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2分，鲁迅研究名著增订再版

前 言

本书所收三辑，以“现代如何‘拿来’”为贯穿的问题，探讨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时间跨越三十年，大都为笔者置身当代社会、文化、思想等变革语境下的理解之声。

第一辑的三篇论文，以《故事新编》为对象，试图借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人物的“演义”，通过比对其典籍形象与小说形象的异同，来探讨他与中国传统思想儒、墨、道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了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态度，并进一步捕捉其早期“立人”思想在其中的投影和变异。笔者以为，鲁迅通过《故事新编》的写作来褒贬儒、墨、道各家思想人物，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实际上更涉及他对一种新的“立人”构造的探索，一种在融会古今中外思想价值的基础上对人的道德与事功、信念与责任、思想与行动等连动实践之可能性的探讨，而禹和墨子一类“中国的脊梁”形象，就是这一探索的“结论性存在”。它为鲁迅贯穿一生的“立人”或“改造国民性”的思索画下了句号。

这三篇论文分别写于1989年、1997年、2006年，本为总题《论〈故事新编〉的“文明批评”》的三个部分，故也能看出其较完整的构思和所贯穿的问题意识，但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被我拖拉进了21世纪，活像母亲时代的时髦在女儿身上重见，总难免隔代的断续、沧桑、迟暮之感。对我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做梦的年代，青春不仅饱满、充盈了人的生命，而且也会把年轻人的妄想合理化。记得当年夜读任继愈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写的《鲁迅同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们的关系》，之后却难掩内心的失望，故而想借《故事新编》来重新思考有关问题，这也就成了这几篇论文的“由来”。当时学界也有所谓“方法热”，一位我极佩服的学长，至于每一篇论文都要尝试一种新方法，颇获学界好评。这些种种，自己先是被裹挟其中，但时间一长，心中便激出不服来：方法当真如此万能吗？这几篇论文，便贯穿着对它的“反抗”：想以每个高中生都能掌握的“方法”，通过调查小说素材与文本的生成关系，对于体现着鲁迅深刻的思想、广博的学问和天才的艺术想象力的独特作品，做思想和美学方面老老实实的“发现”。但在写完之一《道德与事功：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承担》以后，写作的动力忽然没有了，便于1991年鲁迅诞辰110周年之际发表。之二以《论鲁迅与墨子的思想联系》的面貌出现，其实已多少有点跑题。之三《论鲁迅对道家的拒绝》写作时间跨度最长，也最折磨人：先是1998年搬家时遗失了草稿，后有王得后老师不断的催促、鼓励的精神鞭子，但最终能完成，还是得归因于对郭沫若《庄子与鲁迅》的不满，没有对这篇名文论旨的抵触，也许就再也找不到写它的动力了。因此，如果读者足够细心，或许能从这几篇论文中发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行事哲理也说不定。

第二辑所收八篇论文，长短不一，写作时间各异，所针对的问题则旁溢至日韩学界，因此矛盾更多分歧也可能更大。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却都是以鲁迅思想的意义及其价值重建的可能性为中心所做的一些思考、对话和发掘。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一是鲁迅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尤其是“五四”启蒙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和命运问题；一是对鲁迅思想中“相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主体间性）意识的历史发掘；一是鲁迅的“自由”观问题，它们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内在发展及自由主义者对鲁迅的批评有关。

“现代性”问题可能是当今学术最大的混沌，头绪多，思想乱，夹缠不清，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近代以来中国关于现代性的言说突然遭遇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五四”启蒙主义所代表的塑造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前景的主流思想突然遭受普遍质疑，而“新国学”运动则从另一翼，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方向提出了批判，二者分进合击，现代思想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一时狼烟四起，烽火遍地。写于1994年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便试图站在保守“五四”新传统的立场，立足近代以来“现代性”之树在中国挫折、萌芽、成长、壮大的艰难过程和文化奋起的经验，深入“质疑现代性”的西方思想和当代中国思想的内部，与其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有原则和立场的论辩，以重建“五四”现代文化的价值可能性。它貌似与鲁迅思想无关，其实倒是笔者有意模仿《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追随其精神旨趣之作。论文最后把“五四”新文化的出路，从“拿来主义”引申至“互为主体”的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创造的格局，就内含着鲁迅从“立人”到“相互主体性”的思想意识之确立、演变的某种启示。

