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期间生了三个娃，我到底是怎么想的？|《自然》职场

Cecilie Steenbuch Traberg曾担心在读博期间选择生孩子可能会被认为缺乏敬业精神。

原文作者：Cecilie Steenbuch Traberg

原文以I had three children during my PhD: here’s what I learnt标题发表在2024年11月21日《自然》的职业栏目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我坐在教室里，无意中听到身后的同学在讨论研究生阶段生孩子是“职业自杀”。当我站起来，露出我30周的孕肚时，他们震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学术道路通常被定义了一个严格的顺序：先立业，再成家（或者，正如一些科学家父母所说，生一个“终身职位宝宝”）（译注：“终身职位宝宝”指获得终身教职之后再生孩子）。

Cecilie Steenbuch Traberg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她读博期间出生的。来源：Weile’s Foto

但生活并不总是遵循一个整齐的时间表。我丈夫当时是一名生物技术的博士候选人，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这让我们希望尽早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而在2019年，26岁的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计划内的人生节点，虽然它比预期要来得早得多。我当时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四年制的心理学博士，而且才刚开始一周，我的情绪就陷入了混乱。我既欣喜若狂，又充满焦虑；在成为早期职业研究员的同时，我被迫开始思考做母亲的问题。

结果那次怀孕并非唯一一次。在我读博的过程中，我又有两次有意识地选择了这样的旅程。我在2020年6月，也就是进入项目不到一年的时候，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于2022年12月，也就是我博三的时候，而我的第三个儿子在今年3月出生，正值我博士第四年、也是最后一年的中期。

面对评判证明自己选择的合理性

在我的部门里，我认识的教授要么是男性，要么是没有孩子的女性，我担心自己会被贴上“对职业不认真”的标签。尽管我的导师从始至终都支持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他的看法。至少从外界看来，周围的每个人都似乎做出了某种牺牲——无论是推迟生育、同伴侣维持异地关系，还是因为学术要求而放弃发展亲密关系。我担心，有意选择不同的道路会被视为缺乏奉献精神——仿佛我没有决心做出与他人相同的牺牲——所以我有时会让别人误认为我的第一次怀孕是意外。

同事和同行的各种反应凸显了父母在学术界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尤其是在育儿假的方面上。决定是否休假伴随着巨大的压力：你要么失去几个月的研究进展，要么在本应该用于照顾新生儿的假期里坚持工作。

我经常面临几乎不可能的选择。例如，一位图书编辑在我2019年的一次公开演讲时留意到了我，并邀请我为一家出版商主推的学术书籍撰写其中的一章。当时我接受了邀请，以为项目能很快推进，但提案直到四年后才被接受——就在我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前。这让我陷入了艰难的抉择：要么在照顾一个新生儿加上一个年幼的儿子的同时，完成一项复杂的、对职业生涯至关重要的工作；要么放弃一项我已经投入大量精力的机会。

类似的，在我预产期前后，我提交的几篇论文收到了期待已久的修改意见，我不得不在育儿假期间进行大量的论文编辑工作。我的许多项目都涉及编程，在每天只有四个小时的断断续续的睡眠的基础上，我需要抱着一个哭闹的婴儿调试代码，这绝非易事。虽然编辑们给予了有限的延期，但并不能让我实际休满整个育儿假。我甚至在第三次分娩的前两天还在面试博士后和终身教职，当时我身体浮肿，同时承受着产前阵痛。在产后仅两周，我就开始准备讲座演讲和研究报告。我需要在休假结束前找到一个职位，因为我的第三个孩子的预产期与我的博士学位截止日期非常接近。

学术空窗期的隐性代价

育儿假不仅仅是一个短期挑战；休假带来的职业损失可能很难恢复。我很幸运能够休三轮各六个月的育儿假。

专注和新视角

然而，尽管有那些混乱的时刻、不眠之夜和看似不可能兼顾的责任，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生孩子也带来了一种不可否认的美好。为人父母的身份需求迫使我变得高度专注，让我在办公桌前的每一刻都弥足珍贵。

而且，除了提高我的工作效率，我的孩子们还为我的学术之旅带来了深刻的另一个视角。当面对来自期刊、资助委员会或是会议的拒绝时，那种刺痛感会在孩子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中迅速消失。此外，作为一名研究生，尽管压力重重，却拥有在其他人生阶段中少见的时间灵活度。是的，截止日期迫在眉睫，研究要求也很苛刻，但你可以灵活安排一天中分给工作和孩子的时间。这种灵活性让我能够陪伴孩子们生活中那些微小但重要的时刻——在一份标准的朝九晚五工作中，我可能会错过这些时刻。

是时候重新思考了

在研究生期间抚养三个孩子的挑战让我深切体会到，文化和结构上的改变对于支持科研父母至关重要。从结构上讲，学术界需要不再将博士候选人视为“学生”。很少有其他行业以这种方式（学生）标记初级员工——更不用说低薪或对他们施加如此多的限制了。

在我博士生的最后一年，我的资助方开始提供津贴来帮助支付育儿费用——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步伐，但这仍然只是最低要求。资助人需要确保提供包括带薪产假在内的经济支持；没有带薪产假的资助或津贴不该被批准。大学也需要找到办法为研究生补贴研究生的育儿费用。读博的人和博士后不应该把建立家庭的考虑放在应对严峻就业市场并获得终身职位之后。目前只有那些有额外经济或照顾支持的人才能考虑是否要在事业稳定之前生孩子。

归根结底，平衡母亲身份和研究生学习不应该这么难。我们需要确保下一代学者能够同时拥有家庭和充实的学术生涯，而不必觉得自己要牺牲其中一个。我们需要一个完全支持学术父母的制度。受我自己的导师的启发，作为未来的PI，我将致力于让这一变化成为现实。

©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4-038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