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先生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黄永年先生（1925—2007）出生于江苏常州，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终身以教书为业，先后任教于上海（西安）交通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多种学术职务。黄永年先生是我国老一辈古代史及古文献学著名研究专家。 

黄先生幼时西方式教育已经普及，不像时代略早的一些前辈学者，他从小并未上过私塾，而是和今天的幼童一样入幼稚园，升入小学、中学。他从小喜爱读书，《春秋左传》《资治通鉴》《太平广记》等典籍，多在中学即已通读，由此对史学产生浓厚兴趣。他早年师从吕思勉、童书业及顾颉刚等诸位大师，受业名家，渊源有自，根柢深厚。

黄先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史学、古典文学及目录版本、碑刻、书法等诸多领域，但如其本人所言，其中较成体系的主要还是在中古史方面。20世纪40年代，黄永年先生在复旦大学求学时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对唐史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之后60年，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排除了种种政治干扰以后，他潜心于唐史研究，成果丰硕。90年代以来，研究兴趣又上溯至北朝，同样取得了为学界瞩目的成就。多年来，黄先生在这一领域发表的论文多有反响，其关于唐史研究的系列文章，曾由美国汪荣祖教授代编为《唐代史事考释》（1998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后黄先生复手订论文结集为《文史探微》（200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所著《唐史史料学》因内容扎实，方便使用，久已蜚声士林，是当今唐史研究者的入门必备之书。《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200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更是他在个人多年研究的系列论文基础上加以充实连贯而成的厚积薄发之作。黄永年先生于中古历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如政治事件、民族关系、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及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深入的见解，其谨严的学风和深厚的文献功底，向来为学界所称道。

长久以来，人们多已习惯政治史以王朝为断限的研究方法，黄先生却打破了人们习见的这一传统格局，独辟蹊径，选取北朝至唐代后期作为中国政治史上相对完整的一个时期予以考察。这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别出心裁，而是对长时段的中国历史精心钻研后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认为，发生在北周、北齐和隋的若干重大史事及其创建之制度，如“关中本位政策”及关陇集团的存在，北魏迁都以后汉化政策的影响，齐、周间的文化差异及特点，文武合一和文武分途以及与门阀士族之关系等等，皆对入唐以后的政治发展影响甚深。依照他的看法，唐朝后期尤其是黄巢攻入长安，伴随安史乱后唐廷长期赖以维持的主要军事力量神策军的解体，标志着历史开始转入地方藩镇相争的阶段，而这一阶段实应与五代十国至宋初的动乱割据视为一体。这些见解，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不惟令人耳目一新，更是颇具灼见的论断。

在隋唐史领域，史学大师陈寅恪无疑具有开拓创建之功。他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的诸多精辟认识，至今仍予后学者以启迪。黄先生早年曾与陈先生有过文字之交，后者可以说是他进入唐史研究领域的启蒙者和领路人。他服膺陈先生的学术成就，从其历年刊布的论文和著作中，能够时时感受到这一点。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此拘于陈先生建立的庞大体系之中，而放弃了自主见解。事实上，在黄先生的各种论著中，随处可以见到他对陈先生某些具体看法的不同意见。黄先生这种不囿成说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在早年就已展露端倪。他在大学时代的毕业论文《论唐代河北藩镇及其相关问题》，即根据唐人记载安史之乱的第一手文献《安禄山事迹》所说安史叛军的构成状况“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来否定陈先生以昭武九姓为安史主力的说法。

