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青花瓷器的另类解读》第17章-元青花奥秘的解读（全文）

《元代青花瓷器的另类解读》第17章-元青花奥秘的解读（全文）

陈逸民  陈莺

17　元青花奥秘的解读

元青花瓷器研究作为中国陶瓷的显学，其研究的对象曾经是湮没多时的古代艺术品，却因为一件元青花“鬼谷下山”大罐，2005年在伦敦佳士德举行的“中国瓷器及艺术品”拍卖会上，以1400万英镑的价格成交（折合人民币2.3亿多元），当时创造了中国艺术品的最高价位，引起了国内文博界和收藏界的广泛注意，从此元青花成为我国陶瓷界甚至社会各个阶层讨论和争议最为激烈的古代釉下彩瓷器。

元青花当然珍贵，在世界陶瓷史上，元青花有着其他陶瓷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第一，因为元青花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青花成为后世独占鳌头的陶瓷品种；第二，元青花的出现，使中西方文化交流有了一个为社会各阶层都可以接触的媒介；第三，元青花的出现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时入主中原的统治者是蒙古民族，而它统治时期的短促，又使元青花负荷了不应该由它承载的历史使命，无数个历史谜团，使现代学者如痴如醉地讨论元青花和当时的历史进程。而“鬼谷子”元青花天价的出现，更使元青花瓷器的地位陡升。

元青花的谜团，它的身世、产地、流传，围绕它的人物，它所用的釉料、彩料、胎料，它的纹饰、底足、火石红和价格等等，隐藏着众多的奥秘。而孙瀛洲、冯先铭、刘新园、耿宝昌、张浦生、许明、马未都、霍布逊、波普等等名家对这些谜团的解答，又引起了更会广泛的注意和争议。

元青花瓷器的奥秘在哪里？

最好的解答在元青花本身。

我们试图通过公认的标准元青花瓷器来解读这些奥秘。不过，在寻找和解答这些奥秘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局限于讨论元青花瓷器的真伪，把立足点放在器物学的研究中，那就显得十分肤浅，只有在元代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探索元青花的奥秘，我们才能得到高屋建瓴的答案。

我们就来看看元青花有那些基本的奥秘。

奥秘之一：第一件被认定的元青花瓷器是“假”的。

图17-1就是世界上第一对被认定的元青花瓷器，即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元青花象耳瓶，它现在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当她出现在国内文物市场上时，见到她的几乎所有中国专家或古玩商都说她是“假的”！包括一些已故和健在的权威级人士。然而，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了她。英国人霍布逊和美国人波普研究了她。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在杂志上最先发文《明以前的青花瓷》，介绍这件稀为人知的象耳瓶；1952年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约翰·波普博士在研究了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收藏的元代瓷器后，将这一类瓷器命名为中国“至正型”青花瓷，并先后据此写下了两本著作——《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所藏一组中国瓷器》和《阿德比尔神殿收藏的中国瓷器》。这两本书与霍布逊教授的著作一样，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瓷学界，开创了系统性研究元青花的先河。两位最早研究元青花瓷器的外国人，确立了这一对象耳瓶为至正期元青花瓷器标准器的地位。

我们不能把这对象耳瓶的认定简单地看作器物真伪的鉴别这么一件小事，这两位外国人所作的研究，是对中国陶瓷史空白的填补，象耳瓶外流本身就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一种继续，而这种交流产生的研究不能不证实这样一个道理，即学术的无国界和学术的世界性。

