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先生访问记∶一所普通工科院校人文传统的拓荒

自左至右：李云飞/ 谢志浩 / 杨云龙

学人简介：谢志浩，1965年生于河北束鹿县，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受惠于萧延中先生。现任于任教于河北科技大学。

黄梦一/侯玉洁：谢老师，您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学党史到在河北科技大学中文系任教有什么心态的变化?

谢志浩：十分感念两位学友，开宗明义，首当其冲——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学党史到在河北科技大学中文系任教有什么心态的变化？这个问题既涉及“当身际遇”，同时，也涉及“心路历程”，我尝试着回应一下。

1985年我从辛集中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经过四年学习，1989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北科技大学的前身——河北轻化工学院政教室，1996年院校合并的浪潮中，河北轻化工学院与河北机电学院合并成为河北科技大学，同时，学校内部也进行资源整合，原来的政教室与德育教研室以及文史教研室，合并成为文法学院，2002年我申请调入刚刚创立的中文系。1985年到2002年，既有时间的绵延，也有空间的移动，还有学科的跨越，颇有沧海桑田之慨，陈远学友曾有一部书，叫作——《负伤的知识人》，可谓真实的写照。

 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时的校门

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高考，是吧？1982—1985年高中就读于辛集中学，当时作为文科生，深受历史老师——赵庆仁先生的影响和熏陶。因为有位门生1982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赵老师信誓旦旦地表示：志浩，若能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以后就不愁当官了。我说难道中共党史系是培养官员吗？赵老师说，这个系不直接培养官员，但是，毕业之后可以分配给首长当秘书，时间长了，老首长说不定哪一天把秘书提拔成为官员。受赵老师的激励，也等于说是受到那位学长的影响，热血沸腾，于是，第一志愿就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并一举得中，当时，正值“文化热”，“讲座热”和“丛书热”，个体的启蒙与社会的复兴，同频共振，因此，“当身际遇”，异彩纷呈！因为大学四年灌注了强大的初始值，以后在河北科技大学以及前身——河北轻化工学院的所思所想，颇为另类，无他，惯性使然，想停都停不下来，三生有幸，我在一个好的时期，读了一所好的大学！

1985级大学同学，大多为1966,1967年生人，可以说“生”于文革，“成”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八五级哲学系朱学东学友，前些日子，转述朋友一句话，引发了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某种程度上，这一代属于改革开放的“遗民”，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好处，获得了改革开放的“余荫”。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十年以后，大学毕业，还能获得体制无微不至的关照——保证人人有工作。

因此，仅凭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长一句话，我就来到了位于裕华路的“中校区”，当时叫河北轻化工学院。我去的部门，按理说也能发挥所学。谁能找到，一度『沦落』到想当政治课老师而不得！当时河北轻化工学院有一个“政教室”，顾名思义——政治教研室，约等于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正好有一位《中国革命史》老师，1989年到站退休，就空出一个位置来，谁能顶这个缺儿呢？殊胜因缘，我分配到河北轻化工学院政教室，就是为了顶那位老师的缺儿。

1996年，文法学院建立后，李克荣院长因应时势，披荆斩棘，乘着扩招的东风，一年一个台阶——2001年设立法律系，2002年设立中文系，2003年设立新闻系，2004年设立社会学系，这是文法学院的间架结构，四大部类。不难看出，中文系在文法学院属于半壁江山，如果有一天，中文系被撤销了，文法学院的牌子，就要更名了。

2002年中文系设立以后，等于有了“黄埔一期”。中文系设立前夕，我向老院长提交申请，不想再上政治课，我也要上专业课。当时，想上专业课的老师甚多，大家都跃跃欲试，但是，老院长发话了——没受过专业训练，不能上专业课！

大学四年，天真认为，无论如何，党史怎么也得是史学学位，1989年大学毕业，发现获得的是法学学士学位，命中注定，一辈子离不开这个“法”字儿。既然离不开，那就承认好了，后来，不仅写过一本小册子——《中国法政人素描》，还给研究生开过一门《当代中国法文化》的课程！而且，还曾积极投身于“中国法律思想网”和“法律博客”。颇有一些朋友，恍然间以为我是律师！

所学专业，会影响一辈子。毕竟有一段不短的时间，曾经有过一定程度的熏陶，受过一定程度的影响，有过一定程度的探索，这个行当的来龙去脉，实际上，会有一定程度的领悟，这个当身际遇，会伴随人的一生。最初学党史，最后离开党史来到中文系，党史那一套，丢了吗？其实也没丢。笔者描绘“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喜欢从“政统”的视角看待“学统”，无疑，得益于党史系的熏陶。

谢学友到了中文系以后，老院长说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都得怎么样？都得接受“科班”训练，此时“科班”显得异常重要。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它是建立在拷贝、继承红色苏联的基础之上，特别是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所社会主义大学，它的模板是苏联。苏联的大学教育理念，重视“科班”——也就是专才教育。而欧美的教育理念，属于“万金油式”的教育，也就是通才教育，或者说是自由教育。苏联的“科班”教育——专才教育，某种程度上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甘当一颗螺丝钉。

现在大一新生一进门就上《专业导论》，一般由系里各位老师分别讲述，个别老师讲着讲着，三句话不离本行——不外乎自己担任的课程多么美，哪位同学也不能拖后腿！遥想当年，海淀路三十九号院中共党史系就不叫《专业导论》，叫什么呢？直接就叫“入学教育”，“入学教育”的主旨就是——巩固专业思想，别想着离开这个系，为什么？既然进了这个系的门儿，生是这个系的人，死是这个系的魂儿。

这就是所谓“科班”，中国高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取向，可以说异常重视“科班”，重视专才教育，准备让你当一颗螺丝钉。平常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专业人做专业事，这对不对？非常对！比如说外科手术，就得科室主任这个级别的专家。但，有些地方，未必如此。用人的时候，先问——你是学这个的呗？比如，要一位语文老师，不是学中文的，免谈！非要在这方面干，就不对。中文系只让学中文的来，其他的都要闪出去，给学中文的开辟一个“绿色通道”，然后，还要问是博士呗？是211呗？是985呗？大家看，这不就“卷”起来了吗！

