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城及朝汉台

西汉之初，番禺已是全国闻名的都会，《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汉书·地理志》也有“番禺，其一都会也”的记载。这里说的都会，当指番禺城。西汉初的番禺城是赵佗立国称王时所筑之城，后世称赵佗城。《史记》《汉书》对此城市的规模状况未作记述。宋《太平寰宇记》“岭南道一·广州”有“按其城周十里，初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的说法，过于笼统。这里对赵佗城的状况及建于赵佗城外的朝汉台作进一步考析。

赵佗城“周十里”的说法，最早出现于黄佐修《广东通志》上。该志“舆地志三·城池”称：“广州城，始筑自越人公师隅，号曰‘南武’。后任嚣、赵佗增筑之，在郡东，周十里。”“政事志一·公署上”亦称：“佗因筑五羊城，周南海郡，凡十里。”“周南海郡”，当为环绕南海郡署之意。上述数据，当来自《太平寰宇记》。《太平寰宇记》是资料汇编性质的类书，因此，这一信息或载于宋前文献。

经过几十年来不断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对南越国都城番禺城范围逐步明确，能够相当具体地指出其四周的界限。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及其它》提出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城址范围：

南垣大约在上述造船工场遗址（指今中山四路段）之南约300米，即广州第一工人文化宫大礼堂东侧；西垣大约在上述造船工场遗址的西边；北垣与宋代子城的北界相近，约当今东风路以南；东垣宋时为盐仓，约今之旧仓巷处。连接四边城垣，平面略近方形，周长约5公里。

“周长约5公里”与古籍所说“周十里”正相符。

然而，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此说略有修改。黎显衡《关于赵佗城问题之探讨》提出：

越佗城的位置在今广州市中山四路与中山五路之间，东起旧仓巷，西迄吉祥路之东，南临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北至越华路之南侧。

黎说范围四至与麦说大同小异，东西面大致相同，南北面有出入，南面出入较大，但整个范围都是很有限的，基本拘于“周十里”的说法。

关于赵佗城南垣，黎说认为其南临中山路，理由是中山路南未发现有西汉文化遗迹；麦说则认为再往南约300米。2000年在西湖路与惠福东路之间、大佛寺西面南越国水关的发现，是南越国都城番禺城南城墙已到了当时珠江边的实证。水关位置正在麦说的赵佗城南垣水平线上。据此可推，南越国赵佗城位置，当是北至越华路，南至惠福路，东至旧仓巷西侧的城隍庙，西至吉祥路东侧，略呈正方形。

赵佗城内居住什么人，城内建筑有什么功能、是什么样子？考古发现已揭开这个历史之谜。南越王宫署遗址正居于这个方形的中心。遗址北面，直到今广州大厦之南，还是宫殿区；西面，今北京路以西一带还是王宫，新大新百货商店工地曾发现南越国时期大型铺地砖砌的地面；东面，南越国宫苑的水池遗址离旧仓巷只有约100米。由此可以推断，这个周长十里的“赵佗城”是一座宫城。

过去的专家之所以将南越国都城番禺城范围认定为“周十里”，除了拘泥于对文献的理解之外，还在于对番禺城地理形势及考古状况的分析。例如，麦英豪、黎金《汉代的番禺——广州秦汉考古举要》认为：

广州市中心地区的地形，北为越秀山所阻，南有珠江河之隔，成一东西狭长地带。在这里若以今天北京路以东，仓边路以西为中心，就目前所知，西汉早期墓的分布在这个中心地区西边最近点是解放北路迎宾馆，东边是烈士陵园的红花岗，东西相距约2公里。这个中心区应即汉初的番禺城所在，……周回十里，似较可信。

然而，随着赵佗城范围的确定，却产生了令人疑惑不解的问题：

一是赵佗城与《史记》《汉书》所载同时代都会相比，面积悬殊甚大。赵佗城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而《史记·货殖列传》中同列为都会的燕下都、齐临淄、赵邯郸等战国故城，考古发掘遗址面积分别为约40、16、19平方公里。

二是南越国仿长安建宫，仿西汉设官，赵佗城如何容纳得下。秦汉都城及宫室形制尚大，南越国当受其影响，已发掘的南越王国宫苑一处蓄水池面积就有4000多平方米。南越国官制仿西汉，在中央设有丞相、内史、御史、中尉、太傅以及其余文武百官。那么，弹丸之地的赵佗城如何安得下（应该有办公及安置家属之府邸）。

