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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朴

当下我们需要怎样的文科教育？

返返朴约 16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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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华

“各位文科生心底里，都可能存在着一个我们难以面对的困惑：学习文科有什么意义？”

这是2024年6月2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2024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院长朱国华面向在场的学子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文科消亡成为一股全球性浪潮”话题曾经冲上微博热搜——2024年9月，哈佛大学取消了至少30门秋季课程，其中文科专业成了“重灾区”。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随着AI智能工具的涌现及广泛应用，不少AI工具已具备信息处理、数据分析、基础翻译等多种能力，这无疑给文科专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文科无用论”的声音随着数字化浪潮滚滚而来。文科的价值何在？学习文科究竟有何意义？文科生的未来工作岗位是否最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在朱国华看来，学科专业只是学习的方向，而人才培养才是教育的目的。文科教育和科学教育其实存在着很多重叠，在许多方面差异并不大，在培养人的思辨能力、创新精神方面，文科具有独特的力量，不可或缺。与此同时，当前我们人文学科在某些方面还不够强大，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要“以不变应万变”。

以下是光明网记者与朱国华的对话。本文发布的是未删节的完整版。

撰文 | 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国际汉语文化学院联聘教授，《文艺理论研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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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人的思辨能力、创新精神，文科不可或缺

人文学科的知识如果可以转化成人的智慧，会构成情商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文科研究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理工科相比体现在哪些方面？它如何提供一种不同于理工科的理解方式来认识世界？
朱国华：文科和理科，其实是同源的，都属于某种知识系统。在很多方面，文科教育和科学教育其实有不少重叠，差异并不大。例如，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培养我们的批判性思维，都需要致力于想象力训练，都需要开发我们的好奇心，都以对真理的探索为旨归。
那么，文科和理科究竟区别在哪里呢？泛泛地说，理科研究的对象是宇宙自然，而文科研究的对象则是人类社会。由于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也就有了一些差异。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就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主要依赖于解释，借助因果律，通过事实材料来把握客观对象的规律。整个过程是客观的，且普遍有效。而人文学科则主要依赖于理解，领会人类经验和社会现象的意义，把握人类特定情境中行动和动机。这个过程当然也可以说具有客观性，但它是从特定立场去感知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学科更强调主观性和情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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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尔泰
朱国华： 我们的思想、语言、信仰、文学、艺术、情感、历史、道德、价值观、社会结构、文化模式，更不用说人类内心的海洋，很难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和定量标准来加以理解。今天社会中对理工科和文科的傲慢与偏见，其实在西方以前也有类似的表现。
比如，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他的小说《艰难时世》中，就通过一个人物讽刺了唯科学主义的弊病。这个人物叫托马斯·葛擂更，他声称自己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秤和乘法表，随时称量人性的任何部分。此人其实是一个事实至上主义的象征，只承认事实和逻辑，忽视情感和想象以及创造性。他对孩子们的教育方法也非常机械僵硬、冷酷无情，要求学生不动感情地接受事实。但这种方法其实是对正常教育的一种破坏。
狄更斯用文学的方式批判了科学主义的独断性。显然，文科能够提供一种更加灵活、更加开放、也更加有温度的理解方式。理科只有通过事实、逻辑和因果来认识世界，但文科却可以从差异和多元的角度、从审美价值、伦理立场以及情感的态度去理解社会。
从这方面来说，文科和理工科就不太一样了。理工科做数学题目有对有错，但我们对作文打分似乎就有些主观。在理科这里，一个实验如果不能重复，它的理论假设就可能错了；但是在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分析或对《红楼梦》的阐释上，有时候各种说法可能说不上对错，它们可能都各有片面的真理性，也许存在的只是对一个事物理解高下深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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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

