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意思，可惜不够

写在前面

今晚是又一部院线新片——

《恶意》

担心可能有朋友和我一样，会误以为这片和东野圭吾的小说《恶意》有什么关系，所以就在正文之前，温馨提示一下，这部电影改编自国内小说《恶女阿尤》，讲的是网络暴力，完全是另一个故事。

这也是陈思诚在编在导作品时的一个风格特点，会融入贴近我们当下的社会议题，让你在观影过程中能够联想到不少发生在身边的社会新闻，代入感很强。

我第一遍看《恶意》时也是这种感受，它很贴近当下生活，媒介环境，乍一眼看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但看完之后又总觉得“哪哪都不够”，说不上非常差，但也不算好。

为了和大家聊明白这种“不过不失”的感受，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又去看了一遍，最后还是决定给这部作品6分。

它是一部及格作品，有一些立意与观察。但还是那个老问题，过强的目的性，人物的符号化，都影响着整部片子在“恶意”这个主题上的浅尝辄止，最后显得绵柔无力。

所以今晚这篇文，就主要聊聊这一直就存在的问题。

正文

（以下涉及剧透）

《恶意》主要是从媒体记者（张小斐饰）的视角，揭开抗癌女孩与医院护士李悦双人坠楼案背后的真相，并呈现在事件调查与报道过程中的舆情与种种网络情绪。

从这个梗概不难看出，《恶意》作为一部社会议题片，讲的就是我们此时此刻身处的网络环境。

这种题材，决定了这部片子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就是与现实的贴近性。

《恶意》也的确在把当下与网暴相关的种种社会现实融进故事里，让这些现实怪象赤裸裸地在银幕上得以放大，被聚焦，与现实产生互文性。

比如里面显而易见的批评对象，就是对流量趋之若鹜的各路媒体。在追捧热点的过程中，新闻底线节节溃败。

一个典型，是土豆饰演的自媒体博主，见风使舵的缩影。

坠楼案刚发生时，因为抗癌女孩的母亲（梅婷 饰）咬定凶手就是一同坠楼的护士，他也顺势将其定义为恶人，还去找到李悦母亲，借着“恶是会遗传的”情绪标语，紧跟热点。而当焦点转到女孩母亲尤茜后，他便见风使舵，一改此前立场，咬定尤茜有问题。

而相比于外露的自媒体，躲藏在屏幕背后的“平庸之恶”则不那么显而易见，而本质也是这次网暴的推波助澜者。

这些指尖上的恶意，变成不间断的语言，不受控的社会情绪，且因为匿名的保护，变得更具攻击性与杀伤力。

有一处剪辑，是将李悦抢救与自媒体“报道”、网友“评论”组接在一起。一边是生命的挣扎，一边是对受害者的消费，这种当代式的人血馒头图景，显得极具讽刺性。

另外，好的一点是，电影在呈现A面“指尖恶意”的同时，也在呈现B面“非黑即白”的事实。

比如第二次舆情反转，监控视频里的患者母亲尤茜没有及时给女孩插上输氧管，网络暴力又指向有嫌疑的尤茜。

后续报道跟进，又逐渐揭开这位母亲，看着自己女儿反复受苦还不见好转时，一刹那间“想要放弃”的绝望。

这种写法原本是好的，它可以用“绝望的母亲”反驳“被制造的恶妇”标签，撕开“恶意”将“受害者”扭曲成“施害者”的暴力，从而完成对网暴、对恶意的反思。

而且除了这里写尤茜的“负面”，电影里也有写女主叶攀追捧热点、立场摇摆不定的“负面”。但这一次，这些“人的负面”又统统没有奏效，这就是《恶意》这部电影的问题。

当我第二遍看完这部电影后，我找到这个问题的成因——

虽然它写了“人的负面”，但这一次它的目的变了。

它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去写“具体的人”“瑕疵的人”，而是在用“人”作为手段和工具，来确保一个工整的“悬疑故事”的完成，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保证“悬疑”的完成。