奥秘之二：吴赉熙是奸商吗？

元青花龙纹象耳瓶的外流已经和吴赉熙这个名字牵扯到一起。孙瀛洲先生1966年在《谈元明清瓷器的鉴定》中说“这一对瓶子原是北京东城智化寺的供器，可惜四十年前已经被不法奸商盗卖到国外了。”谁流失的？孙先生没有说！耿宝昌先生在1995年发表的《元代青花瓷器鉴定》中说：“1929年被闽籍旅英华侨吴赉熙运销到英国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原系北京智化寺的供器”。他说得对不对？恐怕有些失实。首先在时间上不对。海外档案记载，1927年这一对瓶就已经注入英国；而孙瀛洲的陈述也不支持耿宝昌的说法，孙在1965年回忆瓶是在四十年前流出。因此，应为1927年前流出是正确的。其次。在人物定性上耿宝昌先生比较谨慎，而孙瀛洲先生的提法恐怕值得商榷。吴赉熙原籍广东潮安，新加坡爱国华侨，家境富裕，不是古董商，五四运动中的向“巴黎和会”的请愿书即出自其手，抗战时期动员海外华侨募捐，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故后捐献给国家500多件瓷器和数百卷书画。

问题不在于象耳瓶是谁外流的，也不在于吴赉熙这个历史人物的定位。问题在于，如果缺乏普世价值的评判体系，谁都可能把一件模棱两可的国之重器带出国门。这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文博系统的专家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即不敢给一件古玩文物开出真的证明，也不敢给这件文物开出假的证明。事情就是这样荒唐到没有真也没有假的地步。

奥秘之三：元青花只有三百件吗？

在元青花研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命门，居然是它的存世数量。“元青花只有300件”，成了不少学者专家津津乐道的课题，成了元青花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反对者和赞成者都以攻克和保护这个命门为己任，仿佛破了这个阿喀琉斯之踵，元青花研究的顽固堡垒就会轰然倒下。

谁说元青花只有300件？

吴树先生在《谁在收藏中国》中认为，说元青花只有300件的定论是留英博士蒋奇栖在1993-1996年调查国外博物馆所藏元青花瓷器后作出的，并说，在蒋作出上述结论后不久，“在江西省的高安县、九江县、河北保定、北京元大都等地，都出土了不少非常精美的元青花瓷器。”

此说，吴先生有两处错误，首先，蒋先生在我国文博界的地位，还不足以以个人的调查来影响整个文博界。此说应当另有其人。

关于300件之说，最权威的说法是在在１９９４年出版的《中国陶瓷》一书上，冯先铭先生认为：“总计国内、国外的全部收藏品在内，元青花瓷器的总数大致在３００件以上。”仔细阅读冯先铭先生的这段话，读者一定会明白，冯先生并没有作出“元青花瓷器只有３００件”的‘结论’”！？虽然冯先生在这里说的是“全部收藏品”，但他用的是“大致”这样的不确定性词汇，更为关键的是，他在３００件数量后又加上了两个字“以上”。如果是３００件“以下”，那么，“全世界的元青花只有300多件”这种说法，还有一定的“权威性（当然，权威的提法，也还是有商榷的可能）”，而“以上”这两个字，稍微有点我国文字知识的人就知道，它指的数字应该超过３００件，当然，我们绝不应该理解为数字的上限是无穷大，那显然也违背冯先铭先生的本意，显然，冯先生的本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３００件的数字，关键是他并没有把话说死。

此书出版于1994年，结论的形成应该早于1994年，显然比蒋博士的调查要早。凭冯先生在我国陶瓷界的声望，他足以影响全体。问题是冯先生讲得比较谨慎，而其他人却把思维定势化了。

其次，吴先生说，蒋博士的300件结论后，我国在高安等地又出土了一些元青花，这是作者不熟悉我国文物的基本情况造成的常识性错误。高安的元青花出土于1980年11月29日；河北保定的元青花发掘于1964年5月；北京元大都的元青花窑藏发掘于1970年，这些出土的日期，恐怕蒋博士还在读小学，甚至还在幼年。

叙述这个过程，无非是说，300件说影响了几代陶瓷人，不把它的源头搞清楚，恐怕不利于我们理清思路。

在肯定和否定300件说的代表人物中，南京博物院的张浦生先生是肯定方的代表人物，他多次在有关会议上苦口婆心地呼吁300件说的正确性，希望藏家不要再奢望收藏元青花；而反对方的代表人物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研究员许明先生，他对采访他的香港凤凰卫视明确表明在世的元青花有15000件。有意思，1和50之比。

