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芬利：罗马统治下的希腊

本卷序

即便在共同服从一个政权的时代里，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形式也是截然不同的。为了全面理解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相对文明地位，我们必须首先对这种区别了然于胸。

罗马人起初是一个由武士组成的部落。他们的一切制度——甚至包括与财产和农业相关的制度在内——都同战争有关。西罗马帝国（包括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居民由不同民族构成。在被罗马人征服的时代，他们要么处于较低的文明状态，要么已经臣服于异族。他们通常被视为低等族裔，其民族制度的框架遭到了系统的破坏。因此，西部帝国的行省居民失去了一切民族纽带，暴露于好战民族的入侵之下——后者一旦进入文明状态，便会努力寻求能够满足自身新需求的资源。因此，一旦罗马政权的军事力量无法驱赶这些外来者，行省居民便会面临被征服、奴役或灭绝的命运——一切取决于入侵蛮族的利益或政策。

在希腊人居住的东罗马帝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在那里，罗马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了民族制度体系的掣肘，因而连乡村居民也能拥有对本地事务的若干控制权。这种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小范围行政与治安自治权缓冲了帝国权威的压力。罗马人意识到帝国治理中的这些部门是完全按照与政治权威脱节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尽管希腊人的地方制度不如征服者的中央集权那样有力，它们却具备强大的活力。它们的民族性甚至一直维持到了罗马征服之后。而当罗马政权由于日益衰微，逐渐开始忽视其行政职责的时候，这种民族性又再度被唤醒。

然而，尽管罗马人在征服希腊时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些民族性元素，改变罗马政权的时间也同样在调整着希腊人的制度。不过，罗马统治者、拜占庭皇帝乃至后来的法兰克王公和土耳其苏丹，都无法切断希腊民族代代相传的政治遗产。虽然这份遗产的价值确实在不断降低，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高贵的动机和坚忍的斗争仍让希腊民族恢复了自身的政治独立地位。

即便作为被统治民族，希腊人的历史仍然引人关注并富于启示价值。希腊人是古代世界的唯一现存代表。在物质与精神力量从地球表面清除了之前的所有同辈、朋友和敌人后，希腊人仍旧保有自己的家园、语言和社会组织。毋庸置疑，这些民族元素的保存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制度。本卷的写作目标便是向公众展示古代制度对罗马政权统治下的希腊民族命运的影响，并努力说明其他因素是如何调整、支撑这些制度的。

在下文中，我们无法避免叙述已被吉本的才华描述过的那些事件。但分别研究罗马帝国和希腊民族的历史学家会从不同角度去看待它们。二者的观察也许都是正确的，尽管由于我的能力和判断力欠缺，本书中的相关内容作为图景不那么精确，作为历史又不那么感人。同样的史实会促使我们对不同人物和不同时代得出各种论断。历史永远是无法穷尽的。尽管我们已经读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大量相关史料，并似乎深入研究过他们的作品，能够从同一批史料中发掘出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在本书引用相应参考著作的时候，我经常选择普通读者手头应该可以获得的现代作品。为了分析如今已有公论的事实或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我们往往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及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罗列一长串古代文献名目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1843年5月1日

文摘

希腊人和罗马人从未尝试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民族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习惯和品味差异巨大，以至于他们之间的日常交往导致了两个民族的彼此憎恶。出于自己也许都意识不到的偏见与忌妒之心，罗马作家们向我们描述的帝国前几个世纪中希腊人生活状态的图景其实是严重扭曲的。他们没有留意到，亚洲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与希腊本土居民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追求地主恬静生活或从事商业与农业的欧洲希腊臣民们在带有偏见的罗马人看来不值一提。事实上，身为希腊人的琉善曾将雅典宁静、体面的生活同罗马疯狂、奢侈的生活放在一起对比。但在罗马人眼中，行省居民的地位比农奴高不了多少，而商人们不过是一群被宽容对待的骗子而已。他们对希腊人性格的印象来自那些冒险家的举止——他们从帝国东部富裕、腐化的城市涌入罗马城来碰运气；这些人由于追求时尚与品味而得到了富有的罗马贵族们的厚爱。这些希腊人中地位最高的是文人和哲学、修辞学、语法、数学与音乐教师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被聘为私人教师，连罗马贵族们也对这个群体另眼看待，因为他们跟自己的家族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然而，住在罗马城中的大多希腊人的工作是为首都提供公共与私人娱乐。我们看到他们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从剧场总管到经常以身试法的诈骗犯。拉丁作家提供的证据也许十分准确地反映了罗马城居民对希腊人的印象，他们对住在首都的希腊人的形象刻画也并未失真。