于是可以看到，为了保证这个悬疑效果，电影在前半部分铆足了劲，用各种镜头、场景、音乐、剪辑手法来强化“坠楼案”的扑朔迷离。

而到了后半部分，又为了保证反转与悬念，对前面“埋好的点”进行逐一解释。

以至于后半段的大部分叙事都是功能性的，停留在解释层面，作用只在于给前面留下的悬念一个答案，一个解释，一个结果。

比如前面提到的“绝望的母亲”，这段叙事只是为了保证“事件完整性”，去解释监控里尤茜没有及时给女儿插上管的选择。甚至编剧还要加一笔“卖酒女”，来解释母亲的难处，和她选择现在这个丈夫的原因。

还有用实习生“为父报仇”，来解释她对叶攀的“背叛”。也是粗暴地给人物行为一个解释，而毫不顾忌对人与人性的描写，以至于实习生的行为确实有了理由，但又变得很不讨喜。

比起其中人性的波动，人的两难，对于编剧而言，更重要的还是悬疑事件的完成，所以人被牺牲成一种服务“悬疑”的手段。

这种喧宾夺主的方式，放在一部讲恶意、讲舆情操控，与人性有关的作品里，自然会削弱它本身的批判性。

此外，这种目的性过强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人物的符号化。

里面主要角色几乎都有这个问题。碍于篇幅，这里就直接以女主叶攀为例。

其实这原本是我蛮期待的一个角色。无论是作为第一女主，叙事内核的功能层面，还是真正“恶女”角色对惯常女性角色的突破，抑或是张小斐的又一次转型，都是有看点的。

但电影里的叶攀这个角色本身太局限，太单薄了。这个角色根本就不是恶女，和上面一样，本质是编剧要完成“悬疑犯罪”的一块拼图，一个符号。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来是她身上被贴上太多标签，又没有主次安排。

新闻理想主义，操纵舆情的自媒体，无法抹去互联网记忆的“杀人记者”。她要坚守正义，又要追逐热点，要共情，要后悔。作品要通过她的“被反噬”完成网暴审判，还要借她的嘴来完成说教。

这些标签多到常常相互打架，反而把这个核心人物的动机给模糊掉了，让人无法摸清这个主要角色的行为动力和情感变化。

二来是编剧将其符号化，用作一种炮制冲突的工具。

且这些冲突的发生往往又是建立在她业务能力经不起推敲以及很多降智行为上。

比如第一次舆情的产生，就在于她轻信素材，而且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也没有进行多方取证，推出了有失偏颇的新闻报道。

第二次舆情产生，则是她写好文章，突然又要去求证，开着电脑、敞着门，专门留给上司“动手脚”，而她明知道后者常常因为追求热点而放弃新闻底线，两人还时不时由于立场不同而发生争吵。

叶攀，这个本该主导叙事走向的核心人物，反而被信息牵着走，被身边人左右，失去主观能动性，而变成一个工具角色。最后也只能依靠“流血泪”的造型来实现反转，而不是人物的心理转变和情感变化。

而且，随着这个核心角色的失效，还会产生一个问题——“恶女”形象与主题“恶意”的脱节。

原本要塑造的“恶女”，本应是揭示结构性“恶意”的一个关键角色。

在借助核心角色完成这个主旨表达中，无论是反向大胆去写她的“私”或“瑕疵”；还是正向去写她的“坚守”“善意”，映射“制造恶女”的暴力过程，都能关联个体式的恶意，或指向更大的、结构性的恶与暴力。

但回过头来看《恶意》，这个被炮制的“恶女”，要服务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她坚守，她对抗，她还要后悔，反思，摇摆不定，最后还得牺牲。这个角色究竟要指向哪里？要批评什么？反而在电影里找不到答案。

最后她是与“热搜”和解了，却也连带着这场网络暴力的所有受害者，都在“热搜早已更新”的结局里，销声匿迹。

这种轻轻落地的结局，反而和前半部分的紧迫性、压迫感，形成力量上的严重失衡，让电影整体显得柔弱无力，主题浅尝辄止。

对“恶意”的无解，又会不会是另一种不公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