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荣 | 罗马的非代议制悲剧：要么诛权贵，要么亡帝国

1.“旧共和”

古罗马显贵元老的统治基础始终在于代表农业地区的部族，为了保卫这一统治基础，元老院随时警惕着不让城市的四个部族产生政治影响；无论是格拉古兄弟还是喀提林，都绝不会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并实现希腊式的民主。格拉古改革运动的首要目标便是重建罗马的军事防御力量，阻止农村土地所有者丧失社会地位和无产阶级化，阻止大地主们把他们的土地买光，借以维持自我装备的自耕农军队，这是罗马共和体制的军事基础；格拉古的党派首先是个基于农业的政治派别，为了实现目标，格拉古不得不争取骑士阶层的支持，来对抗达官显贵；尽管格拉古的某些演讲的确传递出了一些带有“自然法”色彩的革命气息，但他的教养和他所面对的社会事实都只是成就他为改革者，而非革命者。正如科瓦略夫所论：“前2至1世纪的内战常常被人称为‘革命’，但是这种说法是奠基在‘革命’一词的不精确的、过分广泛的使用之上的……真正意义的革命只能在摧毁该社会经济结构的那些客观和主观前提成熟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一结构处于本身的衰落阶段的时候，才能够开始。正处于改结构的上升路线之上的任何运动，尽管它为了更高一级的一套社会关系而带有反对当前制度和现状的武装斗争的性质，是不能认为是革命的。”^[1]尽管格拉古民主派的主要核心仍然是农民，但他们已经不是前5到3世纪的旧民主派中的农民，现在他们在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方面已经变化成为贫农、贫民和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村无产者了。骑士是新民主派中最有组织的力量，但它是站在最右面的，它本身的巨大财富和组织性使之有时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领导者，但元老院是他们真正的统治堡垒，这是骑士阶层不可突破的政治底线。与社会实体中最贫苦的下层进行强有力的政治联合，这是自米拉波死后的法国革命的最显见特征，但这样的联合并不曾见之于古代城邦。革命不曾在古代城邦发生过，修昔底德笔下的克尔西拉革命或者利维笔下的格拉古运动或许把一向注重节度的城邦政治带入某种激情乃至迷醉状态，但本质性的社会命运并未因此改变。

对于前2世纪罗马的骑士阶层来说，大征服的迅猛推进，尤其是在彻底摧毁迦太基并在希腊世界确立“秩序”之后，罗马不仅重新夺取了早期因王政垮台而丧失的在南部意大利的商业地位，而且更把这一地位迅速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巨大的资本、商业、奴隶以及土地现在统归罗马人掌控，规模之大不但使传统的希腊化王国望尘莫及，更使罗马人自己瞠目结舌，可谓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壮观景象。在预感到即将发生大规模经济变化的罗马社会中，到处必定存在着强烈的经济价值感，加图的《农业志》显然不是出自对罗马古旧传统的贵族式乡愁，而正是出自这种为经济动荡时代所特有的强烈经济价值感，最大效率的产出是加图全部的关心所在，他就象一个18、19世纪的英国工厂主关心工厂那样关心着他的庄园。很明显，这样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理想庄园已经盛行于中部和南部的意大利，并且以大得多的规模盛行于西西里和北非，它们为市场而生产。这样的社会时刻要准备向前发展，不管它愿意与否，它必须随时随地准备在法律、政治、价值和社会条件等方面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将是再残酷不过的，对失败者和胜利者都是如此。骑士阶层是这一变化中首当其冲的力量，发财致富是他们的首要目标，最重要的却是，他们是否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在这样的社会中，他们或许有机会或许没有机会去研究他们赖以为生的基本价值，不过毫无疑问，他们都迫切地希望能找到某种能说明他们的当前价值作用的方法，当他们打算把资源安排于各种用途时，当他们本能地学着预测不同的安排将会产生的不同后果时，他们必定要培养并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格拉古运动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而他们也巴望着成为罗马的科布登和沃尔波。

大征服时代之后仍显得古朴的罗马人是否习得了足够完善的政治科学，以掌控如此复杂多变的社会？答案是否定的，确切地说，一点都没有。在前2世纪屹立于地中海边上的这个社会，就象波利比乌斯所论证的那样，就是这么一个长期错综复杂的历史的必然结果。僵硬的习俗瓦解了，它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已经举世无争；然而，也必须把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的罗马经济史视为数不清的人们所作出的经济决策的综合结果，这一点似乎连精熟意大利城市更复杂的经济生活的马基雅维利也忘记了。这些数也数不清的人们生活在地中海周遭的各个角落，人人都在为决定未来事态的命运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可是对于将来的事态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谁也无法预测，根本也无法预测。就最特异的情况而论，也许只能西皮奥集团所养育的那些卓而不群的政治家们也许有某种他们不愿意接受的预感，但这样的预感却是无可名状的朦胧。因此，在审视和判断这一时期的整体罗马生活时，必须记得，并不存在类似“革命”或者“共和与独裁之争”这样的概括性论断。