我以为，鲁迅思想之“相互主体性”意识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是中国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之一。由于它的确立，鲁迅把“个”的觉醒的“立人”问题扩展到相互关系之中，把单向的个人性主题扩展至双向乃至多向的社会领域，不仅拓展了思想的范围，而且确保了思想的质量，甚至可以说，决定了“立人”启蒙事业的成败。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对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信仰之后，我开始关注鲁迅启蒙的政治性，关注其中的知识－权力机制问题，以为鲁迅式启蒙的结构，仍然是一种权威主义的“开明专制”，它对于当代中国思想，不过是“依照旧语法造了个新句子”而已，表示了反思和批判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倾向（参见《契约、理性与权威主义——反思“五四”启蒙主义的几个视角》）。我至今清晰记得一位老师闻此深感伤害的神情。这也促使我从某种自以为正确的政治幻觉和解构激情中惊醒，重新思考鲁迅“立人”思想的历史和价值出发点，理解鲁迅启蒙思想不同于“五四”一般思想的特征。而对其“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发现，则使我对鲁迅思想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豁然开朗的明亮阶段。

有关思考和发现，虽然不无德国思想家尤·哈贝马斯“交流理性”论的启发，但其认识的基点却仍然建立在对鲁迅“立人”思想脉络的历史梳理和逐步把握之上。鲁迅在《文化偏至论》提出“立人”思想，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本是基于欧洲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神思宗”（通译“新浪漫主义”）等的脉络而来，其要点在批判资本主义而非封建主义——如果套用哈贝马斯关于两种现代性的说法，鲁迅“立人”思想的原点在批评资本主义的“审美现代性”，而不是在对资本主义的崛起唱赞歌、肯定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现代性”。明确这一点很关键，它是鲁迅与近代以来一般中国思想的主要区别所在，不仅能区分鲁迅与梁启超、严复，而且能区分鲁迅与胡适等，使我们明了即使献身于强调理性价值、追求民主和科学、旨在催生中国式资本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的启蒙也有别于胡适等“五四”一般思想。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也许可以把鲁迅的“立人”简单地比附为欧洲启蒙思想关于“人的主体性之确立”的命题，只不过，二者所依据的价值资源却迥然不同：欧洲启蒙思想在价值自觉的“理性”，鲁迅的“立人”思想却是在综合了知、情、意诸要素的“个性”和“意志”（“意力”）。在我看来，它该在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建构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因为“立人”思想所欲建构的现代主体，不仅发生于、内在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而且发生于、内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之中，内含着试图“超克”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新的、第三世界现代性的价值。也正因如此，鲁迅对中西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对新的文明可能性的追寻，才导致一种“相互主体性”意识的生成。《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一文写于2002年，本意在回应日本一位我十分尊敬和信赖的师长关于21世纪鲁迅的现代性是否还存在价值的疑问。他认为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植根于20世纪对现代性的追求之中，如今现代性终结，鲁迅的历史使命便也基本完成。作为一种中国现代性自我确立的手段，以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方式所做的、作为国家意志的鲁迅著作的普及阅读，也可告一段落了（大意如此）。我以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据我的理解，就精神旨趣和价值可能性而言，鲁迅的追求还不能说有多少真正进入了中国的现代史：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追求，20世纪30年代介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时的追求，在逐渐成为“新文化的方向”的与历史互动的过程中，其丰富内涵难道不是一点一滴地在流失和异化吗？鲁迅追求的现代性并非业已历史地实现了的中国现代性，鲁迅与中国文化现实（即使在当代）之间的紧张对峙依然如故。质言之，鲁迅的可能性是一种文明的可能性，它不仅是现代的，也是批判现代的，因而也就可能是超现代的——即使在21世纪，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全世界，仍然存在足资发掘、借鉴、再出发的宝贵资源。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通过勾勒鲁迅从《文化偏至论》到《破恶声论》所呈现的思想流动——从“主体性”到“相互主体性”的思想构图，通过认识所谓“原鲁迅”（伊藤虎丸语），来重新理解其思想和文学的出发点，以对鲁迅思想某一方面的意义做出新的阐释。不过就论文本身而言，现在看来，说《破恶声论》中存在着一个“相互主体性”的清晰构图似乎过头了，鲁迅文中对中国志士之“崇侵略”的批判，所体现的只是一种“相互主体性”意识而已。它是一个重要的价值支点，但不能说已被鲁迅赋予了清晰的、成熟的理论形态。不过尽管如此，这种“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出现仍是中国乃至第三世界现代史上了不起的重要事件：它不仅使鲁迅因此居于亚洲思想的前列，远远超越中国的梁启超严复、日本的福泽谕吉等人的思考水平，而且因了它，后发展的第三世界现代性可以站在一种新的、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道德水准和历史高度，反省过去，走向未来，追求一种摆脱了主从关系的新文明和新社会。笔者也曾因此衷心表达“立‘人’于东亚”（见《立“人”于东亚》一文）的希望，试图对韩日朋友热衷的近代课题——东亚现代史之“既追求现代又超克现代”的命题提出自己的解释，提供能解决该问题的思考方向。可惜的是，鲁迅的“相互主体性”意识虽历经百年，并支配、影响了他许多重要的思考，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却习焉不察，至今缺乏有力的理解和充分的关注，“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好在日本学者代田智明近年也关注到这一课题，对鲁迅思想中的“相互主体性”（日语称“间主体性”）意识有所阐发，笔者心中深感共鸣。