当时，老院长说非“科班”出身的都得外出培训。此前，2002年，我“侥幸”成为副教授，二十三年过去，现在六十岁了，依然还是副教授，可以说“资深”副教授，将来会成为“永远”的副教授。由此可见，一所普通工科院校的副教授，多么不长进（一笑）。没有课题，没有科研，仔细盘点，著述九本——《那些有伤的读书人》《梦里犹知身是客》《叩问大学》《回顾所来径》《回望清华》《中国法政人素描》《中国社会学逸史》（一、二）《高王凌：特殊独一人》。这么多年描绘“中国学术地图”，愚钝如我，也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态有一个基本的估量，一个人，踏实，认真，努力，勤奋，一直都是副教授，大概，人的品性，不会太差。话说回来，《律师文摘》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政法论坛》资深编辑——孙国栋兄夸赞敝人“著作等身”，“比博导牛”，心里那叫一个美！国栋兄见素抱朴，修辞立其诚！

孙国栋先生提供照片：谢志浩著述九种

然后到了北京大学，这是2003年的事情。今夕何夕，2025年，二十二岁大学毕业，正好2003年生人，那一年曾经SARS肆虐，北京大学抻了好长一段时间，可能怕SARS治不好，然后要封校，是吧？SARS治好了以后，北京大学知会我——可以来我们北大了。当时若是副教授就叫“访问学者”，当时若是是讲师或者助教就叫“进修”，2003年到2004年，这是一年的时间。

谢学友在做自我介绍时，往往直接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受惠于萧延中先生。北京大学访问学者这段，只字不提。今天不妨跟两位学友开诚布公，说一说，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的是陈平原先生。陈平原先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便具有了很高的学术史自觉，这与我业余时间从事的“百年中国学术地图”，颇有契合之处。陈平原先生的同门师兄弟呀，像钱理群先生、温儒敏先生，各位学友都并不陌生，不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几位作者吗！

2004年，一年“访问”回来以后，正式开始了自己在中文系的教书生涯，给人感觉好像获得了来自北大中文系强大学术气场的加持，院里领导觉得谢志浩以前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史毕业的，现在到北大中文系“访学”一年，不好意思再说此人不宜在河北科技大学中文系教书了吧，某种程度上，“访问学者”那个证书，还是有着一定含金量的。

其实，这一年对我启迪颇多。访学期间，我就以跟夫人写信的形式，描绘北京大学的学术图景，不妨说“学术地图”最初的成型的一个产品，就是《燕园札记》。北京大学一年间听的课程、参与的会议、旁听的讲座，所思所想、所行所止，描绘了一个小的“图景”，大体上有10万字。要延展一下，恐怕就是一个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为原点，辐射到全国，甚至扩展到世界的一个“学术图景”。

访学归来，担任一门课，现在已经没有了，大家也就不知道了——《人类学》。谢学友之所以走上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路径，其中一个机缘就是咱们中文系当时课程表里面有一门课——《人类学》。我认为现在全国中文系亟需开设的一门课便是——《人类学》，一方面或许由于自己曾经开设过，颇有心得体会，另一方面，中文系既然要跟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里面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就要懂得各种各样人的那种心情，心灵要有所交会。其中最为受益的学问，就是《人类学》。同时《人类学》也是一个学科群落，昨天晚上跟两位学友分享《中文与史学及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互动研究》时，曾有所论述，不再赘述。

1985—1989年，大学四年，听过沙莲香老师的《社会心理学》和李路路老师的《社会学概论》，更有意思的是，不止一次听过郑也夫先生的讲座，这样，慢慢接近社会学，后来，“社会学”与“学术地图”双向奔赴，交汇点便是费孝通先生，每一位学界老辈都是一部史书，费孝通先生身上刻画着中国社会学的“年轮”。2004年费老奔赴“九五之尊”前夕，我写出《开满鲜花的田野——播种者费孝通先生》，2005年4月24日，费老辞世，此稿发布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河北科技大学招收社会学研究生“黄埔一期”，很自然，我受聘担任《中国社会学史》的课程。一位中文系老师，手伸得很长，占据一块社会学的“领地”，也难怪，中文系的老主任在介绍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的风格时，直截了当说——谢志浩老师的学术专长是社会学。

哎，造化弄人！自己拥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本科学位，咱们学院2001年设立法律系，却不能在法律系任教，这也怨不得别人，谁让自己学的是“中共党史”呢！明明在社会学领域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却也没能在社会学系教书育人。其实，中国新闻史，我也能插上一手，因为，不仅大学期间听过中国新闻史巨擘——方汉奇教授的讲座，而且也愿意理解老先生的当身际遇、学思脉络和心路历程。无他，描绘“学术地图”既久，触类旁通，四处生风。咱们学友，听我一句话——每一门学科皆长在老辈学人身上，而非“课本”和“教材”里边，不能本末倒置。

承蒙李克荣院长器重，最先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选修课，《西方文明简史》忘了何时所开，也属于选修课。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由全校选修课转型升级为中文系必修课——《中国文明导论》，《西方文明简史》由全校选修课转型升级为中文系必修课《西方文明导论》，这是我在中文系的两个抓手。中文系最近在传达学习新的国家质量标准，这两门课好像均不在国家质量标准之内，也就是说，极有可能“人退课亡”。要是没有两位学友的访谈，差一点忘了，自己还上过一门《文化社会学》课程；另，一位同事外出读博期间，还替这位同事带过一学期的《古典文献学》课程。

当然，1989年来到学校的“初心”是教政治课，中文系创办之前，“三年顿挫”除外，一直教《中国革命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应该是“跨世纪”那年吧，学校开始设选修课，殊胜因缘，我是中校区开选修课的三位拓荒人之一。另外两位老师当时在教务处任职，皆为女老师，一位开设《科技论文写作》，一位开设《美学概论》。

