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的白海豚,只剩下最后12头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中华白海豚总是与“好运”联系在一起。
自古以来,中华白海豚就被闽南海域的渔民们称为“妈祖鱼”,它们被认为是妈祖的信使,代表着好运与神的庇佑;互联网流行后,也常常能见到“转发这头粉色海豚,你就能拥有一整年的幸运”(虽然大多是AI换色的瓶鼻海豚或调色过度的中华白海豚);作为唯一以“中华”命名的鲸豚类,中华白海豚还被选作香港回归吉祥物、珠海城市吉祥物以及第十五届全运会吉祥物。
然而事实上, 这些被赋予吉祥好运象征的动物,自己却没有多少好运气 。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华白海豚就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并延续至今;为保护中华白海豚物种及其栖息地,我国先后设立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它们被称为“海上大熊猫”,但在野外大熊猫种群数量逐步回升的今天, 所有的中华白海豚种群不是濒临区域性灭绝,就是正走在这条路上 。
芽芽看到的汕头种群,就是已经被宣判即将走向灭绝的其中一群 [1] 。
中国的中华白海豚
中华白海豚的体色是逐渐变化的,刚出生时的小海豚是黑色的,随着年岁增长逐渐“褪色”,成年个体几近纯白,因此得名“白海豚”。而在海中自在游弋时, 皮下毛细血管扩张为它们带来了浪漫的粉红色 。
我国目前已确认7个中华白海豚可延续种群,包括自福建省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岸线自东向西连续分布的五个(厦门湾种群、泛珠江口种群、湛江种群、合浦种群及三娘湾种群),以及台湾岛西海岸和海南岛西南海岸的两个。除缺乏长期监测动态数据的合浦种群及海南种群外,其余种群均 状况不佳 :
● 厦门湾种群 不足60头(2015年) [2] ; ● 台湾西部种群 2024年估算为约48头(台湾省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 ● 广西三娘湾种群 仅余一百出头 [3] ,然而直至去年仍有其总数在500至600头之间的新闻宣传; ● 仅有 泛珠江口种群 (包含伶仃洋、香港及江门等多个亚种群在内的集合种群)及 湛江种群 凭借大基数在总数上略占优势:泛珠江口种群逾1600头,湛江种群接近500头 [4] 。 ● 但伶仃洋种群数量已在过去十年内减少45% [5] ,维持现状的情况下,泛珠江口种群规模将会在未来三代内减少74% [6] ; ● 相比之下,湛江种群算是各地白海豚中最为健康的一个种群,但仍在以每年流失2.9%的速度衰退 [4] 。
中华白海豚钟爱河口、近岸等栖息地类型,它们偏爱水深不超过20米的海域——而这些地区往往也是与人类经济活动高度重叠的地区。于是就像生活在长江、已经功能性灭绝的白鱀豚,生活在墨西哥湾、仅剩10~13头的加湾鼠海豚一样, 中华白海豚的种群在栖息地的丧失中逐渐消亡 。
尽管如此,上述列举地区的白海豚尚属于“可延续种群”范畴,因为即便是数量最少的台湾种群,也还有数十头海豚,仍有未来可言。但对于漳州的2头、汕尾的2头、宁德的6头以及汕头的12头白海豚来说, 故事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尾声 。
汕头最后的12头白海豚
郑锐强博士及其合作者自2010年开始在汕头海域开展系统性的中华白海豚调查。截至2022年,他们在12年间记录下了16头成年个体、2头青年个体以及2头新生儿,共20头中华白海豚。16头成年个体中,有11头脊椎畸形,这很有可能是由于 近交衰退 导致的。
两头新生儿分别于2011年和2018年被发现,但在此后的重复目击中,两位母亲身边都不见了小朋友的身影。白海豚新生儿时期最为脆弱,需要依靠母亲至1-2岁, 它们的消失不可能代表独立,而是指向夭折 。更为遗憾的是,两头青年个体中较为年幼的那一头,也在调查后期跟随这两头代表着“希望”的新生儿消失在郑锐强的视野中。
2022年底,白海豚的数字减少到了12;研究者更是进一步判断,种群延续的希望是0。
还能再繁育新的个体吗? 有可能。但是过去12年里仅有两头小海豚出生、且两头均夭折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群体能够保证小海豚长大的可能性极低。即便有一头小海豚能健康成长至性成熟,它与其他个体的年龄差也无法延续种群;如果有两头能幸运长大,它们首先也得刚好是异性,且最多将这个种群延续至它们的下一代,而后代又将接着面临同样的问题……
其他地区种群的白海豚游过来促进种群延续? 不可能。中华白海豚的高度地域忠诚性使得它们不会离开自己熟悉的栖息地。通过中华白海豚数据库比对,目前国内已知的所有地理种群间从未发现过个体交换,且另有遗传学研究证明各地种群已经可以从基因上相互区分 [7, 8] 。同属湛江种群的南北两个社群 ① 之间仅仅相距不到50公里,北边社群的个体也从不涉足南边社群个体的家域 [9] 。
从种群数量较多的种群捕捉一些过去补充群体数量? (真的会有人提出这种想法吗?还真有)不现实。且不说其他地区的中华白海豚有多么“自身难保”,鲸类动物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会建构自己的社会,它们有着超出一般动物的智商与认知,实行这个方法无异于 “豚口拐卖” 。路途的遥远及动物自身的心理原因都可能使得它们不能在新的地区正常生活,捕捉过程甚至可能直接应激致死 ② 。
更严肃的问题是, 汕头的这片海域真的还适合中华白海豚生活吗? 就算有新成员加入,它们是否也只是把过去这些海豚多舛的命运再重走一遍?