其实300件的数字绝不是阿喀琉斯之踵！而是西西弗斯的滾石！善良的冯先铭先生在做出约300件元青花的结论时，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数字如魔咒一样，会永远地罩住他的徒子徒孙，也罩住他的反对者。这个僵化的数字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使得不少研究者在它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们走自己的路，让愿意像西西弗斯一样的人去推石上山吧。我们根本不会和有些人去争论所谓的300件问题，我们很清楚，这个世界是变化的，世界的空间和时间都在运动着，只要是真正的元青花，有一件算一件！

在民间和主流文博界的争论中，双方的阵营在不断变化着。一开始，当然是主流占据着话语权，说民间有元青花存在的收藏爱好者往往被耻笑，就绝大多数收藏爱好者来说，自己也不相信会收藏到元青花。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元青花知识的逐渐普及，随着媒体的开放，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使民间收藏爱好者有了说话的地方，有了“聚啸山林”的场所，一些志同道合者就可以共同讨论他们所认识的元青花。最最重要的是，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有多少地皮被翻了个底朝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动土，它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下半期至今的日子里。十多年来，有多少祖宗埋在地下的宝贝重见天日，有多少祖宗沉入水底的宝贝露出水面。这些我们过去不能看到和摸到的宝贝，活生生地放在有心收藏的爱好者面前，享受着曾经拥有过的荣耀和尊重。

在这种对垒中，有个很奇怪的现象，非文博系统的学者和专家往往站在民间收藏家一边，他们中不乏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这些收藏者根本不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思考手中藏品的价值取向，他们往往都是在收藏之余考虑把自己的藏品捐献给国家。他们藏品的命运，往往透露出他们的无奈，在学问上和学术地位上比他们差得远的某些文博界的专家，总是否定他们的藏品的真实性，不少这样的学者，也愤而投入到收藏品的研究之中，他们的加入，因为他们的学术水平，因为他们的声望，使得有关元青花的争论更为热闹、影响更为广泛、研究更为深入、而学术层次也越来越高。作者就碰到过中央党校的高级教授、社科院的高级研究者、国家相关科研单位的总工程师等等，他们的参与使对垒的两军力量有了明显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带来了一股清醒之风，特别是他们对科技实验的重视几乎抓住了古代文物鉴定的命门，也是个别文博系统专家的命门。

于是，许明先生在官方和民间的支持下，成为我国唯一进入土耳其和伊朗博物馆库房的取经者，成了一个现代唐僧，更应该是现代孙悟空。他所带回的资料，使国人对元青花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提高，以至故宫研究员叶蓓兰先生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许明先生的观点。作为对垒两军的领军人物，这种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学术讨论健康进行的条件。

由此可见，元青花的数字之争，实际上是学术话语权之争。我们要说的是，元青花瓷器只有300件其实只是一个传说，没有人真正认真统计过这个数字，只要读一下下面的文件标题，《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
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通知国发〔2012〕54号》就可以知道，我国国内现存的可以移动的文物数量，从来没有认真统计过。到现在为此，没有一个业内的权威人士一件一件列出他所统计的元青花瓷器。因此，300件元青花瓷器或者说400件元青花瓷器只是一个传说，只能打打酱油，当不得真。当然，所谓15000件元青花瓷器也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可惜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真把数字的传说当回事了。

奥秘之四：明初毁过元青花吗？

元青花少而珍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明初毁过元青花。得出这个结论的个别人士，被文革时期的恶梦萦绕，想当然地认为明代因推翻元朝而建立，它必然会毁灭带有元代记忆的器物。

这是对历史的误读！

我们在明代的文献中找不到这样的记载，恰恰相反，我们在明初善终的著名将领的墓中都发现了元青花。这些人的下葬都是公开而官方的，比如汤和、沐英和宋晟，他们的墓中都陪葬了元青花。

１９７３年蚌埠市汤和墓出土的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带盖大罐（图17-3），分别参加了安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展览。此器整个器面被青花纹饰复盖，繁而不乱，为典型的元青花绘画风格。盖面、口沿和底足部，绘有辅助纹饰，分别为莲瓣纹、卷草纹、钱纹、海水纹、火焰间隔杂宝纹和弦纹等。其主体纹饰为牡丹纹。此器造型雄浑，图纹繁缛，色泽浓艳。

