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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日本将有大灾难？预言未来与末日公式

學嘉伟约 14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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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关于“日本7月5日将发生毁灭性大地震”的传言在社交平台疯狂传播，引发广泛关注。受此影响，有不少外国游客取消了赴日行程，日本的旅游业受到影响。

这场关于大地震预言，源于日本漫画家龙树谅1999年出版的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书中记录了她梦到“2025年7月5日凌晨4时18分，菲律宾海域海底爆炸引发百米海啸，吞噬日本三分之一国土”。由于该书曾模糊提及“2011年3月大灾难”，与东日本大地震时间巧合，部分网民将其视为“神预言”，导致7月5日的预言也被广泛传播。

撰文 | 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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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见的未来》？
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日本漫画家龙树谅（Tatsuki Ryo）最近几年名气暴涨。
她是一位活跃于上世纪90年代的漫画家，但当时并未有出名的人气作品。有一天她突然发现，电视上的很多新闻都有强烈的既视感——似乎早已在梦中看到过。龙树谅怀疑自己拥有预知梦的能力，随后开始记录自己的梦境。在职业生涯末期，她把自己的梦境画成漫画出版，名为《我所看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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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见的未来 完全版》封面丨图源：飞鸟新社
这本1999年出版的漫画十多年里始终默默无闻，直到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后，有人意外在旧书店看到这本漫画集，封面赫然写有“2011年3月将发生大灾难”的字样。经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后，很多人认为龙树谅的预知梦“准确预言”了大地震的发生。《我所看见的未来》一书难求，在二手书市场上一度被炒到50万日元。
龙树谅本人也成为了话题人物。由于她年届70，隐居山村，不接触媒体，也极少公开露面，导致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级名人。公众和媒体也并不知道，漫画家本人其实是一位女性。所以很长时间里有位男性诈骗者冒充龙树谅参与电视节目，甚至与出版社签下出版合同。直到龙树的亲戚告知她此事，她亲自接受媒体采访，自证身份，才结束这场诈骗闹剧。同时，她同意飞鸟新社出版《我所看见的未来 完全版》。
然而，真正的风波围绕着2021年出版的《我所看见的未来 完全版》展开。在新版中，她指出旧版原书收录的海啸梦境并非指东日本大震灾引起的大海啸，而是一场真正可怖大灾难的先兆——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底断裂，火山喷发，海啸以3·11大地震三倍的高度袭击太平洋沿岸国家。梦中还出现了“新大陆隆起”。她梦到这场灾难的时间是2021年7月5日。
“如果梦境发生的日期就是现实发生的日期，那么灾难将在2025年7月5日发生。”

这个预言迅速在日本和亚洲地区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争议。2025年7月5日临近，香港、台湾、韩国等地赴日航班预订量大幅下降，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因此削减了航班。社交媒体上，“725求生指南”等话题热度飙升，东京便利店的应急包被抢购一空，防灾物资销售异常火爆。
更有意思的是，龙树谅本人在2025年6月出版的新书《天使的遗言》中，似乎对之前的预言进行了“修正”。她表示“7月5日只是做梦的日期，不一定是灾难发生的日期”，并承认部分内容是出版社主导添加，自己并未刻意制造恐慌。龙树谅强调，“预知梦是警告，不是宿命”，希望借此唤起公众的防灾意识。
《我所看见的未来》是科学与神秘交锋的一个缩影。从诺查丹玛斯的1999年末日预言，到玛雅人2012年末日预言，再到现在的预知梦漫画集《我所看见的未来》，公众对末日预言的“热情”或许反映了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在科学解释之外寻求慰藉和指引的心理需求。正如漫画家本人所说：“预知是警告。正因为可以避免，才会被梦见。”
从某种程度上说，末日情结正是人类尝试窥探未来的源动力。也难怪公众会投向神秘主义——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人类对未来的预言能力仍然捉襟见肘。即便是伟大的艾萨克·牛顿爵士，计算末日的方法也并不比预知梦高明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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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但以理书注释”手稿，现藏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图书馆。丨图源：King's College Library, Cambridge
