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了一个“冷门”

徐星 | 口述

张志国 | 编辑

杨玉珍 | 校对 

于洋 | 审核 

纵横杂志 | 来源 

我出生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县城包括一条大街和街道两旁数十所住宅院落，只有麻雀那么大，全县城的人都互相认识，谁家炒个菜，全县人都能闻到香味。我少年时生活在没有污染的天山脚下，能看到雪山、森林，县城旁边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县城的马路虽是沙石土路，但并不感觉脏，环境非常原生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国家对文化、体育建设领域的投入比较大。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一是县城里有很多免费使用的体育设施，可以打篮球、踢足球，放学后我总在这些地方玩得不亦乐乎；二是我生活的小县城和县城里的中小学校有很好的图书馆，我常常去读书。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无论是文学艺术图书还是科普图书我都读。虽然有些书读不懂，但为了满足“阅读饥渴”，我也要读，阅读使我幼小的心灵逐渐萌生了目标和追求。

上初中时，我看了一套丛书，书中介绍了物理学的发展史，包括宇宙是怎么起源的、整个世界是怎么构成的等等。那时我还没有学物理知识，出于兴趣，我开始阅读一些有关物理学史或科学史方面的图书。这些在我心里逐渐埋下了一粒种子：科学研究非常神圣，我想当科学家、当物理学家尤其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对我来说特别伟大，因此我成为一个科学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许多人想不到或者不相信，我在上大学之前从来没听说过古生物学，也没听说过恐龙这个词。回想这段经历非常难忘也很有意思。

1988年，我考上北京大学古生物学专业。当时，我不知道这是研究什么的系，就问我的中学老师：“古生物学专业是什么专业？”中学老师也不知道，他说：“古生物学专业我没听说过，是不是一个新的专业啊？”后来到北大报到时我才知道，古生物学专业是比较古老的学科，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属于基础学科。

◎　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宽容

北京大学的学习环境非常宽松，既包容又开放，不排斥任何东西，这样的学习环境对我以后作研究帮助非常大。这种环境也培养了我科学的思维和方法。1992年，我进入古脊椎所攻读研究生。我的导师是赵喜进研究员。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从赵老师身上我学到了对专业的认知与热爱。我第一次来到研究所，他便问了我几个问题，包括“我们学科里面一些主要的研究者有哪些”。我居然把几个大师的名字都搞混了，当时非常惭愧。但是赵老师一点都没有指责我，还跟我开玩笑说：“我刚进所的时候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我深深感受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宽容。

在赵老师的办公室，我看到书架上密密麻麻摆着几十本小册子，不像正式出版物，我好奇地问：“赵老师，这是什么东西？”他说：“我给你拿下来看一看。”他拿下来几个小册子，一看才知道都是野外笔记，我们行业中称之为“野簿”！一册一册密密麻麻的文字，都是赵老师亲笔记录的珍贵资料。赵老师的字写得很工整。包括在野外研究时发生的很多事情，他都记录得非常清楚和规范。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做科研一点马虎不得，一定要非常认真。

赵老师每天做科学笔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科研就是要很扎实的从一点一滴做起。他用很具体的事情让我意识到科学是什么样的事业，我下定决心：我也要去野外，学习赵老师这种做法。

◎　科研出成果离不开“认真”二字

我在研究所的成长，除了受赵老师影响外，还受到其他老师的影响，其中就有我的博士导师李锦玲研究员。她是一位严谨型学者，与赵老师相比属于两种风格，赵老师有时开个玩笑让学生比较放松，李老师却非常严肃认真，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们读研究生时，哪怕是出现写错标点符号这样的小错误，李老师都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时让我们觉得很尴尬、没有面子。但李老师教育我：“想把科学做好，你就要养成这种良好的习惯！”李老师的教诲在我人生和事业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3 年 1 月 2日，徐星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实验室里测量小盗龙化石

古脊椎所还有很多优秀的老师，如号称“中国龙王”的董枝明先生、老所长老院士张弥曼先生，他们在工作育人中都有各种各样的闪光点，令人钦佩。其实人在成长过程中，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非常重要，环境中各种各样的人会影响你，也许当时意识不到，但是5年、10年、20年以后，你会发现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学到了他们身上的优点。

