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大学张静教授：终生学习的人，总是想要提问
学人君约 23 分钟写了一本小书，聊聊“怎么提问”这件事
学人：张老师，首先恭喜您的新书《学习提问》顺利出版。能否请您谈谈，这本书与您以往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之间，有哪些内在的联系与呼应呢？
张静：谢谢你。我在北大指导学生已经几十年。有时候出差到外地，也会跟其他学校的研究生聊天。我通常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在学习期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很多人告诉我说，是开题。他们担心自己的开题被否定，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寻找一个研究题目。我意识到，对学生来说，有一个基本的困难，就是如何提问。这个问题很基础，但特别重要，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学科，尤其是文科。因为文科学生要主动寻找一个研究问题，而不是等他人给自己提出问题，再去做一下实验就行了。
如何帮助这些学生？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写一本简洁、类似轻教材的小书，讲讲“怎么提问”这件事。因为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其实很少有这样的课程。也就是说，大学并不系统地教学生如何提出研究性问题，学生常常只能自己摸索。
我曾在自己的课上做过一些小实验。我的观察是，很多人确实在“提问”这件事情上有困难。而光靠讲专业课，并不能立刻解决他们的问题。也许写一本书，是一个更系统有效的方法。我以前基本上不写教材类的书，但朱海燕老师说服我试一下，她说：“你写出来，即使不能一下子教会学生，至少他们可以自己去判断，看能不能从中得到启发。”我觉得有道理，疫情期间就动笔写了。
为什么学生会觉得“提出研究问题”这么难呢？这和我们中学教育的主导方式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语文教育，有很强的训练审美和文学修养倾向，写作重在表达一种主观看法，而非认识客观事物本身。我看到过一个比较调研，把英文母语和中文母语的学生进行对比，在表达情感、创作诗歌散文这类作品方面，发现中文母语的学生表现更佳，但如果要写论证性论文，做探索性研究，他们就不那么擅长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文学和论证，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很多学生进了大学，第一次接触到“论证性写作”的时候，就觉得听上去容易，但实践起来特别难。他们其实不是表达能力差，而是没有意识到、也没有采纳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举个例子。语文写作可以讲一个动人的故事，就算是有一些想象、夸张，也没有关系。但如果是在做学术研究，就必须严谨自律，你得有问题，有证据，有逻辑，有解释，方能讲得通。
语文可以靠辞藻打动人，靠抒情抓住读者的心；但论证性的写作，是要靠有根据的推理，让人信服。更重要的差别是，语文关心的是作者的感受、表达的是自己，而研究关心的是社会现象，表述的是客观存在的信息和关联。对比一下中国高考语文作文可以清楚看到，题目总是问作者怎么看，而不是问他的发现：何者对何者发生了什么现实影响。而关心客观影响是一种因果思维。
《学习提问：如何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张静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4月
学人：《学习提问》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和标题都非常吸引人。请问在创作这本书时，您主要设想的目标读者是哪些人群？不同背景的读者，是否可以从中获得不同的启发呢？如果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您最希望这本书带给他们怎样的认知提升？
张静：这本书或许主要是对两类人有用。第一类，是刚刚进入大学，尤其是大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这些学生接触专业训练的时候，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转变思维方式。因为他们大多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探索性研究，对吧？他们可以写小说，可以写散文，可以写诗歌，但是不太会运用提问、描述、界定、概括、分析、比较、组织、例举、推论、解释——这些论证基本功，对一个论题给出合理有据的答案。