讨论鲁迅“自由观”的几篇其实积淀着自己的痛苦，也内含着对中国当代自由主义者的极度失望。自由和革命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困扰着我，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支配整个20世纪基本走向的两大现代体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似乎已水落石出：在鲁迅与胡适之间做选择，似乎是连傻瓜也能轻易做出的事。也正因此，一些胡适先生的当代信徒就真的天真成了傻瓜，往往以今日之果裁判昨日之因，借弘扬自由主义价值之名，挥舞着意识形态的利剪，再次任意地、简单地、肤浅地剪裁着现代史，结果鲁迅与胡适文化道路选择的共同性不见了，政治道路选择的差异性则被无限夸大。鲁迅与胡适的区别，在自由主义的有色眼镜中，不再是相对自由观与绝对自由观的区别，而被建构为专制与民主的区别，反自由与自由的对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敌对，等等。两位各以思想之力在不同的战壕为中国的自由和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异见战友，由于其政治选择的差异，就被自由主义者表述为对立乃至敌对的关系：温和的、妥协性的、善意批评的、肯与专制政府合作的、改良性的胡适变身为自由主义的尊神，激进的、深刻的、不妥协的、没有一点奴颜和媚骨、反专制的、从根本上追求人类解放的鲁迅却被视为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和解放的障碍。我觉得诧异，也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者理解力的肤浅感到悲哀，因为他们用所选对象的属性替换了选择主体的属性，把主体的需要、价值认同等同于主体的价值本身，谬误是显而易见的——选择对象的属性并不能直接等同于选择主体的属性。鲁迅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选择与所选政治密切相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其所选政治的问题却并非鲁迅自身的问题。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者，大都不明此理——有时我甚至怀疑，他们其实就是要故意混淆二者的区别，以行其私。《伪自由之鉴：蔡元培与鲁迅》涉及此一问题，笔者试图在鲁迅与胡适之间，在容易构成视障的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中，重新引入蔡元培这一“元”，以拓展人们思考此问题的角度和范围，恢复鲁胡文化选择的共同性，消除中国当代自由主义魔法的蛊惑。只是苦于一时兴起（时值北京大学百周年校庆），准备不足，并未能有力回应相关思想挑战。原先打算系统讨论此问题的《建构自由的方法——以鲁迅和蔡元培的意义为讨论中心》一文，写了一半，也因时过境迁和论题的歧异、艰难，搁笔不写了。