这一新体系的全部重心牢牢钉死在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上，以至于这成了罗马社会存活于这个世界的目的所在。罗马社会究竟为什么存在？似乎不曾有人进行过类似希腊人那样的广泛思考。这样一个疾进中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也是一个严酷的功利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并不需要来自伦理体系或者宗教体系的论证或者支持，正如同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社会那样，它是自在和自为的。西塞罗和日后的斯多亚皇帝和法学家们认真思考了将权利和正义扩展至全部世界、扩展至所有人类这一严肃事件，以之作为罗马社会存在的真正目的所在，在乌尔比安的崇高正义观中，这样的权利和正义是绝对的、永恒的和不可变更的；这样的权利和正义并不来自罗马社会，也不是法律所规定，相反，它们独立于所有的法律和社会而存在，从而是所有的社会和法律的标准或尺度。无论如何，同那种乌尔比安式的崇高而宏伟的目标相比，前2到1世纪的罗马无疑显得太苍白。从西皮奥结束的开始到恺撒开始的结束，所有此一时代的罗马政治人物无一不是世界史上最有权力、也最为昭彰的实利主义政客，从最庸俗者如克拉苏、喀提林到最高洁者如格拉古兄弟，并无一人可为罗马生活规定共同的目的，或者赋予罗马生活以伦理和文化论证，也正是这些人物为布克哈特“权力即是罪恶”的世界史格言作了注脚。加图的“教子书”已经蜕化为意大利奴隶主狭隘自私的残酷圣经，罗马建城神话以及十二铜表法的素朴但激昂的严肃、汉尼拔战争为罗马社会注入的那种历经四十年不散的巨大恐惧和紧张的政治情感、由此所激发起来的罗马人针对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敌的强烈复仇欲望、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那种国族历史叙述振奋人心的力量与狂热，早已为罗马人内部争权夺利、无情剥削的日常功利行为所取代。正如蒙森在品评凯撒之政治灵魂时候所论：“如果要在他那组织得如此和谐的天性中单独强调最典型的一个方面的话，那就是他与意识形态和空想无缘。诚然，凯撒是一个有激情的人，因为没有激情便没有天才，但他的激情从来没有比他本人更为强大。他有过青年时代，歌舞、爱情、美酒曾进入过他的充满活力的生活情感，但却并未撞入他的本质核心。文学曾唤起过他长期、严肃的兴趣，但如果说荷马的阿喀琉斯曾让亚历山大不能入眠，那么凯撒在失眠之时考虑的却是拉丁文名词与动词的变格变位。”^[2]罗纳德·塞姆也完全赞同，凯撒是那种再纯正不过的罗马人，人所需要的是依据现世的经验命令行事，而不是对世界意义的认识。

在上述一切政治表象的背后所蕴涵的乃是某种至深的政治意识，在赋有改革思维的部分罗马政治精英的准确感受中，罗马的未来乃是一个充满危险、且依然遥远的神秘国度，至少，古典的城邦已经不足以领导这个未来，反而只能是谋害这个未来，必须作出某种重大变革甚至革命的意识赋予此一时期的罗马社会以特殊的焦虑感。无疑，在前2到1世纪的罗马盛世背后，隐藏着复杂而尖锐的巨大社会鸿沟。科瓦略夫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判断出这一时期发展变化的基本因由，“这不是革命，而只是和经济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深刻的质的变革有关的巨大的量的变化……在经济方面的这些变化的本质可以归之于下面的三个因素：一、奴隶制度这种经济制度的充分发展，二、大土地占有制的增长和小土地所有制的衰落，三、金融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巨大发展。这些因素同时也便决定了相应的社会政治现象：一、奴隶数量的巨大增长和他们的处境的恶化，二、农民的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三、城市流氓无产阶级的形成，四、骑士阶层的发展和新民主派的形成。”^[3]前2到1世纪罗马发展的全部秘密都在于与过去的经历相比，大土地占有制度、资本积累和投资的巨大增长；全部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自动产生，元老院的政策对此既无贡献也无损害，然而，这一切需要有一个能与之相称的同样重要的社会适应过程，古朴的罗马社会在战后不得不以慎重的态度进入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而复杂的社会；在社会经济职能方面，时间会自动推出新的概念，这种新概念与此一时期存在于罗马社会中众多而分离的其他目标之间必须学会相互承认，正是因此，在尖锐的社会变化背后，存在着由于利害关系而引发的价值观念的斗争，这些斗争涵盖了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土地贵族与金融贵族、意大利与行省、意大利同盟内部之间的所有矛盾，也正是这些巨大的斗争为此一时期的罗马社会带来尊严和价值。在喀提林阴谋时期，“教育和繁荣”以及社会道德再造工程，能否象加图、特别是西塞罗所期待的那样将完成所有尚待完成的任务，已经值得怀疑，罗马政治已经呈现出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结论：国家的大力干预和支持，才能给予人们认为他们所能达到的那种生活，精神的动荡已经使乐观主义完全过时，并在随后的年代里很快便陈旧不堪。经过此一时期的强烈紧张和疑虑之后，看来罗马社会已经无法达到成功的社会适应阶段，在汉尼拔战争年代里，在全新规模上创造财富、力量和舒适为罗马人带来正当的骄傲，然而由于没有一个权力重心可以控制并指导此等骄傲，这样的基础就太薄弱了；由此，罗马社会在此一时期的最显著特征便是：成功地排除一组难题也就意味着带来同样棘手和令人困惑的更大的难题。此一时期的罗马社会就象一个缺乏指导的人的生活那样，自我制造出他需要解决的难题，它因此只能在不断变更的风险中生活下去，等待一场总危机的爆发。