◎　吃一点干粮干一天

截至今天，我参与命名的恐龙物种超过80个，这在我刚刚入行时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据。应该说，这些是我在新疆、内蒙古、辽宁、山东等地长达30多年野外考察的成果。

2012 年 7 月 19日，徐星（右一）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戈壁沙漠中观察恐龙化石

2005 年 8 月 20日，徐星（右三）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采集恐龙化石

从事古生物学，野外勘察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去野外才能采集到研究用的化石资料、地质学资料。但是野外勘察从古至今都是比较艰苦的。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野外勘察活动是在大学期间。那时我在北大有一个老师叫郝守刚，他带我们去新疆勘查。我们坐了好几天的硬铺火车，然后又开了几天的汽车，才到达野外勘察地点。野外勘察地点条件很差，当时缺乏科研经费，没有办公用车，我们只能住在当地的地质队里面。地质队有一辆大卡车，每天早上顺路将我们捎到要勘察的化石地点附近，我们再徒步走到化石地点，晚上工作结束后我们走回搭车的地方，大卡车再把我们捎回营地。每天我们都在新疆的戈壁沙漠的化石地点勘察，中午饿了就吃一点干粮，吃完继续干。当时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很快就适应了。

◎　我的生日礼物：半拉馒头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在1991年7月28日，这天是我的生日，我自己竟然忘记了，中午开始吃饭时，郝守刚老师把他吃的大馒头掰了一半给我。我当时很惊讶，一人一个馒头，为什么多分我一半馒头？他说：“徐星，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没什么好吃的，你就多吃半拉馒头吧。”我激动得眼泪在眼圈儿直转。今天想起来，依然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当时我们地质人或者古生物学工作者工作的“画面”。

新疆有一个勘察地点，非常炎热，连空气都是热的，在那里待一会儿都难受，但是我们需要待很多天，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除此之外在野外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如我们的队员被蛇和毒虫咬过，有生命危险。我们睡在可以看到满天星斗的野外，每人一个小帐篷，一睡就是好几十天。常年在野外工作，任务是要采集标本、岩石样品，要干很多体力活儿。我当时在野外不慎把腰扭坏了，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直到今天我都是站着办公，腰病20多年了。但是我觉得这些付出是值得的，因为人只有通过努力才会有收获。

2004 年 8 月 19 日，徐星（右一）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同行采集恐龙化石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我们在新疆、内蒙古、辽宁、山东等地发现了大量的保存精美、各种各样的化石，尤其是我研究的恐龙化石。我们出色地完成了科研工作和任务，这些科研成果很多都成了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比如我们研究的一些恐龙物种、得到的科学结论，很多被引用在国内外生物学教材、古生物学教材里，国外也有很多的孩子会读到我们国家出版的关于古生物学知识方面的图书。就像我们小时候读《始祖鸟》，未来可能很多人会读到中国发现了恐龙的新物种，这些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事情。

◎　在“玩笑”中发现珍稀恐龙化石

内蒙古二连浩特号称我国恐龙研究的圣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该地区就发现了很多恐龙化石，包括我们国家最早发现的恐龙蛋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在20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做工作，也发现并命名了一些恐龙的新物种，如内蒙古龙、二连龙。这两种恐龙发现以后，引发了媒体关注。

2004年，中央电视台到二连浩特采访拍摄有关内蒙古龙和二连龙的纪录片，拍摄完后导演提了个要求，让我们假装挖一下化石，复原一下当时挖掘的场景。我们说可以，但真化石已经送回实验室，我们只能做一些挖掘化石的动作。有一个野外队员将自己的帽子扔到了天上，我们说帽子落在哪里就挖掘那里，大家开个玩笑，让这个拍摄变得有趣一些。没想到，当我们在帽子落的地方把岩石打开后，真在下面发现了化石。我们把这些化石拿回实验室修理后，发现竟然是恐龙第三个新物种，是跟采访报道中不一样的恐龙物种。我们高兴地给它取名叫“苏尼特龙”。苏尼特龙属于蜥脚类恐龙（蜥脚类恐龙大多个头特别大，但苏尼特龙体长10米，是蜥脚类恐龙中的侏儒），这是在中央电视台镜头下意外的发现。

