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亚斯：中世纪及现代早期英国的民间足球

被称为“足球”（football）的球类比赛，在英文资料中能够找到的合理可靠的参考资料是从大约14 世纪开始的。但名称一致，并不能代表比赛本身也是一致的。我们对这种比赛的进行方式的所有了解，都指向了一种类型迥然不同的比赛。在中世纪的英文资料中，与足球有关的大多数参考资料，或者来自在国王及市政权威当局的法令之中对这项比赛的官方禁令，或者来自起诉因参与这种比赛而违反官方禁令的那些人的法庭案件报告。没有什么能比国家及地方权威持续但总体上显然相当不成功的压制这种比赛的企图，更能说明当时以足球的名义进行的比赛是什么样子。它应该是一种狂野的比赛，符合那个时代的人的性情。当权者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这块土地上的和平，但他们对此无可奈何。这对勾勒出国家及地方权威当局相对普通市民而言的位置差异非常有启发。最重要的是可以勾勒出，就执行法律的社会机器的有效性而言，中世纪国家相对于现代国家的差异。

对这项比赛最早的禁令之一出现在1314 年的伦敦，是由市长以国王爱德华二世的名义发布的公告。内容如下：

为维护和平而发布的公告……鉴于吾主吾王正要前往苏格兰地区，与他的敌人作战，特别命令我们严格维护他的和平……然而，城市里有各种喧嚣，在公共场地进行的大规模足球活动造成了某种骚动，其中许多罪恶很可能会出现，这些是上帝禁止的。我们，以吾王的名义命令，禁止这类比赛今后在城市范围内进行，违者将受牢狱之苦。

在1365 年国王爱德华三世给伦敦市治安官员的命令中，也可以看到当权者是如何强烈地反对这些不受约束的消遣。很明显，在当权者看来，这些消遣就是浪费时间，也是对和平的威胁，而当权者希望引导人们将精力投入到他们认为更有用的事务中。他们希望训练人们使用武器，而不是沉溺于这些不受约束的比赛。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很明显地更喜欢他们的比赛，而不是军事训练：

伦敦的治安官员们：公告命令晓喻周知。这座城市里每个身体健全的人，在节假日，当他有闲暇进行体育运动时，应当使用弓箭或弹丸弩箭……禁止他们进行石头、木棍、木环的投掷，还有手球、足球……或者其他徒劳无价值的比赛，违者监禁。王国诸人，贵族和平民，在此之前曾经在他们的体育运动中练习使用弓箭、弩箭这些技艺，那时在上帝的帮助下，荣耀降临王国，协助国王在战争中获胜。现在这些技艺几乎被完全废弃，人们忙于前述比赛，还有其他不诚实的、病态的、散漫的比赛，因此王国很可能会缺乏弓箭手。

尽管传统的球类比赛狂野且暴乱，但人们喜欢它们。人们与官方就这些消遣进行的拔河断断续续持续了几个世纪。官方反对这些体育运动的理由各有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危害公共秩序，以及构成了与练习弓箭的军事训练的竞争。

从下面这个精选的列表可以看出这类法令出现的频率。这些法令的反复出现表明：在英国社会发展的那个阶段，官方处于相对无权的状态，他们不能对我们今天可能会称为一种形式的“越轨行为”（deviant behaviour）长久地贯彻司法禁令。通过将“越轨行为”这个术语用于不同时代对法律的违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社会学意义来说，这个概念是相当不准确的。特殊类型的违法行为反复出现，与其说是个人意外的或任性的失败，不如说是社会的无能。因为这个社会已经组成了国家，以便将个人需求疏导至合适的渠道，确保其对社会而言是可容忍的，而同时对个人而言是满意的。

尽管这种比赛对官方来说近似反社会行为，但几个世纪里，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足球一直是人们喜欢的消遣：人们踢足球自娱自乐，可能骨折、流鼻血，也可能没有。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国家机关在对这些禁令的执行上相当初步，跟他们找到同样可以满足公民们休闲需求的另一个出口的能力一样。有些人因为参与这些暴乱的比赛而被罚款，或者被关进监狱。也许这种习俗在某地消失了一段时间，那么它一定会在其他地方继续。这种令人兴奋的比赛本身并没有消亡。

我们还有许多针对违反禁令者的法庭案件记录。1576 年到1581 年间的记录中，有两份足以显示在这段时期，人们踢足球是多么频繁。尽管很不幸，这些记录并不能展示比赛的细节：