在战争中赢得巨大威信的元老院在此一时期无可避免地变得盲目、狭隘而短视，它并不自认为要以任何方式在各阶级中保持平衡，同时，它公开回避使用税收重新分配财富的思想，哪怕是以最粗糙和最现成的方式。元老院的经济思维就是作为成员的元老个体的经济思维；这些人汲汲于减少自己的负担，并且深信他们能够使用手中的每一块金币作出良好的投资。无法对此种政策的社会责任心作出任何程度的猜测，但这种元老政策的实质就是严厉的节约，如加图《农业志》里所表现的那样；由于成为地中海的主人，罗马社会在长时间内取得投资和收入的机会都异常优越，经济似乎是要一直这么高速发展下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这样的势头，就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罗马的扩张和征服那样。

很难对这样的时代作出概括性的评价，其中的绝大多数其实只是看法和立场问题。蒙森主要是把罗马文明呈现为这样的一副图景：品质坚强的罗马农民崛起于原始的农业集体主义形式当中，对蒙森来说，这一集体主义形式无疑也是日尔曼性质的，这些农民顽强地捍卫自己的土地，随时准备为之战斗，对蒙森来说，这些早期的罗马农民也正是普鲁士容克的对立者，正是这支力量足以构成自腓特烈大帝以来德意志民族性的支柱；韦伯则把注意力放在晚期的阶段，在此，同样的这些罗马农民已经蜕化为贪婪的土地占有者，并将自己及其庄园与他们亲手创建过的城市生活和商业生活隔绝开来，由此走向类似中世纪的农奴制和经济的自然化，终致古典文明自身的毁灭，在韦伯看来，罗马大土地主的这种自我隔离与英国土地主的积极的政治和商业身份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他的罗马农业史研究是同他对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农业调查活动乃是一脉相承的，不管是罗马晚期的大土地主，还是德意志的容克阶层，问题最终都涉及到如何溶入城市生活以及市民文明当中，不管这种市民文明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确切地说，古罗马的土地主和德意志的容克阶层是否足够聪慧到成为威灵顿或者狄斯雷利那样的代议制下的政治领袖人物？罗斯托采夫接受了韦伯的这一“城-乡”对立模式所带来的启示，并更向前迈进一步，他不是将罪责归因于贪婪、狭隘的罗马土地主，而是归因于无产阶级状态之下罗马农民兵，在帝国时期，正是乡野出身的这些人由于被剥夺了土地，而成为流氓化的职业士兵，他们的出身以及他们漫长的职业士兵生涯使他们分享了一个共同的生存前提，此即对城市的恨，对他们来说，城市也许仍然象征了某种文明，但这种文明没有他们的份，罗斯托采夫因此将这些帝国中晚期的农民士兵称为“红军”。如果我们越过蒙森，回到尼布尔，就足以发现19世纪罗马史研究的全部光谱。尼布尔对罗马原始的集体农业制度几乎完全不知，对他来说，问题的重点乃在于古时罗马农民的德性和纪律，在尼布尔看来，正是这些罗马自耕农构成了塞维改革和十二铜表法、以及全部罗马文明和力量的基础，罗马正是借此也惟有借此才得以征服世界；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迎合尼布尔本人所具有的那种英格兰式的政治经验和见解，他是一个典型的、俾斯麦曾与之终身作战的“汉诺威党人”，尼布尔的最终结论是把这些罗马农民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与之形成对比的另一个极端则是法国的“无套裤汉”。罗斯托采夫则仿佛置身于帝国晚期某座罗马城市的城墙之上，在众多围攻这座城市的流氓军队和匪帮当中，他仿佛清楚地认出了大批的农民，他仿佛亲见这些农民正在转化成一个“苏维埃”组织。^[4]