第二类读者，是已经在从事研究工作、但想要提升自己研究能力的人。他们可能已经写过论文、做过项目，但是他们发现自己的研究遇到了瓶颈，很难再有新突破的时候，如何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就特别关键。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这类读者思考：如何向更深的方向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是不是还有别的角度可以启发拓展方向？是不是卡在了“提问的方式”上？
这本书涉及与提问有关的不少内容，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我想传递给读者的核心一点是：“研究性提问”不是完成论文的套路技巧，而是一种探索新知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对于一个研究者能走多远非常重要。我招博士的时候，并不太在意这个学生已经掌握了多少具体知识点——比如他有没有熟知某种理论、是否了解流派观点、是否知道社会学著作的书名，等等。对这类东西的记忆，可以交给图书馆，腾出人脑去做具有创造力的工作，比如发现和分析。而且这类东西可能经由背诵答出，并不是一个人思维能力的真正体现。我非常在意的是，他有没有学习能力，这种能力，说到底，就是有没有探索事物的兴趣和思维方式。
所以，这本书也是写给那些想要终生学习的人。因为不想学习的人，其实是不会提问的，没兴趣知道，自然也就不提问。相反，一个人之所以会提问，就是因为他对世界有好奇、有困惑、有思考，愿意花时间弄清事物的来源、关联、影响和结果。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学习。
我们平时生活里当然也有很多“提问”，比如“你觉得我漂不漂亮？”“今天吃什么？”“老板是不是不待见我？”这些当然也是问句，但不太可能走向知识性答案。
但像有些提问，比如“人为什么会服从法律？”“为什么有些群体可以和平共处，而有些却不行？”“为什么富裕社会也会有一些人陷入贫困？”对这种问题的回答可能通向知识探索，背后会涉及对人类行为的认识。
探索性提问能够增益我们的大脑，使我们更聪明敏锐，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如果读完这本书，读者能从“只想知道答案”，转变为“开始思考问题本身”，我觉得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学人：您在书中提到过什么是“好问题”。想请您为我们简要概括一下，一个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特征？
张静：提问是发现的开始，要发现什么？我觉得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是发现现象。是真实发生的现象，不是想象出来的现象。它必须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有证据可观察的东西，不然就没有真实的基础。
第二，是发现困境或者难题。英文里有两个词，一个是problem，一个是question。中文常常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翻译成“问题”，其实它们是不同的。problem是困境，比如这个现象里有什么不合理、不通顺、矛盾性，产生了不可接受的破坏性后果，等等。总之，是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难题。
第三，是发现一个清晰明确、可以研究的question，就是带问号的问题。从陈述句转化为问句很关键，如果把研究过程比喻成一辆车在前行，那这个问号就是导航，整个研究过程就是在寻找答案，去回答这个带问号的问题。
第四，是发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值得研究，其价值在哪里。它包含了什么未解的困惑，英文里叫puzzle，也就是“疑团”。回答困惑未解、也就是我们还不知道，但很想知道的问题，使研究变得有意义。
第五，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就是发现问题的知识位置——要把这个问题放到已有的知识体系里去。比如，这个问题和哪些已有研究之间存在关系，是什么关系，等等。
总结起来，一个有价值的提问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发现”：
1）真实的社会现象（Phenomenon）；2）其中的困境所在（problem）；3）清晰的带问号问题（question）；4）尚未被解答的困惑（puzzle）；5）和已有知识的连接（issue）。如果一个问题具备了这五个维度，已经非常不错，可以确信是值得做的。
