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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益唐归来：全职回国，加盟中山大学

赛故事硬核约 13 分钟
SAIXIANSHENG
等待新星升起
张益唐在北京大学度过了 7 年时光，在北大红楼上课，在未名湖畔跑步。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北大数学系念书的人大都听说过张益唐的大名：是个高才生，深受时任北大校长、数学家丁石孙的赏识。同学王小东回忆说，因为数学方面的天赋，张益唐是北大的风云人物，“崇拜他的姑娘从学校南门排到了北门”。
但张益唐说，没有这么夸张，“在北大，我也不是考得最好的，别人都考100 分，我不过 80 多分，这种情况也有”。他只肯承认自己相比其他同学更为专注，“除了睡觉，我总是在思考数学问题”。
后来他说，自己的反应灵敏度只是中等水平，如果去参加中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可能得不到很好的成绩，但有一点“可能是我最大的特长，对于一个问题，我可以成年累月地思考”。
张益唐攻读硕士学位阶段师承潘承彪教授，潘教授是国内解析数论的领军人物之一。解析数论以纯粹的数学研究而著名，也就是说，它不在意研究是否有实用价值，而是执着追寻数字里蕴藏的真理之美。张益唐说，他喜欢这种感觉。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2014 年沃尔夫数学奖得主彼得·萨奈克后来在北京遇见过潘教授，那已经是张益唐毕业多年之后。潘教授动情地说，张益唐是北大优秀的学生之一，他有着与之匹配的雄心，看上的都是大问题。
至于什么才称得上大问题，这既是一个专业标准的问题，也是人生的指引。
刚刚进入北大的那一年，张益唐读到一篇文章，他说：“有一个菲尔兹奖得主是比利时的德利涅，他是做代数几何的，后来他把代数几何用到数论里面去，解决了‘韦伊猜想’，看得我简直不想睡觉了，激动得不得了。”“韦伊猜想”是“黎曼猜想”在代数几何上的组成部分，和“孪生素数猜想”一样，都是困扰了整个 20 世纪数学界的谜题。
在北大，张益唐很快取得了硕士学位。出于天生的谦逊，他的回忆有些轻描淡写：“潘老师觉得那只不过是个硕士学位，他让我尽快拿到，所以我也就很快搞到手了，也就几个月吧。”
张益唐在数学方面的天赋毋庸置疑，很快，他在潘教授的指导下写出了生平第一篇论文，但他没有自满，反而生出警惕。他说：“现在想起来，我连看都不想看了，那时我就有一种感觉，怎么路越走越狭窄了，你不能只有这一套。这时你需要有点儿勇气，看胆子大不大，敢不敢否定自己走过的路，要自问我们这领域能不能和新的东西结合，要不断地问自己，天天问自己。”
他迫切想要出国看一看全世界数学界最新的研究。出国深造的选择摆在了面前，那时他是数学新星，校长丁石孙亲自安排了他的留学，为他选择了导师——美国普渡大学莫宗坚教授。莫教授是代数几何方面的专家，相比数论， 代数几何的实用价值更大，虽然张益唐更向往纯粹的数论领域，但师长们认为一个数学天才不应只是沉迷于“虚空”，还要服务于时代的伟大进程。20 多岁的张益唐听从了安排，当时他想的是拿到博士学位就回北大当老师，然后做自己的研究。他喜欢当老师，拿到硕士学位后，他在北大当过一段时间助教，教师弟师妹微积分。
于是，1985 年 6 月 21 日，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轻装简行，只提着一个箱子、背着一个挎包就离开北京，前往美国留学。所有人都以为会看到一颗数学新星冉冉升起，他将年少成名，誉满归国，但慢慢地，一年年过去了，以异乡为故乡的北大毕业生张益唐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SAIXIANSHENG
困顿时光
“在美国读博士，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把我弄得很‘惨’，当然网上有一些不是事实，但我也承认是把我弄得很‘惨’。”
熟悉张益唐的人都知道，他除了面对数学能够侃侃而谈，对于别的一切， 他总是表露出不值一提的神情，即使那是一段青春蹉跎入中年的漫长岁月。
其实，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