2002 年 9 月 15 日，徐星（右一）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五彩湾化石点与导师赵喜进（中）和学生赵祺（左）合影

还有一次，日本电视台听说有这么神奇的故事后，也提出拍摄要求。他们在采访快结束时，也提了跟中央电视台一模一样的要求。我们的野外队员杨战广，他是野外找化石的能手，他说：“在几十米外的河床边，我看到一个碎骨头，从大小看有可能是苏尼特龙，咱们去那里拍吧。”

由于内蒙古地区风化非常严重，所以地表的岩石像土一样，很松软，我们拿刷子把碎骨头上的岩石刷下来，边刷边向日本记者介绍说：“你看我们中国二连浩特的化石资源多么丰富，随便一找就能找到化石。”但是随着越刷越多，我们却发现情况不对，赶紧告诉日本记者，不让他们继续拍摄。因为这些碎骨头化石根本不是苏尼特龙，而是一种新的物种。我们把这些化石重新采集研究，发现它是体型巨大、长得像鸟一样的恐龙，体长有8米，体重大概有几千千克重，这个发现是惊人的，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2007年度世界十大科技发现”之一。

◎　野外勘察危险无处不在

在新疆勘察中，这些看似“好玩”实际危险的故事有很多。我们挖化石会面临很多挑战，化石保存状况复杂，在采集中需要付出很多艰辛的努力。比如，我们在新疆发现了一类化石，这种化石单个就有几千千克重，最重的一块儿达到7000千克，在野外没有吊车，我们只能买一些简单工具（如当地俗称的“吊葫芦”，是一种简单的手动搬运工具）。但在搬运石块中出现了危险，绑化石的钢卡子一下子崩裂，穿过一位野外队员的手掌，当即血从队员的伤口处喷出很高。在勘察中类似的危险场景经常出现。

◎　重大发现：“霸王龙”的牙齿

在新疆，有一个叫余涛的野外队员，他第一次到野外时特别好奇，什么化石都想去看一看。有一天，他突然大老远就向我招手。我跑过去一看，竟是一排很有意思的黑黑的牙齿在山坡上暴露着，当时我的第一念头是这个牙齿可能跟霸王龙有关系（霸王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种恐龙，发现于北美的白垩纪末期，大概6600万年前）。我们工作地点的岩石“年龄”有1.6亿年，要比霸王龙早将近1亿年，如发现跟霸王龙有亲缘关系的化石，将是一个重大发现。

我们把化石采集回来进行清理研究发现，牙齿主人真是霸王龙的祖先！它的头上长了一个像鸡冠一样的骨质冠，我们给它起名叫冠龙。我们惊喜地发现，冠龙是猎食性恐龙，但这个冠非常薄，在攻击其他恐龙时，冠很容易受到伤害。也就是说，冠龙长了一个“危险脆弱”的器官在自己头上。对科学研究来说，这种化石非常珍贵非常有意义。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的古生物科学研究发展非常快，很多研究指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在世界顶级科学刊物《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位列世界前沿，我们作为科技工作者感觉很自豪；从恐龙研究来看，我们已经是世界上发现恐龙物种最多的国家。这些研究成果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影响，现在我们到欧美、非洲、阿根廷考察交流，都受到同行业界的尊重。

回想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刚从事科研工作时还没有互联网，为了解世界科学进展以及别国的科学家在研究什么、研究到什么程度、取得哪些成果，要查看大量的参考文献。记得当时为了找一篇文献，需要先写一封长信给国外的学者发过去。那会儿发一份国际信函是很昂贵的，而且你发出信后人家不一定反馈，所以那时想找到一篇科学文献不仅要花很长时间和很多金钱，最后还不一定能够如愿。虽然这种国际交流很困难，但如果对世界科学进展没有了解，我们在古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将寸步难行。