学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做研究或者提出有深度的问题，是学术圈里的人才需要做的事情。那么，对于没有从事学术研究的普通人来说，学习和掌握“如何提问”，有没有必要？意义又在哪里？
张静：虽然这本书主要是针对专业性提问的，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况，有时候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这种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人给你的建议，让你觉得特别靠谱、特别踏实。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那些让你觉得有说服力的人，往往是有根据、有证据的。他不是仅仅凭情绪、感觉、立场来说话的。他阐述意见的方式，会让你觉得是从事实出发、从可靠信息出发，让你判断是不是合乎逻辑，而不是强加观点给你。这样的意见你多半儿会觉得：“对，他说得有道理。”
但如果他说话没有证据，只是一味情绪表达或者道德施压，那就很容易让人反感，认为是一种“语言压迫”。
显然，一个问题问得好不好，会直接影响整个讨论的方向和气氛。
举个例子，比如有人遇到不理解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是：“他怎么那么蠢？”这是一种带有情绪的质问，其实没有真正指向有效信息本身，而是居高临下地指责他人的认知水平。但如果换一种问法：“他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就开始朝着信息和解释的方向走了。相比前一种提问，这样的提问可能对理解有更大帮助。
再比如年轻人装修的时候，经常会和父母发生争执。父母帮孩子看方案，年轻人认为他们的想法过时，不想采纳。不少父母可能生气，说：“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这其实不会带来有益的沟通。但要是换一种问法，比如：“你选的这个装修方案实用吗？适合你们的生活方式吗？成本能控制在合理范围吗？”那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引导思考的、开放性的提问，它会带来更多信息和建设性交流。
所以，哪怕你不做研究，学会提问，依然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我们怎么和别人沟通，怎么在冲突中寻找共识，怎么获得有用的信息，而不是陷入情绪化对抗。
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讲道理的环境里，对吧？在工作时、在家庭里、在人际沟通过程中，我们都希望能有“好好说话”的环境。而这种“好好说话”的核心，其实就是你想获得什么信息，这自然是和提问有关的。
故我相信，提问不仅是做学问才需要掌握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智慧。
学人：您在书中分享了很多具体、可操作的提问路径。但我们知道，提问这件事，本身就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想请教您，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比如个人成长、团队协作、职场沟通，或者日常生活中，我们提问的策略和重点，应该有哪些不同？
张静：这个问题挺难回答，因为我在书里讲的提问，是针对“研究”这个领域来说的，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去做探索性的研究。当然，“探索”这个词，也不一定只有研究者才能做。其实人类从小就开始探索了——比如小孩子，他会盯着汽车看半天，想知道这东西怎么动起来的，这其实也是一种探索。
回到“不同生活场景下如何提问”的问题，我其实不倾向于用技巧，也不提倡在生活和工作中运用“策略化”提问。虽然我明白，有些策略确实在短期内是有效的——比如心理学有研究，可以通过设计提问技巧，引导对方说出你想听的话。但我更相信的不是技巧，而是另外一种东西：简单、真诚、客观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不必太关注“技巧”，而是用善意、坦率、直接的方式去提问，效果可能反而更好。“拙而不巧”更让人信任。真诚，是一种能使人走得远的力量。
技巧和策略能不能让你走得快？也许可以。但它不一定能让你走得远。我更看重的还是“拙”——尤其在学术领域，做研究最忌“讨巧”。这一点，我始终相信，大部分人内心都有分辨的能力。
“AI所没有”的独有价值，就体现在人的提问能力上
学人：其实我们前面讨论的，大多是从不同读者的角度出发。但无论是学术研究者，还是普通的读者，我们都身处在同一个时代——一个信息爆炸、快速迭代的时代。很多新问题不断涌现，也有很多问题正在被快速解答。在这种背景下，您怎么看待“提问”的必要性？它相对于“解答”，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张静：我觉得社会科学中的“提问”跟我们日常所理解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提问，是一种不断的“求索”，这个“求索”指的是向前的，朝向未知的领域探索。
