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承明制 : 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

何谓“认真”？照着字面直白地去理解，大概应指认得“真”字明白、真切。稍加引申，释其词义，则是说做事必须切实、不苟且。

说者易，行者难。此话大有道理，大抵可以证明“知易行难”的合理性。一个“真”字，并非人人认得清楚，若是认得明白，到头来未必有好果子吃。谓予不信，那么不妨引用一则名叫《认真》的寓言加以印证。这则寓言收录在陆灼所著的《艾子后语》中，故事记载：艾子有两个弟子，一个名通，另一个名执。艾子带着两人去郊游，口渴想讨点酒喝。主人正在读书，指着“真”字说，认得这个字便给三人酒喝。叫执的弟子不假思索，直接说是“真”字，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而那个叫通的弟子见势不妙，灵机一动，就说是“直八”两字，反而得以享用美酒。寓言的作者无疑是为了批评当时社会盛行一时的弊端风气，认真执着不如圆通随和能捡便宜。社会已是如此地是非善恶不辨，自然只有圆通的人方可以得到好处，而执着方正的人反而会吃亏。

“凡事何必认真”。这句民间俗语确乎可说耳熟能详，人人晓得，其风行乃至渗透于人心的程度，实在堪与中国人见面必称“吃了没有”相提并论。“凡事何必认真”的俗语，可以从元代找到证据，《元史·王克敬传》中就已有了“世俗喜言勿认真”的记载，大抵可以作为此句民间俗语的出典。到了清代，该语更是演变成“天下事无非是戏”“何必认真”一类的话头。这是一句乡言，中间还有一个故事出典。当时有一个乡村在演戏，老学究前来看戏，见到庙门上有对句云：“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就问僧人道：“只是有门而无山，怎么能称之为山门？”僧人随手一指戏台上说：“台上唱的是《醉打山门》，不但无山，而且无门，他也自管去打。”学究听后大怒：“你敢以我言为戏？”僧人急忙辩解道：“天下事无非是戏，老施主何必认真。”

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必会吃亏。时日一久，上至官场，下及民间，无不养成了诸多病态之风。细加勾勒，大致有下面几种病状：

一曰“苟延”之病，说白了就是图虚名甚或行事苟且之病。说到图虚名，不由让人想起一则名为《猫号》的寓言，收于刘元卿的《贤奕编》中。寓言故事的梗概如下：有一位姓齐的宦官，家中养有一猫，自以为奇，向众人宣称是“虎猫”。其中一位门客道：“虎诚然威猛，不如龙之神灵莫测，请更名为‘龙猫’。”另一位门客则说：“龙固然神于虎，龙升天必须凭借浮云，云岂不是比龙更高尚？不如改名为‘云猫’。”又有一位门客说：“云霭蔽天，风倏散之，云显然不如风，还是更名‘风猫’为好。”又有门客说：“大风飙起之时，唯有土墙作为屏障，才可以遮蔽狂风，不如更名为‘墙猫’。”最后一位门客说：“土墙不管何等牢固，只要老鼠打了洞，墙就会坍圮，还是更名‘鼠猫’最好。”门客帮闲的献媚、凑趣伎俩，显然已是极尽能事。其丑态固可置而不论。说到底，猫的职责不过是捕鼠而已，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捕到老鼠，就是好猫。进而言之，猫如果失去了它捕鼠的本真，无论是取名“虎猫”“龙猫”，还是取名“云猫”“风猫”，即使名头何等响亮，也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这则寓言以猫之起名为核心，犹如剥笋，层层向里，又如同逻辑学中的归谬法一般，逐次揭示出图虚名、搞浮夸者之滑稽可笑，进而告诫人们，要务求实际，力戒虚名。

至于行事苟且，实则做事缺乏担当精神。寓言譬喻，最为确当，也最能针砭时弊，那就再借用一次罢。明朝人江盈科所著《雪涛小说》中有一篇《任事》，包括两则故事。第一则故事记一位脚上生疮的人，他痛不可忍，对家人说：“你替我在墙壁上凿一个洞。”洞凿成后，他就将脚伸到洞中，深入邻家尺许。家人不解，就问：“这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让它去邻家痛，再无关我事。”第二则故事记一位医生，自称擅长外科。有位裨将从阵上返回，身中流矢，矢深入膜内，就请这位医生治疗。医生持刀并剪，剪去矢管，跪而请谢。裨将责问：“箭镞深入膜内，必须快治。”医生答道：“此内科事，不关我事！”这两则寓言故事，各有侧重，前者是以邻为壑，后者是敷衍塞责。说到底，还是一种不敢任事、不愿担当的陋习。当事官员，见事不可为，一味因循苟安，以遗来者，也就如同委痛于邻家、推责于内科之举。

