的内容是要岳飞班师回朝的，则在派遣“金字牌急脚递”把这诏旨递送出去之后，总应等到岳飞有不肯遵命班师的表示之后，才可能发出第二道；倘若南宋王朝料定岳飞不肯遵命班师，因而要再三加以敦促，则日发一道也还可以理解；而今竟是在同一日内，每隔三五十分钟即派遣一次“金字牌急脚递”，连续派遣竟达十二次之多，这就实在令人无法理解了。《岳侯传》虽不知究系何人所作，但其中叙事至绍兴三十年（1160）为止，且称宋高宗为“上”，既不称做太上皇，更不称其庙号；称岳飞为“侯”，既不称为武穆，更不称为鄂王；则知必是写于宋高宗绍兴之末尚未禅位于孝宗之时。其中所述岳飞生平事迹，基本上是符实的，所以徐梦莘把它全文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当中。但其中终也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如把参与秦桧杀害岳飞阴谋的罗汝楫误为罗振，即其一例。而错得更为明显的，则是“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一事，所以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述岳飞自郾城班师事时，虽然采用了《岳侯传》中的一些文句，却没有采用“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事，而只把这段文字收录在正文之下，作为附录。（单就对于这一事实的取舍来看，似乎李心传的史识超出乎徐梦莘之上，实则不然，徐梦莘对其所录用的史料，一律是照录原文，不作删改的。）（一）《岳侯传》中说，当岳飞在郾城把兀术的军队打败，又连夜起发，赶到了小商桥，离临颍二十里下寨时，探骑报告说，“夜来三更，兀术并韩将军等人马起寨退走，前去汴京”。到下文说到岳飞奉诏班师时，又说岳飞奉诏之后，恐兀术闻知，断截宋军归路，便虚张声势，佯称进兵北讨，兀术使人探听，闻知岳飞有北讨之意，“引兵夜遁一百余里”。尽管上文有兀术、韩常等人马“起寨退走，前去汴京”之说，但下文的“引兵夜遁”却决没有指明是从汴京向北逃遁的。所以，李心传在《系年要录》中记述这次班师事件时，就把《岳侯传》中那一大段文字简括为：“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始传令回军。”表明他并不认为兀术曾离汴京北遁。由此可见，岳珂在《行实编年》中所说的“乃声言将翌日举兵渡河，兀术疑京城之民为先臣〔内应〕，夜弃而出，北遁百里”，全都是把《岳侯传》中的记载加以提高、夸大而撰造出来的，与当时的事实全不符合。（二）岳珂在《行实编年》中叙述兀术夜弃开封，将遂渡河，有太学生叩马而谏云云一段，绘声绘影，颇富有戏剧性。但细加考察，便不难发现，这整段文字只能算做岳珂的一段文艺创作，却决不是具有哪怕只是少量真实性的历史记录。我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因为：第一，在南宋方面的官私文书记载当中，全都没有关于此事的任何蛛丝马迹。岳珂收录在《金佗稡编》和《续编》当中的各类文字，也全都如此。至于刘光祖的《襄阳石刻》和章颖的《经进岳鄂王传》，则都是从岳珂的《行实编年》转抄来的，自然不能作为佐证。第二，在金朝统治区域内的官私文书记载以及元末所修的《金史》当中，也全都找不出关于此事的任何蛛丝马迹。第三，能不能说，在岳珂撰写《行实编年》之际，他确曾看到过这样的记载（不论其出自南宋人之手，或系金国人的记载而流传到南宋的），后来却又亡佚了呢？我以为，倘若确有此事，则断不会只成为岳珂所独得的一种秘籍，亦即在《三朝北盟会编》或《系年要录》当中，断不会弃而不取，致使连丝毫踪影也不得留存下来。基于上述三点，我断定：太学生叩马而谏兀术之事，纯属无稽之谈，纯为岳珂所虚构。《岳侯传》在记述了岳飞奉诏班师，已弃颍昌诸地之后，接着又写道：侯屯于蔡州。时梁兴在河北绛州，尚未得知。侯谓诸将曰：“梁兴现在河北，与金人决战，退走翼城县；赵秉渊战守淮宁，亦不知南归。”侯遣李山、史贵将兵救梁兴、赵秉渊等回蔡州。兀术不敢进兵。诸将军人马依次调发归江夏，自将二千骑取顺昌入淮赴诏。在这段文字里，把转战于河北、河东地区的梁兴与“战守淮宁”的赵秉渊并提，而且说岳飞派遣李山、史贵去援救梁、赵二人回蔡州，这都是很不确切的。而且，只说“赵秉渊战守淮宁”，却没有说赵秉渊当时是陈州（即淮宁）的知州，更没有说赵秉渊从何时起做了陈州的知州。