第三辑所收十四篇论文，其实包含两部分内容。前面八篇涉及对鲁迅作品特别是小说的理解，后面六篇涉及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些问题，或是对鲁迅研究家的某种概观，或是对某些有影响观点的商榷，或是对其学说所具现实意义的申说。

我以为鲁迅及其作品的意义，把他（它）置于何种场所来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语境能扭曲本义，能生产出新的意义，这大概已是作品解释学上显而易见的道理了。但它非但不能成为作品阐释主观性的合理化和合法化，相反，倒该成为我们追寻其客观性的某种警示或提醒才是。其中解读鲁迅小说的几篇，如《〈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补天〉：中国人与文化的“缘起”寓言》《“隐士”立人与“王道”立国——〈采薇〉对儒家理想人格和理想政治的批判发微》等，就贯穿了我基于文本解读来获取作品解释的多样性和理解深度的追求，其方法是我从导师严家炎老师论丁玲《在医院中》的论文、从孙玉石老师解读鲁迅《野草》和现代诗歌的论著中学来的。它跟那些云山雾罩、隔三岔五就流行一阵的研究新法比起来，大概还属于文学研究的基本功吧，但我很看重并敬佩这种质朴无华、大智若愚的真功夫，只是自己口慕心追，难以企及而已。

丸山昇先生去世后，有感于他对于我们的启示，我写了《记念丸山昇先生——关于他及当代中国思想》一文，就其作为一个鲁迅研究家，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变革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有独立精神品格、富于批判性的左翼思想家的意义发表感慨和意见。现在想来，把他卷入我对当代中国的几种思想——特别是对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批判性思考中，或许难逃利用之嫌。但我总觉得，他或许得之于鲁迅、相通于鲁迅的方法，对于当代中国的一些思想争论，确实颇具精神坐标的意义——这一点我从钱理群、王富仁等先生写的纪念文章（参见《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2期）中，也感受到了——在当代中国，我们需要自由主义，但也需要提升、完善自由主义；我们需要左翼思想，但更需要深化、发展左翼思想，而鲁迅、丸山昇们的存在，就可同时在两个方面和两个方向给我们以教益和启示。

【内容简介 】

《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为北京大学鲁迅研究专家高远东教授代表作，以“现代如何‘拿来’”为贯穿的问题，探讨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作者不愿简单地停留在价值判断上，而是从文化的血脉里整理其复杂化的存在。本书吸收了丸山升细致爬梳文本的方法以回到鲁迅本身，同时向几乎所有既有方向的鲁迅研究做出了回应。近乎完美地分剖出鲁迅对传统文化各分支的态度，以及既不同于竹内好的民族主义也不同于胡适的普世主义的独特精神道路。其中尤以解读《故事新编》的几篇文章最为精切而有分量的。本版为增订本，增加了高老师近年多篇文章。

【作者简介】

高远东，山西祁县人。1979—198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分别在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1993年8月回北京大学工作至今，其间曾在首尔大学、东京大学等地任教。学术兴趣除了鲁迅、周作人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思想发生关系的那部分历史。

【目录】

小序 i

前言 v

《故事新编》研究

鲁迅对于儒家的批判与承担 003

鲁迅与墨家的思想联系 029

鲁迅对于道家的拒绝 052

鲁迅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鲁迅的可能性 083

立“人”于东亚 103

鲁迅“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当代意义 108

未完成的现代性 116

现代如何“拿来” 164

契约、理性与权威主义 177

自由与权威的失衡 186

伪自由之鉴：蔡元培与鲁迅 197

鲁迅的小说及其他

鲁迅小说的典范意义 211

鲁迅的小说 237

“揭出病苦”的“疗救”之“梦” 248

《故事新编》的读法 258

《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 264

《补天》：中国人与文化的“缘起”寓言 281

“隐士”立人与“王道”立国 292

歌吟中的复仇哲学 305

《无题二首》《别诸弟三首》辨析 317

鲁迅研究的传统与当代发展 336

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 343

记念丸山昇先生 355

“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 370

经典的意义 387

中国的还是第三世界的 409

参考文献 429

后记 433

再版后记 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