然而，在谈到希腊人时，罗马人的口吻反映的往往只是傲慢的帝国贵族对一切异邦人的态度，即便那些希腊人跟他们私交甚笃。罗马人将希腊人同帝国东部的大批异邦人混为一谈，希腊人受到不分青红皂白的谴责。这其实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希腊语乃是来自东方的所有异邦人使用的日常交流媒介。来自叙利亚、埃及和巴比伦的术士、巫师和占星者自然在交往圈子与社会风评方面跟希腊的冒险家难以分开。他们共同塑造了卑鄙可耻的希腊人形象，该形象起初指罗马城内的亡命之徒，后来不公地泛指整个希腊民族。我们几乎无须论证，当时在罗马城中流传的希腊文学其实跟希腊人的民族情感毫无干系。对于希腊人自身而言，治学是他们中间成功的教师们光荣、高薪的工作。但在罗马上层阶级看来，希腊文学不过是一种精神装饰品，只是有钱人的嗜好而已。正是因为对希腊和希腊人知之甚少，朱文纳尔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断定的事实出发，得出了希腊人生性喜欢撒谎，整部希腊史充满编造色彩的结论。但想要回应那位罗马讽刺诗人所说的“希腊骗子”（Graecia mendax），我们也可以引述琉善更巧妙的批评：罗马人一辈子里只会讲一次真话，那就是在他们立遗嘱的时候。

面对罗马人的指责，希腊人报以更强烈的（但并非更合理的）轻视。当两个民族最初遭遇之际，罗马人当然远不如希腊人那么开化，尽管他们在美德和勇气等方面胜出许多。罗马人承认自己的劣势，并欣然接受那个无力在军事上抵抗自己的民族的教导。关于这种恩惠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罗马人的感恩将希腊人的虚荣心刺激到了高涨的程度，以至于被征服者从未意识到，他们的主人最终在文学才能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超越了自己。希腊人似乎一直没有想到，在后来的世代和遥远的民族那里，一些罗马作家已同他们的古典作家并驾齐驱。生活在塔西佗与朱文纳尔时代的修辞学家从未想过，那些作家的原创性才能拓展了文学的疆域；也没有任何文学评论家劝说他们相信，在完美融合了社交的文雅和冷静的智慧后，贺拉斯的受欢迎程度已超越了希腊诗人。

关于希腊人傲慢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作为罗马行省居民的希腊人在政治地位下降的过程中抱有怎样的观念。公元1世纪名满希腊世界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图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访问士麦那时，有人邀请他出席泛爱奥尼亚议事会（the Panionian Assembly）。在阅读议事会法案时，他注意到文件签署者使用了罗马名字，于是马上写信给议事会代表，谴责了他们的“野蛮”行径。阿波罗尼乌斯责备他们放弃了祖先的姓名，弃用了英雄与立法者的名字，自称卢库鲁斯（Lucullus）和法布里奇乌斯（Fabricius）。当我们想到这一义正词严的责难来自卡帕多西亚境内的图亚纳人，针对的则是血统已不复纯正的亚洲希腊人时，会将之视为希腊民族虚荣心塑造的幻觉的有趣案例。