二曰“软熟”之病，借此博取“持重博大”的美名。儒家有“无欲则刚”之说，实在道出了为人处世的底蕴。人一旦有了欲望，就难免变得“软熟”了。很多官员，为了维持自己的官位乃至富贵，对时政的弊病就不闻不问，表面上是通过谦卑逊顺之态，维持自己的一种“体面”，并借此博取一种好的名声，实际上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富贵。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他们一官半职的得来实在不易。很多官员，起家并非一帆风顺，一路读书过来，过的都是淡薄的生活，而后才得以占据官位。不过，一旦位高权重，就不再淡薄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利益盈满的“膻路”，会有无数好处的诱惑。为了保持这条膻路一路畅通，保证自己安全退休，他们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不再敢于直言相谏，甚至面对下属官员也会装出一副谦卑逊顺之态。如此做官，一如嚼甘蔗，既思据有官位之甘甜，又思获取官位之苦辛，富贵功名，愈是咀嚼，愈是有味。

闲来翻阅史书，看到宋朝人曾有愤激之言，道：“举朝皆须眉妇人。”当时并不以此为然，认为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今日看来，反而有诚哉斯言之叹。有些人一方面悍然不顾，肆无忌惮，倒还像个男儿身；另一方面，则又委婉听从，人哭也哭，人笑也笑，人贪也贪，毕竟更像一个妇人。《易》云：君子以独立不惧。人能做到独立，自然不妨与妇人杂居。然世风毕竟容他不得，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一句，即“遁世无闷”，借此以示自我独立。同是病态，若病在率直粗放、顾无别肠，还是容易医治。若是病在细软谦卑、顾多别肠，就不免病入膏肓，即使华佗、仲景再生，也很难下一针砭。

三曰“奔竞”之病，自守恬退之人已是寥若晨星。俗语有云：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名利之必争，其来已久，不必有吠雪之怪。让人感到震惊的是，昔之争名争利，大多在于昏夜，多少还有些羞耻之心；今之争名争利，则多发生在白昼，毫无避人之想。大文豪苏东坡在论及宋朝官场时，曾有一官而三人共之之叹，即居官者一人，已经去职者一人，而伺机想取而代之者又一人。人之争名争利，古今莫不皆然。虽说世上并不缺少恬淡无营的君子，但十人奔竞而一人恬退的世况，难免会让恬退者不能自立。其可怕的结果，就是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究其原因，世风躁竞，难辞其咎。

奔竞之风演至极致，自然会出现抢官之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确实曾经上演过如此的一幕。明代的京师官场就有“讲抢嚷”嘲讽之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官员流行“讲”“抢”“嚷”三部曲：讲者，求情之谓。若是一官有缺，就各趋权势之门，讲论自己按年资或体例应得此官之故。抢者，争夺之谓。先去求情者笃定可补此缺，那么后来者或许不能得到此缺，于是无不争先趋走，争夺此缺。嚷者，流言诽谤之谓。一旦讲情、争夺不得，就不免流于喧嚷腾谤，广布流言，加以诽谤。

如此弊端士风，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渐移暗转，慢慢使读书人的筋骨化为木石而不自觉，如同“中蛊”一般；即使心有所觉，但呼吸之地已为所制，心可得知，而声不能出，有若“中魇”一般。两者相合，终成一个末法世界。可见，官场病的病根，终究还是那些官员只是满足于“做官”，而不是“做人”，更不愿“做事”。就此而论，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倒是称得上是治疗官场病的一剂良方。

如何认真做事？历史上同样不乏认真做事的人，大可成为今人学习的榜样。早在元代，王克敬就已明确宣称：临事不认真，终非尽忠之道。抛开传统读书人的忠君意识不言，从这句话还可以读出另外一层涵义，即临事不认真，终非尽职做事之道。王克敬之后，明代中期有一位朱英，曾将他的诗集命名为《认真子集》，显然也是有所意属，体现了那种为人、为官讲究认真的精神。继朱英之后，吕坤、鹿善继等人，对认真之说均有别开生面的解读。

