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

巴人进入湘西北的历史事实也有间接的与直接的，直接的明说出巴人，间接的则暗示着巴人，须待分析以后，才能肯定下来。先说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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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与鄂、湘、川交界地区的土家族老人

巴子国的疆域，据《华阳国志》，是，“东至鱼复，西至燃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我们已在上文一度征引并讨论过了。我们也曾说到，就南面的疆界论，“黔”字是欠清楚的，暂且没有管所以欠清楚的原因何在。

但《华阳国志》的作者，在《巴志》的下文里，对“黔”字是更清楚的提到了的。讲到巴国的灭亡，他说：

周填（靓）王五年（公元前一一六，亦即秦惠文土后元九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使蜀，灭之。仪贪巴道之富，因（亦）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司马错自巴涪水取废於之地为黔中郡。

由此可知“南极黔济”之“黔”就是黔中郡之“黔”。《晋书》（卷一二〇，《李特传》），在和《后汉书》同样的说完虞君起源的故事以后，说：

……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

称为黔中郡的那块地方，由此看来，名义上虽为楚境，实际上是巴人的土地无疑了。秦灭蜀与巴，拿两国的土地一起设立了四个郡：蜀郡之地原是蜀人的，今川西；巴郡之地是巴人的，今川东；汉中之地是蜀人与巴人分有的，今陕西西南与四川接界的地带；这些都不成问题。但巴人原有的黔中之地又在哪里呢?

司马错是从“巴涪水取商於之地”，然后以此商於之地立为黔中郡的。所谓巴涪水，可以无疑的是今日川东南长江的支流黔江，也就是今贵州的乌江下流。《元和志》(卷二〇)《黔州》下说：“巴江水，名涪陵江”，涪陵江就是黔江。“巴”“涪”二字并称，用意大概是在把这条“涪水”从川西北的另一条同名的水分别开来，以免相混。“商於”又是什么地方呢?一般的了解足今河南西南境内乡淅川一带，在当时显然与巴人还不相干；至于南北朝年间，这一带曾经是巴人散布的重要地区，那完全是另一问题。并且，在地理上，川东南与豫西南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商於之地原在秦楚之间，是秦楚交涉的题目之一，当时张仪亦曾经办过这  笔交涉，所以常璩有可能把它牵混在一起了。但“黔中”之地应该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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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家族分布与1956年潘光旦“土家”考察路线示意图

秦黔中郡的地域范围，史书上并无明文记载。但我们知道，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汉承秦后，除名称与郡治有所变动而外，境界是照旧的。武陵郡的范围是在《汉书》（《前》，卷二八上；《后》，卷三二）有记载的，大略的说，就是今黔阳以北、洞庭湖以西的整片湘西北地面，再加上今湖北的枝江和川东南的酉阳等小块土地。《元和志》（卷三〇 ） 说：“秦汉黔所理是今辰、锦、叙、奖、溪、澧、朗、施等州”。这是唐代的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按照着同样的次序，是沅陵、麻阳、黔阳、芷江、龙山、澧县、常德、恩施等县境及其中间地区的总和。这和两《汉书》所叙武陵郡的范围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枝江与恩施之间，东西有些出入而已。秦灭巴，而也“灭”到了这块上地，足证这块土地当时是属于巴人的，既属于巴人，便不可能没有巴人的聚落。承认这一点，就承认了战国末年前后湘西北早已有了巴人。

至于司马错是不是真正的包抄到了这片巴人的土地、那也是有肯定的证明的。《明一统志》（卷六四，《常德府》下）说：“秦使（司马）错与张若伐楚黔中，相对各筑一垒，以扼五溪咽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〇）也说武陵县临沅古城辖境内有张若城与司马错城。但地志书前后因袭，这种古迹的记录怕也只是“故老相传”吧。这还不至于。唐诗人刘禹锡谪朗州时，有《登司马错古城》诗，并且自注着说：“秦昭王命错征五溪蛮，城在武陵沅江南”（《全唐诗》本，卷二）。武陵、临沅、朗州，都是今常德的旧称。刘禹锡既攀登过，说明这个故城至迟到唐代还存在，而当初司马错确乎是侵略到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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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初湖北来凤县土家人赶场时的热闹景象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摄影/张祖道

巴人进入湘西北原是一个历史事实，但似乎必须经过这样一番转弯抹角的说明，才算清楚。也必须这样说明以后，我们才充分的理解到，常璩的话，“南极黔涪”之“黔”指的就是后来的黔中郡。黔与涪并提，说明川东南与湘西北都是巴国的南境。然则湘西北在巴国未亡以前，早就是巴人聚居之地，常氏的《巴志》早就明白说出了。