2.关于凯撒的历史解释

尤利乌斯·凯撒，罗马从共和制到帝制的转进道路之上的核心人物。蒙森所赋予恺撒的那种强烈而高绝的世界史地位和文化意义，对于一个仍然期望德意志帝国掌握文化领导权、并且具有如此强烈内在信念的19世纪后期德国知识分子来说，必然合乎情理；但以二十世纪已然迅速发育起来的历史批评意识来看，如此褒扬恺撒却是激情有余、中肯不足，历史也许承担不起安慰或者辩护的作用，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充分理解罗纳德·塞姆对恺撒所做的祛魅式的总评：“……作为一个心慈手软的‘苏拉’、一个缺少革命纲领的‘格拉古’，凯撒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他是通过自己的党派在内战中的胜利才得以建立统治的，但他将超越党派纷争作为自己的使命。这种做法招致了自身的毁灭。……从名义和作用上看，凯撒的职责是重建共和秩序。……然而，他需要特别的权力，这种需求在内战过后已变得十分迫切。……公元前44年1月，凯撒被选举为终身独裁官。差不多与此同时，元老院颁布一系列命令，规定元老们必须宣誓向凯撒本人效忠。这就是凯撒治理罗马的手段吗？这还是一个法治共和国吗？……我们大可以猜测凯撒的最终计划，但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他在担任独裁官期间进行的活动和规划并没有揭示这方面的信息。此外，我们拥有的证据或存在党派偏见，或是一种后见之明。……常常有人争辩说，凯撒希望或业已建立一种在罗马闻所未闻、不可想象的制度，一种建立在对统治者个人崇拜基础之上的、效仿希腊化东方世界的王权模式的绝对专制王权。如此，就可以将凯撒视为全盘继承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政治遗产的后继者，以及那位集国王和肉身之神的身份于一身、平衡了各阶级与各民族关系、统治着铁板一块的臣民队伍、并借助神权统一与整体规划世界的卡拉卡拉的先驱。这种对漫长、曲折的历史时代变迁的极端简化模式似乎表明，凯撒是同时代罗马政治家当中的另类：他要么对未来的历史发展趋势拥有开阔的眼界，要么与众不同地对当时的基本形势盲目无知。但这只是一个神话中的凯撒，或者是一种理性重构。那是一个专门为了同庞培或者奥古斯都构成对比的人造形象。”^[5]此番阴沉评论浸染纯粹的现实主义气息，同蒙森那义薄云天的凯撒论析之间将会呈现出何等强烈的反差，在此无需多言了。

19世纪最具分量的两部古代史撰，格罗特的《希腊史》与蒙森的《罗马史》正是在此种民主改革意志普遍瓦解的时代凸显于世，这使他们的作品在这样一个时代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这种感觉是正确的，一方面建基于两部作品都极力突出的政治变革意志，另一方面则建基于两位作者对于“帝国民主”或者说较之整个19世纪都富有激进色彩的民主形态的不可妥协的论证和追求之上。或许，在两个人看来，帝国与民主正是一回事情，更确切地说，帝国的“自由”恰恰正在于帝国的“民主”；这种统一性毫无疑问体现在他们各自的英雄身上，此即格罗特的伯里克利和蒙森的凯撒；确切地说，正是此种近乎意识形态化的改革意志，催动二人创造出各自的英雄。正如卡尔评论的那样：“格罗特是一位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进行写作的开明的、激进的银行家，他以一副理想化了的雅典民主政治画面具体表现了正在兴起的、政治上进步的英国中产阶级的愿望，在这幅画面中，伯利克里以边沁式功利主义改革家形象出现，由于格罗特那一时带有情感的笔端使雅典获得了帝国的称号。……蒙森是德国自由主义者，1848-1849年间德国革命的混乱与屈辱熄灭了他的理想。19世纪50年代——蒙森写作的这十年期间正好是‘现实政治’这一名称、概念诞生的年代——蒙森内心渗透着一种强烈的愿望：需要一位强人来收拾德意志民族未能实现其政治愿望而留下的残局；假如我们不能认识到蒙森笔下的凯撒这一著名的理想化人物肖像是蒙森渴望的那种强人拯救德国于危亡的产物，假如我们不能认识到法学家、政客西塞罗、这个缺乏艺术感的喋喋不休者和狡猾的拖延者是1848年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那些辩论中直接走出的人物，我们就永远也不能认识到蒙森笔下历史的真正价值所在。假如有人要说格罗特的《希腊史》肯定会告诉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这其中许多关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事情，同样也有许多关于19世纪40年代英国激进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东西，或者说有人想知道德国自由主义者在1848年革命中的遭遇，就应该把蒙森的《罗马史》当作一本教科书，这类说法一点也不是自相矛盾的。”^[6]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蒙森为何将他那超绝的历史想象力、历史构造力以及历史叙事能力，用来构筑一个由凯撒、伯利克里、克伦威尔以及亨利四世共同主宰的绝尘之地，反衬之下，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俾斯麦帝国体制的所有缺陷以及荒谬都尽显无疑：“凯撒不可能采用自我毁灭的治国艺术，他坚信元老院这个建制的必要性，同时又决心不受这个机构的支配。显贵们却未能或者不愿意恰如其分地认识到首席元老这一做法的意图，即改变元老院此前唯独代表寡头集团的性质，恢复它在王政时代的职能，使它成为一个由出身底下的人在内的、即使是外国人也并非要排除在外的、最有聪明才智的人构成的、代表国民各个等级的帝国建制。……在同现实的斗争中，凯撒不得不放弃他的党派以及他青年时代希望的在罗马建立一个以民族信任而不是以刀剑力量为基础的伯利克里式的统治权能，但他现在仍然以举世无双的毅力坚持不建立军事君主制这一基本思想。然而，这个理想同样无可实现，纯粹是个幻想，在这一幻想中，伟大精神的炽热向往胜过了清醒的理智。凯撒所想象的统治权能必然是个人性质的，它不得不随着其建立者的死亡而消亡，就如同伯利克里、克伦威尔、亨利四世创建的类似政权都不免跟随其创建者一同消亡一样。……厄运比天才更为强大，凯撒想成为公民国家的重建者，最终却成了自己所厌恶的军事君主制的奠基者。他推翻了一个国中之国（贵族和帝国银行家的国度），却不得不迎来另一个国中之国（军人国度）。”^[7]