记者：如何看待文科素养在处理人际关系、理解人的情感和行为以及对社会包容性的影响？

朱国华：理科主要是与物打交道，其工作重点并不在于与人交往。我们在分析一匹马尾巴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分析了所有马尾巴的功能，我们不会在意这匹马的个性差异。但人文学科研究就要深入到人类的社会机制、文化差异、情感结构、感知方式等等中去，而人本身作为有意识的存在，是多样、复杂且多变的。
我举个例子，有一位知名主持人，大概是吴宗宪，采访一位著名的日本女演员。这位演员一会儿说父亲对她过于严厉和冷漠，表达了她对父亲的强烈不满；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非常想念父亲。吴宗宪注意到了其中的矛盾，问这位演员怎么一会儿恨父亲，一会儿又思念父亲。女演员回答说，人的情感本身就是矛盾的。而这正是理科所难以处理的事情，因为矛盾是主观世界、心灵世界、精神世界中的常见现象，人因其多样性而充满矛盾，并且也因此充满神秘性、偶然性和吸引力。人生恰是因为它是一次性的，才获得了任何物所不具备的全部魅力。佛教认为人陷入永恒的轮回之中，这是一种沉沦，应该寻求解脱之道。尼采假设，如果我们的人生必须永远重复，也就是永恒回归，他询问道：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一切，或是否能在其中找到某种更高的生活意义？在我看来，他们都想多了。从唯物主义者的角度来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即便有重复，按照德勒兹的理解，每一次的重复都是独特的，都包含着差异。
因而，人的生命其实就可以理解为一场无尽的奇迹。这种独异性和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挑战，也给我们带来了生活意义的来源。理工科本身不可能带来这些方面的思考，不会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善良在一定程度上是脆弱的？什么是崇高？为什么会出现暴力？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是否存在自由意志？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
如果我们具备文科素养，就可能对人和各种社会事务有一种更加包容、更加多样、更加长远的看法。我们不会因为某个人一时的行为就对他形成刻板印象，而是在一个复杂的关系和情境中来认识一个人。夸大一点说，这其实和我们常说的情商有一定关系，人文学科的知识如果可以转化成人的智慧，会构成情商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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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
朱国华：从个人角度来说，具备人文学科素养对一个人的领导力有很大帮助。有数据显示，全球42%的各层次领袖，其专业背景是人文学科。而在整个大学中，人文学科的比例并没有42%，可能只有十几，最多三分之一。这说明，具备人文学科背景的人在领导、管理和亲和力方面往往比较擅长。
从社会角度来说，我觉得整个社会环境越来越焦虑，这与人文学科作用的缺失有一定关系。我们今天出现的高频次是“躺平”、“卷”，我们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程度不同精神上不太健康的人，比例大大超过我的年轻时代。讽刺的是，40年前，我们物质生活水平大大落后于今天的水平。我们的科学技术上去了，物质条件改善了，但我们的幸福感反而下去了。这部分说明了我们的人文学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今天社会的包容性较差，许多人很容易被简单粗暴的极端叙事所吸引，通过情绪和立场来摄取事实，进行偏执一头的判断。其实不仅仅其他行业的人，即便包括一些人文学科的从业人员本身，在把握人文学科的精髓，尤其在对人宽容、包容多样性方面，也注重不够。
“我们人文学科在某些方面还不够强大”

我们要有学术原创，才能真正有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不仅是中国气派的，还要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与发展？文科研究和创作如何促进国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进而提升国际形象？