因为我们要发现的，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是还没有被发现的事实，或者还没有被揭示的原理。这些知识不会自己跑出来，它必须要靠我们去发现。如果不提新的问题，不去朝向未知的地方走，那新的知识发现就根本无从谈起。
这其实和我们习惯的提问方式很不一样。我们通常的问题，往往是朝向过去的——比如，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有何经验教训？经典里怎么讲的？某位思想家是怎么说的？我们通过阅读历史和经典来理解现实，这是有价值的，但也有局限。
因为历史是已知的，经典也是已知的，它们提供了当时总结的伦理和解释。历史和经典可以告诉我们“当时怎么回事，以及我们从哪儿来”，但它很难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哪儿”。原因在于，如果环境改变，过去的经验能够告诉我们的越来越少。而且真正的前进，往往不是重复经验，而是对既有经验的突破。很多关键的新现象，其实是在经典写成之后才发生的。比如现代科技、期货商贸、物联产业、信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东西在很多经典形成的时候还没有出现。你不可能指望经典去回答一个当时还看不见的问题，也就是说，无法只靠过去的知识，来应对未知的现实和未来。真正能解释这种变化的，是人们对新环境、新事实、新原理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努力理解新现实中蕴含的基本逻辑。
因为很多事情，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会科学里，朝向现实未知的提问是非常重要的。
学人：我们身处的时代，确实与20世纪很不一样。尤其是在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甚至可以说是喷涌而出的当下，大家难免会产生焦虑：AI到底能不能取代我们？您的新书在腰封上有一句话：“掌握提问的思维方式，就不容易被AI取代。”作为研究者，哪些工作是AI容易取代的？又有哪些是不容易被取代的？您怎么看？
张静：腰封这句话，其实是回应很多人——特别是职业人——的担忧：——自己以后会不会“下岗”，失去工作？
我前不久看到一个新研究，说AI的影响，在城市职业已经达到40%–60%，而且越是发达城市，影响越大。这和以前的工业革命不太一样。以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影响的是体力工作者；而这一次，AI直接影响的是中产阶层，在办公室中的“白领工作者”。比如信息搜集、绘图作画、翻译阅读、旅行规划、医生问诊、报告写作、PPT制作……这些AI都能做，而且效率比人工高得多。人工可能要几天才能做完的东西，它几分钟就出来了。更重要的是，它不用发工资，不需要社保，不会结帮拉伙搞对抗，只要有电、保持维护就能运转。那企业还有什么理由不用它？
哪些工作容易被取代？我觉得主要是那种基于已有信息、进行重复加工和传递整合的工作。比如材料收集、数据处理、初级统计、绘图报表、管理秘书……这些支持型角色，如果只是把别人的需求转换成标准内容再反馈，这些工作是最容易被AI替代的。
但问题在这儿：AI只能处理“已知信息”。它的判断和推论，是建立在已有数据和指令的基础上的。一旦你给它的信息和指令是错的，比如问题的方向不对，它做出的总结也会是错的。如果你给它的数据是有限的，它的输出也不会超越你的输入。它没有办法主动发现未知问题、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AI通常也会学习，但它一般只能回答问题，不能主动提问，它的提问不会超过人设计好输入的问题选择。而人，是可以向未知提问的。这正是人最根本、最不可替代的探索能力。
如果不去提升这方面的能力，不去保持探索的状态，那就只能越来越依赖AI，结果可能会慢慢失去判断力，思维会变得迟钝。而如果相反，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不断挑战自己，保持思维活跃，那你就很难被替代。
一句话总结：人要找到自己“AI所没有”的独有价值，而这个特性，往往就体现在提问能力上。
学人：回到研究里，很多学生在做课题的时候，确实会从过往的文献中找问题、找理论，也有一些领域看上去已经被反复讨论过了，但其实可能还藏着一些没被看见的、很有价值的问题。您觉得哪些地方容易出现这种“被忽略的提问空间”？
张静：我觉得，只要是探索性提问，它本身就是无限的。几乎任何领域、任何现象，只要你问得深入，都可能有新的发现。
举一个最近看到的例子。现在是博士生答辩季，要读很多博士论文。有一篇论文讲的是：人们对国企和民企的“保障感”是不同的。国企更有“保障感”，哪怕工资没那么高，人们也愿意选择它；而民企虽然收入高，但人们总感到不稳定、不踏实。
