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是“有缺陷的学术价值，有意义的失败人生”

在为人上，我主要受母亲影响。

我母亲的父亲是维新派一个领袖型的人物，叫项兰生。

1948年，我们从南京到上海，准备去台湾了，我父亲先走了，但是我的母亲，她留下来了。于是她的身份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大的变化，从一个官太太一下变得任何人都可以加以指责、加以干涉。

我母亲了不起的地方是她立刻迅速作出了适应这种新条件的改变。她把家里所有关于父亲的材料全部上交，从此断绝和父亲的任何来往。父亲通过各种手段想要跟我们联系，她都拒绝了。她每天坐在沙发椅上整天织衣服，沉默不语。然后她去参加居委会的活动。

开始我们都觉得不可理解，后来文革爆发了，我们都觉得母亲这回逃不了了，但恰好是因为她这种做法，居委会的老人都出来为她说话，居然我母亲在文革中一点事都没有。

她临死之前，我从贵州赶来看她，她最后就说了一句话：“我这一生总算没有耽误你们。”我非常感动。

我母亲的人生态度我总结出两个字，坚忍。既坚守自己最基本的东西，同时要忍受、要妥协、要让步。

鲁迅几乎是我现当代唯一的一个思想资源。这是我的优点，同时也是我的弱点，我的资源过分单一化。我遇到一个事情，首先想到的是鲁迅。

80后、90后、00后的几代人，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实际上命运已经被安排了，“听话”就可以得到你想得到的一切。但是现在没有了，会感到非常困惑。

鲁迅其实在100年前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年轻人需要重新寻路，而且提出了几个建议。

△1928年，鲁迅在上海

他说第一，不要听那些“鸟导师”，这是鲁迅著作里唯一说脏话的地方。不要听他们的话，但是有些老人的话可以听一听，所以我才讲话，我的话大概属于可以听一听的。但重要的是自己寻路。

鲁迅说找不到路，睡觉也可以，睡觉醒来再找，总可以找一条似乎可以走、似乎属于你的路，不会是一点路没有的，更重要的是，你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寻路。 

孤独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我的夫人不在了，我没有子女，这都会造成一种孤独感。另一个是超越生活层面的一种社会存在形态，我认为特别是对于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孤独是他必然的命运，而且有其特殊的价值。

这就是我说的人要“独处”和“共处”，独处是有意义的。孤独恰好是发挥你想象力、创造力的时候。我孤独的时候整天忧国、忧民、忧世界、忧人类、忧自然、忧未来。

忧来忧去，自己的思想越来越丰富。

我现在的生命特点是，身体越来越衰老，但在精神上处在一生最高峰，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你们今天听我讲话也可以知道，我思维的活跃、广阔、无所顾忌、淋漓尽致、胡思乱想、胡说八道，都达到了顶点。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生命的最佳状态。而且我现在很从容、很安详，充满善心。

我现在对自己当下的生命状态有一个概括，叫做“退出历史舞台，关心人间世事，出入天地之间。”虽然退出历史舞台，还关心世间的一切，同时出入于天地之间。这还不是只是描写，我每天都到室外，去出入天地之间，这就是天地人和。 

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因为你追求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

△钱理群等学生和老师王瑶在一起 

人生道路绝对是坎坷的，会遇到很多外在的黑暗，更可怕的是这些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在的黑暗、内心的黑暗。外在压力大了以后，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这就是内在的黑暗。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这两方面的黑暗，就必须唤醒你内心的光明。

你要做到不被压垮，不同流合污，在大学里要打好光明的底子，无论是知识底子还是精神底子，内心要有一个光明的底子。

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黑暗。压力越大，书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致青年朋友》 

我经常要讲我要感谢贵州，我的理想、信念、人生追求是在贵州确定的。

1967年我平反后，和安顺卫校的一个学生登上了长江的游轮。面对茫茫大江，我高喊文革中流行的一句屈原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个学生紧跟着喊的是毛泽东青年时候的话：“在命运面前，痛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后来我们又加一句，是鲁迅讲的，“永远进击”。

“上下求索，永远进击，绝不回头”就成了我的人生座右铭、我的理想。我要上下求索，而且变成行动、实践，永远进击，不管命运如何绝不回头。我之所以有绵延不绝的想象力和创作力，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