朱国华：关于软实力，我当然同意，人文学科就属于软实力的一部分。有一些西方人士，常常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我们进行居高临下的评判。我们听着不是很舒服，但又往往痛感自己竟无力正面反驳。我有时会怀疑，这实际上是不是反映了我们人文学科在某些方面还不够强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古代学校教授的基本内容，虽然不可以说等同于今天的人文学科，但说其主要方面是文科性质的，也不会有太大错误。古代学校并不会教授数学、物理之类科目。然而，自清末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发生了变化，开始更加重视理工科，而对文科则相对忽视。这种忽视不仅体现在国家的宏观决策层面，也体现在老百姓的个体选择层面上。从文化传统上来看，我们中国人比较注重经世致用，相信实业经商可以致富，而对于纯粹的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则不是特别在意。
举个例子，陈寅恪在100多年前，大约是1919年，当时他在美国留学，曾发表过如下观点：我们中国的哲学、艺术等方面与希腊相比差远了，不仅是科学比他们差。我们中国人更擅长政治和伦理，和罗马人比较像，主要强调的是实用，缺乏精深远大的思考规划。留学生们都喜欢选工程或者实业，但不知道它们其实以科学为本。在陈寅恪眼里，科学与艺术、哲学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层面上的事，因为都不是实用的。他担心我们这样舍本逐末，最后是做不成大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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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朱国华：陈寅恪还表示，真正的救国之道，必须要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即所谓形而上之学。然而，当时最优秀的留学生并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人将来在经商、实业方面可能会成为世界级的富商，但要在学问、艺术等方面超过别人则是很难的。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认为比较起陈寅恪时代，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水平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们现在的学术资源与西方几乎同步，新时期以来，对西方学术进行了几乎全方位的译介，也有很多人在西方高校攻读文科学位然后学成归来，我们主流刊物上的论文，在问题意识的深度、材料的严谨精准、逻辑的自洽严密和论证的结构复杂性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但总体来说，与西方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科学学起来其实很快，因为它是一个纯粹客观的东西，不需要融入自己的主观感情、文化、经验和传统。但人文学科则很难速成，它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积累。比如佛教，从汉末传到中国，直到唐朝禅宗的出现，才真正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佛学。这个过程花了700年的时间。
我们要有学术原创，才能真正有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不仅是中国气派的，还要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融合西方的已有成就和中国本土智慧，也就是要对西方的智性资源根据中国语境加以重写，对中国的文化精髓根据当代条件进行再发明——这当然很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也许能做到真正的推陈出新。我觉得我们的未来软实力是可以期待的：当我们为全世界人民带来自己独特的文化贡献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得到更多的尊重，这当然也会增加我们在此领域的话语权。但目前来说，坦白地说，我们还做不到很强。
再举个例子，像画家程抱一、建筑师贝聿铭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段义孚，他们都吸纳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精华，其成就在西方也得到了认可。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一大批这样的人，我们的软实力就会非常硬朗。
记者：近期，关于全球文科倒闭潮来袭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是否有失偏颇？中西方文科在角色和功能上存在哪些差异？
朱国华：我看到了近期的一些报道，并了解了许多相关材料，发现其中提到的某些观点确实有失偏颇。文章主要讨论了文科的危机，这个危机是真实存在的，但作者没有从相反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相对来说，我觉得中国和西方的文科在角色和功能上，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现代大学的理念是从西方传入的，我们古代的教育虽然可以勉强称之为文科，但和今天的文科有很大不同。但与西方相比，我们也存在差别，主要表现在表现形式上。
文科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一开始都是为了上层统治阶级提供教育的。文科具有碾压一切的文化资本价值。自从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教育已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在今天所具备的文化资本意味已经远远超过了人文学科的文化资本意义。当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人文学科肯定会受到挤压，因为我们要服从于生活的紧迫性要求，首先要谋生。等到经济上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人文学科所发挥的作用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中国和西方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当然，还有一些不同之处。西方某些文科专业变得越来越极端，有些课程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人感兴趣，因此选课的学生减少，导致相关课程被取消。所以西方的文科危机还是比较严重的。虽然他们的论文专著水平很高，但陷于政治正确的漩涡之中，这样的原因实际上也会导致一些后果，我觉得这和他们的危机也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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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制作的讽刺政治正确的图片
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要“以不变应万变”