罗马人从未热烈崇拜过希腊艺术，尽管希腊的每个阶层都为之心醉神迷。当然，征服者的民族自豪感和个人虚荣心往往会促使他们觊觎那些最著名的艺术品，将那些名气最大的珍品运往罗马城。作为商品，他们获取的那些绘画与雕塑已足以满足罗马人的品味。这一点着实是希腊人的幸运。毫无疑问，倘若罗马人像他们孜孜不倦地追逐财富那样嗜好艺术的话，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运用征服者的权利，把作为希腊诸城邦公共财产的所有艺术品运回罗马共和国。恰恰是因为掠夺艺术品对于满足征服者的贪欲而言微不足道，希腊才在金银遭到劫掠之际保有她的雕塑与绘画。两个民族的巨大性格差异充分反映在这个例子中：在征服了叙拉古与科林斯之后，许多著名元老对马塞卢斯和穆米乌斯带回的希腊艺术品满是厌恶之情。这种厌恶无疑在保护希腊艺术宝库（那是希腊人民最重要的情感依托）免遭浩劫方面发挥了作用。西塞罗说，没有哪座希腊城市会赞成变卖一幅绘画、一座雕塑或一件其他的艺术品；与此相反，所有城市都随时准备着充当艺术品的买主。帕伽马的居民阻挠了尼禄钦差阿克拉图斯（Acratus）的企图，后者想从亚洲各城市中抢走最著名的艺术品。我们只要比较一下罗得岛城邦与元首奥古斯都的举止，就能清晰看出两个民族对艺术的不同态度。当罗得岛居民遭到“攻城略地者”德米特里乌斯围困时，他们仍然拒绝毁掉树立在广场上的德米特里乌斯本人及其父亲的雕像。但在奥古斯都征服埃及之际，他下令毁掉了安东尼在当地的所有雕像。不过，出于跟自己贵族地位不大契合的小家子气，他接受了亚历山大里亚居民一千塔兰同的贿赂，放过了克莉奥帕特拉的雕像。希腊人对艺术的崇拜甚至胜过罗马人对复仇的热衷。那些将所在行省搜刮殆尽的罗马行省总督也会掠走艺术品，对艺术品的搜刮始终被视为赤裸裸的劫掠行径。在这方面最为臭名昭著的福尔维乌斯·诺比利奥尔、维勒斯和披索也是世人眼中最恶劣的罗马官吏。

诚然，苏拉从阿拉尔科麦尼人（Alalcomenae）的神庙中抢走了密涅瓦的象牙雕像，奥古斯都则劫掠了特吉亚（Tegea）宏伟神庙中的雕像，目的是惩罚该城市支持安东尼一派，但这些十分罕见的特例恰恰表明，罗马人在行使他们的征服者权利时其实相当宽容。否则，史书记载的那些例外将会是他们容许哪些著名雕塑继续留在希腊，而非他们将哪座雕塑运到了罗马。当卡里古拉和尼禄恣意妄为地统治着地中海世界时，他们曾下令将许多著名艺术品运往罗马城。其中，普拉克希特勒斯（Praxiteles）举世闻名的小爱神（Cupid）像被搬运了两次。克劳狄乌斯曾将它还给了特斯皮埃，它在二度被尼禄运走时毁于火灾。罗马城的大火毁掉了不可胜计的艺术珍品，尼禄为了装饰首都、补偿损失从德尔斐运来了五百座铜像，并下令大肆劫掠希腊和小亚细亚。此后，类似抢劫行为的记载少之又少，那是哈德良及之后两位继任者不大可能容许的行为。波桑尼阿斯在其希腊之行中对众多的著名古代艺术品如数家珍，从这点来看，即便十分古老的建筑也并未遭到大规模破坏。在康茂德的统治时代之后，罗马元首们便很少关注艺术了。建筑材料的高昂价值有时会导致古代艺术品遭到损毁，除此之外，它们往往能够原封不动地矗立在原地，直到周遭的建筑化为尘土。在波桑尼阿斯时代至哥特人首次入侵希腊的近百年间，有人居住的城市里的神庙和公共建筑在总体面貌上跟罗马军团第一次开进希腊时相比并无多少差别。

查士丁尼时代帝国权力对希腊民族的影响

在很长的时期内，历史学家并不关注民族情感和影响民众生活的各项制度，这种现象并不罕见。那些信息的蛛丝马迹往往被重要的历史事件湮没，后者仿佛是偶然因素、命运或上帝意志导致的结果。在那些情况下，历史叙述就变成了史实的编年记录，或一系列人物传记的剪影。只要跟地方风俗、民族习俗和民众的普遍观念脱离了联系，历史就不再能提供它惯常富含的教益。东罗马帝国的史籍往往呈现出这种面貌，差不多只是编年记录的流水账而已。东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很少揭示民族性或民众的情感，仅仅复述着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迷信观念和党派见解。尽管查士丁尼时代的波澜壮阔使之在人类历史中占据着醒目位置，相关史料为我们呈现的却只是一系列孤立、前后矛盾的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来自贝利撒留、塞奥多拉和查士丁尼的传记回忆录；最具启发意义的教训则来自立法活动对其他民族的影响。然而，颠扑不破的人类直觉断定，这个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这些历史人物或许才具平平，但他们参与的事件却造就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古代世界的框架已经灰飞烟灭，后人只能怀着敬畏之心回望残存下来的碎片——它们证明之前曾经出现过更为高贵的人物。东罗马帝国虽然强大到了不畏惧任何外敌的程度，却由于国家盘剥民众、贪欲过重而日趋衰微。即便在当时最睿智的人士眼中，罗马政权的腐败痼疾也是无可救药的，终将导致罗马世界的分崩离析。在当时已知世界的范围内，还没有哪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模式崭露头角。人类中的很大一部分（也许占到了大多数）依然生活在奴役状态之中；奴隶仍被视为有智力的家畜，而非人类。社会注定要消除农业奴隶制来求得重生，但为了摧毁农业奴隶制，文明世界的自由居民必须降格到此前数个世纪中奴隶身处的贫困、无知地位。只有当奴隶和自由人同呼吸共命运时，阶级偏见才能被摧毁，人类的生活状态才能得到普遍改善，社会的重组才能开始启动。最后，人类生存所需的必要条件也会激发慈善之举。