三是南越王宫苑建筑材料表明南越国具有不低的建设能力，为何都城如此狭小。赵佗城建筑构件宏大，制砖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南越王宫遗址出土有0.95米见方、厚0.15米的铺地砖，其巨大堪称“中国第一大砖”。既然具有如此先进的建筑材料生产水平，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国都建设，城市规模还会那么狭小吗？

四是数目庞大的军人、民户，在赵佗城何以安身。作为岭南首郡南海郡治的番禺城，后来又成为南越国统治中心，原先那么多居民迁到了哪里？驻防首都的军人又居住于何处？供应宫中、百官和驻军日常必需，又有多少民工、民户要住在这里？战国齐都临淄，城中7万户，总人口当在30万以上，同为都城的南越国都番禺城人口当数以十万计以上，怎么容身于2平方公里的赵佗城呢？

问题就出在，“周十里”的赵佗城与南越国都城番禺城不是一个概念。考古发现证明，南越王宫所在的赵佗城实际上被包围在面积相对大得多的番禺城内，也就是说，方圆十里的赵佗城，只是南越国都番禺城的宫城。

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建设有一定规制。从春秋到明清，各朝都城都有城郭之制。《管子·度地》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吴越春秋》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宫城筑有城墙、城门，外郭不一定筑有郭墙。直至南朝，六朝古都的建康（今南京）外郭还是竹篱，郭门称为篱门。秦汉时期处于都城发展的初级阶段，城市总体布局还比较自由，形式多样。据考古发现结果分析，从先秦到秦汉时期，都城布局其实是因地制宜，尚未形成《考工记》的理想规制，但也已经形成了城市居民布局的一些规律。《管子·大匡第十八》载：“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特别是汉都长安的布局，对南越国还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从南越国遗址出土的陶印文宫号可以得到印证。

都城建设程序一般是先宫城、皇城，然后才是都城和外郭城。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建设，首先是岭南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然后才是商业和手工业集中的区域经济中心。考古发现已能作出大体描述：周长十里的“赵佗城”，实为内城，基本上是一座宫城。宫城是现在所认定的“赵佗城”，轮廓基本上是正方形，有宏大的宫苑和宫殿群，其北端有接待贵宾的越华楼。

广州市政府划定的南越国宫署遗址核心保护区的范围为：东起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城隍庙和长胜里以西；南至中山四路规划路北边线；西至北京路东边线；北至梯云里、儿童公园后墙和广东省财政厅以南，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南越国宫署遗址由已发现的南越王宫和御苑两部分组成。据考古发掘和钻探资料推测，整个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发掘出来的只是南越王宫殿中编号为一号的宫殿（面积为1563平方米）以及另一座可能称为“华音宫”的宫殿，并有一个规模不小的苑囿的一部分，南越国的宫城建筑应该远远大于这个范围。宫城外还有宫殿，史传王子赵建德府宅就建在城外西北今光孝寺址。

宫城以外，还有外郭，或称外城。广州地区地形复杂，外郭只能因地制宜，造成城外官民居住状态的复杂性。百官衙署当在宫城之外。由于番禺城外廓广阔，广州地区地形复杂，水道交错，因此，是设藩篱为界，还是只在要害之地设立关卡，尚未得到考古证据，未可定论，但对其范围及分区情况还是可以初步推论的。宫城以外，城东及城东北为手工艺区及墓葬区，城西为王府、贵族居宅及对外交通商旅接待区，城北为中下层居住区，城西北为王室墓葬区、祭祀区和游览区，有著名的朝汉台和越王台。宫城以南至珠江边是百官府邸，珠江以南仍是居民区。

总之，南越国都城番禺城远不止“周十里”。“周十里”应指的是赵佗所建的位于番禺城中心区的近于正方形的宫城，史称“赵佗城”。番禺城则是一个有较大面积的城市，具有政治、军事中心及商业、手工业等功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都会。

南越国都城建筑，显示了南越国的政治活动与南越王的政治理念。番禺城西建有“泥城”，是赵佗接待汉廷使者陆贾时所留下的地名。“泥城”一名，传神地表明了使馆以泥土为建筑材料夯建的工艺特征。秦汉延续“高台榭”之风，以三国曹操建铜雀台而闻名遐迩。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大兴高台建筑，筑高台于其上建宫室，用于登高玩赏，俯览远近，监督臣民，观察天象，乃至指挥战斗，便于瞭望，利于防守。南越国筑台，不同于楚国的垒土起台，而是依山筑台。赵佗在番禺建有朝汉台、越王台。越王台多指在越井冈，即今孙中山纪念碑位置，但朝汉台台址历来有争议。