这个现象大家都知道，它不是一个“新知识”，是日常经验里的“共识”。如果这篇论文只是把这个事实复述一遍，它的知识价值必然有限。那它怎么才能“上升”成更有份量的研究呢？得提出解释性的问题。
比如说：为什么国企能带来更高的保障感？如果民企给的薪资更高，为什么人们依然感到不安？进一步，究竟是什么东西，构成了人们的“安全感”？国企到底提供了什么？它的制度性质、组织文化、雇佣关系，社会保障，哪个部分在发挥关键作用？
这是从现象进入解释的提问，这个过程靠的就是提问指引。只有提出了这些解释性的问题，研究结果才可能包含有原理，因为理论是一种解释知识。
其实在很多研究当中，真正决定“有没有价值”的，在于是否看到了一个前人忽略的问题角落。就像你说的，有些现象我们太习以为常了，反而不觉得它还有值得深究的地方。但只要你换个更深的角度去提问，也许就能打开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什么是表面的现象问题，什么是更深的理论问题，我在书中讲到一些例子，可能有一些帮助。不过简单模仿不可取，因为不同的人研究问题有异，这需要慢慢在学习中领悟。
学人：在实际操作中，研究者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惑。例如，往往会遵循既定的框架和模式，选择特定门类或按朝代进行研究。由于这些学术架构已经相对成熟，研究可能陷入既定的套路，难以提出新的解释性问题。那么，应该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实现提问深入和知识创新呢？
张静：你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设计研究问题。在研究初期，新手通常从模仿开始，比如模仿阅读文献、或师兄师姐的研究。在这种固定模式下，可能会发现提出新的问题变得困难，因为既有的思维方式限制了创新可能。
确实我们常常受到一些固定观念的限制。例如，通常认为现代化的标志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因此，在讨论一个地方如何实现现代化时，人们倾向于寻找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要素，因为我们习惯的模式，是将城市化和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限制了发现新的可能性。因为许多城市的形成与工业化并无直接关系，它们可能是贸易中心，是买卖市场，甚至是农闲聚会和交流听书的场所，比如成都。城市的形成方式是多元的，不一定非要通过工业化来实现。
因此，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担心陷入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最重要的方法是尊重事实提出问题——它是不是通过工业建设实现城市化的？同时需要尽量吸收多元的知识，丰富自己的眼界和洞察力。
信息是现象，只能回答“是什么”；知识是原理，可以回答“为什么”
学人：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尽管参与者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研究者。他们的核心需求是进行研究并生产新的知识发现。这引出了一个类似于哲学核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知识？在所有描述客观世界的信息中，研究者所称的知识与一般信息有何区别？
张静：如果从定义出发，通常学界论述的知识主要有三种：关于事实的知识，现象是什么、信息有什么；关于理论的知识，解释事实为什么是这样，它受到什么影响而形成；关于意义的知识，主要是阐释事物的定义价值。大部分学者接受这三种知识的形态。也有学者曾提出另一种知识类型，叫批判的知识。
但我个人认为，批判是探索知识的重要途径，而非知识本身。我们之前提到的事实和解释，都需具备批判性。因为若被旧事实禁锢不加批判，就难以发现新的事物；若被旧解释束缚不加批判，也难以产生新的解释。所以，批判是发现新知识的一种方式，没有批判的眼光，就很难有所发现。
你问到知识与一般信息的差别，我认为核心区别在于有无解释。信息是现象，而知识是原理，原理一定包含解释性的要素关系，解释某事物为何如此，它是关于事物之间影响关系的逻辑说明，而非单一事物本身。因此，原理能解释现象，而现象本身无法解释现象；信息只能回答“是什么”，而原理能回答“为什么”。所以，原理是更高的知识形式。信息是获得原理性知识的前提，因为先得有事实，才能有解释。例如之前提到的论文例子，它指出国企和民企提供的安全感不同，这是事实信息，但未解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从研究的角度说，只有通过解释才能发现原理性知识，而单一的信息不一定包含解释。