宇文泰实行关中本位主义，进而演进成为隋及唐前期政治上把持大权的关陇集团，这是陈先生于隋唐史研究最重要的创获之一，也是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关键所在。此说自提出以后，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几成定说。然黄永年先生关注这一问题有年，经长期思考及深入探究之后，对之提出了重大补充与修正。对于陈寅恪先生未曾深入论述的关陇集团究竟是先进还是落后这一问题，黄先生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从文化方面将关陇集团所在的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加以对比，认为这一集团属性落后，并不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中，黄先生提出他自己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系统认识。他就关陇集团“文武合一”这一本质特征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早在西周春秋时代，上层统治者具有文武合一的特质，由于当时是封建领主社会，文武合于领主一身正是这个社会的典型特征。战国时期，封建领主制社会转型进入封建地主制社会，文武合一的领主消失。但是社会发展往往是曲折前行的，封建领主制至东汉末又出现反复，形成了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成为封建领主制彻底死亡前的回光返照。关陇集团的文武合一，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关陇集团的延续历史，涉及这一势力在政治上究竟发挥了多长时间的主导作用，这无疑也是关于关陇集团历史评价的又一个关键性问题。陈寅恪先生在提出关陇集团这一重大概念的同时，已经做出论断，认为这一集团历时150年，延至武周遭到武曌的彻底破坏。这一问题是黄先生关于关陇集团的又一个思考重点。北周灭北齐、杨坚平定相州总管尉迟迥的举兵、隋兵南下灭陈实现寰宇一统，关陇集团进入全盛时代。但是其后发展是否真如陈先生所言，直到武周才遭全面解体？面对这几乎已不是问题的成说，黄先生再次展现出学术探求的勇气。他通过对《隋书》的仔细研读，以陈先生提出的“文武合一”界定标准，对当朝权贵逐一进行分析，指出在文帝时，关陇集团把持朝政的局面大体尚可维系，但是到炀帝时，朝贵中大多数已成为文职，因而不再具有关陇集团的这一典型特征，关陇集团实际上仅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即已开始解体。对于个中原因，黄先生同样做了历史的考察。他认为在“关中本位政策”指导下形成的关陇集团之所以局限于关陇，是因为宇文泰当年只控制了关陇地区，其实力远较东魏北齐及南朝萧梁为弱，这些地区的人才不能为其所用之故。自隋唐统一寰宇，所用人才当然不可能继续局限于关陇而必然同时从山东、江左选拔。此系列论断见于他的《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及《论北齐的政治斗争》等论文。

关中本位政策被破坏之前，凡是操持关中主权之政府，即可宰制全国。此内外轻重之势使政治革命中只有中央政治革命可以成功，地方政治革命则无论如何名正言顺，均以失败告终。然而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败，其原因何在？陈寅恪先生认为：“其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而北门之重要则由于唐代都城建置之形势使然”，并详述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四次政变，认为其成败均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关键。陈先生从玄武门做出关乎政治革命成功与失败这样一篇大文章，可谓以小见大之典范，向为史家所称道。但黄先生同样并未止步于此，他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一文中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他认为玄武门本身并不像陈先生所说的那么重要，只是因为当时禁军屯营就在玄武门外，以致宫廷政变之动用禁军者必然要就近突入玄武门而已。玄宗开元年间，左右屯营地点发生变更，不再屯驻于玄武门，大明宫及大内的玄武门仅各留一营兵力，从此玄武门的重要性便不复如前。至于中唐，禁军左三军列于皇帝所居大明宫东面南边大和门外，右三军列于西面北边九仙门外，玄武门从此更是无关大局。由此，黄先生指出政变成败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首先抢占玄武门，而在于力量是否占优势从而是否能够取得禁军的支持。至于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事变则并非如陈先生所言是获得了禁军的支持，只是当时的秦王李世民率领少数死党在玄武门内冒险伏击而侥幸成功，禁军将领常何在政变后未获擢升便是铁证。

黄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其他论文，如《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说李武政权》及《开元天宝时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等以武则天及则天朝政治为研究对象，后二文更对陈寅恪先生《记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做出了较大修正。《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和《〈长恨歌〉新解》言玄宗朝政事，点明马嵬之变并非出于禁军的自发行为，而是内廷宦官与外廷宰相争斗的结果。《唐肃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肃代两朝中枢政局》一文对唐肃代两朝的宦官、宰相及皇帝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至于德宗朝政事，则有专门论述两税法改革的《唐两税法杂考》《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及《“泾师之变”发微》等文章。《所谓“永贞革新”》一文着力考察了顺宗朝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的活动，黄先生在文中指出，所谓“永贞革新”其实只是顺宗周围的新贵同德宗旧部之间的权力之争，就其性质而言，并无多少新意。而且经查考以后发现，顺宗周围的新贵中先人实多士族，他们的对立面反而多庶族，这与教科书所谓的代表庶族利益的王叔文等人与士族集团作斗争的说法正好相反。《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言宪宗朝政事，文章从宪宗妃郭氏不得立为皇后，来论证其所生穆宗虽得立为太子，但地位仍不够巩固，因此与其母合谋杀害宪宗以正大位。黄先生还在文中考证了元和十四年《赵氏夫人墓志》上“改元永新”的来由，继而论定《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乃言顺宗被杀之事，否定了陈寅恪先生认为是讲宪宗之死的说法。这些文章后多被收录于《文史探微》，同时也是其《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内容的重要组成。