3.“新君制”

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习惯了将历史事件至于当时的社会形态中予以考察。社会不仅仅是生活的静态画面，也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而是历史过程本身的积极合作者。历史因此也就不再仅仅是由故事融构而成的脉络，相反，在思索历史之时，往往还要考量那潜在的支配结构，传统叙事当中那高翔云天的道德化、哲学化的宏大历史命运，则相应地羽翼尽折，坠入深渊。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罗马革命”的故事到了罗纳德·塞姆手中，一旦触及政府和议会实际上做过的那些事情，就都立刻保持了沉默，或者说，这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忽视态度。对于政策和重大决定之缘起也没有兴趣；对于具体举措和人物方面的公众态度，对于当时政治论战的实际内容以及议会辩论当中的唇枪舌剑，更是没有兴趣。一切的观念、激情和行动都可以化解到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解释框架当中：“如果没有自己的党派的话，一个政治家就一无是处。他有时会忘记这个危险的事实。如果一个派系的领导人或者主要代理人违背了同盟者的意志并我行我素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被抛弃或者被镇压下去。提比略·格拉古是一小撮影响力巨大的前执政官扶植起来的。当这个鲁莽、自负的保民官走上违法道路之时，这些谨慎的人马上便拒绝给予格拉古进一步的支持。政治巨头克拉苏以喀提林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但喀提林无法（或不愿）认识到，自己主子的计划中是不包含任何改革或者革命内容的。于是克拉苏便放弃了喀提林，听凭喀提林走上不归路。”[8]

这样一个解释框架引领了一段平淡无奇的“罗马革命”进程：“罗马人民的政策和活动由一个寡头集团引导着，它的编年史也在以一种支持寡头政体的精神书写着。……在革命期间，旧统治阶级的权力被摧毁了，其结构发生了转型，意大利以及社会当中从前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阶层压倒了罗马和罗马贵族，但旧有的框架和类别还是被保留下来：王权通过寡头制来进行统治。……在格拉古兄弟政治活动的影响下，对外扩张催生的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矛盾在罗马国家内部爆发了，由此引发了百年之久的动乱。……由显贵集团组成的政府在有产阶级神圣同盟的支持下，通过其被保护人在平民中的影响力以及金钱的诱惑力，原本是有可能将它对罗马和意大利残酷但毫无前途的统治长期维持下去的。但帝国最终还是摧毁了它。”^[9]但事实上，借助责任意识或者对原则的持守，“罗马革命”时代的罗马人是完全有可能同自己的党派决裂，或者有时候也会采取有悖于自身眼前利益的行动。无论如何，在元老院以及经过格拉古之火淬炼过的骑士阶层，都存在众多的独立派，这类人当然会对政府保持常态的支持，不过他们时刻也都准备依从自己的判断进行投票；因此，论辩、民众激情的影响力甚或是一场民族危机，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行动。此类情形就其性质而言都完全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此类境况之下，就不能将“罗马革命”时期的政治纯粹视为对潜在支配性结构或者网络的反应，或者仅仅依托结构或者网络来进行解释。我们听闻了太多的结构和既得利益集团方面的事情，更高层面的政治考量则少之又少，但是恰恰就是这类更高层面的政治考量在这些重大环节上很显然都是介入到历史情境当中的，而且这类考量也都有助于将历史研究转化为一种政治教育。事实上，恰恰就是在这里，理性目标得以发挥效能，所谓理性目标也就是善于推理且赋有理智之人所做的有意识计算，而且，这样的理性目标也恰恰就是在这里超拔于这个世界的种种非理性之上，也超拔于种种的社会压力和赤裸裸的无力展示之上。“尽管庞培犹豫不决，危机却通过事物本身所具的分量，以不可阻挡之势缓缓前来。即将到来的不是一场共和和帝国的战斗，这场战斗实际上多年前就已经尘埃落定了，而是庞培和凯撒争夺罗马王冠的战斗。……凯撒没有选择。他从来就是一个严肃的民主主义者，他所理解的帝国和格拉古的民众统治的区别更多地在于外表，而不是本质。他是一个太高尚、太深沉的政治家，因此难以掩饰自己的本色，在另一个徽章之下作战。……此时，格拉古的理想因克劳迪乌斯而变得可耻且可笑了，民主旗帜几乎难以带来积极的赢利。——如果大自然真的做出过安排的话，那毫无疑问就是把庞培安排成贵族派的一员；尽管就庞培自己来说，完全是极为偶然的因素和极为自私的动机令他从贵族派改投民主派。现在，同样是在情势和私利的双重驱迫之下，庞培回归苏拉统绪，回归显贵阵营；而显贵阵营也更需要跟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结盟，给自己获得一个领袖的同时，也图谋胁迫并控制这个领袖。”^[10]