学人：理论具有一定的学科解释力和伦理边界，理论可能会被过度阐释或难以应用于实际。因此，在具体研究中，如何选择理论？在运用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张静：在社会科学研究里，理论通常会在三种情形下出现。第一种情况，撰写文献回顾、评估既有研究时，你会接触到相关理论。此时，这些理论是研究者评估的对象（target），是试图纠正、修补、甚至推翻的内容。第二种情况，你的分析框架与概念体系借鉴或来自某种理论。这种情况下，理论是影响你研究的背景因素。通常而言，只有你深信不疑的理论，才会对你产生这种影响。它们的作用是作为你的思想背景和概念来源。第三种情况，在我看来是最难的，你的研究要产出的理论发现。换句话说，你要探寻出一个原理，搞清楚某个社会事实是由什么导致的。要是你找到了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作某种微观或中程理论。这个理论可能较为特殊，不一定具有宏观性和普遍性，但它能对现象作出解释。
上述三种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不同。第一种理论如同你要攻克的“靶子”，第二种理论是你开展研究依赖的分析工具和逻辑支撑，第三种理论则是你期望产出的研究成果。所以，你所说的“理论选择”，属于现成理论，应该指的是前两种情况，而非第三种。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理论的选择取决于研究问题与哪些理论问题相关。当你回顾这些理论时，其实是在了解他人是如何解答你的研究问题的。凡是与你的研究问题相关的代表性理论，你自然不能忽略，而那些关联性不强的理论，和你的问题无关就可以不选。
对于第二种情况，比如你应该选择哪种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指导逻辑。这基本上取决于你在日常阅读中，认为哪些理论的解释力更强，你相信哪些理论的解释是正确的。它们就可能潜移默化中对你的研究产生影响。当你开展具体研究时，这些理论往往会成为你脑海中的知识背景。举个例子，如果你秉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相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你在自身经验中也发现它能解释诸多社会事实，那么你自然会运用该理论所提供的基本逻辑和概念，去研究你所面临的问题。但如果某一理论解释不了你面对的大量事实，你就很难相信并选择使用它。是不是这样？
学人：研究者在进行资料搜集时，往往难以完全避免自身主观经验的影响。这种主观性可能会对研究的客观性造成干扰。那么，在主观性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研究者应当如何有效识别自身可能存在的偏见？在意识到这些偏见之后，又应当采取何种方法对其进行节制或矫正？
张静：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尽管避免偏见难度很大，但确有研究做的不错。总结它们的共性可以发现，这样的研究具备一种专业精神——依靠客观证据展开论证，而非依赖情感、立场、经历或地位等个人偏好支撑观点。
举例来说，假设你是一名法官，审理案件时，基于证据判定责任归属，还是根据个人好恶、情绪、价值观或立场作出裁决？这种选择有本质区别。比如，法官曾长期生活在低收入社区，对当地现象形成特定认知，可能产生负面经验。当审理涉及该群体的案件时，如果凭借既往经验而非证据作出判断，就可能将个人的经验凌驾于证据之上。
研究者减少偏见的影响，关键在与个人情绪、偏好、立场及社会身份保持审慎距离，让研究建立在证据基础上；虽然完全排除主观因素并不现实，但研究者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避免其干扰判断。这种专业精神可通过以下自问来检验：
我是否已经预设立场？在掌握证据之前，我是否已经形成潜在的结论？我能否接受反证？当研究结果与既有信念冲突时，我是调整自身认知，还是扭曲事实以迎合原有观点？我是否会选择性忽视不利证据？我的研究成果能否在多元环境中成立？例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等不同的环境？若结论仅在特定环境下有效，脱离该环境即失效，则说明研究可能受到主观体系的过度影响。
学人：研究者的主体经验介入可能面临一个风险，就是被个人化的体验、或者缺乏严谨论证的诗意叙事所取代。那么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应该如何审视这类研究思路的意义？
张静：比较“诗意”的表达，在中国学生、甚至一些学者中非常常见。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更“美”的表达方式，但它和我们的基本目标——发现知识，秉承不一样的任务。知识是客观的，不是想象出来的。你用的语言越中性、越客观，它的说服力越强，而不是越诗意就越好。
诗意表达有其存在的理由，在不同学科程度不同，它可以创造想象的空间、激发自由的表达、打破一些陈规旧矩。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它？因为自由、迎风，有表达自我的空间，而不是一味顺从规矩。