如上图展示,深红色和绿色不规则的图形为汕头中华白海豚的活动范围,分别代表在该区域范围内见到海豚的可能性为50%及95%,通常被认为是“ 核心家域 (core area)”以及“ 家域 (home range)”;粉红色规则多边形为划定的海洋保护区,绝大部分不与海豚活动范围重叠;紫色及蓝色分别为牡蛎、贻贝养殖场;深灰色为已完成填海造地的区域。从图中对比可以发现, 2017—2019年白海豚的部分栖息地在2020—2022年间已被养殖场及填海侵占。
更令人担忧的是,后续可能推进的填海项目将使它们的处境雪上加霜。连最基本的栖息地都无法保证,白海豚们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
中华白海豚已有记录的最长寿命约40年,但实际寿命可能更长。根据体色判断,即便不再有新的个体出生,汕头现有的这些白海豚也还能陪伴我们二十年左右,而栖息地的进一步丧失无疑会加速它们消失的进程。填海造地让滩涂消失后,一些迁徙的鸟儿们不会再来,但它们仍有可能在别处寻到新的滩涂;可白海豚不会离开, 它们高度的社会性及地域忠诚,让它们认定这里是家 。即便已经面目全非,也还是永远不会离开的家。
如果注定灭绝,保护是否白费力气?
放眼全国,中华白海豚所有已知动力学数据的种群都处于衰退趋势。 即便是经常被拿来“撑门面”的泛珠江口种群,二十多年前仅伶仃洋内就有超过1500头中华白海豚,但在十年前仅剩不到800头(2015年) [5] ;被认为保护措施做得最好的香港亚种群(香港海域全面禁止拖网渔船,且有严格的保护条例),在连续经历大桥建设和机场扩建两项大型工程后,也从2014年前的每年平均观测到10头新生儿骤降至2017年的1头 [12] 。
对于汕头的中华白海豚,可能有人不禁发问: 如果它们注定灭绝 ,我们是否在白费力气? 郑锐强博士对此曾表示 :“如果汕头的这13只白海豚我们保护不了 ③ ,那下一个消失的是不是就是厦门的那50头?再下一个是钦州的100头,最后是不是就会轮到珠江口的最大种群?”
同样与白海豚相伴十余年的林文治博士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如果最后中华白海豚还是灭绝了,当未来某一天人们想要去保护另一个物种时,我们现在收集的这些数据也许会有帮助。犯错是人类的本性,但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及时改正才是社会进步的本质。”
他们是一群固执的人,一年有七八十天待在海上寻找白海豚,一看见预报的好天气就收拾行囊,坚持地做着别人眼中可能白费力气、没有意义的工作。 或许汕头这群粉色海豚们最大的幸运,就是有这样一群人陪伴着它们。
过去,我们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分享这些粉色的海豚,希望它们能带来幸运;但眼下, 该轮到我们给它们带去一点好运气了 。
后记 :2025年6月5日,志愿者在汕头海域再次记录到一头成年个体在海面上驼着一头夭折幼豚,这代表着这个群体再一次失去了希望,也再次验证了这一群体延续的可能性极低。
感谢郑锐强及林文治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注释: ① 具有共同的活动范围、相互之间有社会交往的个体集合被称为“社群”,“种群”由多个社群组成。 ② 2017年,实施加湾鼠海豚迁地保护计划时捕捉的两头鼠海豚都出现了严重的应激反应,一头被立即放生,另一头于数小时后死亡,最后计划宣告失败。 ③ 接受采访时汕头还有13头。
参考文献: [ 1 ] Lin W, Zheng R, Xu S, et al.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s face extirpation in Shantou waters [J]. Regional Studies in Marine Science, 2024, 77: 103641. [2] Zeng Q, Lin W, Dai Y, et al. Modeling demographic parameters of an edge-of-range population of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 in Xiamen Bay, China [J]. Regional Studies in Marine Science, 2020, 40: 101462. [3] Lin W, Zheng R, Liu B, et al. Low Survivals and Rapid Demographic Decline of a Threatened Estuarine Delphinid [J].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2022, 9: 782680. [4] Lin W, Chen S, Liu B, et al. Survival and population size of the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s off the eastern Leizhou Peninsula [J]. Marine Mammal Science, 2024: e13156. [5] Lin W, Karczmarski L, Chan S C Y, et al. Population parameters and heterogeneity in survival rates of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s in a heavily urbanized coastal region of southeast China: implications for conservation [J].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2024, 11. [6] Karczmarski L, Huang S-L, Or C K M, et al. Chapter Two - Humpback Dolphins in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Status, Threats and Conservation Challenges [M]//JEFFERSON T A, CURRY B E. Advances in Marine Biology. Academic Press. 2016: 27-64. [7] Zhang P, Zhao Y, Li C, et al. An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 Genome Reveals Insights into Chromosome Evolution and the Demography of a Vulnerable Species [J]. iScience, 2020, 23(10). [8] Zhao L, Sakornwimon W, Lin W, et al. Early divergence and differential population histories of the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 in the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s [J]. Integrative zoology, 2021, 16. [9] Chen S, Lin W, Liu B, et al. Long-lasting social bonds of a habitat-structured delphinid social system [J]. Animal Behaviour, 2025, 219: 123025. [10] Chan S C Y, Ho Y-W, Karczmarski L. Reproductive dynamics of an inshore delphinid reflect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large-scale coastal constructions [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24, 297: 110690.
作者简介 陈圣兰,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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