当时有一个理想，有个愿景，这些人不仅是河北科技大学，还包括它的前身——河北轻化工学院人文传统的拓荒。回顾所来径，我和同仁一块做了这个工作，就是有志于在沙漠的边缘开辟出一片绿洲。实际上，这是异常艰难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这个花费的心血太大，成效不一定那么高，况且，很多人还不懂你的心思。这么多年过去了，蓦然回首，值得欣慰的是，遭遇过顿挫，受到过非议，甚或还有疑忌，一直也没停下来。

1989年8月4日来到河北科技大学的前身——河北轻化工学院政教室报到，此后的岁月，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安身”，而是“立命”。相对于“文化中心”北京而言，石家庄可以说是“文化边陲”，其实，经历剧烈的“文化冲突”，害怕患上“文化失语症”，就想拥有一些可以有共同话题的朋友，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切磋学术，砥砺品行。这个“共同体”，利用业余时间，交流读书与思考，俗话说，名不正言不顺，2004年，正式有了一个高大上的名称——“席明纳”。

此前，从1989到2004年前后十五年，算得上“席明纳”的“史前时期”——没有“席明纳”的称号，但，照样与学友互动和交流，最为典型的就是与陈远学友漫谈百年学人。2004年拥有了正式名称——“席明纳”，从2004—2025年的二十多年，中间也曾风光过，还大张旗鼓地举办“席明纳”二十年的庆生活动，当然，也非一帆风顺，一度还颇为艰难。“席明纳”一头一尾，特有意思。“一头”指的是我与陈远学友聊学思脉络，“一尾”指的是我与焦浩楠学友聊当身际遇，均属于“二人转”，其乐无穷。

2025年5月底，最后一次线下“席明纳”之后，事实上，“席明纳”渐渐进入“后席明纳”时期。“后席明纳”时期，“席明纳”以“线上”互动为主，“线下”互动为辅。2025年5月7日第一次尝试视频号“直播”，颇为有趣，唠唠家常，聊聊学问，岂不妙哉！

“席明纳”还是“连环套”，“席明纳”套着“席明纳”。杨云龙和李云飞两位学友，与陈远学长一样，皆来自工科，杨云龙学友来自环工学院，李云飞学友来自机械学院。大学期间，两位学友先后进入“席明纳”，杨云龙学友在中区完成学业，李云飞学友在新区的四年，图书馆还是没盖起来。难能可贵的是，杨云龙和李云飞两位学友均能“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又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做事干练，踏实认真，坚韧不拔。三观一致，思想相通，与谢学友颇为投契，毕业之后与谢学友既亲又近，堪称“席明纳”的“三驾马车”。迄今为止，谢学友九本著述中的七本，包括书稿结构，篇目构成，文章润色，文字校订，皆流淌着两位学友的心血与汗水，真正可以说是背靠背，肩并肩，手牵手，心连心，合作无上限。

我开设《中国传统文化》选修课，这得益于老院长李克荣教授。回首来路，饮水思源，哪些人曾经提点过自己，不应忘怀，也不能忘怀。郭德纲先生有一句话，一个人三分能耐，六分运气，还有一分是贵人提点，大概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个很重要，这就是伯乐与千里马，这里边的道理很简单，大道至简。那个时候，我开设《中国传统文化》选修课，然后是《百年中国大学史》选修课，再后来，才是一度名声在外的《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百年中国大学史》和《百年中国历史人物》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合，最后，《百年中国大学史》合并到《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里边儿去了。

一些学友弄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老爱聊民国期间的大学校长、大学教授与大学学生，绝非偶然，这不是偶然的。别看那个时候兵荒马乱，但是，大学像大学，图书馆像图书馆，校长像校长，先生像先生，学生像学生，都像那么回事儿。也就是说，兵荒马乱并没有打散中国学人骨子里的精气神儿。不信的话，试着了解一下北大蔡元培先生、了解一下清华梅贻琦先生、了解一下南开张伯苓先生、了解一下复旦马相伯先生、了解一下浙大竺可桢先生，这样的先生多了去了，宛如平常一段歌。

2007年秋季，我好像还开过一门“空前绝后”的《大国崛起》选修课，咱们学校新校区是2006年建成并开始入住，第二年，2007年秋季教育部就进行教学评估。不少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偃旗息鼓，避其锋芒，干脆暂停一学期选修课，导致一千多同学，没有选修课可“选”，选不了课就获得不了相应的学分。教务处一位负责选修课的职员跟我说：谢老师，您把一千多位学生“接收”了吧！当时，我的选修课十分饱满，又不忍心一千名学友没有学分，就勉为其难，“接收”过来，针对这些学友，急中生智，开设了一门新课——《大国崛起》。讲课地点是新校区最大的教室——讲堂群202，两个头，此时，我才弄明白，讲堂群202可以盛得下640人，当时收音不好，音量小了，后排学友听不到，音量大了，前排学友吓一跳。

《大国崛起》原本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个电视政论片，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梳理，那些一马争先，万马狂奔的竞争场景，总共有九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大国崛起》的学术指导乃新中国第一位世界史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先生。钱乘旦先生师从南京大学蒋孟引先生，1985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二十年，2005年“转场”北京大学。

钱乘旦先生的研究方向是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大国崛起》的拍摄与播出，这里面少不了钱先生出主意，因为2003年11月，钱乘旦与首都师范大学的齐世荣先生联袂在中南海作《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专题讲解，这次专题讲解，某种意义上，为《大国崛起》的拍摄，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大国崛起》一经播出，不仅使得钱乘旦先生声名鹊起，还初步实现了一位历史学人对于现实社会的参与感，本着“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原则，钱教授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大国崛起需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强劲的经济基础和综合实力，整合的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具有吸引力的文化与精神特点，在全球施加国际战略影响的能力。