我认为总有一些东西是需要保守的，人文学科如果不守住自己的自主性和主体性，那肯定会沦为二流的科学，因而也不配得到世人的尊重。

记者：在技术主义日益盛行的当下，人文学科在其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朱国华：技术在当今时代具有一种垄断性和霸权性的地位。技术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无疑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福音，带来了物质上的高度繁荣。然而，技术主义往往仅从工具合理性角度来看待世界，这可能导致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过于片面。
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为例，他提出了一个德语词汇“Gestell”，用这个概念来描述技术如何像框架一样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这种揭示方式倾向于将一切事物都视为对我有用或无用，将事物视为技术可以从中开发的资源，事物成为可计算的对象。
这样的视角构建了一个框架，事物要么适合这个框架，要么不适合。它将所有自然和社会现象都视为可支配或控制的存货，使事物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和意义。这种世界观改变了我们对自然、他人和自我的看法，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时，我们甚至忽略了事物本身的意义和本质，比如一座美丽的山，我们可能只看到其中的矿藏价值，而忽视了其美学和生态价值。
现代技术不仅渗透到人类的生活方式中，如手机和电脑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具有支配地位。技术本来是让我们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但是它现在直接让自己冒充为美好生活，使自己成为目的本身。我并不否认现代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实际用处，但我们也应警惕它们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技术主义的支配下，我们都可能成为单面的人，疏离自然、社会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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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
朱国华：即便在学术研究范围内，我们对技术的征用范围，也尽可能有警醒意识。比如，在读文献方面，以前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某个领域，尽可能地毯式读完该领域的所有主要参考文献。但现在很多学生只是通过关键词搜索，选择一些相关的论文来读，作为研究准备。我并不完全排斥这种做法，但我认为读原著、读最原始的材料才是基本功，因为很多东西靠AI搜索引擎是找不出来的。我完全不能想象，陈寅恪的史学灵感不是因为长期浸淫史料，而是靠关键词搜索。在第一手材料的阅读中，我们才会产生真正的学术直觉和敏感性。
因此，人文学科如果听任技术做主，它本身就消亡了。我们人文学科学者当然可以对这些技术发展进行关注和利用，但必须确保我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不会失去对事物本质和意义的关注，也不会忽视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被技术化的东西，往往是具有同一性、普遍性的东西，技术如果不是作为辅助手段而是作为主角窃夺人文学科的位置，那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必然是个性的沦亡。
人文学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门需要靠自己的脑筋和想象力的学问，这是新技术无法替代的。
记者：随着AI能力逐渐提高，这对未来的文学创作和人文学科教育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国华：创意写作，这一领域如今已迎来了新的变革。机器现已能够生成众多小说，且水平在逐步提高。对于未来的新作者而言，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一工具进行创作。然而，这种创作模式与以往的传统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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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制作的ai写作工具排行榜
朱国华：在过去的创作环境中，作者们身处一个充满写作氛围的社群中。周围有人埋头苦写，水平各异。作者可以向不同层面的人学习，形成了一个交往和学习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每个作者清楚自己能找到什么样的人去学习、请教，或相反，与周边的人竞争，重新开启新的写作风格。这种个性化的互动对于作者们的成长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想想唐诗。唐代拥有超一流的诗人如李白、杜甫，也有一流诗人如王维、孟浩然，以及李商隐李贺等。更有众多可能被视为二三流的诗人，如孟郊、贾岛，他们彼此之间有许多密切的交游酬唱。唐诗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写作基础之上的，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全民写诗。他们都属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诗人社群的网络。如果抽掉了这个活态的诗人群体，我很怀疑是否还能出现超一流的诗人，是否会出现唐诗的辉煌。
现在很多大学在采用网课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课程获得学分，这种方式很受学生欢迎。然而，我担心这种去人化的教学方式如果大规模推广，人文学科的教育肯定会出现退步。我最近几年在给学生上课时发现，相比以前的学生，现在许多同学的反应速度更加迟缓，面部表情更加平静。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无人喝彩的演员，他们是成熟超脱的看客。以前的学生可能幼稚、单纯甚至调皮，但充满活力和好奇心。类似的教学经验在许多其他高校的老师那里，也有共鸣。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以至此。他们似乎更适应人机交流，而不是人际交流。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紧迫性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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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课的学生
记者：人文学科在适应当今时代的过程中，应该如何保持其学科特性？
朱国华：我认为我自己所认识和理解的东西主要归属于人文学科领域。因为社会科学往往需要进行问卷调查、数据采集等各项工作，而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史等，在我看来，其所谓的适应时代需要，并不意味着必须要产出与此时代发生直接联系的特定成果或产物。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必一窝蜂都去追逐那些与当前热门话题，如数字时代、AI等紧密相关的话题。人文学科这一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前现代性。这是因为，它与科技既保持着合作的关系，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科技能给我们带来量化的、数学化的、确凿无疑的事实，但它无法解决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的偶然性、主观性、情境性、语境性和历史性等问题，而人始终是时间性、情感性的存在。
因此，我认为人文学科的核心方法仍然是传统的方法，仍然以经典为核心，当然。我们也必须以布迪厄称之为折射的方式来回应社会，而不是在故纸堆里抱残守缺。我的看法可能比较保守。我认为适应时代的方式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这里的“不变”指的是要遵循人文学科本身的学科规律。我们不必非要与AI、数字人文等热门领域产生过于紧密的联系，它们可以作为辅助，作为工具，但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时髦、赶潮流，以它们为引导，那是不行的。我认为总有一些东西是需要保守的，人文学科如果不守住自己的自主性和主体性，那肯定会沦为二流的科学，因而也不配得到世人的尊重。人文学科必须与科学和技术、当然也包括社会科学相互支持、相互依存，惟其如此，我们的文化才得以持存，我们才会拥有人性的尊严。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远读”，编辑：王羽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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