汤和是明史上有名的人物，也是一个在洪武年间得以善终的人物。此器的出土，带来了翔实的历史信息。首先，元青花大器，是官宦人家的用品；其次，在明初，并不禁止元青花的使用。也就是说，元青花在明初，仍在流传。这一点，对于理解元青花的传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看著名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它出土于江宁县牛首山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墓中。还有宋晟墓出土的元青花，图17-4为南京郎家山宋晟墓出土的元青花鸳鸯纹大碗。宋晟(1342-1407) 为明初名将，卒于永乐五年七月。在这件公开下葬和公开出土的元青花碗上，可以看出两个时代交替时纹饰的传承关系。菊花纹是明洪武时期最喜用的一种瓷器纹饰，在这件元青花碗上我们所见的菊花纹，和明洪武时期的菊花纹略有不同却似曾相识，可见明洪武时期的绘画纹饰是继承了元代的风格。

具体的纹饰特征是瓷器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我们要强调的是，朝代更替中艺术风格的传承和演变，而非决裂和破坏。

奥秘之五：元青花瓷器都是精品

因为元青花拍出的高价，在相当一部分收藏者和投资者心中产生一种习惯的认识—元青花瓷器都是精品。

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觉，元青花有不少普品，这是因为元青花仅仅是一种商品瓷，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官窑瓷。我们知道，最精彩的元青花是张文进定制的！张文进是谁？请看象耳瓶上的铭文：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郷德教里
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
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
平安
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
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有学者查遍了《玉山县志》、《江西通志》、《浮梁县志》《饶州府志》，均无记载张文进其人，可见他的身分并不显贵，也无功名；但是，他向寺庙供奉这样一对大瓶，应该是富裕的地方人士。为许愿而供奉的这类瓷器毫无疑问是订做的商品瓷。

再来研究其他出土元青花瓷器的主人。

图17-5的元青花龙纹玉壶春瓶２００６年出土于安徽省芜湖县。其出土时也没有相关的资料伴随，我们也就不能了解这件元青花的主人，可以设想的是，它的主人也一定不会是名门望族，因为这不是一个留下记载的大墓，或者引起轰动的窑藏。这样一件普通的元青花瓷器，再一次告诉我们，元青花瓷器多数出自于普通人家。 

图17-6和图17-7的元青花菱口盆和元青花匜1977年出土安庆市同一地点出土，因不见同时出土的有关文字资料，其主人在当时，也应该名不见经传。

图17-8的元青花花卉纹执壶，1998年太湖县牛镇阮氏墓出土。是件执壶，器型完整，整个器身线条流畅，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动感，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我们不知道阮氏家族的情况，但是他们在墓葬中随葬了这样一件元青花精品，显然也不是贫穷之家。如果不是官宦人家，也应该是一个殷富人家。如果是后者，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历史信息，元青花在当时，并没有使用的限制，它只是一种普通的商品，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精品的元青花瓷器作为家庭的陈设用品。 

图17-9的元青花鸟纹盏与托，同样出土于1998年，也是太湖县牛镇阮氏家族的墓葬品。凤纹托和花纹盏，青花发色浓艳，有明显的苏麻离青料黑斑。盏中的花叶，已经由葫芦状向飞燕状过渡，再加上托中所绘的菊花纹，可以对我们思考元青花和明洪武时期的纹饰特征有不小的帮助。这套盏托，应该是元代富贵人家待客的用具，十分精致。如前所述，这样的元青花瓷器也应该是当时用钱就能买到的商品。 

图17-10为濉溪县临涣镇至正13年孙氏家族墓出土的青花花卉纹盘，图17-11 为1984年安徽青阳县出土的青花玉兔纹带座供瓶，图17-12为1998年安徽繁昌新港元镇元代窑藏出土的青花孔雀纹大罐，图17-13为1970年北京旧鼓楼大街元代窑藏出土的青花龙纹碗，所有这些出土于不知名墓地或平民百姓墓地的元青花瓷器，都明白无误地告诉研究者，元青花在当时只要有钱就能买到！