普渡大学是美国传统名校，培养出 13 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火箭专家梁思礼都毕业于此。张益唐初到学校报到时，校园里最高的楼就是数学系的。第一个学期，他和导师莫宗坚每天见面一次，研读莫教授关于“雅各比猜想”的论文，有时讨论会一直持续到黄昏。
“雅各比猜想”是代数几何里的经典难题，也是莫宗坚教授的研究领域， 以此作为起点，大概也是导师和学生互相熟悉的方式。接下来的两个学期，他们与另外 4 个学生研读日本数学家广中平佑关于奇点的艰深论文。莫教授后来说，他相信己方 6 个人让世界上研读它的人整整翻了一番。
广中平佑因对奇点的研究获得了菲尔兹奖。作为专门奖励 40 岁以下青年学者的顶级数学奖，只有 4 个东方人获得过这一殊荣，但一直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20 多年后，张益唐说：“菲尔兹奖对我来说是个心病。”
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时，张益唐选择以“雅各比猜想”为题。一开始莫宗坚教授感到惊讶，对博士生来说，这个题目太难了，后来他说在这个年轻人的眼睛里看见了雄心：“透过他的眼睛，我看见了一个躁动的灵魂、一颗燃烧的心。我明白如果他是探险家，他就会去世界的尽头；如果他是登山客，他就要登上珠穆朗玛峰，风雨雷电都无法阻止他。”
后来的 7 年里，师徒间见面越来越少，张益唐独自做着研究，毕竟对数学家来说，一支笔，可能再加上一块黑板，就足够了。进展似乎一切顺利，“雅各比猜想”即将被证明的消息越传越广，直到有一天，连一位化学系的教授都好奇地问莫宗坚教授，听说你们系的一个中国学生做出了了不得的证明？
“益唐在博士学位论文里称他证明了‘雅各比猜想’，他应该因此被授予菲尔兹奖。”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一致认同那是一篇合格的论文，但审核的结果是张益唐错了，错误在于他用来引证的一项定理（来自莫宗坚教授）被证明是错误的，这让他的整个证明成了空中楼阁。
1992 年，张益唐拿到了博士学位，“同时也失业了”。
他没有拿到莫宗坚教授的推荐信，莫教授也没有提出过帮助。毕业后，张益唐准备离开普渡大学，他得到了罗格斯大学的面试机会，他要去见解析数论大家伊万涅茨，其中潜在的意思是他决定回到自己心爱的数论领域，对此，莫宗坚教授祝他好运。
但彼时好运并未降临，与伊万涅茨教授的会面没有任何结果，一直要等到21 年后，伊万涅茨教授才会重新认识这个当时的年轻人——2013 年《数学年刊》邀请伊万涅茨教授担当张益唐论文的审稿人，他将成为后者做出的划时代证明的见证者。而那一年，张益唐已经 58 岁。
如果人生也分四季的话，那么离开普渡大学后，张益唐的人生便进入了严冬。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成了年少气盛时一个并不美好的错误，当然也就无从发表，既没有导师的推荐信也没有代表作，这样的数学博士在美国寸步难行。
张益唐一直没能找到教职，有时住在肯塔基州，有时住在纽约，都是借宿，居无定所，有时睡在朋友家的沙发上，有时甚至住在车里。慢慢地，人们说他消失了，隐居了。
“他选择了孤独。”他的朋友后来评价道。
在纽约，朋友介绍张益唐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孙雅玲认识，后者对他的第一印象可不好：“我一看土土的，戴着大黑框眼镜，我就说‘丑死了’。”介绍人开玩笑说：“别看这样，这是北大才子，学历方面的高智商，生活方面的零指数。”后来，孙雅玲第一次到张益唐家才算被震惊了，空空荡荡的房间里没有桌椅，睡觉就在沙发垫子上，“我当时想，这北大博士怎么混成这样”。
两个人唯一的共同爱好是喝酒。啤酒、红酒、白酒，啥都行，一瓶又一瓶，坐下来就能喝。孙雅玲生在东北，性格豪爽，喝酒也是个中好手，而张益唐酒量一般，酒品倒是好，不会劝酒，就是闷头喝。喝高了，不爱说话的北大博士话也就多起来，天文地理、历史人文、诗情物理，当然还有他最爱的数学，说起来滔滔不绝。在人生的逆境中，那才是一个北大才子深藏的锋芒。
1992—1999年，数学博士张益唐在赛百味快餐店里做会计，忙的时候也帮忙收银。张益唐说：“后来我再回想，那时候是什么支撑我呢？不是说我的意志多坚强，而是我对很多东西看得比较淡，我对物质、对钱没有看得那么重。按一般人来讲，我是过得很惨，但我觉得这不是很好吗？我也有时间。读博士的时候，虽然我放弃了解析数论，但我一直关注，我觉得还是可以做。虽然我连工作都没有，但我还是可以回到解析数论里去。”