不过很显然，在塞姆看来，这样一种将具体和普遍、低贱和高贵以递进形态结合起来的历史叙事，不过是一种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哲学化的叙事模式，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当然意味着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取向；塞姆对此展开抵抗和结构，其理据是充分且迫切的。可惜的是，塞姆针对这种部分地融合了人类有意识目标和目的元素在内的史学类型的反抗，也完全有可能会走过了头。塞姆的叙史模式很可能因此失去任何的框架和除了时间元素之外的历史连续性。关于这场“罗马革命”，蒙森的强烈意识形态取向自然会容许蒙森如果自己所说的那样，史家有选择史料的自由，并据此建立起恢弘的历史哲学解释：“……凯撒的历史以及罗马的凯撒主义，实际上是对现代独裁的难以言述的尖刻批评。按照最小的机体也要比最完美的机器强无数倍这一自然法则，每一个再有缺陷但能给大多数公民留有自由自决权余地的制度，都要比最天才、最人道的专制主义强出无数倍。……凯撒的建树是必要的、有益的，这并非是因为它带来了、或者仅仅是可能会带来幸福，而是因为——就建基于奴隶制基础之上的、完全背离了共和结构代表制的古代人民组织而言，就经历了五百年的合法发展，逐步向寡头政治专制的成熟阶段迈进的城市制度而言，绝对军事君主制是逻辑的和必然性的最后一站，是最小的灾难。倘若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的奴隶主贵族会像他们在苏拉时代的罗马同行那样，走得那么远，那么在历史面前，凯撒连同凯撒主义都将是合法的。……历史也是一部圣经，如果说新君主制像圣经一样，不能阻止蠢人的误解，也不能阻止魔鬼的利用，那它也有能力来忍受这两者并为其做出补偿。”^[11]但是塞姆针锋相对地认为，眼前的这些材料，并不存在任何可以为故事提供形态和凝聚性的东西，更否认这些材料当中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凯撒或者及其追随者是禀有深刻目的的，因此也就否认了他们的目的和行为当中是存在深刻连续性的。“我们当然可以肆意猜测凯撒的最终计划，但根本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他在担任独裁官期间进行的活动和规划并没有揭示这方面有用的信息。我们现在拥有的证据要么是党派偏见，要么就是后见之明。对某些未曾付诸实践的动机的描述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可靠向导，因为这类描述无法得到验证，因此是极具迷惑性的误导方式。……若必须评价凯撒，依据只能是历史事实，而不是莫须有的意图。从他的行动和著作来看，他只能是个现实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在当政的短暂时期，凯撒很难制定长远规划，或为一个稳定政府奠定基础。”^[12]蒙森的模式固不足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倘若真的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这段历史，那么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不以同样的对待一切的历史，并最终将一切的历史都转变成“傻瓜讲的故事”。历史研究总是要挖掘出纷繁的境况、交错纠结的细节丛林以及大量的限制性的事实和因素；不过，置身其中，却也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必须凭借一颗主导性的心灵而对这一切实施总揽。历史研究不应当将人类引领到一片完全没有形态和轮廓可言的荒芜之地，任人们在那里绝望和困惑，任人们去承受那种没有任何宏大历史过程可言的感觉，以及那种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可以诉求的感觉。倘若坚持对历史论题实施此等离散化处理，那无疑就是夸大了无常偶然性在人类命数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仿佛理性和目标在这个世界上毫无意义可言。

4.罗马革命

帝制革命最重要的幕后推手就是以元老院为权力枢纽的寡头集团。古罗马的家族式寡头集团以元老院为决策之基石，将强悍且稳定的政治意志贯注整个的大政府时代，这期间，这个集团表现出了类似于英格兰寡头集团的那种灵活和宽忍，这是罗马大政府时期政治神经的中枢；但是到了苏拉时代，罗马的这种寡头政治骤然蜕变，沦落到比波利比乌斯时代希腊财阀政治更为自私、狠毒和不堪的境地。究其原因当然不在于德性的堕落，而在于赋有无限权能的统治资本彻底毁灭了意大利、拉丁同盟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正在艰难求存的中产阶级，同时也令帝国致命毒瘤大庄园经济肆意且猛烈地提升起来。家族式寡头政治较之波利比乌斯时代希腊世界的财阀政治以及汉尼拔时代迦太基的财阀政治，对统治集团来说，是有着决定优势的，这便是：家族集团无需担心财富消长引发精英更迭。既有此等优势，便也不难想见必然催生的两种政治结果，其一，太过古板、高尚的少数显贵，思考和行动仅凭“信念伦理”；其二，为求自肥而不择手段的多数显贵，这个群体已经彻底放弃了“责任伦理”的最后底线。此等独特的政治决策体系一旦沦落离散的境地，所催生的权力真空将迅速地将常态政治转化成纯粹的权谋游戏，读一读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博尔吉亚时代，便不难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样的时局，蒙森自然不会没有生动刻画：“既然这个街巷的阿喀琉斯被当权者争取过去，并经其许可扮演极端民主派角色，那么贵族派当然也会有街巷的赫克托耳，甘愿充做主张共和的反对派在任何暴动中的合法先锋。如果死去的喀提林提出同样的要求，共和反对派甚至都不会拒绝同他结盟。事实上，共和派在这个战斗领域获取的若干胜利，都是靠着这些街头暴民和一批训练有素的角斗士才得来的。加图集团自然是支持这样的人物谋取执政官头衔，甚至西塞罗也颇为愿意举荐这些人作为自己的保护者，最起码来说，这类人都是敌人的敌人。”^[13]一个根本无能、无力、无意掌控帝国却偏偏大权在握的寡头集团，更因家族纽带而变得极端狭隘，无法在经济-社会层面实施政治拓展，在帝国范围的斗争中，便只能是两种结局：要么是猎人，要么是猎物，通常情况下，他们在猎捕他人的时候，都难免同时沦为猎物；权力则是博尔吉亚酿造的致命毒药，在这个集团当中随机流转。