一个原本明显的史实，何以会变成模糊而终于被遗忘了呢?湘西北原是巴土，湘西北必有巴人，何以会变成“或曰”与“故老相传”了呢?我们试加推测，认为有好几个原因。史地文献动称这一带为“楚黔中地”，即如上引的《明一统志》就这样说，既是楚地，便像与巴人无干了。此其一。《后汉书》既儱侗的把“武陵蛮”说成槃瓠之种，又同样儱侗的把“巴郡、南郡蛮”说成廪君之种，机械的划分了这两大族类的散布区域，把行政区域与少数民族成分分布的区域等同了起来，于是后来读史与作史的人便认为只有巴郡与南郡才有巴人，武陵郡便没有了，武陵郡既没有，则其前身的黔中郡也就不可能有了，驯至黔中原属巴地这一事实，也不再有人道及。此其二。常璩自己也不免有些责任。他说巴国 “东至鱼复”，这等于说“东以捍关与楚为界”，从表面的政治疆域立论，这并没有错，但只是这么说，而于当时巴人散布的形势，一无说明，则势必给读者一个印象：鄂西虽为巴人发源之地，全春秋战国期间，由于楚人的西进，鄂西已不再有巴人，鄂西既没有，湘西更不在话下了。鄂西湘西，名义上既同属楚境，而常璩一面把鄂西划出巴外，一面却把黔中划入巴内，也显然是一个无以自解的矛盾。此其二。其实当时楚人的压力至多只能把一部分鄂西的巴人赶到捍关以西，留在鄂西湘西北以及由于同样的压力，陆续向湘西北退避的巴人，为数决不在少。据上节所引向王的传说，当时退入湘西的人数可能比退入川东的还多，是一个十与六之比。《后汉书》的“南郡蛮”就是一直留在鄂西的巴人，而“武陵蛮”的主要成分，依照这样一个分析，也就不可能不是巴人了。

 这就引进到了我们要说的直接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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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城  摄影/黄庭波

《三国志·吴志》（卷一〇）《黄盖传》说：

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率礼请见。郡境遂清。

李吉甫、晏殊、王应麟等唐宋的史地作家，居然都没有看到这一笔史料，而一凭传说讲话，是值得惊奇的。这里说到“巴、醴、由、诞”，四字不成一个句子，而是四个族类的名称，是显而易见的。醴，大概就是后来历史上所称的俚人，是接近于“獠”的一个族类。由，是今日的瑶人。诞，就是《淮南子》（《说林》）的“但”，后来的“翌”，即今日的疍民，巴，列在第一，可能是四者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而领导着这次反抗运动的族类。这和我们上文的讨论与后来巴人的发展形势都是相符合的。

三国以后，湘西北有没有巴人了呢?当然有。一个族类的人地关系，不可能是飘忽无定或昙花一现的，就一片广大地区来说，游牧的族类犹且如此，何况巴人不以游牧为生的呢。两晋南北朝诸史里，这方面的材料并不缺乏，只是一般的不以“巴”字出现，而以“蛮”字罢了；我们在上文论“土家”不是“獠”时，曾经引过一例。到了唐代，官史中虽继续通用“蛮”字，许多被迁谪到巴人聚居区域的诗人们，在他们的诗歌里，却一般的通用“巴”字。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亲历其地，耳目接触。比一般不出户庭的史地作家为真切，知道“蛮”的种类很多，非具体说明一个族类的名称，不足以资区别。二是他们自己是暂时失势的人，对当地被歧视与受压迫的人群多少会感觉到一些同情，因此认为以不用“蛮”字为比较妥当。在一部《全唐诗》里，这一类的诗歌所占的比重是不太小的，或多或少的替我们留下了当时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乃至一些文艺的记录，尽管不够明确具体，却也是仅有的了。在这些作品里，涉及巴人的似乎要比任何其它少数民族成分为多。我们只就涉及湘省境内的巴人的那一部分诗句摘引在下，即以《全唐诗》著录的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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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19日，潘光旦（左二）于巴东绿葱坡山顶

一、尹懋：巴俗将千溠,灉湖凡几湾滋湖凡几湾（《秋夜陪张承相赵侍御游灉湖》，《全唐诗》，第二函，第五册）。

灉湖在岳阳县城南，一名翁湖，即《左传》（定公四年）上的雍灉；古代畲民、今瑶人以及部分苗人称水作“翁”音，说明这一带原是苗、瑶族类的地方，但后来成为“巴俗”的区域了，说已见上《前论》二、三两节。

