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序《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

一部全面剖析柳诒徵与南高史学群体的学术著作。以柳诒徵为主线，钩沉师生薪火相传的治史之道，还原南高学派如何在五四浪潮中逆流而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王汎森、李帆、周佳荣、李金强联袂推荐。呈现南高史学家的文化自觉与精神坚守，还原民国史学的完整生态！

《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

著者：区志坚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

出版时间：2025年5月

定价：89元

以史为刃，坚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

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在晚清已有其滥觞，以20世纪初梁启超掀起“史界革命”、倡议“新史学”为里程碑事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北大及中央研究院主导的“以科学整理国故”运动，被视为“新史学”的代表；而持反对论调的学者，则被视为“保守”派，他们在史学界的地位，亦往往为时代所遗忘。

但是历史是一个多层势力竞合的过程，当新派史学盛行之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史学主张存在。其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民国初年一度与北大并称，有“北大南高”之誉，但南高史学系教授柳诒徵(1880—1956)及英文系教员吴宓、梅光迪等人，因反对北大师生胡适、顾颉刚等人的言论，而被人忽略，便是明显的一例。

柳诒徵及其学生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等人，在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在历史地理学、中国文化史、历史教育及中国史学史方面，均各有其独特的成就，且在史学研究日趋专业化的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区书主旨是研究以柳诒徵为首的南高史学工作者，探讨他们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和特色；借此也可见民国初年的史学研究，自史地合一至史地分途，各自独立发展，从而展示这批南高师生自八方聚集至分道扬镳的历程。柳诒徵出身传统经学，他借着对中国文化史及历史事件的研究，表明自己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切爱护，倡导历史撰述要肩负起重建传统文化、礼教伦理的责任。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受到西方的冲击，他以一个时代见证人的身份教写中国文化史，尤具意义。

区书深入地阐发了南高史学的特点。

第一，南高师生受师范教育的影响，注意借史地研究推动道德教化及保存传统文化，从宏观及致用的角度研究史学，努力推动史地学研究及历史地理教育学的发展，同时也重视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有异于北大派“窄而深”的治史观念及方法。

第二，南高史地部师生以学术研究的眼光，来建构和解释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特色，在“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之余，亦冀“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他们推崇中国文化，但并不一定排斥西学。虽然南高史学者注意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以致其史学研究未能朝向专业发展；然而，史地部学生由追随柳诒徵治传统史地学，渐转向史、地二学分途，及兼治中外史学，由此也可见近代史、地学科步向专业分科发展的历程。

第三，对于南高史地部师生创办的学术组织及出版物，柳诒徵担起了领导者的角色。1921年南高文史地部成立的史地研究会，及1930年中大史学系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均以柳氏为指导员；而这些学会的出版物《史地学报》《史学杂志》，也由柳氏任编辑或指导。柳氏更为这些刊物撰写序言或发刊词，树立南高史学“史地通轨”的研究方法及借史学保存文化的研究方向。柳氏虽于1925年离开南高，但得学生张其昀的帮助，以东南大学史学系名义出版《史地学报》，并以东大史学系作为整理文稿的地方，使南高史学不因1925年的东大学潮而中断，柳氏始终是维系南高史学的中心人物。

第四，秉持重视历史“通则”但又兼及“独造”的文化史观。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所提出的通史观念，一方面求人类进化的通则，另一方面求民族“独造之真”。柳氏在该书的“绪论”中指出，历史本是研究因果的学问，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而研究历史，应在于“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世界人类有“共同之轨辙”，也有“特殊之蜕变”，我们应明白世界各国共同的“轨辙”，以“观其通”，同时，也要知道个别地区的文化特色。

第五，主张学习西方的经典及中国经典文化，以中国传统道德为主，吸收西方学问，主要要吸收西方真正的经典道德文化。受美国白璧德思想的影响(“Irving Babbit in China”)，柳诒徵希望在中国建立一种“新古典”文化。在史学研究方面，柳诒徵也受日本东洋史学的影响，缪凤林、陈训慈、向达也提倡西方的兰克、鲁滨孙等人的作品，陈训慈即曾说，“西洋古史之再造，以及古文明之发见，多赖掘地事业之发达。吾国一二出土之物，……已大有助于历史”，可见他们对于当时新兴的考古事业并不采取排斥的态度。

区志坚用力很勤，广泛罗掘各种资料。

首先是利用1921年至1931年由柳诒徵及其学生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等一起出版的学术期刊，如《学衡》(1922—1933年)、《史地学报》(1921—1926年)、《史学与地学》(1926—1928年)及《史学杂志》(1929—1931年)，通过疏理这些刊物的内容，以见南高史学的发展及其观点。