在所述日期，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路斯利浦，亚瑟·雷纳德斯，农夫，（与另外五人）都来自前面提到的路斯利浦；沃克斯布里奇的托马斯·达西，自耕农，（与另外七人，其中四人是农夫、一人是裁缝、一人是马具匠人，还有一个自耕农）都来自前面提到的沃克斯布里奇。他们非法地聚集了一百多位不知姓名的恶人，进行了一种被称为“足球”的非法比赛。因为这场非法的比赛，他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斗殴，很可能因此导致了凶杀及严重事故。

验尸官的查验——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南米姆斯进行了尸检，自耕农罗杰·路德福德躺在地上，已经死亡。陪审团裁定：尼古拉斯·马丁和理查德·特维，都是南米姆斯人，自耕农，在本月三日下午三点与四点之间，与其他人在南米姆斯被称为埃文塞斯球场的地方踢足球。据称，罗杰·路德福德和一个名叫西蒙·马尔塔斯的人，也是前述教区的人，自耕农，一起来到球场。罗杰·路德福德大喊大叫，跳过栅栏，喊着尼古拉斯·马丁的名字，后者回应说你行你来。于是罗杰·路德福德冲着球跑了过去，打算踢一脚。当时尼古拉斯·马丁以右小臂，理查德·特维以左小臂，从身体正面打了罗杰·路德福德一拳，打在胸部下方。这一致命的击打和震荡，导致他在一刻钟内死亡。尼古拉斯和理查德用这种方式邪恶地杀害了罗杰·路德福德。

还有一些记录展示了沉溺于暴力习俗的人们与试图控制或改变他们的官方之间的拉锯。正如一份日期为1540 年1 月10 日、由切斯特市的市长及市政委员会签署的文件提到：当地有一个习俗，在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鞋匠要与布料商进行一场比赛，踢“一个皮革做的球，叫作足球”。市长及市政委员会措辞强硬，反对这些有“邪恶倾向的人”，他们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不便”。市长及市政委员会试图用由市长监管的竞走运动来取而代之，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成功了。

1608 年，曼彻斯特颁布了禁止足球的法令，而且几乎就是字面意义上地每年重复一次。这里显示了与前面完全一样的画面。我们从中可以读到：“一群粗野、不守秩序的人不合法地在大街上玩耍足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法令中提到他们打碎了大量的窗户，给其他居民造成了多么重大的损失，还有很多“罪大恶极”的行为。

再增加一个与足球无关的例子，这可能会有助于说明，一般而言，在中世纪的英国，约束很松懈，人们相对来说非常地自在。相应地，对于人们在自己的国家或城镇里相互使用暴力的约束也很松：

1339 年，国王计划外出。他向伦敦市长、市政官及市政厅颁发了一道命令：在他不在伦敦期间，要维护城市的和平。国王赋予他们权力，对任何危害并扰乱伦敦和平的人，立即给予应有的惩罚。国王离开后不久，皮革商与鱼商之间的一场比赛，以血腥的街头冲突告终。市长与官员赶往骚乱地点，抓捕了几个扰乱和平的人，这是他们的职责；但是，托马斯·霍恩萨德和约翰·勒布鲁勒，还有他们的一些同谋，反抗地方官员的搜捕，他们不仅解救了作乱者，托马斯还拔出剑，暴力袭击了市长安德鲁·奥布里，试图推翻市长；在此期间，前面提到的约翰还重伤了一位市政官员。经过一番搏斗，他们被抓获，并立即被送往市政厅。在那里，他们在市长及市议员面前被起诉并受审，他们各自认罪，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送往西齐普，即齐普赛德街，并在那里被斩首。对在那些日子里维护城市内部的和平并防止如此频繁的骚乱及暴行来说，市长的最高权威是非常恰当的……国王对此也非常满意。在日期标注为6 月8 日、由爱德华三世在伦敦塔签署的第十五号敕令中，他不仅宽宥了市长对前述人员实施斩首，而且也批准并确认了这种做法。

英国中世纪的编年史，和其他中世纪社会的编年史一样，描述了许多类似的场景。如果不提及非制度化暴力在中世纪爆发的频率，人们就不能理解足球是一种更制度化的形式。地方群体之间的半制度化争斗，被安排在一年中的特定日期，特别是圣徒纪念日和神圣日，这是中世纪社会生活传统模式的正常组成部分。踢足球是组织这种争斗的一种方式。事实上，这也是这些传统社会正常的年度仪式之一。记住这种制度有助于我们从更好的视角来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在那个时代，足球及其他类似的交锋不是简单的偶然争执。它们组成了一种平衡型的休闲活动，这些活动深度交织在社会的经纬之中。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有些不协调：年复一年，人们在圣徒纪念日及神圣日进行这种争斗。在文明化过程的一个不同阶段，我们的祖先显然将此作为相当令人享受的安排。