那么，令波利比乌斯视为罗马世界霸权之基石以及相对于希腊人之优越性的基石的“罗马自由”，又当如何？对此，塞姆的判决因其残酷无情之美而成为不朽格言：“自由和法律是动听的字眼；冷静分析之下，它们只是特权与既得利益而已。”^[14]据此，塞姆进一步申述了罗马自由在这场革命当中的命运：“‘自由’被会被寡头集团垄断了。他们的反对者完全可以宣称并证明，某个暂时控制着合法政府的派系正在压迫共和国，并利用这一政体谋求一己之私利。……显然，‘再造共和’或者‘重塑自由’等口号可以赋予任何暴力和阴谋以合法性和神圣性。但自由、法律和秩序并不能代表一切。一个政治领袖或者一个党派时常会发现，敌人不断利用现存政体来反对自己。倘若罗马人民在运用自由权利之时受到误导，而元老院又是不可靠的、不爱国的或者不具代表性的，那又该如何呢？确实有一个补救办法。为了共和国的福祉，公民的个人事业可以结盟，可以在全意大利范围形成民意，对政府施加非正式压力。这被称为‘众意’或者‘公意’的字眼更能说明问题。倘若有人认为在这个时代请求通过政治授权来得到合法批准的做法还是不合时宜，甚至是过时且多余的做法，那么更广阔范围的诉求也已经就位了。所有的术语、武器都会一齐上阵：当共和制度覆亡之时，军队和民众的意志马上就会得到强有力的表达。”^[15]时光的流转使得帝国的历次社会运动的精英和领袖人物不再以精英和领袖人物的自我意识自居，他们不再借助运动来增长野心、寻求魅力，如果他们在运动中能够获得某种出人意料的“内在生命”的话，他们也并不理解这种内在生命。

面对旧共和的败落，置身帝国境遇的精英和贵族们所进行的长期努力似乎仅仅使他们企图传播的那些可怜的理想变得更加愚蠢和邪恶。正如塞姆在总评之时所说：“罗马人民为那些与罗马共和国史联系密切的古老家族权势、声望的衰微而感到悲伤。但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为了国家利益，政治自由必须被牺牲掉，这一看法是人们能够接受的。……但引发塔西佗强烈义愤的与其说是专制的惨无人道，还不如说是贵族的逆来顺受和堕落蜕化。忠于共和派和庞培党的立场、反对专制、不情愿充当元首制工具的提比略在目睹本阶级其他人物背叛罗马传统、像东方君王的廷臣和逢迎者那样奴性十足时，不禁作呕。史书记载了这位据有共和精神的憎恶人类者的一句很能代表其性格的评论：‘这是一群多么适合当奴才的家伙啊！’”^[16]

罗马的帝国进程揭示的根本道理就如同罗马人自身一样朴素：人们之所以支持政府，并不仅仅是因为可以从中获取利益和职位;一旦面临重大问题，靠着旧有的家族政治和腐败体制是根本不足以维持元老院的。共和晚期罗马寡头集团即便在骑士阶层的策应之下，有足够的财力广撒恩惠，有足够的苏拉或者庞培式的人物，以武力和威慑为之效力，也是根本不足以保证帝国民主派作出有悖于国家利益或者已然觉醒的民众激情的决定的。面对常规事件，家族纪律、家族义务以及依托父权体系的数百年涵养而来的虔敬和荣耀德性，也许会发挥出正常效能；一旦事件突破常规，人们的政治行动也就不是没有可能以更为高级且普遍的诉求为参照而展开。