牛顿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他投入了大量时间研究神学和解读圣经预言。他坚信，《圣经》隐藏着宇宙的终极结构，末日将遵循某种神圣的节律到来。1704年，牛顿预测世界可能在公元2060年毁灭——大约在2060年，人类将经历一场重大转变，甚至可能是世界末日的开始。这个出人意料的预言并非基于科学推理，而是源于他对《圣经·但以理书》文本中象征意义和时间线的细致分析。有趣的是，牛顿本人对他的预测很谨慎：他承认时间不确定，暗示该事件可能会推迟，但不会提前。
牛顿的这一面曾长期被后人忽视，直到20世纪晚期其笔记公开，学术界才惊讶地看到牛顿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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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验规则
预知梦无法解释且准确性存疑，自不具参考价值；以宗教经文牵强附会出的数字命理，也很难站得住脚。随着科学进步，理性的人们开始尝试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来概率性地预测未来。但在搞不清楚底层机制的情况下，指望通过历史数据预测未来，说到底也不过是在数据云里描点凑曲线的“唯现象”拟合。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瓶颈就在于，我们常常不清楚研究对象所遵循的概率分布模式——只能通过以往的数据猜测，然后利用“猜”出的结果预测未来走向。换言之，是用不确定的方法，归纳出不确定的规律，预测不确定的未来。
比如说，如果人类不知道任何天文学知识，但是根据历史记录，到今天为止太阳每天都会升起。那么明天太阳有多大概率照常升起？
当然，依据长期历史记录，可以把“太阳每天都会升起”看成是一个“真理”。但此时的“真理”，本质上就是“只有极小概率才不成立的陈述”的意思！
换一个场景或许能看得更加清晰。
若投掷n次硬币，出现了k次正面，而我们没有任何额外信息，那么第n+1次投掷也是正面的最佳估计是多少呢？
如果硬币是均匀的，则每次实验里，它是正是反的概率始终为0.5。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一枚均匀的硬币！信息缺失正是预言能力的一个主要瓶颈。
这样的问题困扰着拿破仑时代的欧洲数学家，但令人欣慰的是，法国伟大的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找到了差强人意的解决方法——拉普拉斯后验规则。
根据拉普拉斯后验规则，答案是（k+1）/（n+2）。拉普拉斯后验规则是一种枚举归纳的方法，也就是根据观察到的实例推断未观察到的实例的概率。例如，如果你观察了8只乌鸦，它们都是黑色的，那么下次看到的乌鸦有多大概率也是黑色的？根据拉普拉斯后验规则，答案是90%。
历史上，拉普拉斯后验规则曾真的被应用于计算太阳明天升起的概率。它体现了该原理在缺乏先验信息时的推断能力。如今，拉普拉斯后验规则在机器学习等领域也有广泛应用，例如拉普拉斯近似方法（Laplace Approximation），都展示了其强大和简洁性。它的优点是简单且通用，可以用于没有共轭先验的情况。然而，其缺点在于近似精度依赖于后验概率分布的形状，如果后验概率分布不是单峰或对称的，那么高斯近似可能不太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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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周期假设
认为人类历史具有周期性，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观点，不如说是人类的一种渴望。如果历史存在周期性，我们就能非常简单地预测未来。
塞缪尔·本纳（Samuel Benner），一位19世纪的美国农民，以其对经济和商品价格周期的预测而闻名于当代社交媒体。本纳在1875年出版了《本纳对未来价格涨跌的预言》（Benner’s Prophecies of Future Ups and Downs in Prices）一书。书中包含了一张从1845年到1903年的价格周期表，这张表根据历史数据预测未来数十年的经济起伏波动，标出了他预测的恐慌时期、出售和买入资产的有利时机。他的预测在很多情况下都非常准确，甚至超越了当时的经济学家。
本纳的预测方法基于他对自然规律的观察和分析。他认为，经济和商品价格的周期受到太阳活动、气候变化和农业产量的影响。他发现，玉米、猪肉和生铁的价格都有一个11年的周期，与太阳黑子的周期相一致。他还发现，生铁的价格有一个27年的周期，其中每隔11、9、7年会出现低谷，而每隔8、9、10年会出现高峰。他利用这些周期来推算未来的价格走势，并给出了一些投资建议。
如果按照周期规律扩充表格，则最上面一行准确预测了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网络经济泡沫和COVID-19大流行（并未预言这些事件本身，而是指出这个节点是萧条时期）。
若这份表格真的有用，那么人类经济活动似乎遵循着简单的周期规律：
恐慌年（A行），市场狂热或崩溃，遵循16-18-20年的周期，循环往复；
繁荣年（B行），高价格时期，适合抛售，遵循8-9-10年周期；