按照张益唐朋友的说法，以他的数学能力，可以在 IT（信息技术）、金融行业赚很多钱。他确实有过这个机会。1999 年年初，北大的一位师弟找到张益唐，请他帮忙解决一个网络设计中极难的纯数学问题，张益唐用一周就解了出来，后来那还成为一项专利。但类似的事情，张益唐再未涉足。
于是，在蹉跎的中年岁月，张益唐还是没有离开数学。他拥有这样的天赋，赚钱只是求知的手段，所以钱刚刚够用就好。只要他愿意，大脑随时随地可以关掉向外的触角，深潜进数学的世界。
在人生的逆境中，数学既是依靠又是梦想，既是逃离现实的手段又是最终的目的，里面没有阴谋倾轧，只有逻辑和美。
1999 年年初，朋友帮张益唐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谋得了一份教职——编外讲师，只负责上课，大概算是教师里的“廉价劳动力”，但对张益唐来说，这是少有的回到大学的机会。接到电话，他立马就辞了职，飞去面试。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讲师张益唐是一个沉默又有些特立独行的人，他常常一个人在教学楼里踱步，既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神游，同事们形容他时提及最多的是“腼腆不爱说话，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
学生倒是喜欢他，在一份教学质量反馈报告上，有学生不吝对他的赞美：“Tom（张益唐的英文名）是最棒的！他是最好的老师！他总是把微积分讲得深入浅出，他还很幽默，所有学生都爱他！”唯一的建议是：“Tom 应该少抽 些烟，那对他的健康不利。”
就是这样，不善言辞的张益唐只有面对数学才能侃侃而谈，他的幽默、他的魅力都来自数学。
SAIXIANSHENG
还有一座高峰
2010年左右，张益唐决定将“孪生素数猜想”作为研究方向，他阅读了邦别里、戈德斯通等教授的论文，知道数论大家们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他认为他们的方法有太多限制、不够灵活，他想自己大概可以再试试。
这就是研究数论的优势，数学世界里很多历史悠久的未决难题都能归到解析数论里面，不用发愁没问题可解，发愁的只是你不知道怎么做。
当时张益唐不知道戈德斯通教授悲观的结论，他说：“后来我想要是我知道了，我会不会也悲观了，但我是孤独一个人，几乎在同时，我突然变得乐观起来，我发现了中间有一些关键的步骤，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接近，于是我就一个人在那做，严格来讲，我做了三年。”
张益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少与朋友交流，社交在他看来有些浪费时间。不过，朋友齐雅格说，每年自己生日时，张益唐都会打电话过来问候：“祝你生日快乐啊，好了，我是张益唐。”电话挂了，他立刻又回到数学世界里。后来，有记者问张益唐：“数学家需要天赋吗？”
“需要的是专注。”他回答说，“而且，你永远不能放弃自己的个性。”
2012 年 7 月 3 日，灵感最终到来的那天，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传奇。
暑假，朋友用好酒吸引他去给自己的孩子补习微积分。朋友家附近的树林里常常有鹿经过，早上，张益唐原本是去看鹿的，没见着鹿，另一个世界却忽然出现了。后来在《纽约客》的采访中，他回忆了那个瞬间：“我看见了数字、方程一类的东西，虽然很难说清那到底是什么。也可能是幻觉。我知道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填补，但我应该做出证明。想到这儿，我就回屋了。”
《素数间的有界距离》轰动了数学界，审稿人伊万涅茨评价张益唐的论文：“水晶般的透明。”
成名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张益唐不再是无人问津的讲师，他受邀加盟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成为数学系终身教授。论文发表后的第二年，瑞典公主亲自颁发给张益唐罗夫·肖克奖中的数学奖项。同时出席的数学家都留出了时间在瑞典旅行，张益唐却没这概念，第二天就飞回美国上课去了。回到美国，他又被授予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张益唐对妻子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说要给你许多，但我当时给不了，现在，你说说你想要什么？”
