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之珠到亚洲病夫，复盘菲律宾被“观念”误导的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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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关乎统治精英们一套善意却致命的建国理念，也关乎普通民众一种根深蒂固、被历史反复强化的对经济的误读 。 一） 菲律宾人优先 1946 年 7 月 4 日，菲律宾在美国的 “ 恩准 ” 下正式独立 。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 。 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菲律宾的精英阶层继承了一套美式的民主制度框架、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以及对西方文明的熟悉感 。 他们自视为亚洲的例外，是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 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独立、富强、由菲律宾人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 。 这个崇高的目标，很快就转化为一套具体的经济思想，即 “ 进口替代工业化 ” 和 “ 菲律宾人优先 ” 政策 。 川普现在才搞这一套，这算什么？人家菲律宾早就搞了。 在当时的总统卡洛斯 · 加西亚等领导人看来，这么搞那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爱国主义 。 让我们尝试站在加西亚总统的视角 。 他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菲律宾？一个在经济上仍然严重依附于前殖民宗主国美国的国家 。 经济命脉掌握在少数西班牙裔和华裔的大家族手中，以及强大的美国跨国公司手中 。 菲律宾的出口，是蔗糖、椰干、蕉麻等少数几种农产品，价格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巨大 。 而国家需要的工业制成品，从汽车到牙膏，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 在加西亚和他的同僚们看来，这是一种 “ 新殖民主义 ” 的枷锁 。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何谈真正的独立？ 因此，他们的药方是：通过设置高额关税和严格的进口配额，来限制外国商品的涌入；同时，为本国企业家提供低息贷款、税收优惠和外汇管制的特权，鼓励他们建立自己的工厂，生产 “ 菲律宾制造 ” 的商品，以替代进口货 。 这个 “ 菲律宾人优先 ” 的口号，在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 一位名叫埃内斯托的马尼拉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充满了对西班牙三百年殖民和美国五十年统治的反思 。 他看到 “ 菲律宾人优先 ” 政策时，内心涌起的是一股民族自豪感 。 他认为，这终于是在纠正历史的错误，是菲律宾人夺回自己经济主权的伟大斗争 。 当他在商店里看到一双本地生产的 “Ang Tibay” 牌皮鞋时，即使它的质量不如美国的 “Florsheim” ，价格也不便宜，他仍会毫不犹豫地购买 。 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次消费，更是一次爱国行动的投票 。 在政策实施的最初几年，效果似乎立竿见影 。 马尼拉周边涌现出许多新的工厂，生产纺织品、食品、家电和药品 。 一个新兴的 “ 民族工业家 ” 阶层开始形成 。 国家的 GDP 数据看起来相当不错 。 然而，在这片繁荣的表象之下，致命的毒素已经开始侵蚀经济的肌体 。 从经济自由的视角看， “ 进口替代 ” 是一条通往停滞的死路 。 它创造了 “ 温室里的花朵 ” 。 受到高墙保护的本国企业，没有任何动力去提高效率、改进技术或降低成本，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来自国外的竞争对手 。 它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质次价高，最终买单的是菲律宾的普通消费者 。 埃内斯托教授的爱国情怀，实际上是以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为代价的 。 为了保护少数工业家的利益，整个国家的农业部门遭到了惩罚 。 农民们辛辛苦苦生产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但他们换回的外汇，却被政府管制，优先分配给那些需要进口机器和原材料的 “ 民族工业家 ” 。 