萧条年（C行），低价格时期，适合买入，遵循11-9-7年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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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最上面一行似乎准确预测了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网络经济泡沫和COVID-19全球疫情。丨图源:Benner’s Prophecies of Future Ups and Downs in Prices
尽管本纳的预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也受到了批评和质疑。一些人认为他的预测是基于巧合，而非科学和逻辑。也有人认为他的预测过于简单粗略，没有考虑到其他因素。甚至有人认为他的预测带有偏见，动机不纯，是为了影响市场，从中牟利。
当然，有学者指出这类预测往往是“事后回溯式拟合”，但本纳本人却坚信这些模式与太阳黑子活动等自然周期密切相关，试图用天文周期解码人类市场行为。
他的尝试虽带有浓厚的占星术气质，但思路和一些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不谋而合（如著名的康波理论）。这种用自然节律解释人类社会的渴望，在科学与神秘主义的交界地带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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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预言柏林墙倒塌的末日公式
周期性是强大的工具，它能赋予人类轻易预测未来的能力。问题是，现实世界的历史走向真的遵循周期性吗？除此以外，是否存在类似的便捷预言手段？
下面我介绍一个当代科学哲学中最令人难以置信且富有争议的思想，便是对“世界末日的科学论证”。这一理论甚至给出了人类文明将在760年内走到终点的预言。
评论家和物理学家埃里克·勒纳（Eric J. Lerner）将末日公式斥为“单纯玩弄数字的伪科学”。然而，也有人认为它具有严肃思考的价值。这个故事始于普林斯顿的天体物理学家约翰·理查德·戈特三世（J. Richard Gott III）。他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几位独立提出世界末日理论的学者之一，其他人包括物理学家霍尔格·贝赫·尼尔森（Holger Bech Nielsen）、布兰登·卡特（Brandon Carter）以及哲学家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
戈特的理论起源于一段有趣的经历。1969年，当时还是哈佛大学物理系本科生的戈特在欧洲度假时参观了柏林墙。他心算了一下，然后向朋友们宣布：最短2.66年，最长24年，柏林墙必然会倒。21年后，柏林墙果然倒塌，这促使戈特决定公布他的算法。他于1993年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将公式应用于人类文明。他当时预言，人类在未来12到18000年内灭绝的可能性高达95%。
戈特将公式的核心理念称为哥白尼原理——哥白尼断言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他认为不应该赋予地球特殊的地位，地球本质上和其他行星没有什么区别。戈特的洞察力体现在将这一思想应用到时间点上：历史有始有终，但我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并无特殊之处。
其逻辑可以这样理解：跳出历史之外，我们把某个事物（例如柏林墙）存在的时间制作成条状图，然后将其分成均等的4份：0%-25%、25%-50%、50%-75%、75%-100%。随机点落在25%-75%段里的可能性是50%。如果你所在的时间点恰好位于该区段，那么你就会发现，该事物之后存在的时间最短是剩下的25%，最长则是剩下的75%。所以，如果考虑“此时此刻”该事物已然存在的时间，就能得到其未来存续的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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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绘制的简单示意图
以柏林墙为例，戈特参观时知道柏林墙建于8年前，所以据此推断：未来2又2/3年到24年内，柏林墙就会倒塌！当然，该预言只有50%的置信度。不过，可以以放宽范围为代价来提高置信度——比如说，最开始选择的区段覆盖总条状图的95%，这样一来，就把可能性提高到了95%，代价则是，预言里的时间上限达到了160年。
这便是哥白尼原理最原始、最简单的应用。利用类似的方法和若干额外条件，物理学家霍尔格·贝赫·尼尔森推断人类有50%的几率在未来760年内灭亡。不过，他也指出，这种推导并不严密，如果人类出生率持续走低，那将会大幅延缓末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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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意见
并非所有《自然》杂志的读者都赞同他的理论。生化统计学家史蒂文·N·古德曼（Steven N. Goodman）在评论信件中抱怨道：“‘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是困扰统计学家的那些色彩缤纷的箴言之一。在我看来，戈特对统计学工具的运用……为这句话赋予了悲剧性的新生命。”然而，经过《纽约时报》和《纽约客》的报道，戈特和他的预言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他本人也成为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者和著名的科学预言家，成功预测了百老汇的戏剧剧目和芝加哥白袜队再次赢得世界大赛。