查士丁尼时代是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非罗马帝国或希腊民族编年史的一章受到关注的。原本几百年才能完成的转变在一代人的光景里迅速完成了。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构，贝利撒留的一生都堪称那个时代的缩影。在他的早年时代，罗马世界人口众多，十分富有，帝国处于富强之中。他征服了辽阔的王国和强大的民族，将俘获的君王带到文明的立法者查士丁尼脚下。随后到来的是老年，贝利撒留遭到了身体虚弱、忘恩负义的主人的怀疑，陷入了贫困的深渊。从幼发拉底河畔到塔古斯（Tagus）河畔的广大区域满目疮痍，饥馑与瘟疫横行，城市变为废墟，种族几近灭绝。世人对此印象深刻。哥特语的诗歌残篇、波斯文学中的传奇故事和关于贝利撒留的传说都告诉我们，后人对这个时代始终抱着浓厚兴趣。

在查士丁尼登基之际，很多人觉得他能重建罗马的权威，这并非毫无道理的预测。然而，在他去世之前，这一幻想已彻底破灭。通过充实国库和重组军队，阿纳斯塔修斯已经为改革财政制度、改善人民生活铺平了道路。不幸的是，查士丁尼对自己继承的巨大财富和高效军队使用不当，结果加重了帝国政府的负担，该体系之后的改革变得毫无希望。但我们必须牢记，在查士丁尼统治后期急剧恶化的帝国内部资源耗竭问题，其实跟当时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里，罗马政府一直统治着安宁（同人类的普遍命运相较而言）的地中海东部。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民众已沦为帝国财库的奴隶。查士丁尼的改革举措旨在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收入，反而加快了几个世纪以来财政压迫引发的不可避免的灾难。我们只有对罗马行政体系的本质进行整体观察（尽管难以避免挂一漏万），了解它对帝国全体居民的影响，才有可能准确把握当时希腊人的生活状态。政府试图对行政事务的各个方面实行集权化统治，但地方分离倾向却在偏远的行省中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矛盾乃是统治者的需求不断膨胀、人民大众的文明走向衰落的结果。这看似古怪，实则自然。帝国的内政管理在查士丁尼时代臻于完善：帝国权力终于在军官和领圣俸的教士面前占据了上风，将他们置于国家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皇帝的绝对权威得到了全面确立，系统掌控着军队、教会与国家。长达百年的谨慎治理为政府注入了新的活力，查士丁尼继承了这份遗产，使自己成为罗马帝国编年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君士坦丁时代到查士丁尼时代，皇帝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任何一种政体下，两百年的时间都足以制造巨变。

诚然，从理论上讲，领导征伐的皇帝可以跟治国安邦的君主一样，拥有巨大的权力。按照时人的说法，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都是合法君主，在行使权力时同样受到法律和习俗的影响。但将领和君王在地位上存在着本质差异，而阿卡狄乌斯登基之前的所有罗马皇帝都是将领。军队的领导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士卒同甘共苦。他必须经常跟部下交心，确保他们的利益和观点与自己一致。这种情感互动通常会建立一种密切联系，士卒的意志能对将领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约束其极端举止，至少使之遵守军纪和军事生活惯例。狄奥多西大帝之后的帝国军事改革牢牢确立了罗马皇帝们的政治优势，皇帝不再同军队保持联系，自视为领取薪饷的士兵们的主人——正如他是纳税的臣民的主人一样。统治者已不再关注教会、宫廷、竞技场派系之外的任何民意。然而，直到查士丁尼时代，绝对君主权力的直接影响才开始在行政细节中得到充分展现。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注意到了各种背景，它们将公元5世纪数位皇帝的政策同臣民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查士丁尼看到，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已井井有条，帝国财库中积聚了大量财富，军纪得到了整饬，教会对信奉正统的皇帝予以鼎力支持。对于人类而言十分不幸的是，皇帝权力的扩张让他不再善待自己的臣民，他觉得他们的利益不如公共管理的需求那样重要。在罗马帝国史上，查士丁尼的统治大大损害了臣民的道德、地位。在评价查士丁尼统治时代的种种事件时，我们需要牢记，那个时代的力量与荣耀有赖于阿纳斯塔修斯打下的基础，而查士丁尼则为莫里斯的不幸埋下了祸根。他摧毁了信奉异端的臣民的民族性，反而为穆斯林的征服铺平了道路。

