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临床医生：中美医生科学家的学术碰撞

此次论坛的主角有来自美国的著名医生科学家何大一教授，他长期从事临床工作与科学研究，国际上首创了艾滋病鸡尾酒疗法，还曾荣登1996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何教授笑称自己是4+4 MD学制出身，在此与众多中国八年制医生、6+3+4学制的最后一届本科六年制毕业医生、5+3+X学制的学生、众多临床一线医生与研究者，以及纯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进行了无界限畅谈。

第一场学术交流由何大一教授与年轻学者展开，会议由复旦大学张文宏教授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张欣欣教授两位既从事科学研究又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生担任主席，由复旦八年制毕业后已升任副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却仍参加急诊三班倒值班的艾静文医生，以及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的赵晓宇博士共同主持。

第二场则是复旦大学标志性的系列学术活动，特别邀请何大一教授与复旦大学杰出校友、西湖大学传染病研究院院长、国际著名病毒免疫学家孙仁教授做主题演讲。

何大一教授作主旨发言

孙仁教授作主旨发言

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不同医学学制背景，在此汇聚一堂，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激烈的思想碰撞中，大家发现学制并非问题的核心，对医学怀有敬畏之心以及对科学充满热爱才是优秀医生成长的关键。

现场及在线的数十万医生学者共同观看了大会的主旨演讲。

一位刚完成5+2+3学制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得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且刚刚进入规培阶段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的林可医生，分享了自己全程参会的感想：

5月7日至5月8日，我有幸参加了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组织的病毒研究与临床转化前沿论坛以及复旦大学谈家桢生命科学讲坛。

在这次论坛上，我得以与众多感染性疾病领域的国际顶尖学者和中国优秀青年学者交流互动：复旦大学医学院应天雷教授深入阐述了闻玉梅院士消除乙肝的“三明治”思想，并研发新型抗体为慢性乙肝治疗带来新技术路径；曾在何大一教授实验室工作、本次大会主要组织者之一的复旦大学生科院王鹏飞教授，长期致力于新冠病毒等病毒中和抗体领域的研究，紧密追踪病毒变异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崔杰教授揭示了古病毒如何影响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如艾滋病病毒HIV）进化的机制，为耗竭病毒储存库开辟了新路径；复旦大学医学院吕鸣芳教授则从AOAH到LPS深入探索脓毒症与炎症的核心机制；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万延民教授在猴痘治疗研究中不断深入，报道了抗猴痘新药研究的全过程，仇超教授则持续关注核苷类似物药物治疗下慢乙肝病毒残留问题，积极探索乙肝功能性治愈新路径。

在主旨论坛上，复旦大学杰出校友、西湖大学感染病研究院院长孙仁教授致力于病毒学与免疫学的交叉研究，通过高通量病毒筛选平台精准定位病毒全基因组功能，助力新型疫苗研发；同时结合免疫组学与蛋白解构技术，建立独特的SLISA检测方法，系统评估病毒感染和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有力推动了肿瘤、自身免疫病及神经免疫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这些基础研究始终紧密聚焦临床痛点，在实验室与病床之间架起了转化的桥梁，生动诠释了“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的科研理念。

何大一教授是本场论坛的焦点。作为一名临床医学生，何大一教授作为临床医生所展开的学术探索之路令我深受启发。何大一教授虽是一名临床医生，却在自己的行医生涯中开启了研究型临床医生的卓越之路。他介绍了过去近五十年内自己在病毒传染性疾病领域的重要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临床实习医生，何大一教授见到了最早一批艾滋病患者。出于医生解决临床问题的本能以及内心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他自此踏上了未来数十年的研究之路。从坚持认定艾滋病由病毒感染引起，到与Dale Kempf等科学家合作成功研发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再到揭示HIV在CD4⁺ T细胞中不断复制并感染新的免疫细胞的体内复制机制，以及发现HIV在大量复制过程中发生突变而产生耐药性。面对这一难题，何大一教授创新性地提出联合用药策略——即“鸡尾酒疗法”，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有效抑制病毒复制，显著降低病毒载量，大幅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为了验证该疗法的长期疗效与安全性，他带领团队开展了严谨的临床试验，经过一整年的仔细研判，最终于1996年温哥华全球艾滋病大会上正式发布研究成果。这项突破性成果将曾被视为“死刑判决”的艾滋病转变为一种可长期管理的慢性疾病，标志着人类在抗击艾滋病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此后，何大一教授并未停下探索的脚步，始终躬耕于HIV疫苗与新药的研发，并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持续探索SARS-CoV-2进化与抗体治疗方法。他分享的1996年艾滋病大会上一位来自赞比亚患者的发言，深深触动了我。这位患者的朴实发言提醒着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尤其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仍有无数艾滋病患者亟需援助与关注。这让我更加坚信，科研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知识的积累与技术的突破，更在于对生命的尊重与守护。

何大一教授报告现场

最后，何大一教授在报告中向青年研究者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凝练了他四十多年科研生涯的智慧结晶：

Curiosity & Passion：保持对生命科学无尽的好奇心，怀揣对科学探索炽热的热情，这是科研道路上最强大的动力源泉；

Serendipity & Preparedness：虽然运气很重要，但机遇往往只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只有时刻做好准备，才能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

Conviction & Risk-taking：坚信自己的观点，勇于挑战未知，迎难而上，方能突破自我，开辟新天地；

Commitment & Excellence：追求卓越，永不妥协，每一次努力都应全力以赴；

Truth & Dogma：警惕“成功经验”的束缚，青年研究者应学会挑战权威，通过独立思考开拓创新；

Could & Should：科研途中要擦亮慧眼，明确重要方向，找到通往成功的关键；

Vision & Action：科研探索中不应空想，也不能盲目冒进，要知行合一。

何大一教授与青年科学家交流

这些建议让我重新思考了临床医生做科研的使命。站在感染性疾病研究的道路上，我们青年研究者不仅肩负着科学探索的责任，更承担着守护生命的使命。临床科研的本质不应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里的发现或论文中的数据，而应扎根于病房的真实世界，回应患者最迫切的健康需求。真正的医学研究从来不是单向的知识输出，而是“实验室数据”与“患者诉求”的双向奔赴，是将每一篇论文都写在病房里、写在每一位患者生命轨迹上的初心与信仰。我们应在领域中深耕，持之以恒地探索其本质；敢于挑战权威，打破思维定式，勇于攻坚克难，从“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做”，构建一条从临床出发、回归临床的研究闭环。如此才能让每一个研究成果回归临床、服务患者，让每一个数据背后的生命获得更有尊严的生存机会，让每一次探索、每一条记录、每一篇论文都成为人类与疾病搏斗的不朽见证，成为我们守护生命的科研初心。

何大一教授与部分青年学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