尽管如此，关于世界末日公式的争论仍在继续：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错误的，但对于它为什么是错误的尚未达成共识。
对末日公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无差别原理”的错误应用： 史蒂文·古德曼认为，上面的推理属于对“无差别原理”的错误应用。所谓无差别原理，就是赋予各种情况等可能性的概率。古德曼指出，即便小孩子也本能地知道投掷硬币正反结果各50%，但无差别原理本身却是基于人类的对称性偏好，常常会让使用者落入陷阱。最直观的错误类似于，购买彩票可能中奖，也可能一无所获——有两种可能性，所以中奖的概率是50%，这显然是错误的推理。
 •对时间点位置的假设： 戈特的末日公式蕴含着一个大胆的假设——我们对自身所处的时间点在整个历史中的位置一无所知。古德曼则反对说，原则上我们可以搞清当前和过去、未来的关系。
 •“自我指示假设”： 另一类反对意见基于“自我指示假设”，由物理学家丹尼斯·迪克斯（Dennis Dieks）等人提出。该假设认为：因为我是具有个体意识的智慧生物，所以这一事实使我倾向于“可以容纳最多智慧生物的那种理论”。类似于说，如果我第一次购买（规则不明的）彩票就中了大奖，那么我可以认为：1)我是天选之子；2)中奖率本身就很高。后者似乎是更合乎理性的认知。应用“自我指示假设”，可以使戈特等人的推理无效。
 •对“自我指示假设”的反驳： 然而，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对“自我指示假设”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指出，如果按照“自我指示假设”，那么我们就应该立刻认同含有无限多智慧生命的多元宇宙理论——但这显然是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所以，“自我指示假设”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哲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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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模型
进入20世纪下半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开始尝试利用复杂的计算机模型来预测未来的社会趋势。对未来的预言无论形式如何，最终都是为了引导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并为可能的挑战做好准备，从而塑造一个更加理想的未来。
197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人员受一个名为罗马俱乐部的精英组织委托，预测在有限的行星资源下，全球增长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听起来有点像灾难电影的开头。可悲的是，还真有这种可能。
系统动力学之父、MIT的杰伊·福瑞斯特（Jay Wright Forrester）为此开发了一整套后来被他的四个学生发扬光大的理论，考察了最有可能影响人类社会全体的五大因素：人口增长、农业生产、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工业产出和环境污染。
基于福瑞斯特最初的World1系统，研究人员建立了更加精细的World3模型，通过模拟“一切照旧”的情景，他们预测如果不发生重大转变，我们的社会将在本世纪的某个时间点遭遇真正的崩溃。
这些研究被收录在环境书籍《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中。《增长的极限》在出版时就受到广泛而尖锐的批评，尽管它的销量巨大。好消息是，应用现代理论构建的预言模型（如历史动力学模型），给出的预言要更加乐观一些。
2019年的一个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模型认为，技术突破足以逆转人类兴衰周期。例如在17世纪中叶，美洲的高产作物提高了中国某些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该模型源自气候动力学工具，使用过去5000年中数十个文明案例研究来寻找人类历史上的数学模式。（详情见[4]、[5]）
这个模型也指出，从2020开始，人类可能会迎来一个非常艰难的10年。但乐观地看，文明之火不会熄灭。如果眺望足够长远的未来，时间跨度越大，人类的前景就越光明。所以说，人类在未来10年（从现在算起是5年）的主要任务是：“活下去，别灭绝！”

参考来源

[1] Computer predicts the end of civilisation (1973)| RetroFocus
[2] Doomsday argument: the end of humanity, predicted by a math equation| Vox
[3] History repeats itself. That’s bad news for the 2020s
[4] According to Research, Here's What's Likely to Happen in The '20s. And It's Not Great : ScienceAlert
[5] Arise 'cliodynamics' |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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