但科学研究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科学研究讲的是，大家都能检验你这个发现是不是真实可靠。如果你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某种“感受”，它很难获得整个学术界的认同。因为你的经验所决定的范围，其实是有限的。所以，可靠结论需经他人经验的不断检验，有专业精神的人会欢迎这种检验。
科学研究要求的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它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基本性、演进性，还有不同命题之间的支撑性。比如没有概念，就形不成命题；没有命题，就难以建立论证；没有论证证据，就无法构成定理和原理。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互联，产生不了新的知识。可能写出一篇很“感性”的作品，但它不会被学术界当作“知识”来认真对待。
当然，这并不是说诗意表达一无是处。它可以在构思、发问、激发灵感时发挥作用。但最后要落到证明上，就必须是清晰的、逻辑严谨的、有证据支撑的表达。
当学科成为了套路时，其实是在“禁锢”、而非开放我们的思维能力
学人：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特点，比如历史学更注重材料的“真实性”，心理学更关注行为动机的解释，这些学科视角似乎都能帮助我们提升提问的能力。在今天学术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您认为该如何培养这种多元提问的能力？
张静：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其实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单一的问题或者学科里。
我们在国内开会，还是很学科化的——历史就是历史，社会就是社会，经济就是经济，专家以学科划分。但是在国际学界，不同学科的学者常常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讨论，他们不是来自一个学科。你会发现这个主题之下，聚集了不同学科的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甚至科技领域的学者。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比如“一带一路”，很多企业“走出去”，但他们对当地的历史、人文、政治、社会、科技环境，其实并不了解。如果真的想理解这些复杂问题，就不能只靠一个学科，需要跨学科合作。
学科有时其实是在禁锢我们，而不是在开放我们的思路。一旦学科成为套路，它就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甚至决定你提问的路径。
所以我们今天更需要的，是一种跨出单一学科的提问能力。
学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写作中存在一种“词汇复杂化”的倾向。为了制造理论感，频繁使用晦涩术语和“学术热词”，一些研究本来可以用通俗语言说清，却非要借助抽象词汇。您怎么看这种学术生态？
张静：这个问题要分几种情况来看。第一种情况，我们过去的教育往往以“深奥”为荣耀。说得让别人听不懂，就说明学问高。它其实是一种竞争心态——不是为了平等对话、互相吸收知识，而是为了“赢”得地位。
我认为好的知识是质朴的、简洁的、平实的。能把一个复杂问题说得清楚，才是真的理解得深。简洁并不是简单，简单是讲次要，丢重要，而简洁必须选择重点，知道哪些可以暂时忽略，而不是把所有复杂性都堆出来。
第二种情况，是词汇滥用。一些研究会认为创造新词就是“创新”。但很多时候，已有的词汇已经足够用了，完全没必要发明一个新的。如果真的是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现象、没有概念能描述，当然可以创造一个概念。但不要为了创新而创新。
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不同学科本身的抽象性差异。比如哲学概念本来就很抽象。如果你是搞经验研究的，就可能会觉得那些太深奥。这个没办法，是学科的特点决定的。对于这些东西，不是拒斥，而是学习对于研究者更重要。比如，很多优秀的经验研究者，是因为他们具备哲学知识。
我自己指导论文时会强调，不必为迎合大众去牺牲准确性，但如果有一个通俗词汇能准确表达，就尽量别用深奥的词。好的学术表达不应该把人绕进云雾，也不应该排斥抽象，因为抽象能力有助于将局部经验中的发现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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