仇巨川《羊城古钞》“朝汉台”记述：

各《志》所载不同，旧《志》谓在郡北席帽冈。《广东通志》不以为然，谓在城西硬步，五代南汉郊天于此。《番禺县志》又谓在粤秀山西，亦曰“朝台”，圆基千步，直峭百丈，顶上三亩，复道环回，赵佗岁时登台望汉而拜。……《广州府志》及《南海县志》则又谓在北门外固冈上，汉赵佗建，与越王台相近。冈形方正峻立，削土所成，其势孤，旁无堆埠，盖茎台也。

这里所说的朝汉台位置，就有两个方位：一是“城西硬步”，即今广州市荔湾区西场附近；一是越秀山西，与“北门外固冈”实为同一处，即今南越王墓博物馆所在的象岗。从书上描述的地形看，只有“北门外固冈”相符。考西场“硬步”之台，实是南汉筑以郊天者，称“朝亭”，后人混为一谈。今人黄淼章撰文《广州朝汉台实为乌有》，依据南越王墓出土“文帝行玺”金印和“文帝九年”铜铙推论：“赵佗不愿毁掉自制的武帝玺，其用意不是很明白了吗？由是观之，他是不可能在自己的都城建朝汉台的。”事实上，这一推论只是一家之言，且反映了对赵佗建朝汉台的用意未有真正了解。

其实，越王台、朝汉台两台命名殊有用意。

越王台时称歌舞冈，梁廷枏《南越五主传·先主传》载赵佗“每岁三月三日登高欢宴”，取名越王台，显摆其南越称王之姿态。朝汉台则是南越王每月初一、十五登临之处，向北膜拜，以示归汉臣服。

此两台起名，恰恰与当时赵佗对内称帝对汉称臣的历史事实相符。史载赵佗还建有长乐台和白鹿台。《南越五主传·先主传》载：“又以龙川为兴王地，就五华山筑台，曰长乐。”南越国时五华地属龙川县，赵佗始任龙川县令，即龙兴之地。由此，今梅州五华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被推测为长乐台。

《南越五主传·先主传》又载赵佗建白鹿台缘起：“晚岁稍荒田猎，于临允县（今新兴县）南获白鹿，即其地筑白鹿台。时佗已百龄，识者谓鹿生百年而白，今被获，佗寿亦当止此。”说捕获白鹿意味着君主寿终，不过是他人的一种事后之语。赵佗之所以猎狩及筑台，并抓住“捕获白鹿”之事借题发挥，应当别有用意。

若是展开一张南越国行政区划图，就可以看到白鹿台背后的历史图景。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称南越国建国后，西部瓯骆所在地域实际上处于“南越派遣官员和该地越人部落首领联合治理”的状态，赵佗“变通地‘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实际上仍让‘雒将主民如故’”。秦时临允县位于桂林郡与南海郡交界处，南越国时属南海郡，汉平南越后属合浦郡，三国时属苍梧郡，可见其处于一个复杂敏感之临界位置。赵佗在年届百岁之时仍不顾风尘作田猎之举，在临允县建台，借题发挥，即如秦始皇之筑望海台，用意于象征其威仪不减而能巡行至西部，正说明了南越政权有效统治的范围。

尽管朝汉、越王两台早已不存在，但若将长乐、越王、朝汉、白鹿四台建筑背景联系起来，就是一部可解南越王赵佗史奥妙之故事，四台是南越王生平历史的标志性里程碑。

总之，西汉南越国都城番禺城（又称赵佗城）“周十里”。经过考古发现，其是一个具有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及商业、手工业功能的较大面积的都城，而周长十里的城其实只是南越王宫城。宫城之外，是南越国宫署、民居、作坊、墓葬等功能区的外城及城郊。赵佗在番禺城所建的朝汉台、越王台和在粤东分别建成的长乐台、白鹿台，是具有政治符号的建筑物。位于统治中心的朝汉台、越王台分别宣示南越国王对汉称臣，对内称王的身份；位于南越国东部的长乐台是赵佗龙兴之地的标志；位于南海郡、象郡、桂林郡接界之处的白鹿台，是南越王在南越国西部宣示王威之标志。长乐台和白鹿台分别以其所在的南越国东、西方位体现其政治意义。

本文摘自《广州古史讲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