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高第里

海捞和外销的中国瓷器-《海捞瓷的收藏与鉴赏》第五章

海捞和外销的中国瓷器-《海捞瓷的收藏与鉴赏》第五章

陈逸民  陈莺

五 海捞和外销的中国瓷器

本章叙述的是海捞和外销的中国瓷器。

严格意义上来说,出水的海捞瓷应该都是中国生产的瓷器,在古代文明中,瓷器是中国对外交往中最大的输出产品,也只有古代中国有能力在南北的丝绸之路中用不同的运输工具运送这些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品。至所以要把海捞瓷分成中国瓷器、日本瓷器和欧式瓷器,并不是区分这些海捞瓷的产地,这些瓷器的胎料、釉料、制作工艺和纹饰工艺基本都是古代中国工匠的杰作,作这样的区分,主要是针对海捞瓷的纹样、器型和市场,由中国匠人所生产的运往世界各地的古代瓷器,虽然相当多的数量是完全中国化的产品,也有相当部分的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情,它们纯粹是为了适应出口需要的制作的,这不仅反映了不同文明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也反映了古代中国特别是民间对世界的开放,正是由于这种开放,使得我们在海捞的出水瓷器中,看到了欧式瓷器和日本瓷器。还要说明的是,出水的日本瓷器,绝大多数是中国生产的日式瓷器,也有少量日本生产的瓷器,这不仅在于中日之间悠久的交往历史,在于五良大甫等日本陶瓷艺人对中日陶瓷交往的贡献,也在于明清之交中国战乱的社会现状。而只要中国战乱平息,社会稳定,陶瓷业的恢复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凭着雄厚的人才、技术和物质条件,我国陶瓷业的出口和重新占领海外市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可以这样说,有什么中国瓷器出口,就一定会打捞出什么样的瓷器。因为海难对所有时代的海船都是一视同仁的。

海捞的中国瓷器绝大多数是出口的中国瓷器,因此,本章的介绍也必然包括外销后在国外传世的中国瓷器。这里主要介绍的是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外销或海捞的中国瓷器。

1 唐代的瓷器

出水的海捞瓷中,最早的应该追溯到我国的汉代,但因汉代的海捞陶瓷,很少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和实物图片,所以本书只能从唐代开始叙述海捞瓷的前世今生。

在扬州博物馆中陈列着出土的唐代青花瓷器,它们既有如图5-1的唐巩县窑青花瓷盘(杨州市区汶河南路万家福商场二期工程出土),又有如图5-2唐青花执壶瓷器,类似的唐代青花瓷器也已经在河南巩县的唐代窑址中发现了实物,这种在当时还是陶瓷新产品的时髦玩意,是否已经出口海外呢?海捞瓷给了明确的回答。

Image

5-1唐巩县窑青花瓷盘杨州市区汶河南路万家福商场二期工程出土(杨州市文物考古队提供 )

Image

5-2扬州出土的唐青花执壶

Image

5-3央视播出的黑石号沉船上的唐青花瓷盘

Image

5-4扬州出土的唐青花瓷片

在印度尼西亚黑石礁打捞出水的沉船上,出水了类似的唐代青花瓷器(图5-3央视播出的黑石号沉船上的唐青花瓷盘),这件瓷盘无论从器型、釉色、胎色和制作工艺上观察,都和扬州出土的瓷盘类同,而其纹饰图案也和执壶上的图案以及图5-4扬州出土的唐青花瓷片上的图案一致,特别可贵的是,它们都呈现出高铁钴料的种种呈色特征。这种出土和出水瓷器相互呼应的事实,显示了人类在审美效应上的一致性,当中国瓷器在绘画风格上达到一种新的艺术追求时,大洋彼岸也会发出同样的呼应,市场就会因这种呼应而作出选择,外销的需求也就产生了。

在黑石号上,釉下彩的瓷器不仅有釉下青花,更多的是釉下褐彩,在总数67000多件的各类瓷物中,有长沙窑、邢窑、越窑、巩县窑等窑口的产品,而长沙窑的产品数量最多,长沙窑瓷器的数量有56500多件,数量最大的是碗,其次就是执壶,这类釉下褐彩执壶,数以万计地出现在这艘沉船上,特别引人注目。专家们认为,这和长沙窑瓷器的成本低廉、纹样新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长沙窑瓷器中,不仅发现了许多中国民族色彩强烈的文字和纹样,也发现了阿拉伯纹饰和写有可兰经和真主阿拉的字样,由此可见长沙窑瓷器的出口规模和担当的文化交流的角色。图5-5是仓库中陈列的黑石号上打捞出水的长沙窑执壶,可见其数量之多。

Image

5-5仓库中的黑石号上打捞出水的长沙窑执壶

Image

5-6长沙窑贴塑大执壶

Image

5-7唐长沙窑青釉褐斑贴花壶

Image

5-8黑石号上的长沙窑壶

Image

5-9长沙窑执壶

谁也没有料到,黑石号众多的长沙窑执壶,无意之中回答了一个当今文博界的谜团。近期,有一个故宫的从业人员,质疑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一件长沙窑执壶为现代仿品,理由之一就是这件执壶的把手太小,不足以拎起盛满水的壶身。媒体报道后,也做过一些跟踪报道,却把注意力放在现代制作仿品的陶瓷匠人身上。其实,只要到各大博物馆走一走,就可以发现,这种壶柄和壶身不协调的现象,实在是太多太多,因为,中国陶瓷的制作中,既有日常用瓷,更有不少陈设瓷,它从生产之日起,就是用来装饰而非使用的。柄的大小和壶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证实长沙窑执壶真伪的依据。图5-6就是那件被怀疑为现代仿品的长沙窑贴塑大执壶,图5-7是陈列在上海博物馆的唐长沙窑青釉褐斑贴花壶,它们都是柄小壶大,而图5-8是黑石号上的长沙窑壶,其柄的造型和图5-6的造型基本相似了,而图5-9的长沙窑执壶更是柄小壶大的典型。在事实面前,我们究竟相信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还是相信那位故宫博物院的从业人员?

外销而沉没的海捞瓷就是这样能以无情的事实来回答众多的中国陶瓷史的疑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