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厂拧螺丝
王路在隐身约 6 分钟我叫李建国，他们都叫我李哥，或者“老李”。在B区13号流水线上，我就是天。线上那一百二十个脑袋，不管他们心里怎么骂我，见了面，都得给我赔个笑脸。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线长。手底下管着一条给手机拧螺丝的产线。具体说，是给手机中框拧上两颗代号为“T2-0.8”的固定螺丝。这活儿，听起来简单，是吧？
你来试试。一分钟，你得拧六个。一个钟头，三百六十个。一天十二个钟头，去掉吃饭上厕所，你得拧四千个。你得这么拧上一个月，三个月，直到这批订单结束。到时候，你的手腕子，就不是你自己的了。
我的工作，就是保证这四千个，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慢。
早上七点半，开早会。一百二十个人，穿着一模一样的静电服，戴着帽子和口罩，跟一群准备上手术台的医生似的，排成六个方队，站在产线边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塑胶和机油混合的味道，还有没睡醒的口臭味。
“都给我精神点！”我扯着嗓子喊，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显得又干又硬，“昨晚C组的良率又掉到99.2%了！王娟！怎么回事？你那个工位的气动螺丝刀扭力又没调好？跟你说了八百遍了，每天开线前自己先试十个！耳朵长着是喘气的吗？”
那个叫王娟的姑娘，大概也就二十岁，脸“唰”地就红了，低着头，不敢看我。
我心里其实没多大气。我知道，夜班干到凌晨三四点，人都是懵的，忘了调扭力很正常。但这火必须得发，还得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这叫“杀鸡儆猴”。我不敲打他们，他们就敢给我出乱子。出了乱子，上面经理就要敲打我。一级压一级，我们这儿，就是这么个规矩。
早会开完，产线启动。传送带“嗡”地一声开始转动，像一头被唤醒的巨兽。一个个银白色的手机中框，躺在特制的凹槽里，开始它们短暂的旅程。
我的活儿，就是在这条线上来回溜达。我的眼睛得像鹰一样，盯着每一个工位。谁的动作慢了，谁在交头接耳，谁的坐姿不对影响了效率，我一眼就得看出来。
比如三号工位的那个新来的小子，叫什么……阿豪。愣头青一个，干活倒是不惜力气，但就是有点小聪明。他觉得一直坐着累，就把脚踩在凳子下面的横梁上，半蹲不蹲的。我走过去，二话不说，照着他小腿肚子就是一脚。
“谁让你这么坐的？想把腰给废了是不是？给我坐直了！”
他吓了一跳，回头看是我，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服，但还是乖乖地把脚放了下来。
我不是故意欺负他。这个动作，省力，但腰是弓着的。一天两天没事，一个月下来，他的腰椎间盘就得抗议。到时候请病假，算谁的？他那工位一缺人，我就得从别的线临时调人，麻烦不说，新人效率跟不上，整条线的产量都得往下掉。产量掉了，我的奖金就得扣。
你看，我踹他那一脚，不是为了他好，也不是为了我好，是为了那块挂在车间墙上，每天都在更新的红色电子屏。上面有我们线的实时产量、目标产量和达成率。那个跳动的数字，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命。
中午十二点，吃饭。铃声一响，所有人像触电一样，放下手里的活儿，冲向食堂。吃饭时间只有四十分钟，包括来回走路。食堂的饭，永远是那几样，白菜、冬瓜、偶尔有点肉末。他们狼吞咽虎咽，不是因为饿，是因为急。吃慢了，就没时间回宿舍躺十分钟。那十分钟，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珍贵。
我通常不跟他们一起吃。我去小炒窗口，自己加两个菜，一个辣椒炒肉，一个麻婆豆腐。这是线长才有的特权。吃完饭，我也不回宿舍，我就在产线旁边的休息室里抽烟。
烟雾缭绕里，我能看到窗外那些年轻的脸。他们大多都跟我儿子差不多大。我儿子在老家上大学，每次打电话，都跟我吹嘘他又参加了什么社团，又跟同学去哪里旅游了。我听着，心里又高兴，又有点酸。
我从来没告诉他，他那些时髦的衣服和最新款的手机，就是这群跟他同龄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用一秒钟拧一个螺丝换来的。
下午的时光最难熬。饭气一上来，人就犯困。产线上的脑袋，开始一点一点的，像鸡啄米。这时候，我就得像个幽灵一样，在他们身后飘来飘去。有时候，我会突然在他耳边大吼一声，或者重重地拍一下他的桌子。他们会吓得一个激灵，睡意全无。
他们肯定恨死我了。但没办法。流水线上打瞌睡，出的错可就不是一颗螺丝那么简单了。手一抖，螺丝刀就可能划伤中框。一个中框，好几百块。出了这种废品，叫“料废”，是要算在我头上的。一个月料废超标，我这个线长也就当到头了。
最让我头疼的，不是这些。是“人”。
线上有个女孩，叫小琴。长得挺文静，话不多，但手很稳，是我最省心的兵。有段时间，我发现她总上厕所，脸色也差。我没当回事，以为是女孩子那几天不舒服。
直到有一天，车间主任黑着脸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把一张化验单拍在我桌上，上面“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后面那个刺眼的“阳性”，我看了半天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李建国！你他妈怎么带的线？啊？线上的人怀孕了你都不知道？要是出了事，别说你了，我这个主任都得滚蛋！”
我脑子“嗡”的一下。那天下午，我把小琴叫了出来。她站在我面前，双手绞着衣角，头埋得很低。
“几个月了？”我问。
“两个月。”声音细得像蚊子。
“那男的呢？也是厂里的？”
她摇摇头，不说话了。
我抽了一根烟，不知道该说什么。劝她别干了？她走了，我上哪再找一个这么熟练的工人？留下她？万一在流水线上晕倒，或者闻了那些化学品的味道，孩子出点什么事，这个责任谁担？
“你自己……想好了吗？”我最后还是问了。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说：“李哥，我想挣点钱。”
我心里一沉。我明白了。她需要钱，可能就是为了去打掉这个孩子。而挣钱最快的方式，就是在这个生产旺季，拼命地加班。
那天，我什么也没说，让她回去了。第二天，我把她从流水线上调了下来，让她去干物料登记的活儿。那是个闲差，不用加班，当然，工资也少了一大半。
我跟上面报的是，她手腕扭伤，暂时不能干重活。我知道，这事瞒不了多久。但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做我们这行的，心不能太软。心软了，线就带不好。但有时候，看着那些年轻的、被磨得没了光彩的眼睛，我这颗早就磨出茧子的心，还是会被扎那么一下。
就说那个阿豪吧，前两天发工资，他拿到手五千八，眼睛都亮了。跑过来给我递了根烟，咧着嘴笑，说：“李哥，谢谢你啊。我攒够钱了，过年回家，就能给我爸盖新房了。”
我接过烟，没点，看着他那张被幸福和憧憬填满的脸，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没告诉他，为了让他安心在这里拧螺丝，我把他那个谈了三年的女朋友，调到了离他最远的夜班产线上。因为我看到过他们俩在休息时间腻在一起，影响了回线上工作的速度。
我也没告诉他，他手里的那部水果手机，最新款，七千多。他要不吃不喝，拧上一个半月，拧差不多二十万颗螺丝，才能换来。
我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