这些，也同样不够确切。然而，它却毕竟反映出：在岳飞班兵回到蔡州之前，赵秉渊就已经在为保卫陈州而与金军作战了，而且是在对赵秉渊发出救兵之后，岳飞才令在蔡州的诸部将带领人马回江夏（即武昌），其本人才取道顺昌“入淮赴诏”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四，对于赵秉渊之知陈州，李山、史贵之救援陈州诸事，都有明确日期：〔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四日丙申，张宪及金人战于陈州，克陈州。——张宪克陈州，岳飞令统制赵秉渊知军州事。〔八月〕六日丁丑，李山、史贵、韩直败金人于陈州。——初，张宪得陈州也，岳飞令统制赵秉渊守之。金人围陈州，飞统制李山、史贵与刘锜军统制韩直及金人战于城下，败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在七月壬戌记述岳飞还至蔡州后遣李山、史贵以兵援赵秉渊事，其文字基本上是从《岳侯传》摘录来的，所不同的，是它已明确说到，赵秉渊在其时已经是“知淮宁府”了。而它于七月乙丑（二十四日）又载：是日，金人遣翟将军围赵秉渊于淮宁府，李山、史贵及刘锜军统制官韩直共击退之。秉渊闻岳飞已去，遂弃城南归。（原注：《日历》八月六日丁丑申刻，赵甡之《遗史》亦以为丁丑日事，恐误。）这段记载，不但指明金方围攻淮宁府的是翟将军的部队；而且还进一步叙述了，金军虽被李山、史贵等人打败，但赵秉渊终于还是放弃了淮宁府而南归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不同，它是把淮宁之役系在七月二十四日，亦即在岳飞自郾城回军三日之后。它虽没有明著所本，但它必有最确凿的依据则可断言，否则，李心传便不会在这段记事之后又自作附注，对《日历》和《遗史》中所系月日（也就是《三朝北盟会编》所系月日）加以纠正了。综合上面引录的各种记载，可以知道：1．赵秉渊之做陈州知州，是在岳飞派驻陈州的刘永寿、史贵擅自弃守之后，奉岳飞之命，于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三日进入州城的。2．李山、史贵于七月二十四日在陈州城下打败了金人翟将军的部队。3．在《宋高宗日历》和赵甡之的《遗史》以及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当中，则都是把解陈州之围的那次战役误系于八月初六日的。到此，我们且再回头看一下岳珂在《行实编年》中对这几件事的记载吧。他分明写道：先臣……奉诏自庐入觐。……八月，以赵秉渊知淮宁府。虏犯淮宁，为秉渊所败。又悉其众围秉渊。先臣复命李山、史贵解其围。虏再攻颍昌，上命津发人民于新复州军据险保聚。照此所说，是在岳家军已经大部分回到武昌，岳飞本人已经经过庐州而到杭州去朝见了宋高宗之后，才又委任赵秉渊去“知淮宁府”的。究竟是谁委任的，是在八月的哪一天到任的，这里没有说明。金人于何时“犯淮宁，为秉渊所败”，又于何时“又悉其众围秉渊”，岳飞又在何时何地“复命李山、史贵解其围”，更全都没有明确交代。但是，只就“八月以赵秉渊知淮宁府”这句，也足可看出岳珂之任意颠倒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已达到如何鲁莽灭裂的地步了。因为，照《系年要录》所说，李山、史贵在七月二十四日已解淮宁之围，到八月上旬，赵秉渊说不定已经放弃淮宁南归了；即使采用《高宗日历》和赵甡之《遗史》之说，把李山、史贵解淮宁之围推迟到八月初六，也照样可以证明赵秉渊知淮宁府必是远在八月以前的事。而金人之再度占领颍昌，也是岳家军自颍昌撤退后不久的事，也同样不会在八月以后。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岳珂把这几桩历史事实搞得如此颠倒错乱，究竟用意何在呢？除了暴露岳珂对其祖父的业绩不肯严肃认真地对待以外，除了暴露岳珂对于宋金战争的史实不肯严肃认真地对待以外，不是再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了吗！原标题：《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原载《文史》第八辑（1980年3月），后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