由于黄先生在唐代政治史领域的研究与陈寅恪先生异同处甚多，所以学界不免有些议论，大意是大凡陈寅恪先生写什么，黄先生也多有相同的文章，题目一样，内容却正好相反云云。殊不知陈先生要建立的是整个文化体系，实在不必拘泥于细处，而黄先生绝非特意与陈先生之说立异，只是本着求真的态度在学术这块园地辛勤耕耘而已，而此点实是陈先生所倡导之学术精神的继续与坚持。事实上，在黄先生自述性的文字里，常常提及陈先生对他的启发与影响，而他的一些文章也是非常支持陈先生的说法的。如他的《论北齐的文化》即从颜之推何以弃周就齐、内齐外周这样一件小事，论证了陈先生关于隋唐制度文化渊源判断的正确。陈寅恪先生当年曾提出“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样一个论断，惜未能予以深论，这也成为黄先生不时思考的一个问题。唐宋之世，中古社会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学人于此早已有所意识。20世纪，日本学者提出唐宋变革论的主张，即是对这一现象的一种解释。通过多年来对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与考察，黄先生提出：中国古代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从封建领主制至地主制的转型，在门阀势力日渐消亡的隋与初唐即告完成，此后的唐宋已然进入成熟的封建地主制社会。这一阶段的社会形态为我国历史所独有，其文化成就之光辉灿烂远远超过了中世纪时期的西欧。黄先生的见解符合历史大势，对于这一认识无论认可与否，这一论断确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断代史研究，这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全局式的认识，其深刻处绝非斤斤较于锱铢者可比。或者可以更进一步认为，黄先生于唐代政治史领域的研究，实质上是对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补充与修正，也是他向其前辈学人表示礼敬的最好方式。

黄永年先生是文献学大家，曾撰写过《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碑刻学》《古籍版本学》等教材，为《雍录》《类编长安志》及《西游证道书》等古籍作过校点，并选译过《北齐书》《周书》《旧唐书》和《颜氏家训》，以及韩愈诗文、吴伟业诗等典籍，晚年整理出版的《古文献学四讲》是他多年授课的讲义，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个部分，是文史研究入门者的必备之书。据黄先生自述，他在上高中时有幸听到吕思勉先生讲授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与国学概论四门课程，由此“开了眼界，掌握了读书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之后又得到童书业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指教，尽管后来他没有跟从几位前辈以研习先秦史为业，但他们对中国古史的基本看法，尤其是他们精密不苟的考证方法，使他受益终生。

黄先生博览群书，功底深厚，尤其重视对文献资料的运用，但他并不强调寻找并依靠所谓孤本秘籍，或是地上地下新发现的史料。读常见书，用常见书，是他个人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他从顾颉刚、陈寅恪等诸位老师那里继承的路径。黄先生曾经谈道：“譬如研究古代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是常见书，《资治通鉴》也是常见书；研究先秦，《十三经》、诸子是常见书；讲诗文，若干大家的集子还有《文选》之类是常见书。这些其实都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文献，碑刻、敦煌卷子以及近年出土的临沂、银雀山汉墓简牍，虽然也很有用，毕竟太零碎，只起辅助作用。”他对唐代历史的考察，所引用资料就几乎都是在这些常见书籍范围之内。

以他对玄宗朝宰相问题的研究为例。谈及玄宗朝的宰相，人们一般只注意到开元时期的姚崇与宋璟，天宝时期的李林甫和杨国忠，而且许多人仍沿袭《旧唐书·李林甫传》“史臣曰”的认识：“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由于唐代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度，所以黄先生在着手这一课题时，对玄宗即位起的几十位宰相进行了全面考察。他首先利用两《唐书》纪传和《新唐书·宰相表》，将这些宰相的任职时间逐一核计，结果着实出人意表：号称开元盛世时任职的宰相，一般任期只有三年多，少的仅有一年多乃至几个月，姚崇、宋璟二人也不例外。姚崇任宰相时间为三年零两个月，继任的宋璟也是如此，二者相加不过六年零三个月，还不到开元二十九个年头的四分之一。黄先生由此认为，开元之治全凭此二人之力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开元后期情况有所变化，李林甫任宰相一职直至天宝后期，长达十八年零七个月；继任的杨国忠因安史之乱爆发，随玄宗逃离长安在马嵬驿被杀，属于非正常死亡，在位三年零八个月。随后他又主要利用两《唐书》中有关列传对这些宰相在任期内的表现进行剖析，如姚崇，虽然在任内对玄宗有所襄助，但是政治上的作为相当有限，另一方面却是他玩弄手段，屡屡谗毁排挤倾陷异己，党庇亲信，最终因此而不得不下台了事。至于宋璟，其政绩同样没有多少可以称道之处。黄先生进而考察了玄宗一生中几个关键时期的年龄：开元元年为二十九岁，天宝元年五十八岁，天宝十五载七十二岁。通过这一细致具体的梳理，黄先生指出：玄宗登基之初，各路人物奔竞投靠，各有来头，因此在外朝不易形成重心，同列之间相互排挤倾陷之事自然层见叠出。同时，开元时期的玄宗正当年富力强，有兴趣有精神直接过问外朝宰相之事，此时宰相之间的矛盾也容易暴露其弱点，易于为他抓住及时处理。至于李林甫执政时期外朝权力相对集中，这主要是因为玄宗此时已渐入老境，加上政局的长期稳定，也使他不再像当初那样有兴趣过问外朝之事，这样李林甫才能长期把持朝政。显然，黄先生的认识没有停留在表面，应当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他在这里并没有依赖什么罕见或新出史料，这无疑也为后学者指明了从事史学研究所应具有的一种基本态度。

