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搜完了,现实没完
写在前面
今晚想聊的东西有点多,包含着爱、暴力和原谅的话题。
这些词看着很分散,但前段时间出现的一个新闻刚好能把它们串联起来——
围棋少年朱宏鑫坠楼而亡的事件。
2025年5月19日晚,浙江杭州发生一起坠楼事件,9岁围棋棋手朱宏鑫从楼下坠下,不幸身亡。
事情刚出现的时候不少人把坠亡归于承受不了父亲家暴的自杀,结果如何警方尚没有定论,目前从一些相关报道来看,这次坠亡疑似意外,不过我们仍能够在很多报道里看到其父持续暴力殴打朱宏鑫的痕迹。
不少采访中,也多次有人提到朱被父亲从楼上用棍子打下来,有次日常训练成绩不好,直接把头盔砸他身上等细节。
在这场关于亲子“教育”的话题下,不少人都陷入了“对优绩主义的追求对还是错”的讨论,但我们觉得如果这事只停留在优绩主义是完全不够的,它还有更深更普遍的东西值得去聊。
尤其是这件事发酵到现在甚至还出现了“反转”,很多人在采访中谈及朱父多么疼爱孩子,在《正面连接》的一篇调查文章的评论里,也有人认为这位父亲愿意投入精力和金钱去陪伴孩子走围棋这条路,对孩子的爱肯定是大于单纯的体罚泄愤。
“家暴”一词再次让暴力掩藏在“家”所代表的爱之下,这种“反转”正是让我们感到可怕的部分,也是我们觉得在只谈论优绩主义时没有聊到的部分。
爱与暴力又一次被混淆,我们在爱的方面到底缺失了什么,这种混淆的后果又是什么?
而且所谓亲子教育并不停留在亲子阶段,教育面对的不止有现在,还有未来,未来我们又会成为另一个施加教育的人;甚至它影响的也不止亲情,还有爱情等一切与“爱”有关的元素。
这让认识到这部分的问题变得尤为重要,这篇文我们就从这些问题,从影视角度出发,开始聊。
一、
先从这事目前争议最大的讨论聊起:这种暴力的出发点,同样是因为爱,选择暴力的方式只是因为父母大多不懂得如何去表达爱。
这一观点看似客观,一旦细究起来就能发现它背后很大的问题。
暴力的生成有非常多的原因,多年前豆瓣有一个名叫“父母皆祸害”的小组,有着十多万人的参与,无数人在其中讲述父母如何虐待霸凌道德绑架自己的故事,这其中掺杂着爱、恨、犹豫,甚至自暴自弃。
当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去看这些故事,其中都有一条很明显的逻辑,暴力就是暴力,爱就是爱。但为什么一旦这两个泾渭分明的词汇到了亲子关系上就变得如此暧昧不清?这是由于我们的环境中早已有了一套既定的社会规则:“父母教育孩子天经地义”、“打是亲骂是爱”。
所以这次新闻事件中,孩子的爷爷会强调“爸爸打小孩进行管教是正常的”,在《无尽的尽头》中,即便父母暴力殴打子女人尽皆知,众人也会在这两条规则下无视走开。
似乎很少有人质疑过,这条规则的荒谬之处在哪里,以及它更深的影响是什么?
它最荒谬的地方在于将爱与暴力缝合在一起,剥夺了子一方对待自我命运的所有权,用无形的话语制造出一个有形的阶级,并将监护人的道德地位提高到无限大。
因此对孩子而言,他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唯有相信这套规则才能内化掉暴力对自己的影响。
而更缓慢更持久的影响甚至不在亲缘关系内,当我们一遍遍内化这种规则时,它影响到的还有包含爱情在内的众多情感关系,并从中衍生出多种爱与暴力纠缠的形式。
二、
比较典型的就是家暴,但家暴多数情况下其实是一种恶的释放,所以不在我们的讨论范畴内。我今天想讨论的是爱情中的另一种形式:强制爱。它是一种更典型更模糊的,将爱、性与暴力融合在一起的形式。
前段时间写《折腰》时提到了当下偶像剧男主人设的共性,他们是活阎罗和大魔王,杀伐果断、人人畏惧,总之他们本身就是暴力的化身。
在暴力和控制下的爱情成为潮流,所以它们生出了以掐脖子等暴力形式为外化的强制手段。比如《折腰》中,男主在猜疑女主时将其掐到几近窒息;《千秋令》以女主被掐脖子时的脆弱为宣发点;《宁安如梦》里男主因为吃醋边掐女主脖子边强吻;《脱轨》《长相思》里类似的剧情同样层出不穷。
这种现象延绵已久,它一直被当作一种调情和表达爱意的方式,男主心中的野兽暴动,但在女主楚楚可怜的情境下骤然心软,通过这种反差营造出一种被美化的暴力情境也是恋爱情境。
在这种情境下,暴力变得并非暴力,它成了书写感情张力的变体,这在SM的性中或许是一种带来精神快感的行为,但当它出现在现实的爱情中,就成为了典型的性与爱的混乱。
尤其是拿这些偶像剧与SM对比时,最大的差别在于其中的主体性。
在SM中,承受暴力的一方占据精神快感的主动位置,此时TA与施暴的人是“平等”的。但现实生活并非一场性游戏,当掐脖子成为男主主动施展暴力的行为时,天平骤然倾斜,它就变成了一种身体、地位全方位的不平等,是一种刻意的以强凌弱,却在这种强弱关系里找寻独特的爱。
这就产生了我们在聊《折腰》时提到的问题,为什么会喜欢看这种与暴力和控制有关的爱情关系,并能够从中得到慰藉与快乐?
