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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背锅:被冤枉职场霸凌,我该如何自证清白?|《自然》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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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导师和她的新学生对我提出了严重指控。我该如何回应?

原文作者:Linda Nordling

原文以I’ve been wrongly accused of bullying — what do I do?标题发表在2025年1月31日《自然》的职业特写栏目

亲爱的《自然》,

七年前,我作为博士生加入了目前所在的大型西方机构的实验室。现在,我已经在那里做了两年的博士后,并在不断扩张的实验室中担起了更多责任。然而,我的前博士导师指控我霸凌她的一名新学生。

对我来说,她从来都算不上是一名好导师。在我的博士早期阶段,我们意识到我的项目进展并不顺利。她没有和我讨论新的研究方向,反而让我在内部报告中撒谎并伪造数据,以维护她在老板和临床主管面前的声誉,她还将项目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我。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开始恶化,因为我对她彻底失去了信任。

三年前,她招了一名新的博士生,这个人问题很多——懒惰、撒谎、不愿意记任何东西,而且服从性很差。我一直尽力帮他,回答他没完没了的问题,并提供标准实验流程,但当他快把搞砸事情时,我的语气偶尔会严厉一些。

最近,我的前导师指控我行为不当。她没有先和我或我现在的课题组负责人沟通,而是直接向我们的老板举报了我。我对这种缺乏公开沟通的行为感到沮丧,并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我的同事们告诉我,他们并不觉得我的行为有任何问题。但现在,我担心这次指控会危及我热爱的工作,而我似乎无能为力。我非常希望这个社群能给我一些建议。

——一位沮丧的神经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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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 David Parkins

《自然》职场团队就您的情况咨询了相关人士,分别是一位专业调解员、一位研究学术环境中欺凌行为的研究人员,以及一位学术教练。他们一致认为,您所描述的情况复杂,从早期职业生涯的困境发展成了当前的职场紧张局势。

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他们也建议您反思过去的经历如何影响您现在的行为和反应。

Fanny Zabloz来自瑞士瓦莱州,是一位调解员,她建议,如果您和您的前导师愿意调解,可以向所在机构的人力资源部门寻求帮助。她表示:“调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特别有用,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结构化、中立的空间,以重建更具建设性的工作关系。这在双方仍需继续共事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调解过程可以是直接对话(双方在同一个房间里),也可以是“穿梭式”的(双方分开进行沟通)。不管是哪种对话方式,调解员通常会先与每一方单独会面,以澄清调解流程、定义保密条款,并让双方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

Zabloz强调,调解是面向未来的,而不是为了追究责任。如果您的人力资源代表收到了欺凌行为的正式投诉,那么您可能需要进入更正式的调查流程,在这过程中您可以陈述自己的立场。她指出,任何纪律处分通常都需要有充分证明不正当行为的证据,并需要多名证人佐证。

调解之外,您可以更广泛地反思您如何处理职场中人际关系。其目标是发展新的策略,以更好地管理职场中的挫折和冲突。您可以向值得信赖的导师、心理咨询师或职业教练寻求帮助。

Simon Kay是一名免疫学家,在投身全职职业教练之前,曾在国际发展领域和生物医学资助慈善机构Wellcome工作,目前,他在英国海沃兹希思专门帮助处于职业早期阶段的学者。

Kay表示,他在你的信中感受到“强烈的愤怒和挫败感”——而这种情绪,尽管可以理解,却可能会阻碍问题的解决。

如果他是你的教练,他会鼓励你倾诉对环境和周围人的不满,但同时会重点关注您的行为,以及如何积极影响您的处境、人际关系和职业发展方向。“假设[来信人]愿意接受指导,我们会从探讨他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开始,识别行为模式,并帮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以及人际关系的影响。”他说。

Kay还指出,职业教练、心理咨询师或值得信赖的导师可以帮助您以更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应对调解或投诉程序,这可能会给您带来更好的结果。

Christina Björklund来自斯德哥尔摩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是一位职场研究员,研究欺凌行为。她表示,您的经历还揭示了您所在的实验室工作环境中可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她说,理想情况下,应该有外部监督,以避免您在读博期间经历的类似情况。她表示,如果缺乏这样的监督机制以及清晰、公开的问题报告和解决流程,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指责文化”,助长不文明行为。

扭转这种负面氛围的责任在于高级管理层,但Björklund建议,您可以在您的机构内为博士生争取更好的支持系统。她说,这可能有助于摆脱无力感。

Kay和Björklund还给出了提醒和建议。Kay说,在阅读您的来信时,“很显然”您过去遭受了“管理不善、领导不力、支持不足”。然而,他也察觉到您在描述前导师和她现在的学生时,带有一定“严厉评判”。

不幸的是,Björklund说,那些曾经遭受过欺凌行为的人更有可能重复这种行为,从而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反思自己的行为模式很重要。”她说,“负面行为是具有传染性的。”

©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4-03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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