由此可见，元青花是商品瓷，其中有精品，更有不少普品。

奥秘之之六：元青花都是外销瓷

元青花究竟是用于外销还是内供？元青花在当时的珍贵程度又是如何？也就是说，元青花在当时的产量大不大？元青花究竟是只有皇室才可使用，或者达官贵人才可使用，平民百姓不能使用？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用传统的研究方式恐怕不能全面的解答这些问题。

前文以出土墓葬为依据，证实了元青花实际上是商品瓷。在幅员辽阔的元代，元青花面对着广大的市场，并不是仅仅以外销为主。在对传世和出土的元青花作一番梳理，也可以证实，元青花的种类器型中，大盘以外销为主而匜和高足杯则以内销为主。

伊朗国家博物馆曾经三次将所藏的元青花瓷器送展中国，2007年送展开封三件，2008年送展北京6件，其中六件是元青花大盘，占送展品的66.7%，图17-14、17-15、17-16、17-17、17-18、17-19为伊朗送展的大盘，而上海博物馆的元青花大展中，伊朗也送了大盘（参见本书的各图）。从伊朗和土耳其现存的元青花瓷器来看，大盘都占了不少比例，实物证据告诉研究者，这些大盘是根据西域的饮食习惯而制作的器型，当时主要用于出口。

而安徽、萍乡、内蒙等地出土品中的匜和高足杯（图17-7、17-20、17-21）在国外的传世器中基本没有发现，因此这类带有浓郁传统风格的器型，应该主要面向国内市场。

讨论元青花瓷器的市场，不仅要呼应它的商品瓷性质，更是想说明元代的重商政策对元青花真伪研究的意义。

奥秘之七：元青花瓷器真伪之争

本书所作的元青花瓷器统计学的数据，也许学者会不以为然，其实却是传世和出土实物证明的事实真相。离开对实物本身的研究，任何结论都不会可靠。

这就是本书对元青花瓷器的另类研究，它能否解开众多的元青花瓷器之谜，还需要更多的实物支持和理论探索。

从象耳瓶的最初被否定到成为标准器，从鬼谷子的天价引起的元青花瓷器热，从萧何月下追梅瓶的年代争论，从海捞元青花瓷器的出水，引起元青花瓷器的市场和价位争论，从出土元青花瓷器造成的主人追溯……这些围绕着元青花瓷器真伪的争论，其包含着什么值得探索的课题呢？

有的民间藏家愤概地认为这是经济利益和话语权之争，因为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可以掌握元青花瓷器真伪的生杀大权。民间收藏界最反感一些所谓的“专家”动辄判断民间藏品的生死。他们也反感把这样的鉴定权限交给外国人，他们更反感以收藏的价格和包装来鉴定瓷器的真伪。可悲的是，在最近召开的一次民间元青花瓷的研讨会上，举办者也郑重宣布两条：

一个细节请注意----带来这次会议的待展品，没有正式的包装，无论你得器物多好，一律不予接受！！

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所有展出器物，必须要让伊朗，蒙古四位专家认识。

所以，这是一条不能越过的底线。

以上两条，实际上还是回到老路，一是把包装看成瓷器真伪的标准之一；二是把话语权交给外国人。

有的认为真伪之争是文博系统个别人士的小圈子对外的排斥，有的认为这是一些收藏元青花瓷器仿品的人借此造势出售假货，有的认为一些所谓的民间研究者企图以此出名。抛开这些我们已经十分熟悉的对立双方的观念，如果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来解读这些匪夷所思的现象，也许能使我们心平气和地找到结论。