今天人们忧心忡忡于大城镇生活中令人不愉快的一面，还有生活在大众社会中的种种不利；偶尔会怀旧地回顾大多数人生活在小社区的那些时代，这些社区在特征及社会结构上与我们所说的大村庄或小镇很相似。当然会有一些例外，伦敦可能是最突出的例子。但是，即使在社会学的研究文献中，也长期存在关于这些“传统”或“民间”社会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观念；根据这种观念，这些社会弥漫着强大的“团结”感。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事实上人们也往往认为，与我们自己的社会相比，这些社会内部的紧张及冲突不那么强烈，更为和谐。使用这些范畴是很困难的，并不是因为这些范畴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将所有这些一般术语如“团结”（solidarity）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会很容易误导读者。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看起来不相容的各种制度类型及行为类型，对习惯于在另一个不同类型的社会之中生活的人们而言，绝非总是同样不相容的。因此，当我们将我们的语言应用于其他社会时，会反映出区别，进而并不适用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其他社会。“团结”这个术语，在我们这里会唤起长久统一、友善且没有纷争等印象。正如就这一主题进行写作的一位作者写道：“当他们彼此密切地交流时，（民间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要求得到所有其他人的同情。”实际上，人们在传统社会中经常能够观察到强烈且自发的“伙伴情感”（fellow feeling）这类表达。但我们可以概念化为“强烈团结”（strong solidarity）的这类表达，与同样强烈且自发的敌意及仇恨是完全兼容的。真正有特色的是，至少在中世纪的传统农民社会中，当时人们的感受波动要大得多，一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也因之相对不稳定得多。因为内在约束的稳定性较差，激情的力量，也就是情感行动的热情及自发性，在善良与乐于助人，和不友善、冷酷与伺机伤人两方面都表现明显。这就是为什么将诸如“团结”“密切”“伙伴情感”以及其他类似的术语，用于描述前工业化民间社会的属性，是相当不恰当的。它们只展示了图像的一个方面。

甚至许多传统制度就是我们意义上的“两面派”。它们允许“密切的整体”及“团结”这类表达，也允许“密切且强烈的敌意”这类表达，但丝毫不会带来这样的印象：参与者自己在这些波动中看到了任何矛盾或不相容的东西。

