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的死结：自由主义的衰落

不过，就现实政治而言，对自由主义的第一个重大挑战来自布尔什维克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兴起远早于一次世界大战。正如拉斯基所言，“在19世纪，对自由主义思想最根本的攻击是社会主义。……这种攻击的本质是起源于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即自由主义理想保证了中产阶级可以彻底地享有特权，却没有解除仍然套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枷锁。” 

很快，苏联的共产主义实验便展示出强大的影响力。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原因。“30年代，就在民主政体几乎毫无希望地对抗经济萧条的同时，俄国的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继续向前发展。”甚至在大萧条时期，“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一片停滞状态的时候，只有苏联，在它的新五年计划之下，工业出现迅猛发展。从1929年—1940年，苏联的工业产量至少翻了三倍。苏联总产量在世界所占的比例已从1929年的5%跃升到1938年的18%，同期，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比例却由59%下降到52%。更令人惊异的是，苏联竟毫无失业现象。”另一方面，苏联共产主义模式所展示的全新的文明模式也对西方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苏维埃共产主义宣称其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并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体制，它由历史决定必然战胜资本主义。”

波兰尼《大转型》

当然，并非所有的西方左翼人士都讴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些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很早便表达了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质疑。卡尔·考茨基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沙皇帝国的语言将列宁的专政描述为“亚洲式的”或“鞑靼式的”。与考茨基相似，“爱德华·伯恩施坦将新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简略地描述为一个‘暴政’。”这些对社会主义专政的批判在欧洲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中获得了广泛的同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接踵而至。1929年美国纽约股市大崩盘引发了全球的连锁反应。短短几年，从1929年到1931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约三分之一，德国也同样如此。“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失业率可谓史无前例，无法想象，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英国和比利时的失业率在22%，瑞典的失业率为24%，美国的失业率为27%，奥地利的失业率为29%，挪威的失业率为31%，丹麦的失业率为32%，德国的失业率更高达44%以上。”

经济大萧条直接刺激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法西斯主义的最早理论阐释者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及其理论家。从严格意义上讲，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后来兴起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并不相同。当然，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它们在许多方面也存在差异。例如，反犹主义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体系中几乎完全不存在，直到1938年才出现。对国家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党指挥国家”，在意大利从未占据绝对支配地位。”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宣称自己是介乎自由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它的重要理论主张是法团主义（corporatism）。法团主义的因素在欧洲有深厚的传统。正如德国著名法律史专家基尔克（Otto von Gierke）所指出的，在近代之前，欧洲社会的基本结构一直是以各种形式的共同体（community）为基础。只是到了近代，“国家的主权和个人的主权”才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从19世纪80年代起，出于对自由主义过分依赖个人主义的不满，一些天主教思想家开始倡导一种基于群体的社会与政治理论，这便是所谓的法团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团主义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所吸收，作为对抗自由主义的理论武器。不仅意大利，法团主义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也有广泛影响。

法西斯主义的法团主义是一种国家法团主义，与一些天主教人士倡导的社会法团主义不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乔万尼·詹蒂利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法西斯主义的核心理念：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理论是基于法团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其国家是极权主义的（totalitarian），强调思想与行动的统一，认定国家只能有一种主义、一个领袖，所有人必须绝对服从领袖。

与自由主义政治相比，法西斯主义和稍后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强调以领袖为首的集权政治，以集权的方式推行经济与社会政策。这种集权模式在短时间内成功结束了意大利和德国的经济与社会动乱，恢复了秩序。这让一些甚至是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对其刮目相看。“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出现的独裁、法西斯和极权政权，不仅源于某些欧洲国家或政党的反常，还源于一种感觉，即自由主义政权越来越无力履行政府职能。因此，雷蒙德·阿隆在他第一次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文章中，反对极权主义，但同时也强调了自由主义政权的弱点及其在确保政府任务得到足够有力执行方面的无能。”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从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失败的角度深刻分析了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原因及其吸引力。他指出，“从实质言之，法西斯主义所扮演的角色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市场体系的状况。”1929年西方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彻底摧毁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在1930年后，市场经济处在普遍的危机之中。在短短数年中，法西斯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力量。”“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意义开始显现是在……1929年之后。此时市场体系的死结变得非常明显。直到当时，法西斯主义还只不过是意大利独裁政权的特征之一，在其他方面这个政府与传统政府并没有多大区别。但这时法西斯主义却作为能够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替代方案出现了。在一场全欧洲范围的革命中，德国起了领头作用，各国法西斯党的结盟为她争夺权力的斗争提供了一种动力机制，并且很快就把五大洲都席卷进来。”

自由民主制度的衰落标志着19世纪文明的衰落。“对于20世纪大灾难年代发生的种种变故，最令19世纪的前朝遗老们震撼的也许是价值观的崩塌与自由文明制度的崩溃。生于19世纪的人---至少是生于19世纪‘先进’或‘进步中’地区的人们，将自由文明的进步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自由文明的价值观不信任独裁与专政，致力于通过自由选举选出政府与议会，实施宪政，主张一套公认的公民权与自由原则，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结社自由。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导下，国家与社会应深知理性、公开辩论、教育、科学的价值以及人类条件的可改良性（虽然不一定是可完美性）。”

现在，面对新的政治经济局势，“自由主义者丧失了他们 19 世纪的先辈所拥有的那种青年时期的自信。他们面临着困惑和失望，这考验着他们的思想，动摇了他们的士气。教育、公民自由和物质进步并未消除偏见、不宽容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嫌恶。国际贸易和金融并未取代战争。失去平衡的市场经济并未自我矫正。”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传统上标榜自由主义的英国和美国也不得不修正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实践。最为明显的是美国罗斯福政府的新政。新政的核心是发挥国家在调节经济方面的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由主义的衰落也在中国思想界得到反映。如前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我国知识界向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最热烈的时期。但这种状况很快便发生了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知识界对西方的态度急剧变化。曾被誉为近代引进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在一战后痛斥西方文明三百年进化，却只落得“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描绘了一战对欧洲生命的摧残和战后百业凋敝的惨状。他将一战的思想渊源追溯到19世纪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对科学的崇拜。他引用一位美国记者的话表达“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在此背景下，西方形形色色的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迅速在中国传播。后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马克思主义。稍后，当欧洲兴起法西斯主义时，法西斯主义集中领导、统一意志的理念也吸引了不少政治力量的关注。

在论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衰落时，不应忘记那段近代历史中罕见的残酷年代。霍布斯·鲍姆在其《极端的年代》中将1914年到1945这31年称作“浩劫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和平民的死亡人数估计为1600万至2000万。法国失去了20%的适龄青年，英国30岁以下有50万人伤亡，德国则损失了13%的适龄人口。即便美国也有11.6万人在战争中伤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更为惨烈，估计有7000万至8500万，这还不包括日本侵华期间中国的伤亡人数，估计为1500万至3500万之间，其中包括约300万中国军人及大量平民。

人类野蛮而残忍地互相残杀不仅导源于“人类自身残酷与暴力……潜在倾向的释放”，更重要的是，由于民族主义所激发的“战争民主化”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总体战”。民族主义致力于将敌人妖魔化，“使敌手们正当地成为可恨的、至少是成为卑鄙的对象。”

只有深切理解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与非人性，理解其对文明的摧毁，才可能理解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为构建新秩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