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应感恩孩子们

我尊重其他人的仪式感。

但我自己的仪式感特别弱：例如，从未参加过自己的毕业典礼。

1974年小学毕业，南昌北湖小学，5年级2班。那时，在南昌，没有听说过哪个学校有毕业典礼（不排除有，但小学生孤陋寡闻没有听过）。而且，我们那年的北湖小学有三个班，我们班指定升的中学（28中）不如其他班（19中），学生有意见，准备抗议，老师担心，班主任熊季智两边不讨好、急的。熊老师平时对学生很好，但那时可能谁都没有心情毕业典礼。飞飞家里按新住处安排去了师大附中，九逸请熊老师帮忙转十中，我母亲也在通过亲戚联系十中。

在毕业那年（1974）的六一儿童节，程九逸、罗飞飞、万智华和熊建平，在南昌的人民公园合影。九逸的母亲帮我们一人冲洗了一张，成为我们第一个“仪式”。

四年后的1978年中学毕业，南昌十中高二。初一是8班，初二改称7班，都是汪美美老师做班主任。高一上学期是黄玫开老师做了一个学期的班主任，高一下和高二是邵秋贵老师做班主任。因为1977年10月宣布有高考，后来按考试多次重组毕业班。等高考后，学校和学生的注意力都在高考，也没人记得毕业典礼。但有全班合影，里面也有校领导。

五年后的1983年大学毕业，江西医学院临床医学。

因为其中二十多人考上当年研究生，按规定的开学时间到外校报道，而那时其他4、5百同学还有几门课没有开完，等同学全部回校合影的九月，二十几人已经在读研究生的学校了，不在合影里面。

两年后的1985年离开上医，研究生还没毕业，无典礼。

六年后的1991年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博士毕业，但这是专业的学校，很小，毕业典礼气氛很淡，所以也没有等毕业典礼就离开了。

在美国参加过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毕业。我实验室出过一位硕士、几位博士。只要他/她们参加毕业典礼，我就参加。应该是学校提前通知，并提醒租自己最高学位母校的服装。

因为有个学生是德国的博士，我作为导师去德国图宾根大学参加过一次答辩。

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我只待了三年，没有学生毕业。

我看北大海闻老师在深圳穿他毕业的加州大学服装，我也在校本部穿过。我觉得北大应该带头改毕业礼服。目前的是中国经济不够好的时期设计的，全中国的千篇一律、服装的布料轻飘飘显得不够庄重。欧洲大学的礼服普遍比较好，中国如果要参考，应该跳过美国直接看欧洲各大学的。

女儿在哈佛的幼儿园待过几个月，那个幼儿园要求家长每周来半天参与。她遇到一位非凡的老师（Amelia），不仅对学生管理井井有条，学生积极吸收她的意见，而且每天学生午睡的时候，老师编写故事，下午声情并茂地讲。

当然这种老师，到哪里都很少。为了了解老师的教学情况，我有时请女儿表演自己做老师。她那时候小，不知道父亲还有检验老师的想法。我告诉过老师，老师很敏感。

最感兴趣的是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记得最清楚是她幼儿园毕业典礼。那时，华盛顿大学华人教职工不多，医学院的主要系科中，她可能是第一个到医学院幼儿园的中国教授的孩子。女儿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幼儿园的毕业证，应该也保留了，不知搬家多次是否还能找到。

女儿小学、中学的成绩单我保留不全，原因是都是A，当时以为是老师瞎鼓励全体学生，所以不重视。还不如我那些有毛病的成绩单保留更好。

女儿高中毕业为全校第一名（valedictarian）而高中在典礼致辞，校长提前看稿的时候快要哭了，问能不能有一句话不要说（那句话是“我们不谈...”）。

回应题目：是女儿幼儿园毕业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