他成了数学界的英雄，从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又让他活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传奇。但就像人们惊讶于他的天赋一样，人们也惊讶于他对外在的冷静态度。
相比于出席晚宴、接受掌声，张益唐还是更喜欢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与数学为伴。妻子孙雅玲说，他们住在海边，但 4 年的时间里张益唐只去沙滩看过一次海。他每天想着的就是去学校，理由是学校的网比家里的快，方便他做研究。采访他的记者们也纷纷体会到一种无力感，他少言寡语，甚至说自己可以一边接受采访一边思考数学问题。
是的，还是数学，就像张益唐所说，在数论的世界里，永远不必烦恼无事可做。外界还在惊叹于他过去创造的荣耀，他已经无心于此。
“我还有新的东西可以做，我相信我还能做出新的东西来。”
数学家哈代曾经说，他从不知道有哪个数学上的重大突破是由一个超过50 岁的人提出来的。2020 年，张益唐已经 65 岁，最新的目标是“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这是通往“黎曼猜想”的重要一步。他可不会因为哈代的一句话就动摇，他说：“这些话可以听听，我虽然知道，但我没放在心上。”
功成名就之后，张益唐再次将全部精力投入新的数学高峰。孙雅玲说，老伴去了学校研究数学，在家里还是思考数学，有时候自言自语，炒菜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老是念叨：“零点，零点，零点……”她就知道他又入迷了。
张益唐回国的次数变多了，他回到北大给本科生上暑期课。他喜欢和这些青年人待在一起，他们充满了求知欲的聪明头脑就和他当年一样，对数学满是憧憬。面对他们，那个沉默寡言的张益唐不见了，反而充满了诉说的欲望，他想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们。
“最终要判断一个人在数学领域能不能做出成就的标准是思想的深度。”张益唐说，“如果是立志于做数学，那你在学习过程中觉得比别人慢也千万不要自卑，最后能不能成功是有很多原因的。”
“保持一种新鲜感，一种不满足，有时候胆子要大一点儿。对前人的成绩，不管是不是权威，你要想他也是有局限性的，他做的也不是最好的。因为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能往下做。”
“数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定理一，证明；定理二，证明。数学当然要证明，但数学不完全是这样，如果只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就会觉得很烦。”
当然，张益唐也提到了自己的艰难岁月：“你们可以避免走我走过的弯路。”最后在问答环节，年轻的学生们又把兴趣投到了这位传奇数学家身上。一个学生问他，如果当时一直在国内，还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吗？张益唐想了想， 给出了答案：“我的个性比较独特，如果在国内，可能干扰会多一些。但我相信我也能做下去。”
2014 年，张益唐受邀给北大毕业生做了一次演讲。他以平淡的口吻告诉大家：“我经常觉得自己做的程度很差——这是真的，但我并不失落，只是实实在在地去做。中间经历了很多挫折，每次我都坚持下来。如果别人问我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只能说句大实话：我就这么实实在在地去做，而且坚持着。我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Image

BOOK TIME

《成为科学家》

腾讯青年发展委员会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5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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