一方面是在对爱情的普遍怀疑中,爱上这种唯愿为女主而“折腰”的男主追求的是一种专一、纯粹和忠贞的感情态度。
再者,当镜头放大了女主因男主的控制和暴力造成的痛苦时,它其实向我们传达的是男主因对女主的爱而造成了失控,越失控则越爱,而这种暴力于结局而言又是安全的。于是代入女主这一方的观众短暂地在其中感受到了在情感上占据主导的快感,代价则是丧失了身体上的主体性。
是畸形的爱催生了暴力,暴力又用以传达爱,于是暴力和爱被彻底混淆,暴力失去了它原本的含义,这是一个糖水炸弹中真正藏着火药的部分。
这也彰显出一个事实,无论在影视剧还是现实中,我们的社会都透着一种强烈的爱无能。
这种“病症”的出现,当然不是一些人或几部剧的问题,影视剧和社会新闻都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社会、环境和时代的问题。
纳斯特在观察德国当代社会精神生活时写出过一本书《爱无能的世代》,其中提到了一个观点——
如果将爱无能的诸般病征放到我们生长的环境体制里,拿它们来和这个体制的价值观对照:利己主义、毫不妥协的自我实现、以理想状态出发的思考方式,亦即追求完美,还有不给予友谊与情感关系的承诺。如果体制能对人提出要求的话,这些都是体制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以便每个人都能发挥最佳功能。所以判断依附障碍的标准,正好就是体制塑造每个人成为完美形象的特性。
我们生长的社会将我们型塑成如此。
当我们凝神观察我们的社会时,会发现与纳斯特笔下别无二致。
“打骂皆是爱”的规则让我们从小被灌输了畸形的爱观念,我们一代延续一代地缺乏爱的教育,因此造成了爱与暴力过早的混淆。
社会中经久的不平等让现实无法满足我们对爱的需求,不少人只能去影视剧中寻找爱,代入爱,但影视剧对社会的映照又将暴力和控制在爱情的美化下变得合理,这进一步加深了理解爱的混乱。
尤其是整个消费环境的异化,利己和自我主义的放大;我们在这个时代无法得到承诺,承受着大他者的暴力和欺骗。这种环境造成了人际的剥离,让我们被动地陷入爱无能的困境。
三、
那么我们要在何处去找寻解决方式?
最基础的一点是要在大的层面上,明确到这种症候的存在,并且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无尽的尽头》提到了一些针对未成年人法律的完善,其中有几条是针对成年人及社会监督的方向,比如撤销不合格监护人的监护权,以及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强制报告制度”,让公民在看到未成年人疑似遭遇侵害时有必要去报案。
这就是最基本的在法律这个大的层面,从意识出发,再到行动上将爱与暴力进行的剥离,是我们首先应该探讨落实的内容。
再者,能够从个人出发进行的最直接的对抗,就是可以选择不原谅或者说是拥有毫无负担地选择不原谅的权力。
这尤其出现在家庭关系中,作为规则中“接受爱”的这方内心背负着很大的道德压力,当一切都被默认为是“爱”的结果时,那么你的选择就会变成与结果与爱的对抗。
这一症候在偶像剧中最为明显,因为偶像剧是一种完全唯结果论的剧集类型,它们在最初就设定好了结果:男主爱女主。
于是所有的误会、暴力或羞辱都在通往“情”的终点中变成了调情,都在到达“爱”的过程中变成了求爱。
在亲子关系的那套规则下同样明显,父母爱子女已然成为一个默认的结果,于是当施暴者的身份变成了父母,当打骂都变成了规则下的默认程序,你会无法分清与你对峙的是施予暴力还是爱你的人,而你做出的每一种选择都将面临着道德谴责。
尤其是我们的影视剧惯常表达传递的都是大团圆结局,落点都是爱与原谅。
比如《欢乐颂》,樊胜美最终面对父亲重病时,还是原谅了曾经在她身上吸血的家人;《都挺好》里,曾发誓一辈子不原谅的苏明玉在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走丢后,因为父亲手里紧攥的资料而动容。
还有《安家》等等的众多剧集,它们并非在教育我们要如何分清爱与伤害,而是在模糊二者的前提下,让我们接纳伤害背后的驱动力同样是爱,进而选择对伤害说出原谅二字。
这本就是反人性的非合理结局。
可在东亚关系里,这似乎又变成了最轻松的结局,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那么直接和决绝,我们只能先在道德中放过自己,才能做到像《黑暗荣耀》里的文东恩,像《想做饭的女人和想吃饭的女人》里的女主,像《刺猬》里的周正那样,有勇气面对着曾经有意识伤害过自己的家人说出不原谅。
当这一点无法在道德上成立,我们就只能在爱与痛苦中摇摆。
但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一点是,哪怕无法说出不原谅三个字,也不要被这些既定的秩序和规则影响,永远清醒地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有正视了自己遭受的痛苦,才是放过自己的方式。
《奇葩说》有一期马东说“谁敢说自己有一个一辈子都不会原谅的人,到最后还不是都放下原谅了”,蔡康永回答“那不叫原谅,那叫算了”。
自己的每一页人生都无法轻轻揭过,放下并非一定是得到,当一粒沙石嵌入肉体,应该去想的是如何找到并且拔除它,而非依靠时间的打磨把它变成珍珠。
到那时回首才能轻轻一笑,说声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