当然，这并不表示黄先生不重视一般史料甚至很少为人使用的其他资料，事实上，他非常善于从不太为治史者所重的另类文献中撷取所需。如前所述，对于安史主力的成分，他注意到唐人《安禄山事迹》的记载，从而修正了陈寅恪先生的说法。

又如他对于“两税法”的考察。两税法是中唐时财政方面的重大举措，20世纪中期的经济史研究热潮中，已有多位学者予以探讨，其结论甚至已写进教科书。黄先生在重提这一问题时指出，这一改革实际上是政治问题，此前研究者在研究时并没有真正说清楚两税法本身及其相关的诸多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史料掌握得不够充分，一般多采用《旧唐书·杨炎传》，而于实施两税法的第一手资料《唐会要》等则很少充分利用。除《唐会要》及《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而外，黄先生所利用文献尚有《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以及多种唐人别集、敦煌文书乃至史家几不置目的《夏侯阳算经》，对于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庶几穷尽，故而其于两税法的认识在某一层面上可以说是大大超越了前贤时辈。

再如利用《太平广记》。这是一部北宋初年官修的大型古小说汇集，因其多具神怪色彩，受“子不语怪力乱神”观念的影响，历来并不为治史者所重。《〈纂异记〉和卢仝的生卒年》一文，反映黄先生善于利用此类材料考史的深厚功力。卢仝是中晚唐之际有名的文士，有诗集传世。关于卢仝之死，《唐才子传》载其为唐文宗时甘露之变中被宦官杀害。有人以为此说起自宋代，不见于唐人记载，故不可信。持此论者主要依据同时代的贾岛《哭卢仝》诗：“平生四十年，惟着白布衣。”因而据其生年推算，应早在甘露之变前二十年已亡。黄先生此文考订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说法并非宋代始有，他所引用的证据是《太平广记》卷三五○《鬼类·许生》条。而此条可谓是通篇鬼话，说的是武宗会昌时许生下第东归，途经寿安（今河南宜阳）遇到一位老叟，一路同行来到喷玉泉。在这里见到四位衣金紫者，这几位称老者为“玉川”。然后众人吟诗唱和，感慨身世，均似遭遇莫大冤屈，语意悲凉，并点明许生遇到的这几位都是鬼。黄先生解读道这老叟就是卢仝，玉川子本为其号；其他四人据宋人钱易《南部新书》说“《纂异记》中有‘喷玉泉幽魂’一篇，即甘露四相也”，就是甘露之变中被杀的四位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李训。此条所出之《纂异录》（原书已佚）撰者为李玫，作于唐宣宗大中时。撰者与上述几人大体同时代而年辈略低，早年曾受过王涯的接济。由此可证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说法早在唐代即有，同时人说当代事，记述当然是可信的。贾岛诗实际是说卢仝成人后四十年没有做官，而不是指他只活了四十岁。黄先生此文发表后被《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全文采纳，评曰“黄文所考堪为定论” 。

谈及治学心得时，黄先生坦言他认为一开始写学术性的东西应该写论文，甚至是读书札记，这样才有能力将它写好。等到同类的论文积累多了，到了一定年纪再写这方面的专著，这才真正是个人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想写著作，汇成论文集也是好的。综观黄先生的学术道路，一路正是这样走来。他的《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等所收录论文皆为其历年研究的精华。黄先生的政治史研究代表之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即为他在多年考求中古史系列论文基础上结撰而成，是黄先生几十年研治中古政治史的压卷之作，代表当代这一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而这部洋洋四十万字的宏著完全是一己所见而绝无水分，这种严谨的学风与认真的态度，应当成为后辈努力的标杆和学习的榜样。

2024年孟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