同时，他们还要被迫购买国内生产的昂贵的农具和化肥 。 最重要的是， “ 进口替代 ” 为后来的 “ 裙带经济 ” 铺平了道路 。 谁能获得宝贵的进口许可证？谁能拿到政府的低息贷款？谁能被认定为需要保护的 “ 民族产业 ” ？决定权掌握在政府官员的手中 。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权钱交易和腐败 。 那些与政客关系密切的商人，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 他们不是在市场上通过竞争赢得财富，而是通过在马拉坎南宫的走廊里游说获得特权 。 因此，在独立后的第一个二十年里，菲律宾建立的，并非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个由政治权力主导的、封闭的、低效的 “ 特权经济 ” 。 精英阶层的观念 —— 将爱国主义等同于经济保护主义 —— 与民众的观念 —— 支持国货、警惕外资 —— 完美契合，共同将国家引上了一条看似正确，实则充满陷阱的道路 。 这个基础，为一位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强人，准备好了完美的表演场地 。 二）马科斯的 “ 新社会 ” 1965 年，费迪南德 · 马科斯当选为菲律宾总统 。 他年轻、英俊、口才出众，是一位在二战中声名显赫的 “ 英雄 ” 。 他向菲律宾人民承诺，要让这个国家 “ 再次伟大 ” 。 熟悉不熟悉？这不就是MAGA吗？ 马科斯的视角，是典型的 “ 强人视角 ” 。 他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政治纷争、寡头横行、效率低下的 “ 旧社会 ” 。 他认为，美式民主在菲律宾水土不服，它只会导致无休止的内耗和瘫痪 。 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一个能够超越党派和家族利益的 “ 发展型独裁者 ” ，就像他自己 。 1972 年，马科斯宣布戒严，建立了他所谓的 “ 新社会 ” 。 他关闭了国会，逮捕了反对派领袖，控制了媒体 。 在他自己看来，这不是为了个人独裁，而是为了扫除发展的障碍，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 他的口号是 “ 纪律、秩序、发展 ” 。 在经济上，马科斯并没有抛弃 “ 进口替代 ” 和 “ 菲律宾人优先 ” 的旧模式，而是将其推向了极致 。 他不再满足于让政府 “ 引导 ” 经济，而是要让政府 “ 拥有 ” 经济 。 他将这种模式称为 “ 国家资本主义 ” 或 “ 裙带资本主义 ” 的顶峰 。 他的做法是，挑选自己的亲信、朋友和家人（即 “ 裙带 ” ），让他们以国家的名义，垄断整个国家的关键经济部门 。 他的密友罗伯托 · 贝尼迪克托控制了制糖业，另一位密友爱德华多 ·“ 丹丁 ”· 科 垄断了椰子产业 。 建筑、航运、媒体、银行 …… 几乎所有能赚钱的行业，都被马科斯家族和其裙带们瓜分 。 在马科斯看来，这是一种高效的 “ 国家队 ” 模式 。 他或许会辩称，与其让成百上千个小企业无序竞争，不如集中资源，扶持几个 “ 国家冠军 ” ，由他亲自指挥，去完成宏大的国家建设计划 。 他确实也大兴土木，修建了大量的公路、桥梁、医院和宏伟的文化中心 。 这些项目，在初期为他赢得了不少民众的支持 。 在戒严初期，不少民众会觉得生活变好了 。 街头的犯罪减少了，交通秩序井然，还有了新修的高速公路 。 他们可能会觉得，马科斯总统的 “ 铁腕 ” 正是菲律宾所需要的 。 然而，这种裙带垄断的真实后果是灾难性的 。 让我们看看内格罗斯岛的一位蔗农巴勃罗 。 在马科斯之前，他可以将甘蔗卖给多家糖厂，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 。 但在贝尼迪克托的垄断下，他只有一个买家 —— 国家糖业贸易公司 。 这家公司以极低的价格强制收购他的甘蔗，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高价卖出，巨额的差价流入了贝尼迪克托和马科斯家族的口袋 。 巴勃罗和成千上万的蔗农，一夜之间从自给自足的农民，变成了赤贫的农奴 。 三）劳动法灾难 正是在马科斯时代，菲律宾的劳动法被系统化，并成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关键变量 。 1974 年，马科斯颁布了《菲律宾劳动法典》 。 从他的统治者视角来看，这部法典是一项杰作，一举多得 。 这是一项强大的政治宣传工具 。 法典赋予了工人一系列在当时亚洲堪称最慷慨的“权利”：严格的 “ 雇佣保障 ” ，使得解雇一名正式员工变得极其困难和昂贵；强制性的 “ 第十三个月工资 ” ；以及各种复杂的假期和福利规定 。 马科斯可以借此向世人宣称，他的 “ 新社会 ” 是“保护”劳工、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 。 这为他的统治披上了一层温情的外衣，也有效地安抚和收编了城市的工会组织 。 然而，这部以 “ 社会正义 ” 为名的法典，从经济自由的视角看，却对菲律 T 宾的长期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 其核心问题，就在于 “ 雇佣保障 ” 条款 。 