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新自由主义”走向终结时的反思与重构

 文 |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张璐诗 Lucy Cheung

本周，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洛沃热•齐泽克作客伦敦巴比肯中心。这位75岁的哲学界“不羁巨星”近年在英国频繁露面，每一次活动的门票都很快售罄。当晚，齐泽克穿梭于哲学、政治、意识形态、文学和荒诞幽默之间，用其一贯滔滔不绝的戏谑风格，结合拉康、黑格尔、尼采等理论展开批判与观察，解构人们习以为常的政治现实和流行文化。

齐泽克的一个惯用方式是将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和历史事件，通过一种深层结构的方式联系起来，从而揭示意识形态的奇妙“变体”。这次他一上台就开谈量子力学，他表示量子理论的迷人之处在于其“开放性”和“可计算的概率”，重要的不仅是事件发生的偶然性，而是这种偶然后来如何被解释为“它原本就该如此”，这是一种回溯性地构建必然性的机制。

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世界观里，“第一次出现时是悲剧，第二次出现是闹剧”。齐泽克举了凯撒和拿破仑为例：事件在第一次发生时可能是偶然的，但在重复中才变成了“必然”。比如凯撒的死并没有结束他，反而让他变成了一个象征；拿破仑第一次失败可能只是战术错误，但第二次失败就暴露出历史大趋势的转向。至于特朗普：“如果他第一次赢得选举是‘偶然’，但当他第二次赢得选举，那就是‘结构性趋势’的体现，不可再轻视为突发事件。”

“特朗普不再是‘喜剧人物’或是‘偶然现象’”，齐泽克认为，他有计划地在尝试终结旧的新自由主义逻辑，通过贸易战和全球混乱来实现“分而治之”，最终保持美元霸权，并用结构性不稳定换取战略主动。他不是完全疯子，而是某种理性政治行为者：“令人悲哀的是，他代表了某种深层的——我不说‘必然’，但至少是趋势。”

齐泽克的好友、前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曾提到，自己研究过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演讲集。然后两人一起探讨右翼如何操控社会的不满情绪，并利用这种情绪来进一步巩固其权力。在齐泽克看来，右翼的成功在于将“无耻”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制造出一种看似“反体制”的形象。“无耻”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道德缺失，它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策略，目的在于通过无视伦理规范、利用虚假和混乱来操控民众情绪和强化政治权力。

他用上了“软性法西斯”（Soft Fascism）这词去描述当今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法西斯主义的现代化表现为右翼政治重新包装自己，成为一种“前卫”或“叛逆”的力量，吸引那些感到边缘化和失落的群体。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公式就是保守的现代化。它似乎是通过重塑退步主义，看似是反叛行为来进化的。他认为今天的右翼策略是“兜售梦想不如贩卖正常的噩梦奏效”，以制造恐惧获得支持：“尤其是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将法西斯主义重新品牌化为‘酷极了’，这种重新包装让很多人误以为自己参与的是一场崇高的斗争，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助长社会的退化。”

当代民粹主义者借用了欧洲1968年的革命遗产中的“挑衅”思想，并转化为自己的一种“叛逆”姿态。齐泽克认为埃隆•马斯克恰恰继承了这种精神的形式，却完全颠倒了其内容，反叛文化在资本主义中的被吸收并商品化，现代的自由解放实际上成了更有效的控制工具：“你看马斯克过着最‘原始’的生活：早上忙点特斯拉的活，通过裁员获得一点感觉，午餐吃个一万块钱的饭，接着规划火星计划，享受着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的自由。”

当观众席响起笑声一片，齐泽克收起了戏谑口吻，指出这种生活方式并非真正的革命性反叛，而是隐藏在权力结构背后的享乐主义表现。他认为真正的颠覆应当是对社会和自我认同的深刻质疑，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叛逆或不羁行为。

哲学家对左翼的批评也贯穿其中。他指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时左翼在应对中显出的无力，“曾经的左翼政党变成了更中间偏右或右翼的派别”。在英美都能看到相似的现象：左翼不再是那个反对社会不公、支持工人阶级的力量，而是变成了支持身份政治、文化左翼的阵营。

与此同时，齐泽克也抨击“官方式的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它掩盖了真正的差异和理解。他举的例子来自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曾有人质疑他身处英国、书写英国文化，是否意味着背叛了他本身的印度背景。拉什迪的回应是，自己受影响最深的两位“印度作家”是查尔斯•狄更斯和简•奥斯汀：正是通过狄更斯与奥斯汀的视角，拉什迪才真正理解了当代印度贫困阶级和中产阶级所面临的伦理困境。

这种对文化归属的再定位，正好呼应了齐泽克的观点：那种制度化、礼貌性、彼此尊重但彼此封闭的文化关系，其实维系了一种冷漠的、去政治化的文化想象。它并不鼓励真正的文化对话、误读、冲突与再编码，而是维持着一种看似宽容实则停滞的“尊重性距离”。真正深刻的文化理解往往不是来自肤浅的和解，而是愿意承认根本的差异。外部视角有时比内部更能洞见一个社会的真相。

反向思维一路沿续，此时话锋再转到西方对捷克小说家卡夫卡的误解之上。齐泽克举出《审判》与《城堡》中的例子，认为卡夫卡是被后世“严肃化”的：“西方读者一贯将卡夫卡认定为黑暗而忧郁的作家，将他的作品简化为现代人焦虑和无望的象征，这种标签化的解读方式忽略了卡夫卡作品中的复杂性。”

西方读者对荒诞主义的理解普遍局限在哲学思潮上，齐泽克则认为卡夫卡在作品中展示的角色，常常在“令人抓狂的性羞耻与滑稽的重复”中挣扎，而这正是极端压迫下人类困境的真实写照。已故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也曾写过捷克人对西方对卡夫卡作品理解的批评，认为卡夫卡的小说不仅是对现代社会“虚无感”的表达，而是揭示了他个人对生活的复杂情感和内心的痛苦。

他指出“幽默”在卡夫卡和萨缪尔•贝克特的作品中都十分重要，真正的幽默来源于极端压迫和绝望的境地，是对无法承受的现实的回应。他再举了奥斯维辛和波斯尼亚战争的黑色幽默作为例子，指出“人在极端压迫下，通过粗俗甚至下流的笑话来维持某种人性”。此时，幽默既是生存机制，也是一种对荒谬现实的反击。

悲观之时，齐泽克提到自己“一点微小的希望”。他引用1922年当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退回到“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写下的一篇短文《论攀登高山》：当中用登山者的比喻来描述如何在第一次尝试登上新高峰时，由于种种原因必须退回到零点、即从地面重新开始，来阐述如何在退却时依然保持对事业的忠诚，不陷入机会主义：“那些不屈服于灰心丧气，能够保持力量与灵活性，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去迎接极其困难任务的人，注定不会失败。”

齐泽克在新书中也写道，这是列宁“最具贝克特风格的时刻”，似乎呼应了后者作品《向着更糟去啊》（Worstward Ho）中的名言：“尝试过。失败了。没关系。再试一次。再失败。失败得更精彩。”他以“适度保守的共产主义”做自我描述，并呼吁左翼藉着“新自由主义”走向终结的当下，彻底反思和重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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