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一“百”遍的故事

叶公杼/詹裕农（Lily Yeh and Yuh-Nung Jan）自从建立实验室，一直在UCSF（旧金山加州大学）。

早期叶/詹实验室基本都是美国人，而且背景很强，例如几位博士后来自哈佛（Chauncy Bowers、Diane Papazian、Tom Schwarz、Leslie Timpe、Ethan Bier）、普林斯顿（Bruce Tempel），等。Papazian在哈佛的博士论文是设计一个巧妙的方法“沉淀”/分离纯化转运蛋白。

这样众多优秀美国博士后，可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记录，有可能是没有华人打破过的记录，而那还是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初。现在很多华人实验室也难以招到美国学生/博士后，遑论名牌大学有突出论文发表之后还加入的。

我的教育背景（江西医学院）不仅是那时的最弱，而且可能是他们实验室全部历史最弱，也很可能是旧金山加州大学全部历史教育背景最弱的研究生。

不过，因为我是叶/詹实验室第一个华人研究生，而且来自中国，詹裕农老师在学校讲中文的对象就只有Lily 和我，而用中文讲故事教育学生的对象只有我一个。

现在回顾起来，犹如学术文化传承的独生子。但当时还经常担心自己做的好不好、问题好不好，老师是否接受、认可、高兴？

讲故事有独特的课外教育作用。

他们后来有英文自传，其中大部分内容我听过，有些不止一遍（虽然本文的题目是夸大）。

故事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无法以考试上课衡量，但不一定不是更大。

有人生价值观、有科学标准、有研究品味、有文化联系。

詹老师的故事，永远是科学界、科学家、科学工作。

唯一例外的是他父亲去世后，他赴台湾奔丧回旧金山后，说了几句他父亲的情况。他是江西玉山人，与姚期智的父亲是很近的工作关系，他们两家住的也近。他们中学都在台北建国中学、大学都在台大，有些竞赛关系。

叶公杼是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北一女）一贯的尖子生。免试入台大。詹裕农高中时期平时不够认真、成绩不够，但联考（高考）全台湾前十名。两人相继入台大物理系。叶老师是不信同学的哥哥说女生不能学物理和工程而选的物理。詹老师是不愿学医而学物理。

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很强。那年研究生突然录取三位台湾来的，叶/詹都入选。他们在物理系觉得自己年龄超过了历史上一批出类拔萃的物理学家（这是詹老师当年口头对我这么说的，但自传好像只写了他们受生物的影响）。那三个哈佛博士之一还告诉我詹裕农老师资格考试没及格，但看来没有这回事，是学生辈悄悄传错了。一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后来告诉我们几个研究生：詹裕农的博士论文的理解是错误的，研究本身没有问题，不过理解和结论错误。这好像是说对了，詹老师自传也说后来其他人发现他的理解错误，不过迄今也没有人能够理解。就没有人在后面传叶老师什么，一辈子犹如金身的塑像。

他们两人的生物学博士论文都不起眼，但他们成功地转型，并得到大科学家Max Delbruck的教育。他们一辈子科学论文中，与Delbruck的最不重要，但他们念念不忘“Max”的教诲，给儿子也是这样命名。Max是物理学转生物学获奖，恐怕也是他们尊重的重要原因。

学过物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的人，恐怕一辈子都无法真正尊重生物学，无论什么领域，至少是无论迄今已经有的什么生物学领域：曾经沧海难为水。

他们的第一个博士后导师Seymour Benzer，是物理学转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奠基人之一，到1960年代后期转而研究果蝇的神经生物学。他的工作足够获两个诺贝尔奖（基因突变的本质、行为的分子机理）。Benzer开创的生物钟分子机理研究，在他去世之后，诺奖颁发给了他的学生和其他两位，三位都是继续Benzer的生物钟基因研究，特别是Benzer与学生发现的“Period”基因。叶/詹跟Benzer学习了果蝇和遗传学。也开始了电生理记录。特别是筛选到了Shaker突变果蝇，并提出可能编码钾通道或钙通道。

为了打好神经生物学基础，他们居然做了第二个博士后。一般人只有第一个没有做好才做第二个，他们为了更好而做第二个博士后。

他们去的是世界上唯一的神经生物学系：哈佛医学院。导师是系主任Steve Kuffler。Kuffler在二战中继承欧洲传到澳大利亚的神经生理学，带到美国，现在霍普金斯大学，后创建哈佛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Kuffler的早期学生David Hubel、Torsten Wiesel在Keffler基础上前进，获得诺奖。Kuffler一直支持他们，而不抢他们的功劳。而按一般情况，他完全可以继续与学生在一起，可以共享功劳。但这位犹太科学家，非常慷慨。

叶/詹在Kuffler实验室的工作，在当时的神经生物学界非常引人瞩目：神经肽与小分子神经递质不同，可以弥散到附近神经细胞，而不仅是直接近处的（我在国内读其TINS综述）

他们因此找到几个工作，他们选择到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那时，UCSF刚刚发明基因工程（重组DNA技术）不久（1973）。UCSF的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系冉冉上升。而UCSF的神经生物学基本从无到有，急剧上升。遗传学、细胞生物学也纷纷走向世界前列。

后来他们在离子通道和神经发育两方面有很多工作。实验室基本分成两摊，另外还有专门几位遗传学家支持。进一步确定Shaker很可能是钾通道的基因后，他们用分子生物学终于在1988年成功地克隆了钾通道蛋白的基因。文章接受后，他们专门组织实验室庆祝。

他们曾多年有一位做成像的，而且有些设施，现在想想恐怕费了很多经费维持成像那块。他们不一定知道的是：实验室学生得到的额外享受是那位在外面放映计算机控制的几十个投影仪的幻灯表演。

在加州理工，他们遇到物理学和生物学大科学家。在哈佛，他们遇到众多的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在UCSF，他们与众多的分子生物学家在一起。

不仅科学研究有趣而重要，而且非常熟悉科学界的情况。

叶老师的学术报告特别有趣，而且有恰到好处的幽默，让大家哄堂大笑，但她在实验室内不讲故事。而听詹老师讲故事，百遍不厌，太有趣了，还有教益。

https://janlab.ucsf.edu/jans-autobiography-and-lab-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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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from 'The History of Neuroscience in Autobiography, Volume 8' edited by Larry R. Squ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