本书又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数据，如《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一览表》《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一览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等；以及相关的校史数据，如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高文史地部第一级会纪念刊》，台北“国史馆”藏《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地理历史选科学生履历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一览表》；还有1949年后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南京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京大学史（1902—1992）》，朱斐编《东南大学史》，朱一雄编《东南大学校史研究》等。

以上数据包括南高、东大史学系的课程、教职员及学生名单，借着南高史学部、东大及中大史学系开设的科目，得见课程与南高史学发展的关系。

学界探讨柳诒徵的史学思想及治史方法，主要根据柳氏的《中国文化史》和《国史要义》，区书更运用了南京图书馆馆藏柳诒徵所撰《东亚各国史》等著作，这本书至今尚未为学界所注意。

在研究缪凤林的治史特色时，他除了引用缪氏编著的《中国通史纲要》及《中国通史要略》，还参阅了台湾省图馆内罗刚纪念馆收藏的《中国礼俗史》一文，以探讨缪氏的礼学思想。论及陈训慈的治史情况时，除了引录陈氏以“陈叔谅”为名出版的《近世欧洲革命史》《世界大战史》，更运用南京图书馆藏本陈训慈所著《西洋通史》等，以见陈氏兼治中外史学的特色。论述张其昀治史地学的特色，多取材自张氏所编的地理教科书。至于郑鹤声的治史方法，除了参阅郑氏编著的《中国史部目录学》及《中国近世史》二书，也引用了上海青年会图书馆所藏郑氏编著的《中国历史教学法》。

我与区志坚教授认识超过二十年，从壮岁起，至今两鬓飞霜，其间讨论、切磋，时而有之。他多年致力于南高史学的研究，书成之后问序于我，爰采撷他书中的若干重点以为序。

王汎森

于南港

柳诒徵出身传统经学，他借着对中国文化史及历史事件的研究，表明自己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切爱护，倡导历史撰述要肩负起重建传统文化、礼教伦理的责任，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受到西方的冲击，他以一个时代见证人的身份教写中国文化史，尤具意义。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

目前学界对于南高“学衡派”已进行过一些综合性的探讨，对于柳诒徵个人的思想、学术也不乏研究，但对于由柳诒徵及其弟子所构成的南高史学群体却相对缺乏深入讨论，尤其是缺乏在“新史学”演进背景下及与北大史学相比较视野下的具体研讨，本书恰是在这方面多所用力之作，从而弥补了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帆

南高学者文史兼容、史地并重，由中国史至西洋史均见措意，又以成立学会和出版刊物互相配合，于治史方法和学术观点上都彰显其特色。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南高学者大体上站于北大学者的对立面，但既以“北大南高”并称，个人认为，时人对于南高是认同其重要地位的。北大学术与南高学术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学术的一体两面，忽视南高，对于五四新文化尤其是“新史学”的认识就显得不够全面和深入了。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新亚研究所教务长周佳荣

就南高而言，由源起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演变而成东南大学，以至中央大学，其所创建的史学风气，主张绍继传统，吸纳西学，以会通中西文化为其治史特色，此即志坚博士新书所研究者。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李金强

本书亮点

1.一部全面剖析柳诒徵与南高史学群体的学术著作。王汎森、李帆、周佳荣、李金强联袂推荐。

2.深度挖掘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为南高史学研究开拓全新视野。本书既聚焦柳诒徵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解析其“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的史学要义；亦分析其弟子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等人的学术传承与创新，以“新史学”演进为背景，在与北大史学相比较的视野下解读南高学派，展现出南高的史学特色。

3.全面解析南高史学刊物，书刊、档案多重互证，诠释南高史学丰富内涵。本书详细解析《学衡》《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等南高师生共创刊物，同时结合《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东亚各国史》等柳氏及其弟子之著作，辅以档案、校史资料等，全方位呈现南高史学研究者的观点。

4.以校史为钥，梳理南高史学发展脉络。全书以柳诒徵执教南高文史地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史学系的历程为主线，结合南高各时期课程设置、院系划分和教学特点，清晰呈现南高史学风尚孕育、成长、以致史地分途的过程，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南高史学发展脉络。

5.南高史学的坚守与融通，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启示。柳诒徵及其弟子以传统经学为根，既守护“礼”之文化命脉，又倡言“融化世界新知”，在全新思潮冲击下以文化自信和包容胸怀积极应对变化。既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守正创新的启示，亦为一个民族如何看待本土文化与世界思潮提供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