查士丁尼在登基之际的想法和地位合乎世袭君主的身份，但他也希望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建立明智、审慎的统治。他在出生和受教时只是一介平民，在登上帝位时已过45岁的盛年。他接受过十分良好的教育。查士丁尼本人拥有崇高的愿景。他工作勤奋，勤于理政，精通法律与神学。但他的才能较为平庸，判断力较差，性格不够果敢。尽管自己生活简朴，他却让帝国宫廷的仪式变得更为奢华，在政府的公共活动中突出皇帝的唯我独尊。虽然查士丁尼渴望荣誉，但他更在乎的是展示自己的权力，而非采取措施巩固国本。

东罗马帝国是一个按部就班、体系严密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皇帝是政府首脑，是所有公共管理参与者的主人。但行政管理是一项庞大的事业，其细节需要技巧和科学。政府各部门任用的庞大官吏群体汇聚了一批专业人士，他们需要钻研耗费毕生精力方能掌握的技能，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勤奋脱颖而出。每个政府部门都具备独特的职业技能，其内部组织完美无缺，正如现代欧洲的法律部门一样。罗马皇帝不会突然心血来潮，想要设立一个财务官或首相的职位，正如现代统治者不会贸然增设一个律师岗位一样。这一局面清晰地说明，教育和行政管理的知识已在罗马政府中得到了良好延续。正如法律部门与教会中的情况一样，这些知识始终维持着较高的水平，即便其他阶层的文学技能已丧失殆尽。这也可以解释罗马政府具备的独特韧性，还有它与生俱来的活力。即便它欠缺浴火重生的必要能量——那只能来自自由人对君主权力的影响，它至少没有沦落到公开的无序状态或统治无力的境地。只有罗马行政管理部门的体系性，才能在一个内战频仍、外敌肆虐的时代阻止帝国的解体。由于这一体系性高于个人意志，它让行政管理模式进入了一成不变的状态，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臣民们都可以夸耀，他们生活在罗马体制的保护之下。帝国体制的最大缺陷在于，民众完全无法控制官吏们的道德举止。跟纯粹的审美趣味一样，政治道德也是不能脱离公共舆论的环境的。

比之行政制度，东罗马帝国的社会状态经历了大得多的变化。富有的贵族阶层——他们的富可敌国和我行我素导致了早期元首们的恐惧和觊觎——早已灭亡。帝国宫廷成员与皇室构成了首都范围内的上等阶层。元老此时只是一批官吏，民众在国家中只是纳税人而已。行政、财政和司法领域的官吏，还有教士和军人都是皇帝的仆人，民众——罗马人民——则是他的奴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或民族认同的纽带能够将各个阶层团结为一个整体，并在他们与皇帝之间建立联系。唯一的联盟纽带只有无处不在的压迫，因为帝国政府中的一切都服从于充实财库的需要。数百年来，罗马政府奉行的严酷财政政策榨干了社会的全部积蓄，因为腰缠万贯之人几乎必然成为财产充公的对象。即便行省中的社会上层人士避免了那样的命运，在帝国体制下，他们的财富也要被用来填补税收不足的亏空。因此，各地方的富人迅速陷入了普遍贫穷的状态。早在查士丁尼开始对行省施行一系列改革之前，社会上层阶级的瓦解已经消灭了所有独立的土地所有者。

