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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4+4的董医生二年级开刀，学生期间成为膀胱癌治疗指南第一作者，这些说法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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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前说起4+4，恐怕全中国没几个人知道。可如今，4+4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存在。这种巨变可以说是全拜一位通过4+4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董姓规培生所赐。
这位董医生最初被卷入舆论风暴是因为与管她的主治医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可由于通过4+4培养出来的医生在国内极为罕见——协和4+4如今招生一年也不过40出头，焦点很快便从董医生规培期间的不当关系、拒绝科室轮转，转移到了她的医学教育。
例如一张董医生在医学院时的照片被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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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来自新华网2021年11月题为“北京：医联体开展荧光腔镜精准肺段手术 助力患者健康”的报道。
董医生19年入学协和4+4，于是有了学医两年主刀手术的说法。可此说法并不对，新华网报道实际有多张照片，董医生（当时是实习医生）的单人照只是其中一张，更能反映手术全景的是下面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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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医生大概应是右侧更靠近镜头那位，可以看出并非主刀，只是在旁协助，作为实习医生，这并不“僭越”。那个报道里也有真正主刀的外科医生的单人特写镜头。
为什么让一个实习医生露脸，还特别注明，个人猜测大概是记者拍了一张比较上镜的照片，而在记者看来或许实习医生也是医生，至少不是打杂的清洁工，就选入稿件并留名了。原报道正文里其实写的都是医护团队合作做了多少手术，没有任何一位医生的名字，毕竟该报道主旨是说协和医院与北京六院合作，不在于某个手术或某位医生。留名都是单人或两三位医生的特写镜头下注释出场人姓名，包括主刀医生也是在特写镜头下注了名字）。
除了各种照片被扒拉出来，董医生的学术论文也备受关注。这方面最大争议或许是她成了“膀胱癌诊疗指南”的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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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生，在诊疗指南上署名就非常令人吃惊，更何况是一作。
不过这事细究也会发现有点复杂，看论文会发现董医生属名一作的三篇膀胱癌诊疗指南论文是对2022年发布的中国膀胱癌诊疗指南的翻译。
对比中国膀胱癌诊疗指南的审定专家名单，会发现除了包括董医生在内的英文版前两位作者，其余英文论文作者都是2022年诊疗指南的专家组成员。
英文版论文里也说了前三位作者（董医生是第一位）做了对中文版的翻译，贡献程度相同，并且一切内容以中文版为准。
综合这些，大致可做出以下推断：董医生的导师作为膀胱癌领域权威，诊疗指南的编写审核专家之一，让董医生做了指南的中翻英工作，英文版以论文形式发表时让董署名了。
很多人说这彰显董有特权，但这署名可能并非专门照顾董医生。可以看英文版论文的第二位作者（Song姓作者），这位作者也不是编写原版中文指南的专家组成员。
大概率是这样：两个学生被导师拉去做翻译的劳力，给了文章署名权。这也不算匪夷所思，国内不少老一辈医学专家、科研人员，可能学术生涯里很长一段时间与国外交流不多，英语未必是他们的强项。而年轻学生们不仅从小学英语，许多还有留洋或海外交流经历。像董医生在美国读的大学，手下有这样一个学生，被安排去做翻译，不意外。
意外或者说不那么合适的，应该是最后给了署名。导师能记得给干活的学生一个名分，不是坏事，但仅仅是翻译，更合适的应是在论文致谢部分提一下。
拿了这种一作署名，是否是“特权”呢？倒也未必，此类署名说到底是导师，或者论文的资深作者说了算。确实结果上董医生多了几篇论文，但目前没有证据说是因为她个人有“特权”，占了这好处。
而且这些英文“诊疗指南”里都说了一切以中文版为准。国内医生用的诊疗指南应该也只是原来的中文版，董医生参与翻译而得到署名的英文论文，恐怕没那么大效力，说是成了指南的第一作者，欠妥当。
个人看来，已曝光的所有信息里，最应该追究或者说应该先追究的是两个事情。
一是董作为规培生与自己直属指导医生，肖姓医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这种关系带来严重的利益冲突，显然有问题。只是在该关系里，肖作为上级，也就是更权威的一方，理论上要负更大责任，当然这需要调查核实。
但另一件事董医生的责任恐怕小不了，那就是拒绝科室轮转。董医生在中日友好医院的身份是规培生，如今她虽不在中日友好医院，回到肿瘤医院，身份仍是规培生。规培本意就是让从医学院毕业的新医生们接受规范的住院医培训。
无论是哪个医学院毕业，从哪个项目毕业，又是进的哪里做住院医训练，拒绝计划中的科室轮转都荒唐得离谱。
肖作为指导医生，董作为被指导的住院医，若经核实确实因个人的不当关系阻碍规定的科室轮转，说两人毫无职业操守并不为过。
董医生23年才从医学院毕业。毕业那么短时间就干出如此没有职业操守的事，不得不令人怀疑其接受的教育培训是否恰当。
中国普遍的从本科开始的临床医学教育，常被诟病的是高中毕业都还不怎么懂事就被送到了一个闭环培养路线。董医生毕业的4+4，其主推者曾表示过读了大学再来学医的学生心志更稳。这种假设未必没有道理。如果一个本科读其它专业的人，自己愿意去学习与医学相关的基础课程，通过据称很难的协和4+4初试、复试，硬生生“闯进”名额不多的协和4+4项目，照理来说对医生未来要面临的培训、要承担的职责，都应该有更明确的认识。
怎能毕业一年就干出如此离谱的事？与此相比，董医生的论文质量，署名严谨程度，个人认为重要性低一些。更何况不管董医生论文的真实水平，这些也是她的导师、学术指导委员会成员们共同认定符合其所在学校毕业标准。如果不该合格的被认定为合格了，不全是学生的责任。
惊人的论文数量，质量可疑的毕业论文，多次变换的专业方向，董医生的4+4教育阶段以及整个4+4不是不该被责问。可提问要基于真相，偏离事实的瞎说也会让我们忽视一些重要问题。
比如，当舆论只纠结于协和4+4是否全是“关系户”时，肖董两位医生做出各种违规操作的那家医院反倒不再被关注。根据举报肖医生的材料，这些事去年7月就已发生，当时也成了医院里不少人议论的话题，其它住院医、其它科室医生均表达过不满。
一家著名医院，为何能允许如此荒唐的行为延续七八个月不做任何处理，这总不能怨到4+4身上吧？
至于董医生挂名诊疗指南翻译版论文，这事儿对医生知识的实际毒害，恐怕也远不及一些离谱的医学教科书。一位位朋友分享了国内一本精神疾病专业教科书里关于成人ADHD（多动症）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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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反社会行为，第一个例子竟然是驾车兜风。实在不知该书编写者、审稿人和汽车有什么深仇大恨，开车出去转转就反社会了。
而这书的封面明确交代这是给基础、临床、预防、口腔等医学专业的高校教材，已经是第8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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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以这样的教科书培养未来医生时，真不用太纠结一份癌症治疗指南的翻译版有谁署名。甚至纠结4+4的医学教育够不够多都没太大必要。读的是这种书，少读两年说不定还少学“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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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www.news.cn/photo/2021-11/05/c_1128035977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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