忏悔星期二的足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是邻近群体之间的仪式化行动，而且按照我们的观念是相当野蛮的斗殴，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在充满情感的活动之间具有相容性，尽管根据当下的标准，这些情感活动似乎是不相容的。正如我们看到的，世俗权威从很早就开始试图压制这些暴乱的争斗比赛，并持续了很长时间，但都没有成功。如果在这些习俗中只看到了我们意义上的“比赛”，就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习俗强大的生存力量。中世纪的足球构成了一种传统仪式的一部分。它是属于忏悔星期二的庆典，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教会庆典，与圣人日及神圣日的整个周期紧密相连。就这方面而言，对我们来说几乎是自明的一种分化，即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之间存在的分化，在中世纪社会还没有达到与当代社会相同的程度。偶尔会看到这样的说法：中世纪的人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沉浸于宗教之中”。同一个作者甚至走得更远，认为人们可以使用“神圣社会”（sacred society）这个术语来表达“民间社会的本质”。这类陈述很容易使人们认为，这些社会中的每件事都具有今天教会服务之中普遍存在的特征：真诚与高度的纪律严明。但真相是，与今天相比，在中世纪，即使是教会服务也经常是更嘈杂、不那么纪律化且不那么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另一方面，更好也更糟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较大范围内充斥着对上帝、魔鬼以及他们的各种助手的信仰，包括圣人、恶魔、各种精灵，好的或坏的；人们希望通过各种形式的祈祷，还有白巫术或黑巫术来影响他们。就这个领域而言，在我们看来是排他选择的“宗教的”或“世俗的”等抽象术语的使用，也阻碍了对某些类型的生活的理解，这些生活可能不符合我们在制度上及概念上对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进行区分的标准。如果一定要用我们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较低的分化程度，那就只能说：与当代社会相比，在中世纪的民间社会中，世俗活动更具宗教性，宗教活动也更具世俗性。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中世纪的足球民间比赛。它反映出了更紧密团结的可能性，也反映出了冲突及纠纷的可能性。邻近社区、地方行会，还有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年轻的已婚男性群体和更年轻的未婚男性团体，他们之间的摩擦往往是很常见的。当然，如果情绪高涨，他们随时都可能引发公开争斗。与我们的社会不同，在中世纪社会中存在一些传统场合，在这些场合中，一个社区内部的群体之间，或者邻近的村庄社区之间的这类紧张关系，会以争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这种争斗形式得到了传统的准许，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得到了教会及地方行政官员的准许。那些古老的记载一再展示出地方群体代表之间的争斗，有或没有足球，这种争斗组成了一年一度的仪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这些群体的年轻成员热衷于争斗，若非紧张提前爆发，他们都会怀着令人愉悦的期待等候忏悔星期二的到来，或者是一年中任何一天的到来，而这一天就是为这样一种公共交锋而安排的。在这个时期，足球比赛为地方群体之间存在的紧张提供了一个出口。比赛成为传统仪式一部分的事实并不能防止一方或另一方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扭曲这个传统，尤其是当他们渴望与对手对抗时。举例来说，在1579 年，一群剑桥学生依照传统去切斯特顿的村庄踢“足球”。我们可以得知，他们非常和平地到了那里，没有带任何武器，但切斯特顿的镇民们在教堂的门廊里偷偷藏了一些木棍。比赛开始后，切斯特顿的镇民们挑起了与学生的争端，拿出木棍砸在学生头上，狠狠地打了他们一顿。学生们为了逃走，只好跑着过了河。一些学生要求切斯特顿的治安官出面维持“女王的和平”，但治安官是反对学生的人之一，并指责学生先破坏了和平。

这个例子很好地展示出足球被当作偿还旧账机会的方式。传统、规则和仪式等词语很容易让人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图像—管制型的制度以相当严格且非个人的方式运作，因为这就是这些词语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内涵。但如果有人使用相同的词来指称中世纪社会，那么就一定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所说的管制型的制度，包括我们所说的“传统”，尽管那时的人们比我们现在更坚定地依附于这些制度，与此同时，这些制度在它们的实际运作中也更依赖于人们多变的个人感受以及一时的激情。这能帮助我们理解，中世纪英国人年复一年以传统的方式进行他们忏悔星期二比赛之时非同寻常的坚韧，不管国王的命令以及地方行政官员对他们的抨击；同时，他们在他们感受高涨之时，也有能力打破传统惯例，也能够像切斯特顿那样耍一两个把戏来对付他们的对手。

一份日期为1533 年、来自多塞特郡的科夫堡的报告，更详细地展示了足球比赛之中所体现的一些民间仪式。一家名为弗里曼大理石人或采石者的商行每年都会进行足球比赛，将其作为忏悔节一系列庆典的一部分。首先是从职员中进行选拔，然后会培训一些学徒。商行里每一位在前一年结婚的成员都支付了一笔“婚姻先令”，这样，他的妻子就有权利在他去世之后让学徒为她工作。然而，最后一个结婚的人不用付“婚姻先令”。作为替代，他必须提供一个足球。那么，在忏悔星期二之后的第一天，也就是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足球被带到当地领主那里，还要付给领主一磅胡椒，这是这家商行为了获得一种古老的通行权而付出的习俗款项。当作为礼物的胡椒被送达，足球比赛就会在这家商行声称具有权利的场地上开始。很多例子都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狂野且暴乱的传统比赛，同时也是庄严仪式的一部分，这没有任何不协调之处。正式的庄严仪式与喧嚣的庆祝活动通常是自然而然地相互渗透的。

《追寻兴奋：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与休闲》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英]埃里克·邓宁 著 

何江穗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4月出版

“百科全书式”大师，20世纪无可替代的文明勘察者

以历史视野诊断社会科学，重释文明与现代

直面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情感和权力，观照人的境况

以运动和休闲为窗，审视人类文明化过程

体育社会学奠基之作，中文版首次面世

体育运动是现代社会的新兴现象，还是古代竞技的延伸或复兴？

从古希腊罗马竞技、中世纪民间比赛再到现代体育运动，暴力是否一直如影随形？

曾经血腥的赛事又是如何不断被规范化甚至娱乐化？

人们为何、又如何在体育运动和休闲中追寻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