二、常建：湖南无村落，山舍多黄茆；淳朴如太古，共人居鸟巢；牧童唱巴歌，野老亦献嘲，泊舟问溪门，言语皆哑咬。土俗不尚农，岂暇论肥硗?莫徭射禽兽，浮客烹鱼鲛……（《空灵山应田叟》。同上，第二函、第十册）。

空灵山，亦名空灵滩，在湘潭县城北六十里，亦有空泠峡之名。湖北省秭归具城东南四十里亦有一个空舲峡或空泠峡，两地都有巴人，而秭归尤为中心，疑“空灵”之音本是巴语。这半首诗里有值得注意的几点。一是迟至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在今湘潭一带，巴与瑶还是比邻而居；我们在上文再三说明，历史上的“武陵蛮”绝不限于槃瓠的子孙，湘潭一县就可加以证明。二是迟至唐代中叶，巴与瑶的农业还不甚发展，大都以射猎为生。三是诗题中的“田叟”，由于“土俗不尚农”，可能不是耕田的老叟，而是姓田的老叟 ，而田是汉代以降巴人中大姓之一， 下文（第九节）还要详细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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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壮观的喀斯特景观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三、刘长卿：南过三湘去，巴人此路偏（《赴巴南书情寄故人》，同上，第三函，第一册）。

又：却访巴人路……来往落湘沅（《重推后却赴岭外待进止，寄元侍郎，同上）。

“三湘”、普通指湘潭、湘乡、湘阴二县一带地，宋初早已有此说法，见《寰宇记》，自是沿唐人之旧，如刘长卿此诗之例。寻绎前一首诗句的意思，不是三湘本地，便是三湘迤两南之地，竟然遍地是巴人，至于俗有“巴南”之称，等于说，这一带是古巴国的南境了。后一首里的“沅”字指的也就是这一带。

四、韩翃：巴人迎道路，蛮帅引旌旗（《送李中丞赴辰州》，同上第四函，第六册，翃诗第二卷）。

辰州，今沅陵，更是巴人集中之地；至于“蛮帅”大概也还是巴人，湘西北当首领的，五代以前，一贯的以巴人为多，五代以后，一贯的以“土家”人为多，此引旌旗的人当非例外。

五、顾况：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楚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竹枝词》，《顾华阳集》，上卷；《全唐诗》本，第四函，第九册。）

《竹枝》是一种曲调，是川东的巴人最先创制的。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说，《竹枝》，乐府之名，“本出巴渝”。顾诗说“帝子苍梧”，说“洞庭”，明明是指湘境巴人所唱的《竹枝》。正如宋黄庭坚所说：“《竹枝歌》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黄山谷内集》，卷一）。

六、窦庠：巨浸连空阔，危楼在杳冥；稍分巴子国，欲近老人星。（《酬韩愈侍郎登岳阳楼见赠》，同上，第四函，第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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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市六角亭街道瓦店子村的丹霞崖穴民居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窦庠，据他自己在诗题下的注，当时正“权知岳州事”。从岳州向西南，直到沅江流域，原是巴人聚居与散居的所在，旧属巴国南疆，说“稍分巴子国”，正所以示这不是巴国本部，而是巴国人民土地的一个延展；“稍分”两个字是下得再恰当没有的。我们在上文也是这样讨论过的。

七、刘禹锡：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洞庭秋月行》，同上。第六函，第二册，刘诗卷三）。

又：日落风声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阳山庙观赛神》，自注，“在朗州“;同上，卷六）。

又：城基历汉魏，江源自实（疑賨字之误）巴（《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陆，怅然有作》，同上，卷九）。

刘禹锡是唐代诗人中记录当时少数民族生活文化最多的一个人。他因谪徙，先后到过今广东的连县、湖南的常德、四川的奉节；在连县与奉节分别与瑶人巴人有接触，在常德，则同时与巴人瑶人有接触；这里所引都是牵涉到湘省的巴人的。他替奉节的巴人特地写了九只歌词，让他们填进《竹枝》的曲调里去，后来《竹枝》成为一种歌咏风土的诗体，不再限于巴人地域，是由于他的倡导。

八、李涉：十年蹭蹬为逐臣，鬓毛白尽巴江春……巫峡洞庭千里余，峦陬水国何亲疏……（《岳阳别张祐》，同上，第七函，第十册）。

诗题中的张祐，疑应作张祜。照诗中所说，从巫峡到洞庭，也就是川东鄂西大江南北，东至洞庭以西，竟是一片巴人活动气象。

九、李群玉：十年侣龟鱼，垂头在沅湘；巴歌掩《白雪》，鲍肆埋兰芳。（《自澧浦东游江表，途出巴丘》，同上，第九函，第三册，李诗卷一。）

又：昔与张湘州，闲登岳阳楼……掷笔落郢曲，巴人不能酬（《洞庭驿楼雪夜宴集，奉赠的湘州张员外》，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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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凤凰古镇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摄影/田根