这些改革的效果波及后世，对希腊民族的内部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古代，大部分社会都使用奴隶。奴隶在乡村人口中占据很大比重。由于没有受过什么道德教育，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甚至逊色于北方的蛮族。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奴隶们是完全无力改善自身处境的。无论身处的行省是属于罗马人还是希腊人，是属于哥特人还是匈人，他们仍然是奴隶。罗马的财政制度先是造成了上层阶级的衰落和富人的贫困化，最终把土地税的重担压在了小地产所有者和土地耕作者的肩上。耕地的人成了对帝国财富至关重要的群体。作为向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主要群体，他们在财务官吏眼中的地位几乎跟土地所有者同等重要。那些最早赋予奴隶若干权利的法令之所以颁布，是因为罗马政府试图阻止土地所有者不让自己的奴隶耕种需要课税的土地，而让他们从事对奴隶主更为有利的工作——那将使得帝国财库的收入减少或不再稳定。帝国财库的贪得无厌使得广大自由人口变得跟奴隶一样贫困，从而消除了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大差别。当罗马财政法律迫使在某块土地上耕种三十年的自由人世世代代固定在同一块地产上之后，人们不再觉得奴隶道德低下，他们的政治地位也变得同贫苦农民一般无二。从此以后，这些下等阶层融合成了同一个阶级：奴隶升为本阶级的成员，自由人的地位确实下降了，但他们的沉沦是劳苦大众地位的提升及奴隶制的终结必然会导致的结果。这便是东罗马帝国的文明演进历程。查士丁尼的各项巧取豪夺措施使自由人变得跟奴隶一样贫穷，反而为人类整体生存状态改善之际奴隶地位的提升铺平了道路。

查士丁尼意识到，全帝国范围内的地区性机构与团体，还有正统教派和异端的宗教集会，仍在支撑、控制着中央政府的权力。它们大多需要不菲的收入。古代世界的基本结构仍然存在着。人们每年还在提名执政官。罗马城虽然已被哥特人征服，却还保留着元老院。君士坦丁堡继续享受着赛车竞技表演。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其他许多城市继续接受着谷物配给。雅典和斯巴达还在按照小型城邦的模式治理民众，仍有一支希腊行省军队守卫着温泉关隘口。希腊各城市拥有自己的收入，维系着自己的道路、学校、医院、武装、公共建筑和水渠。城市向学者和医生支付薪饷，并让内部街道铺满干净光亮的大理石路面。民众享受着地方上的节庆与竞技，尽管音乐已取代诗歌，剧场仍然面向公众开放，提供娱乐活动。

与在意大利的狄奥多里克相比，在希腊的查士丁尼更迅速地扫除了古代世界的遗留。他是一个无情的改革者，并且他的改革完全是为了敛财。执政官的重要性被削弱了，目的是省下维持其体面的费用。在几乎消灭了罗马城全部旧有居民的意大利战争中，罗马元老们也已消失。当罗马城重新迁入人口后，城里似乎组织了一个元老院。但它只是沿用了之前的名称，罗马市政机构的权力已遭到致命打击。罗马枢机主教接管了市政事务，开始为未来的世俗统治做准备。亚历山大里亚的谷物配给被取消，埃及希腊人的数目与地位不断下降。侯斯罗斯攻陷了安条克，叙利亚希腊人的地位不再重要。

但希腊本土的希腊族裔和制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查士丁尼攫取了各个自由城市的收入，剥夺了它们最宝贵的特权，让它们以丧失收入为代价换取政治上的生存权。贫穷导致了蛮荒的状态。除非借助帝国财库的支持，世人已无法修缮或新建道路、街道和公共建筑。中世纪缺乏武装的弊端已经在东罗马帝国中有所体现。公共法令遭到忽视，但公共救济却得到了广泛支持。教师和医生失去了赖以为生的资助。地方政府继续在虚弱不堪的状态中苟延残喘——查士丁尼的本意在于改革，从未打算摧毁它们。即便对他造谣中伤的普罗柯比乌斯也只是控诉他横征暴敛，没有说他摧毁了地方行政系统。由于希腊人身陷贫困之中，他们无法为地方政府提供新的资金，甚至交不起维持旧体系运转的地方税款。在这一危机关头，教士与民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还有教会的强大影响力拯救了人民。共同的语言、情感乃至成见将教士和人民团结在一起。作为这一联盟中最有势力的阶层，教士自然而然地接管了行省中一切公共事务的领导权。他们协助维持慈善制度，革新法令，并传承医术。他们维系着民众的民间组织与市政组织。他们维系着希腊人的地方归属感，巩固了民族组织的基础。希腊教士在这一时期同独立于中央权力之外的民众地方性组织建立了联盟，但现存史书并没有保留多少相关材料。这种联盟具有重大的民族意义，并在查士丁尼的改革导致地方贫困化后发挥着持久的作用。