明朝有一位官员，曾经批评他人道：“渠只把天下事认真做，安得不败？”言外之意，做事不必认真，否则必败无疑。这句话至少可以说明，明哲保身的苟延之风已经弥漫明代整个官场。闻听此说，吕坤大感惊讶。他认为，天下之事，即使认真去做，尚未必做得好，假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成甚道理？在他看来，天下事只要认真去做，还有什么可说？当今最大的病痛，正患凡事不肯认真去做。由此看来，天下之事，只怕认不真，这才导致人们依违观望，看人家的言为行止而定。凡人做事，先要看到事后的功业，又要体恤事前的议论，事成之后，众人自然噤口。即或万一事情不成，但只要自己所做的事，是当下应该做的，就不必去计较成败得失。

做事认真，至鹿善继而集其大成，这从他将自己的奏疏集取名《认真草》可以窥见一二。明末人孙承宗在论定鹿善继其人时，称其众推独任，众趋独辞，惟是一副真肝胆；立身只为“公家”，而不敢有“私”；为国求“真才”，做“真事”。大抵把握了鹿善继为人处世的真精神，洵为不刊之论。这可以拿鹿善继自己的说法加以印证。他以“真”“痴”二字当作自己做事的标帜：真者，是空而无私；痴者，则是顽而不解私。真是为了与赝有所区别，而认真者则又有别于赝者之笑真。鹿善继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就是犯得一分难，便干得一分事；拼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这就是说，为了干事，就必须知难而上；而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甚至宁可放弃官爵。换言之，他做事的原则，就是“置办”一副真实心肠，先为国家，后为自己。

认真做事之人，自然会被视为愚钝甚或痴愚之人。自古以来，民间形象地称巧者为“乖觉”或“乖角”之人。“乖觉”一词，按照叶盛在《水东日记》的解释，就是“警悟有局干”。这或许尚属中性的说法。不过在后世的传衍中，所谓“乖”，已经相当于“黠”，而“黠”并非美德。凡是乖觉之人，必定与人背离。譬如乖觉之人与人相约一同谏君，劾奸死难，但随后稍计利害，违背原先的诺言，以苟全自己的性命，反称谏君者为“痴”。所谓乖觉之人的真面目，已是一览无余。

随之而来者，则是有人以愚钝自居，甚或倡导一种“愚愚”精神。明代名将戚继光自号“愚愚子”，可谓这方面的典范。这一别号的出典，基于戚继光将人分为三类：一是所谓“上智”之人，其人只是厚积金帛，广殖田宅，贪求功名，保得首领，与时迁移而已；二是“下愚”之人，其人只知竭尽心力，整治本职之事，一心尽自己的本分，为国忘家，而将利钝付之他人，或许因为时运不济，生前难以拜相封侯，但死后必能祀于文庙、武庙；三是“愚而又愚”之人，其人尽管面对谋不合、道不行的时势，还是愿意竭尽自己有限的精力，去忠于应尽的职守，甚至陷阱在前，斧钺不惧。言下之意，戚继光还是以“愚愚”自期。

若是追溯其思想的渊源，无论是老实做人，还是认真做事，事实上有两大精神源泉：一是来自《中庸》的“诚”；二是出自佛教的慈悲、献身精神。当然，所谓认真做事，其实就是一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也是英雄实心任事的精神。从古迄今，豪杰精神一脉相承，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如伊尹放逐太甲，就是一心把商家天下挑在自己肩上，任劳任怨，何尝有些小的顾虑，一有顾虑，就任事不成；诸葛亮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自己做事的信条，不去顾及成败利钝；范仲淹坦言，自己只管做应该做的事，至于能否成功则并不取决于自己，无暇考虑；韩琦认为人臣应该尽力事君，甚至死生以之，决不可因事先担忧事情不济，辍而不为；李纲更是直言，事君之道，只可考虑进退之节，不必计较其中的祸患；戚继光主张，“鞠躬尽瘁，夕死何憾”，追求的并非肉体的永生，而是精神的长存；鹿善继更是别具一副真肝胆，不分炎冷，不计险夷，甚至敢于辞夷就险，把举世莫胜的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

如此种种，都是不顾利害、不计个人得失、正好契合于儒学的真精神。在英雄不再且儒家真精神几已沦丧殆尽的当代社会，唯有老实做人、认真做事者，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方可使儒学真精神得以理性地回归。为官如是，治学何尝不是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