《大国崛起》选修课的开设，虽然是临时抱佛脚，也有自己的思绪和考量，总而言之，我所秉持的旨趣与钱乘旦先生不尽相同，和而不同吧！记得《大国崛起》政论片一经播出，引爆舆论，众说纷纭，我为此发愿编了一本《〈大国崛起〉争鸣集》，兼收并蓄，争取把各方意见充分吸收进来，同时，不经意间，也为临时开设的选修课提供了一个文本。刘军宁先生凭借深厚的政治学底蕴因而在这场争鸣中表现十分抢眼。看得出来，刘军宁先生试图把讨论引向深入，坚决主张——中国亟需一场文艺复兴。略感遗憾的是，刘先生的良苦用心没能得到认可，二十一世纪第一场『国运之争』，浅尝辄止，匆匆结束！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近代文明史，尤其是在欧洲历史上，堪称推动文明前进的两大枢轴。文艺复兴发现了“个人”，宗教改革形塑了“国家”，也就是说“个人”和“国家”应当是“双向奔赴”——“国家”的力量十分强大，但是，“个人”没有力量，“大国小民”，不能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出现不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自由组合，“个人”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国家”终会走向失败；另一方面，“大民小国”，军阀割据，互相征伐，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个人”力量再强，不能形塑一个稳健的制度框架，“国家”也可能面临崩解。

还有一门选修课——《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一直开到2020年的疫情之前。《当代中国社会问题》虽然并不需要延展着费孝通先生的当身际遇，学思脉络和心路历程而开，这门课，最能体现敝人的社会关切。算下来，开设与社会学相关的课程，先后有《人类学》、《文化学》、《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文化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史》，竟然达到五门之多。各位学友，或许有所不知，社会学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取消，前后近三十年。以至于1979年社会学恢复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之前，一直都是敏感学科。社会学人畏畏缩缩，难以大展拳脚。我开《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并不希望中国涌现大量社会问题，初心是想让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许多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甘当鸵鸟，这个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吗？！比如火车站如厕，一度并不免费，两位来自河南的汉子，杠上了铁路部门，最后，火车站上厕所，全国才免费了。

谢学友和其他老师多有不同，比如自称“谢学友”，平等待人，一视同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怎么样，不仅对社会有非常深的关切，而且愿意把这种关切转换成学术性的话题，开诚布公探讨，研究改进之法，实际上是这么一种情况。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谢学友为什么愿意在《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上聊民国老辈？就是希望能将民国老辈身上流淌的精气神儿，加持到自己身上，增强一点自信；同时，生逢乱世，老辈面临的问题，其繁难程度，要在百倍以上，可否对吾辈有一点启迪？

黄梦一/侯玉洁：您以什么契机开始研究“百年中国学术地图”？

谢志浩：这涉及到谢学友的“学思脉络”，非常非常有意思。回顾所来径，之所以走上描绘“百年中国学术地图”这条路，大概有几股合力。第一，初中，得益于家父订阅的《北京晚报》熏陶；第二，高中，得益于历史老师赵庆仁先生的影响；第三，大一，得益于《大学语文》孙秀秋老师的提点；第四，得益于恩师萧延中先生以及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之点拨；第五，得益于李泽厚先生《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之启迪。

家父曾在旧时代北平的一家自行车行当学徒并“逆袭”娶了老板的二女儿，因此，内心深处有着很深的北京情结，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听说《北京晚报》复刊，第一时间就订阅了一份。当时还处于拨乱反正时段，《北京晚报》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平反冤假错案之后有关部门为文化界，学术界著名人士举办的追悼会。各界人士出席追悼会并献花圈的“名单”，便成为“学术地图”最早的“萌芽”。

高中阶段喜欢文史阅读，曾订阅《地名知识》和《人物》杂志，这引起了赵庆仁老师的注意，赵老师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尤其是滔滔不绝，鼓动人心的讲课风格，深深吸引了我。正是在赵老师的激励下，得以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这是人生的一大关键。否则，即使提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概念，怕也很难具有“政统”这一独到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一年级，尚未遇到萧延中先生，剧烈的文化冲突之中，能在《大学语文》课遇到知性温和的孙秀秋老师，实乃三生有幸。孙老师的话，我听进去了，孙老师给同学们极力推荐《新华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于是，一头冲进图书馆，很快便爱不释手。

海淀路三十九号院，得遇恩师萧延中先生以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的诸位老师，实在铭感不已。这个教研室别开天地，另辟一家，擅长从思想史的角度，打量百年中国史，这是只能在政治史内部打转转所远远不能及的。桑咸之先生讲乾嘉学派，程歗先生讲义和团，林茂生先生讲民初思潮，萧延中先生讲新文化，闫润鱼老师讲三十年代政治思潮，皆一时之选，启人心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久而久之，成为大学四年读书生涯的精神港湾。不愿意上其他教研室老师的课，之所以没有离开党史系，还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拯救了我，颇有再造之恩。

李泽厚先生，不仅仅是一位曾与朱光潜先生进行论战的美学家，而是新中国一位罕见的思想家，在我看来，八十年代的李泽厚与二十年代梁启超起的作用颇为仿佛，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燃灯者”。尤其是那本风靡一时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要言不烦，提纲挈领，堪称“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助产士”。

十分感念两位学友，促使我第一次提出形塑“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五股合力。至于“学术地图”，不少学友听起来觉得有点意思，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简而言之，“学术地图”约等于各个学科“学术史”的多兵种合成演练，但是，它又不是纯正的“学术史”。“学术地图”，容易让人望文生义，给人感觉，眼前平摊一张地图，有的地方还有标注：这座城市有哪几位著名学者，那座城市有哪几位著名学者，不是，它是一个历史图景，某种程度上是有着一定的“纵深”的历史学术地图。

新中国的人文学术，社会科学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是什么？乃吴晗奉毛公之命召集老友谭其骧组团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毛公博览群书，遍观群籍，尤嗜《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发现诸如职官、地名，存在颇多“拦路虎”。毛公为了扫清阅读古书的障碍，约请吴晗组织一个“秀才班子”，这个绝非“草台班子”，这就是谭其骧先生领军的历史地理学“复旦学派”的缘起。

