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捞瓷的收藏和鉴赏》第一章-海捞瓷和外销瓷（3）

《海捞瓷的收藏和鉴赏》第一章-海捞瓷和外销瓷（3）

陈逸民  陈莺

元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官方垄断，但商品的出口仍然如火如荼。元代统治者充分认识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由于元代疆域的广大，陆上的贸易从北京可以直达巴格达，而海上的贸易也可以从福建的泉州到达波斯湾地区。现在保存于土耳其博物馆和伊朗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就是那时运抵西亚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显然是适应阿拉伯或波斯地区社会生活的需要（图1-3波斯的青花盘）。现在我国收藏界和文博界争论不休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问题，也许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元代海捞瓷的官方发现。历史会宠信伟大复兴中的文明古国，2010年5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在西沙群岛永乐环礁调查，惊喜地发现了一处元青花沉船遗址，出水了180件珍贵的元青花瓷片。这是我国水下考古22年来首次发现元青花。而考古队的这次发现是根据渔民提供线索才找寻到的。遗憾的是这个遗址明显被渔民盗捞过，遗址表面散布圆形和不规则形盗坑，深约0.5米至1米左右，显然是小艇螺旋桨吹打所致，海床翻动较大，表面散落元代德化窑瓷器、景德镇窑卵白釉瓷器和青花残片，及龙泉窑青釉瓷器。遗物分布较密集，采集到的瓷器有青花、青瓷、白瓷、酱釉等，年代有元、明两个时期。其中出水的元青花瓷片，考古队认为其风格特征与元代集宁路等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基本一致，所以这些在西沙出水的元青花也应该是景德镇窑烧制的元青花瓷器。

出水的实物佐证了元青花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口商品，下面的公文也可见元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而元人汪大渊也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我国陶瓷外销至琉球、爪哇和天竺等地的情况。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元代瓷器的外销和青花瓷器的生产规模不大的观点，既不符合文献记载，也不符合出水的记录，更不符合土耳其和伊朗存世的元青花瓷器现状。可以期待的是，随着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壮大，一定会有更多的元青花瓷器出水，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元青花之谜。

明代对海洋的感情是复杂的。尽管至今不能完全解释永乐皇帝命令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但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当看到现在保存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郑和从西洋带回的一件金锭（图1-4郑和金锭），上面的铭文明确写道“永乐十七年四月 日 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五十两重”，就可以知道明初对外贸易的规模和成就。遗憾的是，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没有演变成实实在在的商业活动或者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使得中国货物的输出还不能成为有组织的官方行动。这样，明代首都的北迁和倭寇的骚扰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一直刺激着民间瓷器的出口，官方的禁止或开放，使得这种贸易或者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走私的方式连绵不断地进行着，其规模之大，使得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欧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的瓷器（图1-5十六世纪青花缠枝番莲纹执壶），下面的记载可见这种官方和民间贸易的盛况。

1-5十六世纪青花缠枝番莲纹执壶

据《明史》记载：

1374年（洪武七年）始以陶器送给琉球国，还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

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遣使到阿拉伯，送给他们王公大臣以鹰花绫、文锦和瓷器。

1524年（嘉靖三年），帝朱厚聪酌量送给波斯失刺思部 瓷器等物。

这是官方的赏赐记载。而民间的贸易数量更是惊人。

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装走9227件瓷器，1612年运走38641件瓷器，1636年六只商船装走259380件瓷器，1637年装走21万件，1639年装走件数达到366000件。统计从1602年到1657年，运往荷兰瓷器的总量，约在300万件以上（图1-6外销的明万历景德镇窑青花龙凤纹环耳瓶）。

1-6外销的明万历景德镇窑青花龙凤纹环耳瓶

这仅仅是东印度公司运往荷兰一国的中国瓷器数量，再来看看日本和我国的瓷器贸易，仅举一例就可以明白出口的数量。1635年8月下半月，从我国台湾装运了4船瓷器到日本，数量有135005件之多。

由此可见，在明代，瓷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十七世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万件之多，这个明末清初的年代，瓷器的输出形成了一个U形的曲线，从明代晚期的高潮，明清之际的低谷，再至清初的大量输出，使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上声誉雀起。据T·佛尔克先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当然，进行中国陶瓷出口贸易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因此，十七世纪中国陶瓷出口的数量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现在，许多人都会津津乐道清代的康、雍、乾盛世，其实，这个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室，却缺乏世界性的战略眼光，康熙23年后的长期海禁，不禁制止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更使我国封建的社会形态得以苟延殘喘，只等鸦片战争的大炮来轰开中国的大门，才使海外贸易在被动的情况下开展。实际上，清初我国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图1-7约1760-1765年间中国青花花卉树石纹碟青花字母标记款，荷兰格罗宁博物馆捐赠），这不仅从出水的清初瓷器可以证实这种民间的瓷器贸易，也可以从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荷兰收藏家倪汉克先生捐赠的外销瓷器展上，得到证实，他所捐赠的96件明清外销瓷中，康熙青花瓷器就占一半左右。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这种势头被中断了，虽然民间的瓷器贸易还在俏俏地进行，但已经不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这种情况不仅减少了清廷的财政收入，也阻止了我国的对外交流，使我国丧失了一个追赶世界先进潮流的时机。清代中晚期，被迫开放的我国对外贸易，虽然还有着大量瓷器的出口（1-8十九世纪景德镇宾青花西厢人物故事图盘），但作为我国主要出口商品的瓷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外泄，我国瓷器生产也已经走入下坡路，所以，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8十九世纪景德镇宾青花西厢人物故事图盘

简单回顾我国瓷器的外销历史，就可以明白，从汉至清，我国有数次陶瓷外销的高潮，当中华文明以陶瓷为载体，冲击着西方社会的生活习俗和审美取向时，变化无常的波塞冬却经常吞噬着这些人类文明的结晶，我国外销的陶瓷以数十亿计，在航行于我国南海、黄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只要有万分之一因战争或自然的因素沉没海底，累计的数量就是十分惊人，所以说，海底的陶瓷不仅会出现我们没有发现过的古代陶瓷器皿和古代陶瓷品种，还可能发现人类社会的许多难解之谜，它们的发现，完全可能改写中国陶瓷史，使中国陶瓷史更为全面更为完整，也有可能对人类文明的历史增添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