古有《下里巴人》之曲，初见于楚人宋玉的文辞里，是战国时代巴楚之间盛行的一些民间歌曲，无疑的是当地巴人所创制的。这在“曲高和寡”的士大夫是不屑道的。如今李群玉也正犯了这个毛病。说到“巴歌”掩盖了他的“《白雪》”，说到巴人不能酬答他的“郢曲”，所用“巴”字，是套用，也是实用，因为当时当地还有着唱巴歌的巴人。

一〇、崔涂：一曲巴歌半江月，便应消得二毛生（《巴陵夜泊》，同上，第十函，第六册）。

题中的“巴陵”也有作“夷陵”的，就是上文已说过的今日的宜昌。宜昌有巴歌是不消说的，反正巴陵也有巴歌，上面其它诗人的歌唱里也已经充分的指出了。

上面十个诗人的诗句已经足够说明唐代洞庭湖流域与其西南的大片土地上是住着很多的巴人的，东自岳阳，西至沅陵，所在都有。各诗可能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洞庭湖流域像是更多一些。事实大概不是如此。洞庭湖一带有，湖中很多划船的是“巴童”，是事实。早在南北朝前半叶的年代里，《水经注》（卷三五）说，江安县油水另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白此渊潭相接，悉是南蛮府屯”。江安，晋代旧县，地在今湖北公安与湖南安乡两县之间；“南蛮府屯”指的就是以巴人为主要成分的非汉人聚落。但到了唐代，由于统一的局势所造成的汉人的扩展，这一带的巴人一定是减少了；而湖的迤西南地区，即整片的湘西北，毕竟是巴人主要的区域，一贯的维持着较多的人口，有的地方并且悉数是巴人；巴人迎路，“蛮”帅引旗，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岳阳是交通孔道，为迁谪的诗人所必经，巴人、巴歌、与湖光山色结合在一起，容易构成诗境，唤起诗情，篇什既多，于是所歌咏的对象也就见得多了。至于沅陵以南，今湘黔公路以北，巴人也自不少， 但因迁谪到那里的人不多，留下的篇什也就不多了，王昌龄到过龙檦，即今黔阳，也有诗涉及，但不明确，所以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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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洞庭湖上空遥望岳阳城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摄影/章正国

根据上文两节的讨论，巴人进入了湘西北的这一事实，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了。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进去的呢?我们也根据上文、认为答案应分三部分来说，一是从鄂西有巴人之日起，或稍稍晚一些，湘西北便已有巴人进入，是比较自流的，即自然扩展的。二是在春秋战国年代，由于北方与中原族类的强大，如秦人楚人，他们被逼着更大量的，也比较匆遽的，向湘西北推进。三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以内，鄂西与湘西北的巴人，既属一家，便经常不断的有些移出移入，后起的郡界省界对他们自不构成任何限制。

唐代以前及有唐三百年间、湘西北一贯的有巴人，固然是有了一个说明。但唐代以后，从五代起，巴人不见了。至少我们不再见到用“世人”称呼的记载，只剩下一些气息仅属的传说。代之而起的，在完全同一地区以内，却是被派作“土”司、应募当“土”兵、与被称为“土人”或“土家”的一群人。巴与“土”是全不相干的两群人么?还是前后名称有了不同的一个人群呢?就空间论，前后是一个，就时间论，又是先后完全衔接：这些是我们已经必须承认的。但仅仅是彼此前后衔接么?不是的。只说衔接是不够的。遍查当时的历史环境，他们在衔接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转换的过程。好比接力赛跑，无论衔接得如何紧凑，中间一定要换个手吧；但这里没有，这里只是像一股水似的在时间的长河里流了下来。换言之，衔接只是两个名称的衔接，两个名称所指的人群却只有一个；但名称上的机械性的衔接却把人群本身的有机性的绵续给遮掩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

巴人与“土家”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方面有若干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只是巴人与“土家”有，而其它人群，作为人群，是没有的，因此，才成为他俩所共有的特征。我们要从这些特征来看巴人与“土家”的绵续关系；从研究方面来说，我们是通过了这些特征才发见到他们的绵续关系的。若不是因为这些特征前后贯穿着巴人与“土家”的生活，这种绵续关系是看不出来的。到今日为止，文献与“土家”自己的传说与生活所已提供的这方面的资料已经不少，下文的五节文字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出的。

本文根据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潘光旦文集》第7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