1994年，互联网正式登陆中国大陆，世界科学研究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年，我在中西公司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自费注册了一个电子邮件账号，通过电话机连到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服务这样就可以寻找到国外相应的学者，给他们发送电子邮件，通过这种方式跟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直接沟通和交流。我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面对世界顶尖的学者，直接跟他们沟通，请教各种疑难问题，包括一些别人看来比较“愚蠢”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世界上从来没有愚蠢的问题，任何问题都是好的问题。与这些专家的沟通和交流对我的成长作用特别大。要发展科技一定要交流、要开放，只有站在世界最先进水平，直接观察世界发展的状况，才可能产出世界上最好的科研成果。我勇敢地走出了科研的第一步。

1994—1996年，有一些优秀的国外科学家访问古脊椎所，由此，我们跟英国、加拿大、美国等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随着我国科研投入的提高与科研环境的优化，我的研究工作步入了正轨。

我发现，以前我们所有的科研活动都是聚集在国内，比如说研究活动在国内、研究成果在国内杂志发表，相对比较封闭。在和国外学者的交流中，我逐渐意识到，基础研究应该走向世界。因此在准备研究生论文的时候，我开始采用当时国际先进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工作。随后，在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我开始准备第一篇在国际上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这篇论文最终于1997年发表于一部用英文出版的论文集中。我的第二篇论文于1998年发表于《自然》杂志，之后的论文也大多发表于国际刊物上。我感觉到，给国外的杂志投稿，通过国际评审，请国外一些好的科学家帮助评审论文，这样才会知道自己的论文在思路、内容以及方法等方面是否科学实用。只有不断通过这样的研究实践，才能慢慢地与国际水平接轨。

2018年，我担任政协委员，这使我的人生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以前我只是单纯地做古生物学基础研究工作，与社会、经济建设联系较少，某种程度上讲是脱离社会的。进入政协后，眼界更为开阔了，我一方面可以跟其他政协委员沟通，另一方面有机会聆听领导同志讲话，还要花很多时间思考问题、撰写提案，为社会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这是无上光荣的责任和义务。

2024 年 4 月 11 日，徐星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实验室中研究恐龙化石

这些年，我对科技领域尤其科技体制改革关注比较多。我做了一些调研，也提了一些提案，都跟科技体制改革相关。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国家面临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把自主创新和科技发展作为核心内容，科技发展是第一要务。对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政协委员来说，尤其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在提案中我建议，应进一步加强软件建设和管理。我们现在有最好的实验室设备，但是在运用这些设备取得成果之后，只有教授、研究员的成绩得到认可，技术辅助人员，即运营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和嘉奖。这方面有欠缺，就会导致运营设备的人员积极性不高、发挥作用有限。我提议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改革，鼓励运营科研设备的技术人员，包括初级、中级、高级工程师更大地发挥作用。把每个科学家以及他的团队工作人员的活力都激发出来，才有可能让科学事业发展起来。同时应鼓励自由竞争。因为科学没有确定性，需要自由思维，不是“看见这么研究，就能得出结果”。回顾科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每一项重大的科技进步都起源于偶然的现象。如新能源、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等，其发展历史，都是起源于偶然的单个人或小企业的行为，慢慢地做成很大规模。我们要想在科学上有真正巨大进步，一定要把每一个科学家那种自由探索的创新意识激发出来。

除了科技领域，我关注比较多的是教育领域，尤其针对素质教育、公平教育等问题。我最近去河北广宗，河北广宗是民盟中央对接的扶贫点。在实地调研中我感觉到，因为广宗的教育条件比较匮乏，国家虽然在很多层面做了很多努力、解决了很多问题，但需要做的工作依然很多。为此，我撰写提案建议：一是尽量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让孩子们在小的时候，有时间思考，知道自己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二是针对目前农村的教育条件、尤其是中西部的教育条件（跟东部差距较大）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实行网络教育、线上教育和人工智能技术。这是未来教育的方向，线上教育可以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很快普及到边远地方，可缓解教育不公问题，让边远地方的学校学生享受到优质的师资。我建议国家组织一批小学、中学、大学的优秀教师，做一些语文、数学、化学等常规课程课件，并分发到全国免费使用；当地再配合举办一些培训，这样能很快让边远地区的孩子聆听到全国最优秀教师的“声音”，达到比较好的教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