正教会对希腊人民族情感的影响

我们有必要在此讨论，作为政治机构和国家组成部分的教会，究竟对政府和民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虽然落脚点只会在它同希腊民族的联系之上。教会与国家的政治联盟有其恶的一面，这在教士参与挑起的迫害运动中得到了体现，当时颇为引人注目。查士丁尼及同时代的罗马政府同正统教派之间的联盟是由各派系的政治地位促成的。以皇帝为首的利益集团和正统教派的信奉者在阿非利加、意大利和西班牙拥有共同利益，这驱使他们用武力手段裁决观点的是非。有些时候，即便在帝国统治范围之内，政治势力与神学势力也有必要（至少世人相信如此）结成同盟。阿波利纳里乌斯（Apollinarius）一人兼任埃及省长与枢机主教二职便是一个著名案例。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对阿里乌斯派、聂斯托利派、优迪克派和其他异端的宗教迫害是由罗马政府和偏执的正统教派共同完成的。同样受到二者迫害的还有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摩尼教信徒、撒马利坦会教徒（Samaritans）和犹太人。查士丁尼借以强制统一宗教观点、惩罚不同信仰的各种法律，在他的立法条款中占据着很大比重。可是，历史仿佛有意想要告诫世人，彻底统一见解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作为最坚持正统的罗马皇帝和正统教会最慷慨的庇护者，查士丁尼在晚年似乎相信耶稣的身体是不可朽坏的，他否定了基督的二重性，走上了背离《尼西亚信经》解释模式的道路。

查士丁尼的宗教迫害导致的结果是，在异端信徒占据人数优势的疆域内，对罗马政权早已有之的不满情绪演变成了无法消弭的刻骨仇恨。正统教会已越过了那个时代的正常信仰界限，希腊民族也过于紧密地同无关民族性、宗教性的迫害精神联系在一起。由于希腊语成了行政与神学领域的语言，只有会希腊语的人才有机会担任高级宗教职务。总的来说，希腊人的妒意促使他们质疑对手的信仰，目的是阻断后者的晋升之路。于是，叙利亚人、埃及人和亚美尼亚人都因为自身的民族语言和文学而被推到了希腊人的对立面。

圣经很早就被翻译成了各种还在使用着的东方语言。叙利亚人、埃及人和亚美尼亚人使用自己的语言为教会服务，还组建了学识、虔诚不亚于希腊人的行省教士团体。他们的宗教著述跟面向大众的希腊宗教作品旗鼓相当。民族语言赋予了各行省的教会民族性。不同的政治背景导致了民族教会与皇帝们支持的正统教会之间的神学观点对立。这种对立制造了驳斥异端的借口，或许有时还会让行省居民的观点被附会为异端信仰。但在神学事务中，很多亚美尼亚人和卡尔德亚人从未承认过希腊教会的权威，埃及居民也一直乐于同希腊人争执。查士丁尼的宗教迫害打击面极广，有几个行省的本土居民不再认可正统教会的权威，自行选举了他们的主教。在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行为已近乎公开叛乱。事实上，在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对罗马统治的敌意到处都同反对希腊教士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一条古老的谚语在犹太人中间重新流行起来，它同时表达了民族、政治与宗教方面的仇恨情绪：“那些吃猪肉或教孩子希腊语的家伙是应受诅咒的。”

神圣与世俗的权力都很容易遭到滥用。因此，当希腊人将罗马帝国的教会改造成希腊教会后，他们对待不使用希腊礼拜仪式的东部行省教士的态度难免会有些不公。民族差异很快就跟信条问题掺杂在一起，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一旦有新的问题出现，同国家政权联手并掌握着教会内部神学资源的希腊教士肯定会站在正统信仰的立场上；行省的教士则始终面临着被斥为异端的危险，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是希腊人。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局面激化了东方民族教会对罗马政权的敌意。公元6世纪历史中的大量证据表明，只要可行的话，一切拥有自己语言和文学的民族都应当拥有自己的民族教会。但罗马帝国和希腊教会将之视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的民族独立运动，对这些企图加以镇压。这种做法使得帝国陷入了各种困境，并为波斯人侵入帝国心脏地带和日后穆斯林征服东部行省，在事实上终结罗马帝国的统治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