一位名叫玛丽亚的服装厂女老板，她的小工厂有 50 名工人，接到了一笔来自美国的加急订单，需要额外雇佣 30 名工人，为期六个月 。 然而，根据劳动法，一旦这些工人成为正式员工，除非他们犯有法典中列出的严重过错，否则她几乎无法在订单完成后解雇他们 。 即使企业亏损，裁员也需要支付高昂的遣散费，并面临复杂的法律诉讼 。 面对如此巨大的风险和成本，玛丽亚会怎么做？她不敢雇佣新的正式员工 。 她可能会选择让现有工人疯狂加班，或者，更可能的是，通过中介雇佣 “ 合同工 ” 。 这些合同工每五个月续签一次合同（为了规避法律规定的六个月转正的期限），他们享受不到任何正式员工的福利，工资更低，工作也极不稳定 。 这部旨在保护工人的法律，最终催生了一个巨大的、缺乏保障的 “ 非正式 ” 劳动力市场 。 它将劳动力市场割裂成两个世界：一小部分在政府或大企业拥有稳定工作的 “ 局内人 ” ，他们受到法律的过度保护；以及绝大多数在小企业、服务业或作为合同工挣扎的 “ 局外人 ” ，他们承受了所有的市场风险 。 更糟糕的是，这种僵化的劳动法，极大地抑制了投资，尤其是能创造大量就业的制造业投资 。 当外国投资者考察设厂地点时，他们会比较越南、泰国和菲律 宾 。 他们会发现，在菲律宾，劳动力成本不仅是工资，还包括了背后沉重的、不确定的法律风险 。 于是，他们将工厂设在了别处 。 玛丽亚的工厂，也因为难以灵活调整劳动力规模，而失去了竞争力，最终可能倒闭 。 民众对此的理解，再次陷入了观念的陷阱 。 当他们看到 “ 合同工 ” 现象泛滥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质疑那部制造了问题的劳动法本身，而是去谴责企业家的 “ 贪婪 ” 和 “ 剥削 ” 。 工会和左翼团体年复一年地要求政府 “ 终结合同工制度 ” ，加强 “ 雇佣保障 ” 。 你到网上看一下，骂中国派遣工模式的，也多如牛毛啊。 民众们不知道，劳工管制越严格，地下黑工（或派遣工，非正式用工）就越多。 政客们为了选票，也乐于摆出 “ 为民请命 ” 的姿态 。 于是，法律变得越来越僵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 在马科斯的二十年里，裙带垄断掏空了国家的产业基础，而僵化的劳动法，则锁死了国家创造就业的能力 。 当 1983 年反对派领袖尼诺 · 阿基诺在马尼拉机场的停机坪上被暗杀，引爆了积蓄已久的民怨时，菲律宾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空壳 。 1986 年的 “ 人民力量革命 ” ，推翻了马科斯，举世欢腾 。 人们以为，黎明终将到来 。 四）继续迷失 1986 年的 革命，是菲律宾人最引以为傲的时刻 。 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以非暴力的方式，推翻了一个独裁政权 。 然而，革命的激情退去后，留下的却是沉重的现实 。 新上任的科拉松 · 阿基诺（ 被暗杀的尼诺 ·阿 基诺的遗孀）政府，面临着一个烂摊子 。 从统治者的视角看，她的首要任务是政治重建，而非经济革命 。 她的政府致力于恢复民主制度，清算马科斯的余毒，并起草一部新的宪法 。 1987 年宪法，正是这个 “ 后马科斯 时代 ” 观念的集中体现 。 它被视为一部 “ 人民的宪法 ” ，旨在防止马科斯这种人重现，，保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 。 然而，这部充满了良好意愿的宪法，却将许多在马科斯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阻碍经济发展的错误观念，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永久地固定了下来 。 让我们看看这部法律的起草者们，他们大多是律师、学者和反马科斯斗士 。 他们深受民族主义和对马科斯时代 “ 外国资本 ” 与独裁者勾结的创伤记忆影响 。 因此，他们在宪法中写入了严格限制外国投资的条款，最著名的就是 “60/40” 规则，即在许多关键行业（如公共事业、自然资源开发等），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40% 。 在他们看来，这是在保护菲律宾的 “ 民族资产 ” ，防止国家经济命脉再次落入外国人之手 。 这是一种爱国的防御姿态 。 但从经济自由的视角看，这是在向全世界的资本关上了大门 。 一个缺乏资本和技术的国家，却用法律来限制资本和技术的流入，这无异于自断经脉 。 想一想，为什么菲律宾的电信服务和互联网速度，长期以来在亚洲都排名垫底且价格高昂？因为这个行业被少数几家本地寡头垄断，而宪法限制了更有实力的外国竞争者进入 。 同样，这部宪法也全盘继承并强化了马科斯时代劳动法中的 “ 社会正义 ” 条款 。 废除马科斯的独裁是革命的目标，但废除他那部 “ 保护劳工 ” 的法典，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 。 任何试图提出修改劳动法，使其更灵活、更有利于创造就业的政治家，都会立刻被贴上 “ 反劳工 ” 、 “ 大资本家走狗 ” 的标签 。 于是，在后马科斯时代，菲律宾陷入了一个奇异的困境 。 