谭其骧先生1949年以后的一大因缘，就是编撰《中国历史地图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大学，老谢家的一位女杰——复旦大学谢希德校长，赠送给里根总统的礼物，就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当时还没有编完，记得给的是前三卷。

前些日子复旦赶上120周年诞辰，热闹非凡，大家也见证了，不少学校送给复旦的贺词，何其相似乃尔，一个字儿都没有变，万千学友特别倾慕的著名学府，批量制作贺词，如此潦草、如此浮躁、如此喧嚣，真的是“草台班子”！没尽心，不知道把心在哪里安放！

“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属于自主知识产权。谢志浩，什么是你的贡献？曾在学界这么多年，什么是我对中国学界的贡献？一个可能的贡献，就是提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不遗余力描绘“百年中国学术地图”。

当然这里面，咱们席明纳“史前期”大师兄——陈远学友对传播“百年中国学术地图”贡献极大，某种程度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陈远2004年就职于《新京报》，从此开始源源不断在《新京报》等媒体发布『名人之后』和『学术中坚』的口述访谈，几套组合拳下来，“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开始在中国的学术中心——北京，有了一定的影响！

陈远对“学术中坚”的访谈，更是具有突破的意义。陈远所说“学术中坚”其实正是百年中国“第五代学人”，2004年、2005年前后，“第五代学人”多处于知天命之年，如日中天，属于“学术中坚”。

二十年过去了，陈远昔日采访的“学术中坚”处于收官阶段，一些学人甚或开始凋零。2025年3月22日去世的章立凡先生属于“标准”的“第五代学人”，章先生1950年生人，是一位『名人之后』！因此，陈远访谈章立凡先生具有“双重意义”，既属于“学术中坚”，又是“名人之后”，可谓一身而二任。

当然，依照刘梦溪先生的说法，七老八十处于人文学术研究的盛年！这么看，章立凡先生千不该万不该在“盛年”离世。陈远以为，放眼现代中国，章立凡先生是聂绀弩、杨宪益两位老辈之后能将旧体诗写出新意境的第三位大家！

自左至右：陈远/ 谢志浩

鲁迅先生塑造的经典人物阿Q，曾豪迈地宣告：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若从社会学的角度，从代际承继说开来，二十年确实又是一代。大体上，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二十年，中国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第一代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甲午战争前后诞生了第二代，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诞生的是第三代；九一八前后诞生了第四代；1949年前后诞生了第五代。

当然，第一代近代意义上的学人，十分特殊，第一代内部有的就相差二十岁。第一代之中，严复、康有为，1850年代出生，谭嗣同、蔡元培、章太炎，1860年代出生，梁启超和王国维，属于1870年代生人，但是，两位与比自己大二十来岁的严复和康有为都是第一代，古今贯通，中西会通。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按照李零先生的说法，礼崩乐坏，第一代横空出世，披荆斩棘，『导夫先路』。

第二代的话，大部分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完整的“西学东渐”的这种教育。这一代产生了不少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泰斗、宗师和某某学科之父。比方说李济先生——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赵元任先生——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的友人——李方桂先生，这是“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为什么好多近代学科之父多为清华学人呢？无他，冯友兰先生说清华是一座国耻纪念碑！这是一座由美国返还庚子赔款而建立的学校，清华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第二代的整体特征是『发凡起例』，因而产生这个学科的代表作，天设地造，殊胜因缘，清华“扎堆”产生泰斗和宗师。

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三位先生均属“文化地标”，三位先生均曾在哈佛大学留学，赵元任、李济两位先生哈佛博士毕业。赵元任和李济没有陈寅恪的道行，只好一步一个脚印，最后取得博士学位。陈寅恪出身于贵族之家，深谙“游学”之理，出于求知的乐趣，满足好奇心和想象力，这么些年来被塑造成神一般的人物——别人是为了“学历”，陈寅恪是为了“学问”。陈寅恪先生在很多方面，都很令人佩服，比如提出“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比如，眼睛废了，自强不息，著述不辍，还在那里撰述《柳如是别传》。但是，陈寅恪的故事，放到旁人身上，就可能出现“双标”——比如我本人，英语不行，很早就断了读硕士的念想，此时，若是有人把我夸到天上——谢志浩为了“学问”，放弃“学历”，这时，我听到了，第一件事就是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陈寅恪先生的著述风格，这与没有读硕读博因而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大有关联。李济和赵元任著作里面有一整套的科学法则，陈寅恪先生的著述里边，靠猜测，靠臆想，颇不少，依照陈寅恪先生自己的说法——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这样看来，陈寅恪先生似乎并不属于胡适先生所推崇的“汉学”，而是独辟蹊径，既不是考据派，也非义理派，而是“神游冥想”。

李济先生属于“半个”导师，不是说李济先生水准不行，而是，清华负责一半薪酬，另一半薪酬由文博基金会支付，难怪李济先生对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归属感”不那么强呢！野外考古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一样，属于寂寞的生涯，李济先生大概把心放在了山西和河南的古代文化遗址上了吧！

曾在哈佛大学留学的赵元任先生是“现代汉语学之父”。赵元任先生天赋异禀，才华横溢，堪称百年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人，古今贯通，中西汇通，文理融通，说的正是哈佛毕业的竺可桢，赵元任这样的大家！陈寅恪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山”，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这方面的学术，“先生之学问，或有时而可商”，陈先生的学问，可超而不可越，咱得知道陈寅恪先生在这方面曾经奠定学术基石。魏晋南北朝不可解的事，本来就多，学术奠基人陈寅恪先生靠猜测和臆想，来破解魏晋南北朝历史之谜，倒也挺对症，陈寅恪先生自己的说法，依靠诗人之“神游冥想”。高王凌先生曾经在《超越“史料学派”》一书中专门探讨——史学研究中站在“义理”和“考据”之外的第三派，不妨称之为“神解精识”。高王凌先生的“神解精识”与陈寅恪先生的“神游冥想”，颇有相通之处，只不过，高王凌先生的“神解精识”偏向理性，而陈寅恪先生的“神游冥想”偏向感性。