说到底，这是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播的争论。

我们现在见到的馆藏的出土的以及公认的私人收藏（如香港天民楼）的元青花瓷器，是已经通过市场或者权威认可强化的元青花瓷器，它已经被作为元青花瓷器的标准来进行解读。然而，元青花瓷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独特性就在于，无论元代还是现代，那怕在它不被人所知的明清两代，它都曾面临着被尊崇、被误读、被赞美、被曲解的命运。特别是一些国内陶瓷学界的权威，在英国人霍布逊和美国人波普研究之后，急于在理论上树立自身的权威，对元青花瓷器的推崇和神化，在很长时间里垄断了几乎所有传播方式对元青花瓷器的想像和描述，因此，我们对元青花瓷器的了解，一般说来，只能凭借那些经权威左右的文博主流意识形态等有色眼镜过滤后给予我们的事实和观点，它们直接影响到元青花瓷器在我们心中的面貌，左右着社会大众对元青花瓷器的认识。

然而，随着元青花瓷器的不断出土出水，近年来又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新情况，有些热衷于颠覆历史结论喜欢搞大搞多元青花瓷器的爱好者，往往喜欢做惊人之论，把一件一件元青花瓷器推上前台。他们的所谓发现，不仅给了大众足够多的信息，也给了大众足够多的混乱。这样看来，一方面，人们对元青花瓷器的想像离元青花瓷器的真相很可能越来越远，而另一方面，人们探求元青花瓷器真相的愿望必然也会越来越强烈。

一次又一次的元青花瓷器研讨会，你方唱罢我又上场，互不来往，互不服气，主流文博界的人士没有肚量邀请民间人士参加自己主办的研讨会，也不愿参加非官方的研讨会，唯恐被业内耻笑。民间收藏界的人士又千方百计地邀请主流文博界的人士与会，一旦某个系统内的专家参加民间会议，一定会被奉为上宾。在我们手上有各种版本的元青花瓷器研讨会的论文结集，谁都想被社会认同，谁都想被民众认可，而现在可能谁都不能说服谁。在普通大众中，可能都认同主流的意见，而在收藏大众中，可能更倾向于非主流的意见，这种文化认同中的相互排斥，是导致元青花瓷器研究滞止不前的重要原因。

这种文化认同的排斥，又强烈地反映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立的双方都在争取传媒的介入。而现代社会传媒的开放性，又增大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诡异性。而争议的双方都有传媒人士的加入，甚至在这种应该是纯粹学术争论的场合，出现了“钩鱼执法”的可笑事情。

所谓“钓鱼执法”，即某些新闻从业人员，把自己认为假的文物，在市场上购得后，送给他们不认可的专家鉴定，如果专家认为是真的，他们就通过媒体曝光并质疑专家的资质。我们不讨论这类事件中文物的真伪，不讨论这些专家的资质，也不判断这类事件中双方的是非曲折，我们想说的是，这类事件本身就是极好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播的案例。

首先，“假文物”的购买者，自己就有了十分明确的文化认同，即市场上买的“文物”基本上是假的，特别是低价购进的“文物”一定是假的；

其次，他要把这种认同传播为大众认同，就需要一个新闻事件，来传播自己的认同，从而让大众通过这个事件来认同个人的认同。一旦“专家”真的认同他们所送鉴的古玩为真的文物时，新闻事件就可以制造出来，并通过媒体让大众认同他们对这些“专家”的否定。

这种通过制造新闻事件来进行文化传播并达到文化认同的方法，实质上是以西文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理念所进行的操作。这类事件引起的法律纠纷已经不止一次。

而在这样的文化传播引出的文化认同案例中，电视是比纸质媒体更为有力更为有效更为有劲，可以说“得电视者得天下”。一些电视上的“鉴宝节目”之所以得到普通受众的认同，就是因为电视这种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几乎是被动地接受，一些被遥控器左右业余生活的受众，是最容易在电视传播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动地认同电视所传播的“事实”和结论。

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播的命题也许是元青花研究中最大的奥秘！

在元青花瓷器的研究中，我们不希望“钓鱼执法”这种文化认同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遗憾的是，这类现象已经成为一些元青花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不二法门。

学术就是学术，任何其他的方式都无助于学术的进步。真理不是靠新闻制造出来的，真理是事实的本来面目，它只能贡献给真正在科学道路上不畏艰险攀登的人士。仅仅依靠传播来取得的文化认同，只能左右一时的舆论，而不能左右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