政治上，它拥有了亚洲最活跃的民主之一，媒体自由，选举频繁 。 但经济上，它却被一部充满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思想的宪法，以及一部僵化的劳动法死死捆住 。 历届政府，从拉莫斯的有限开放，到埃斯特拉达的民粹主义，再到阿罗约 的争议缠身，都未能或不敢触碰这些根本性的制度枷锁 。 民众的观念，也在这三十多年里被固化了 。 大量的普通人不得不成为临时工，每五个月就要为下一份合同而焦虑 。 这些人看到富人区的灯红酒绿，看到政客们在电视上夸夸其谈，感到的是愤怒和无力 。 他们会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什么？他会听从工会领袖和民粹政客的宣传：是 “ 贪婪的资本家 ” 在搞合同制，是 “ 外国势力 ” 在剥削菲律宾，是政府 “ 腐败无能 ” 。 他会支持那些承诺给他更高工资、更多福利、更强雇佣保障的候选人 。 他无法理解，正是这些看似美好的承诺，这些被写入法律的 “ 保护 ” ，最终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僵化，让他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找不到 。 他看不到，如果玛丽亚的服装厂能够更容易地根据订单来雇佣和解雇工人，她可能会雇佣一百名正式员工，而不是五十名加班的工人和三十名合同工 。 这种民众观念与统治精英（为保住选票而迎合民粹）的合谋，形成了一个无法打破的 “ 低增长陷阱 ” 。 缺乏投资，导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稀缺 。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最优的选择就是成为外劳 ，去国外寻找国内无法提供的机会 。 而他们寄回的汇款，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社会矛盾，使得进行痛苦的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降低 。 整个国家，就这样依赖着 “ 英雄 ” 们的汇款，勉强维持着运转，日复一日 。 五）观念决定一切 菲律宾的故事，是一部令人扼腕的 “ 观念悲剧史 ” 。 它几乎在每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每一次选择的背后，都有着看似崇高的理由 。 从统治者的角度看： 独立初期的精英，出于 “ 爱国主义 ” ，选择了封闭的 “ 进口替代 ” 模式，埋下了特权经济的种子 。
马科斯，出于建立一个 “ 伟大强国 ” 的野心，将特权经济发展为赤裸裸的裙带垄断，并用一部看似进步的劳动法来收买人心和实现社会控制 。
后马科斯 时代的领袖们，出于对独裁和外国控制的恐惧，用一部宪法将保护主义和僵化的劳工制度神圣化，锁死了经济的活力 。 从民众的角度看： 他们将 “ 爱国 ” 等同于排外，支持了保护主义，最终却为此付出了高物价和低品质的生活 。
他们将 “ 社会正义 ” 等同于绝对的雇佣保障，支持了僵化的劳动法，最终却导致了就业机会的流失和 “ 合同工 ” 的泛滥 。
他们将贫困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 “ 贪婪 ” 和 “ 腐败 ” ，而看不到背后制度性的、由错误观念导致的结构性问题 。 这使得他们极易被民粹主义的口号所吸引，一次又一次地投票支持那些延续旧有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政策 。 是经济自由的缺失，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严重管制，扼杀了菲律宾的经济潜力。。 而这种缺失的根源，则在于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被一套根深蒂固的、反市场的 “ 观念 ” 所俘获 。 今天，当人们在马尼拉拥堵的街道上抱怨，在陈旧的机场里送别亲人时，他们或许应该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所坚信不疑的那些关于国家、关于正义、关于经济的 “ 常识 ” ，是否本身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 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最终要从改变观念开始 。 这需要有远见和勇气的舆论领袖，敢于向民众解释痛苦的真相，推动艰难的改革 。 更需要民众的觉醒，去重新审视那些被奉为圭臬的 “ 爱国 ” 口号和 “ 正义 ” 法条，理解自由市场和竞争才是创造繁荣与机会的真正引擎 。 在马尼拉的黄昏中，这个群岛国家依然在观念的十字路口徘徊 。 它曾经拥有亚洲最光明的黎明，却一次次迷失了方向 。 它的未来，取决于它是否能从这漫长的黄昏中汲取教训，勇敢地拥抱那些曾被自己长期遗弃的、关于自由的真正智慧 。 否则，尼诺 · 阿基诺机场的离别悲剧，将永无止境地轮回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