清华国学研究院还有两位老辈——梁启超和王国维，两位皆为1870年代生人，作为百年中国第一代学人，清末民初就已奠定了学术地位。王国维先生西北史地，甲骨学，宋元戏曲和红楼梦领域，均有空前之贡献。

梁启超慧眼独具，为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开启了无数法门，正式就职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前，早就在水木清华赁屋居住，以便就近督导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就读清华，这可“便宜”了梁思成的那帮同学，梁实秋让同班同学梁思成负责联系梁启超先生进行人文讲座。潘光旦1922年清华毕业之前，曾拜师梁启超先生。梁启超独具慧眼，看到潘光旦呈上来的作业，认为潘氏同时具有文理两方面的才具。

2011年4月谢志浩在公教楼进行『百年清华』讲座

同属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陈寅恪先生、赵元任先生、李济先生，这是第二代，第二代群星璀璨，包括胡适、金岳霖、叶企孙、潘光旦、陈岱孙诸位先生，包括1901年左右出生的梁思成、吴文藻、吴景超、顾毓琇、梁实秋，不都是水木清华同一年毕业的吗？

第三代比方说河北乡贤——张岱年先生，还有钱钟书先生、费孝通先生、季羡林先生，不都是第三代吗？清华校史权威黄延复先生认为，清华理学院先后两位院长——叶企孙和吴有训领衔奠定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大厦。清华学人古今贯通，中西汇通，文理融通，薪火相传，开拓进取，同样奠定了中国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根基，细究起来，张岱年，钱钟书、费孝通和季羡林，皆与清华有着殊胜因缘。钱钟书和季羡林先后毕业于清华外文系，费孝通清华社会学研究生毕业，抗战期间，钱钟书和费孝通曾任教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均任教于水木清华；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无奈，受不了罗家伦校长的“强迫训练”，转投北平师范大学，抗战之前和抗战之后，任教于清华哲学系。清华出人才，这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群体，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代的特征在于『承上启下』，其实，若要细究，哪一代不是承上启下呀！第三代『上半场』在旧中国，『下半场』在新中国。新旧社会，冰火两重天，无论“道统”，还是“政统”和“学统”，均判然有别。这里“承上启下”具有“改朝换代”的意义，大体上，第三代的学问在『上半场』成一半，如果运气好，『下半场』还能成一半。

第三代往往出生于1911年前后，再加上20年，这就到了1931年“九一八”，生于忧患死与安乐，这是第四代之处境。不妨用杜诗的特征来形容第四代——沉郁顿挫，第四代诞生了颇多社会主义红色学统狙击手。1949年以后，毛公是集道统、政统和学统于一身的人物，“三美俱”，觉得胜券在握，所以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主动发起了向旧学统的开战。比如说对《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尤其是从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就可以看得更加通透。毛公明白，建设社会主义新学统，依靠老一辈学者，那是万万不能的，只有发现『小人物』，启用一代新人，因此，第四代的很多学人，无一不是行走在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口浪尖上的“刀锋战士”，故称之为“红色狙击手”。

这里面就包括最近安葬在怀柔九公山的法学地标——江平先生。江平先生是第四代的代表性学人，负笈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但是，刚刚学成归国不久的江平，正好赶上了1957年的夏季，昔日根正苗红的江平有长达22年打入另册的人生。人生从五十岁开始，实乃江平先生的真实写照。摘掉右派帽子，推倒不实之词，江平先生已经是知天命之年。

经济学界与江平先生同一辈分的吴敬琏、厉以宁，当身际遇要比江平先生好多了，吴敬琏因为根正苗红，受到组织的信任，一度成为各种写作组的种子选手，厉以宁则由于右倾，枯坐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过着翻译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寂寞生涯。一九七八年以后，吴敬琏与厉以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坊间从“吴市场”和“厉股份”的称誉，不难想见两位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所曾发挥的独特作用；国际政治学方面，一对卓越的“学术夫妻”——陈乐民、资中筠，堪称“学科地标”，陈乐民先生2009年过世了，资中筠女史还健在，2025年恰值“九五之尊”，这都是第四代之中的佼佼者。

第四代身处“嬗变期”，也就是要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型时期，最典型的第四代学人，往往在旧中国读了两年大学，然后，又在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定要注意，人所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这个就相当于“空气”一样，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有的地方自由是有无的问题，有的地方自由是多少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到了青藏高原，也才能体会到高原反应之烈度。平原地带，自由呼吸，感受不到“空气”之存在；到了青藏高原，岂能感受不到！哪怕身在九寨沟，尚未抵达青藏高原，恐怕已经感同身受了。

同时的话，我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日益对1942年左右出生的“老五代”，产生同情之理解与温情之敬意。什么叫“老五代”？大体是1961年到1966年五年之间大学毕业生。刘梦溪先生，俞荣根先生，还有2023年去世的冯天瑜先生，我认为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四代半”。这个“第四代半”的提法，刘梦溪先生不是那么认可。刘梦溪先生曾经主持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对于百年中国学术的渊源与流变，学者的断代和分期，均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这一点，很难轻易改变；俞荣根先生有开阔的胸怀，欣然接受“第四代半”的提法。俞荣根先生为一位从事法律文化史的“大师兄”祝寿时说到——“河北科技大学的谢志浩老师认为我是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四代半”。

第五代，“红旗下的蛋”，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一定注意，不要把收获的时代“红利”，享受的老辈“余荫”轻易加持到自己身上，大言不惭：能力之外的资源等于零，自己如何如何能耐，可不是这么回事儿。人啊，时代之子，咱们就说这个事儿。

第五代不就是上山下乡的一代吗？不就是知识青年的一代吗？当今之世，第五代，实在太多了，郑也夫，葛兆光，陈来，葛剑雄。葛先生岁数大一点了，1945年生人，但，也算第五代。第五代里面甚至还有一位1939年生人，这就是王瑶先生的老门生——钱理群。钱理群先生是第五代的良知。诸位学友要想从第五代那里感受到这个世界炽热情感以及真知灼见，不妨看一看访谈钱理群先生的视频。

