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

18年来，我先后任职北大生科院、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北京脑科学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都有很好的同事，柴真、汤超、罗敏敏、呼文亮。

一般是我似乎在领导，至少外界这么认为，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他们做的领导工作。

这样的结果有优点有缺点。优点是一个人顶着风浪、承受批评，但缺点是外界把功劳误判给我。

汤超和文亮的工作还在延续，不适合讨论。

柴真与我共事，是十八年前。我们那时的教授和工作人员，大部分都退休了。

柴老师的哥哥是北大毕业生。柴老师从内蒙考到北大，在生物系读的本科，去瑞典斯德哥尔摩读的研究生，获博士学位。长年在北大任教，研究方向是神经生理。

柴老师为人正直、工作担当、学术优秀。我们共事期间，一系列大事都是柴老师做的。有些事情很不容易。

我起的作用，有时就是吓唬人，有人担心与我冲突不好办，不如“退而求其次”，找个都能同意的方法。这样，既避免了直接冲突，事情也做好了。

没有那段改革工作，没有突破，就很难走上顺利的轨道。

表面上是我做的，实际上是柴老师的功劳。

凡是同事做的好，做的比我好，我都尽量请他们做。这不是推托责任，因为我也遇到过（例如某些副“”长）其他情况，先是交给职责，发现不对（不努力、不负责、或有私心），就缩小、甚至收回授权。

我非常幸运遇到柴老师、汤老师、罗老师、呼老师，我见证他们的担当和奉献，我都是能够多让他们多做，就是避免我的缺点的同时让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优点。

几个月前，有人找我，我建议在北大生科百年纪念的时候，给柴老师戴上她没有出席自己博士毕业典礼而缺的博士帽仪式。有老师专门请人在斯德哥尔摩购置博士帽，今天终于可以给柴老师一个惊喜，吴虹老师给柴老师戴博士帽。

礼轻情意重：底层是非常的感谢。

2025年5月6日（不在场的想象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