假如寡头集团是为原则和秩序而战，那么帝国民主派又何尝不是呢？人当然是利益和欲望承载者，但无可避免地也是观念和原则的承载者。实际上，罗纳德·塞姆自己也不得不在某处承认：“我们无须相信凯撒却曾试图在罗马建立‘希腊化王权’。独裁官的权力其实已经足够了。凯撒能够看到，在一个世界帝国里，显贵阶层的统治已经不合时宜了；而在全意大利的居民都已经取得公民权的情况下，罗马平民掌握的权力已经是落后于时代了。……凯撒被强行推上独裁者的位置。这意味着一个人将取代法律、政体和元老院进行长期统治，意味着新的力量和观念迟早要获得审理，军队和行省的地位将要上升，从前的统治集团则已日薄西山。凯撒的独裁似乎远远不只是为巩固内战遗产和恢复罗马国家机器活力而采取的权益之计。它将一支维持下去，罗马贵族将无法继续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去统治帝国并从中受益。历史上的悲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是’与‘非’之间的冲突所酿造的。根据各自的立场，凯撒和布鲁图斯都是正确的。”^[17]

凯撒时代的罗马社会正发生迅疾变化，而旧势力依然盘根错节，难以迅速铲除，还随时准备反扑，既如此，这场内战必将漫长而艰苦。凯撒的反对者中不仅包括贵族，还有纯正的民主派。前者是因为凯撒的民主措施，后者则出于对凯撒因这些措施而取得的权势和影响力的警惕和嫉妒。在这种氛围下，一个狂热分子可以很容易地煽动起一大批支持者，从而危及最基本的统治秩序。旧贵族不认为有妥协的必要，格拉古的内部改革运动以及马略、秦纳一直到庞培的帝国战争，又偏偏造就了一个足以向贵族挑战的平民阶级。这两派斗争的结果只能是：要么维持罗马城的寡头政权，要么建立一个帝国的民主政权；平民和贵族既然处在这样的关系中，便不可能象后世的英格兰那样虽时时冲突，仍能和平相处、齐头并进，因此便只能你死我活。贵族们看到凯撒的改革已经严重危及他们的权利，于是决心与之摊牌，或者逼迫凯撒摊牌。危机定将爆发，至于凯撒本人是否如同蒙森断言的那样，有决心、有意志利用这一机遇，来为活跃的旧时代来一个干净彻底的了断，以便开启那凝滞、却充满政治机遇的新时代。

在古罗马这里，我们见证了贵族阶层化育并推动帝国主义的典型案例。跟人们通常的看法不一样，紧随布匿战争而来的罗马大地产制度并不必然催生作为帝国主义之军事依托的大批失地农民，假如罗马大地产主能够像英格兰那样，在地产之上维持一个数量庞大的自耕农群体提，或者像中世纪德意志德国那样，建立一套以地产为依托的父权主义的贵族体系，那就不至于制造出如此庞大的罗马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群体在资本和商业大扩张的背景下，纷纷流入城市。按照罗马的法律拟制，罗马城的居民就是“罗马人民”，“罗马人民”拥有至高的政治决定权。罗马贵族很喜欢这个法律拟制，只要赢得这个群体的善意，就能将很多事情操控在手；这样一个已经无产阶级化的“罗马人民”，收买起来可一点不是难事；于是，大规模收买并制造党政，便成了常规的政治操作，这就是“三头政治”以及反复出现的“公敌宣告运动”背后的实情。征服政策带来的大量战利品主要便是向这个群体释放。

大地产贵族人数并不多，而且并不受元老院的欢迎，若是对他们的财产展开攻击，并不会引发“攻击财产”的担忧和非议，更不可能引发格拉古时代的动荡，反而是只能收获巨大的政治回报。地产贵族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帝国主义征服政策带来的罗马的荣耀，便是他们转移内部矛盾并获得安全保障的惟一办法，他们必须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推进，一旦感觉到威胁的存在，便即刻宣布“祖国在危险中”。如此反复淬炼之下，便令罗马政治思维从共和轨道转进到帝国主义轨道，其本质特性就是：只要内部遭遇问题，便本能地转向对外政策，不断地“制造”外部敌人。就这样，征服催生了新的征服，罗马社会陷入死亡循环当中，无法自拔。大地产集团策动的扩张政策，若单凭元老院来决断，肯定是没有存续机会的，于是就只能寻求野心勃勃、才智超群同时又无所事事的个体贵族的支持，这样的人物在罗马并不缺乏，他们自然懂得培植自己的势力，帝国民主派由此便迅速成长壮大，最终令罗马彻底摆脱了贵族体系本身的宰制，以军事专制取而代之，以共和体制为代价，结束了这长达两个世纪的帝国主义潮流。

[1]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398页。

[2] T·蒙森，《罗马风云》，漓江出版社，1994年，第400页。

[3]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同前，第428页。

[4]参见，A. D. Momigliano, Studies on Modern Scholarship, Berkeley, 1994, pp.30-39。

[5]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75-78页。

[6]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4页。

[7]蒙森，《罗马风云》，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416页。

[8]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同前，第85页。

[9]参见，《罗马革命》，同前，第13-30页

[10]蒙森，《罗马风云》，同前，第305-6页。

[11]蒙森，《罗马风云》，同前，第414页。

[12]塞姆，《罗马革命》，同前，第77、79页。

[13]蒙森，《罗马风云》，同前，第287页。

[14]塞姆，《罗马革命》，同前，第84页。

[15]塞姆，《罗马革命》，同前，第210-212页。

[16]塞姆，《罗马革命》，同前，第662页。

[17]塞姆，《罗马革命》，同前，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