中文系诸位学友，千万不要把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固化”在所能呈现的填空、选择、辨析、简答、论述之中，可不是那么回事。要尝试着触摸一个学者的体温，体会到作者脉搏的跳动，进一步体察一位学人的“当身际遇”、“学思脉络”和“心路历程”。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不能见到一本书，总是先问：这是“题”呗？一本书能出成题，就有大用，不能出题，就了无用处，如此实用主义，实乃人文教育之巨大悲哀。

大体上，从1850年到1950年，百年中国，薪火五代。第六代的话，属于70后，1970年左右出生的会成为第六代的“基干民兵”，陈远学友就属于“第六代”里面的善于阅读“无字天书”的青年历史学人。

民国时期意识形态体现在学术领域，就是以胡适先生领衔的，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作为先锋的“新汉学”学派。他们秉承清代的“朴学”——乾嘉学派，古今贯通，同时的话，因为身处西学东渐的时代，还有兰克史学的熏陶，中西会通，古代和西方的双重因素，形塑了民国时期的“新汉学”。我们知道，民国时期，政治上动乱，军事上纷争，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以至于主旋律不能保持一枝独秀，也只好放任多元化。这样，以范文澜先生、郭沫若先生、翦伯赞先生、吕振羽先生、侯外庐先生，五位先生领衔的“新宋学”学派，就有生存壮大的土壤和水文。1949年以后这个“新宋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1949年以后很长时间，指导思想不是这个吗？

“宋学”讲究义理，“汉学”讲究考据，沉潜者尚考索之功，高明者多独断之学。不难发现，只要搞“宋学”的，不管“老宋学”还是“新宋学”，往往非常高明，因为敢于论断；反之，凡是搞“汉学”的，不管是“老汉学”还是“新汉学”，往往非常胆小，因为不敢论断，别看手中有那么多资料，胡适先生有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不敢论断，胆儿小。记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彭明先生在课堂上常说，做学问，就要坐得住，还把范文澜先生抬出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范文澜先生当年在北方大学，以及后来的华北大学，确实经常强调“坐冷板凳”。现在，终于找到出处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副对联出自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这在强调证据方面与胡适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范先生就中国社会性质，历史分期，勇于论断。最合适的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三美俱”，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

黄梦一/侯玉洁：您从研究梁漱溟先生以来，有哪些感悟？

谢志浩：感悟颇多！2002年4月跟陈远学友前往山西太原访学期间，当着高增德，赵诚，谢泳先生的面，于智效民先生的客厅提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以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虽说重视学术脉络，但，呈现出来的多为“个案研究”，少则三千来字，多则一两万字，这种情况，并不满意，大概，略感欣慰的是四十万字的《中国社会学逸史》（一、二）和二十万字的《高王凌：“特殊独一人”》。

《中国文明导论》课程以及它的前身——《中国传统文化》，曾经用过冯天瑜先生《中华文化史》，中间经历过自由发挥的“无课本”阶段，最后，选择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作为本子。梁漱溟先生并不以纯正学者形象示人，但是，梁漱溟与毛公一样，属于百年中国史上，集道统、政统和学统于一身的人物。尤其有意思的，梁漱溟先生的“学思脉络”和“当身际遇”密不可分。梁漱溟先生和梁启超一样，长期游弋于政学两界。读梁漱溟先生的书，不知其人，可乎？真的不可以！因此，《中国文化要义》前面二十节课，不是用来讲解梁漱溟先生的文化理念和哲学内蕴，而是，细聊梁漱溟先生的生平遭际和当身际遇。一言以蔽之，梁漱溟的“朋友圈”——梁漱溟的尊人外，多来自政学两界，梁济先生，蔡元培，张澜，梁启超，孙炳文，张耀曾，李济深，韩复榘，毛润之，周恩来；林志钧，张申府，汤用彤，冯友兰。

我研究“学术地图”，就本意而言，不愿也不能仅仅专注“一门学科”，这样，无论视野和胸襟，还是理念和视角，往往与其他人迥然有别，也常常得出『非常可怪之论』。这里，不是标榜自己多么特立独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径，不是有一个词叫“路径依赖”吗？我研究一位学人，不是说看了多少他写的书。也许有人会问：那你研究一个人的基础是什么？某种程度上，我研究一个人，首先要看是否与我契合，就是所谓契理契机，如果契合，不妨接着看一看相关的回忆，年谱以及纪念文集，那么研究起来就特别的顺畅；如果不契合，不妨放一放！

记得，最早开设《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前几年只聊四位老辈：一，季羡林，二，季羡林老爷子的同事——金克木，三，费孝通，四，王元化，就聊这四位。第一本小册子——《那些有伤的读书人》，有心的学友会看出来，描写季羡林、金克木、费孝通、王元化的四篇文稿，颇为契合老先生的当身际遇、学思脉络和心路历程，尤其是王元化先生一篇，更是如此！这有什么证据？它得到了王元化老辈的首肯。老先生生前审定《王元化集》，第十本是学界对王先生的评议，大概收入了十来篇，谢学友所写《有学问的思想家——王元化先生》，也在其中。

想当初，2002在河北省图书馆写好后寄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元化先生的博士——陆晓光老师颇为细心，把我写的信呈送当时在华东医院疗治的王元化先生。陆晓光老师打来电话告知——王先生已读了寄送的文章，欣慰地说写到点儿上了，据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山西两位研究知识分子的智效民，丁东和谢泳先生，也对这篇文稿有很高的评价。

王元化先生早岁住在水木清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来到沪上，自此很少离开上海，一九五五年成为胡风分子，受了多年的苦，受了好多的罪，精神还差一点分裂，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依然承受很重的精神枷锁，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平反，成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离休以后，等于说是在华东师范大学领衔带了几位博士生，上海地区今年高考题目——“专”“转”“传”，就来自王元化先生的一位门生——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胡晓明教授以前发布的一篇文章。

何以我写王元化的文稿与王元化先生本人比较契合呢？偶然发现王元化先生的书斋叫“清园”，心想，咱们老校区不就毗邻“青园街”吗？如此亲切，仔细一看，王元化先生的“清园”比咱们“青园街”多三点水。后来查证，王元化的父辈曾任职于水木清华，因此，王元化小时候住在清华园，与杨振宁和邓稼先一样，同属清华园子弟。不知为什么，我喜欢清华校史，因此看到清华园子弟就觉得亲切。

再一个的话，王元化先生是一位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布尔什维克，比如二十年代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既是革命者，也是学问家；三十年代沪上，王元化“地下文委”的同志——孙冶方，和顾准依然有“革命者”和“学问家”的流风遗韵，耳濡目染，长期的地下生涯并没有损毁王元化对学问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毕业于中共党史系，因此，内心深处对这些老派布尔什维克有一份别样的温情与敬意。why? 这种情况，就是“契合”。为什么我能够与王元化先生颇为“契合”？不是说读了王元化先生多少著述，而是，更愿意体会王元化先生的际遇和心迹。

因此，问我从梁漱溟先生这里获得了哪些感悟？首先，不是空洞地讲述梁漱溟的理念和精神，而是结合当身际遇和学思脉络，去理解梁漱溟的心路历程。

梁先生在心中首先是一个反派人物。为什么？小时候老师组织阅读学习《毛选》第五卷，梁漱溟可是写在《毛选》第五卷里边响当当的反动人物——《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主席发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这老头子能有好吗？当然没好了。第一印象，约等于在我的DNA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没有更加强大的异质思想资源，怕是难以磨灭。

高中期间，颇有闲暇，因为喜欢阅读，经常到图书馆阅读历史类期刊，竟然在《人物》杂志看到了梁漱溟的长篇连载《忆往谈旧录》，不免揣测：这么反动老头的怀旧文章，照样刊登，不难想见，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1985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6年，也就是39年前，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殊胜场合，居然见到了《毛选》第五卷里面的反动分子——梁漱溟，这位反动人物不仅活着，而且，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戴瓜皮帽，对襟小袄，眼睛炯炯有神，让我怎么样？过目不忘。老先生这派，老先生这种风范，平常的“一面之交”，就在心底播下了一粒种子。

后来，不仅《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课上处处有梁漱溟的身影，而且还频频出现在报章杂志上。梁漱溟先生称得上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一块活化石，从东西文化论战到乡村建设运动，从前往延安窑洞探访毛润之到四十年代组建民盟，从反对一化三改到文革期间为孔夫子辩护，再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简直无役不从。很多学友不无疑惑，谢学友为什么要选择梁漱溟写于1949年的《中国文化要义》作为《中国文明导论》的本子，根在这儿。

再一个，长话短说，新文化时期，老先生秉持“一分为三”的理念，特立独行，第一，他支持新文化的健将——陈独秀和胡适，支持他们的理念。陈先生和胡先生说，中国需要“赛先生”，中国需要“德先生”，中国需要科学，中国需要民主，梁先生对此，全力支持。这在《中国文化要义》里面很明确，中国不仅需要科学，不仅需要民主，而且，更需要技术。老先生可以说慧眼独具啊！1978年以来中国的进步主要是技术方面的进步，实现了由农业到工业的历史性转型，老先生说的非常非常对。

老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传统中国实行的是伦理本位。再一个的话，他为传统说了很多好话，以至于赢得“最后的儒家”之誉。同时，很多人不知道，老先生把传统看透了。传统中国，一个人永远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谈自己——“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中国发现不了个人。为什么发现不了个人？家族伦理本位，天地有张大网，谭嗣同先生所说冲决伦理之网罗，所言极是。梁漱溟先生对个人在传统社会生态之中的这个态势看的多么明晰。

所以说，谢学友有鉴于此，2015还是2016年的《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其中一个头南公教楼还是在讲堂群，记不大清了，就是一学期，围绕着梁漱溟先生展开。迄今为止，我的选修课一学期围绕着一个人讲，只有两个人，一位是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还有一位就是梁漱溟先生，两位先生在我心中的位置，可窥一斑。

我建议诸位学友啊，看书，尽量看一些老辈儿的，梁漱溟先生这样的老辈，1949年之前著书立说，往往在1949年以前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庶几存在文白相间的情形。不过，只要静下心来，可以突破阅读障碍，获得极大的助益。不说别的，字里行间那股子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以及议论风生，酣畅淋漓，就让人回味。千万要注意，现在很多课本的主编往往都是知青学者。某种程度上，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青学者的气场是铺天盖地的。但是，看他们的书应该有一个警醒，因为自己的脑瓜应该长在自己脑袋上，不应该成为别人陈腐说教的跑马场。教育不是宣传，读书不是传销，一定要注意哦！

可惜了，聊了那么多年的梁漱溟先生谈得上研究吗？谈不上。多年以前，应《新京报》绿茶兄之约，曾给梁漱溟先生写了一封信——《致梁漱溟先生一封信》，关于梁漱溟的很多东西还在我的电脑U盘里边。今年十月退休以后，终于有了闲暇，可以着手整理这方面的资料，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若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来论，梁漱溟属于百年中国的“第二代”。他和毛公，还有张申府，汤用彤，都是同一年——1893年生人。老辈儿波澜壮阔的一生，特别启人心智。

梁漱溟

黄梦一/侯玉洁：您近两年恢复带毕业论文或多或少有一些心得体会吧？

谢志浩：有啊，上一回“直播”（6月7日）说的正是这个事——曾经指导过的毕业论文。2002年中文系有了“黄埔一期”，2006年第一批“大师兄”和“大师姐”毕业，2006——2025年，总共二十届，中间打了“退堂鼓”，十年没有带学生。但是，早年间，毕竟带了一些，不管是否“挂”在自己名下，杨冰，孙丽烨和杜龙飞三位学友，印象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