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议科学

改革只引起矛盾?能否团结大家,共同前进?

北大心理系有很长的优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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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的1917年,就倡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心理学实验室。蒋梦麟校长任北大心理学教授。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也是心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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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面,汪敬熙是研究皮肤电反射的世界先驱。优秀毕业生有后来转而研究神经生理学的张香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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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中国对心理学长期不重视等历史原因,全国的心理学都薄弱,而北大的心理学也薄弱。
2007年我到北大在生命科学学院。北大心理只有系,但直属理学部,不是生命科学学院的一部分。
在生命科学学院,我没有推神经生物学学科,避免领导先推自己的学科。在生命科学学院支持多学科发展。
在生科院工作的同时,支持了北大心理学的发展。
广义当然可以把心理学归于生命科学,但这不是主要原因。而是认为有机会、有条件的时候,应该与大家一道携手并进。
当时,北大心理系面临几方面问题:仪器缺乏、经费缺乏、空间缺乏、人才缺乏。
这四大问题,当然是相互促进,搞不好就恶性循环。
解决这些问题,当然首先是心理系的老师作了很多工作、很大的贡献,校领导和职能部门提供了很多支持。
下面是我做的、或我了解的侧面,不是全面。
1)如何解决仪器缺乏
传统上,心理学研究需要的仪器不多,例如脑电图(EEG)之类需要的设备不是很贵。但当时北大心理系也不是很富裕。
现代心理学,就需要在2007年的中国认为非常昂贵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和正电子扫描(PET)。当时,中国很少研究机构有这类仪器。而美国在1980年代就开始用PET进行研究,1990年代用fMRI的机构越来越多,我曾任教的华盛顿大学使用这些仪器研究脑功能领先世界,Marc Raicle一直被认为可能获诺奖。
在中国,2000年之前医院也很罕见fMRI,但2000年之后医院都可以用贵重仪器创收。仪器对于医院来说突然不是问题,而是收入的来源。不过,那时在研究机构,fMRI仍然罕见。中国科学院因为经费较多,有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认知是很主要的一个学科,也先有了。北大当时刚刚得到学校支持,准备购买。北大让我参加评审,我从而了解到心理系仪器的状况。
我和北大努力,加入了发改委的蛋白质平台。这一平台目标是蛋白质,军医科院是蛋白质组、清华是冷冻电镜、北大是核磁共振。北大的核磁共振基础是北大的化学学院两位老师已经主持一个核磁共振平台,分析化学分子。获得发改委的支持是扩增这一平台,并围绕它有更多对相关方面的研究。那么可以是分子研究、也可以是分子的功能研究。以此扩展,蛋白质最高级的功能就是脑功能。脑的核磁共振成像也就包含在内。这一平台就给心理系和北大精神病院提供了核磁共振仪和脑磁仪(MEG)。一举让北大心理系有了先进的仪器。
而一般的小型仪器也很快全部解决。
在当年这些起步后,北大心理通过努力后来还获得更多的大型仪器。
北大心理系再招聘人才,就不再被质疑缺乏现代的研究条件。
2)如何解决经费缺乏
心理学的老师,当时在全国都普遍缺乏研究经费,除了极少数例外。
北大心理系也一样。
我一辈子只在科技部获得一次研究经费,是973项目,总经费是五年两三千万,里面有很多课题组。
我专门包含了北大心理系的老师,包括前后系主任。在申请经费的过程中心理系老师没有提出问题。等到获得批准后,两位系主任提出给他们的经费太多。在申请过程中,他们可能不相信我写的是真的,以为实际不会给他们那么多经费。这时才提出,我建议他们:你们不仅自己用,你们招聘的年轻人,可能开始都应该从这里得到支持,只要他们研究与此相关。
我的973项目可能最重要的作用是有助于心理系“解近渴”。
3)如何解决空间缺乏
2007年,北大心理系好像全部空间是两千平方米左右。如果只做办公室可以,而要做现代心理认知的研究显然不够。
心理系当时在北大理科是弱小的系。数学系科学特别强,物理、化学“财大气粗”,其他学科还可以强调应用、国家需求,心理当时不是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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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到北大校领导(特别是周其凤和林建华)支持,得到校友邓楠参与推动,争取到美国麦戈文和IDG的熊晓鸽支持,得以建立北京大学-IDG/麦戈文脑研究所。我把北大这一脑研究所放在(挂靠)心理系。
心理系提出增加空间,有心理系的原因,也以973经费、大型仪器和脑研究所作为辅助因素。得到北大在王克桢楼的七千平方米。那栋楼也有生科院和分子医学所的一些空间。北大要我从哪个经费里面给了几千万。
好像心理系得到七千平方米之后并未退出原来的两千,如果这样就有九千平方米,与两千有较大差别。
4)如何解决人才缺乏
北大心理系在2007年之前招聘相当困难。
一方面内部有学科差异引起的矛盾,一方面条件和历史的问题,可能还有我不了解的因素。
北大给了脑研究所多个招聘指标(总共25个教研系列也就是教授编制、一个行政编制和二十个技术系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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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编制,我好像是百分之百给心理系用于招聘人才了,而脑研究所的神经生物学人数一直不多,且都是生命科学学院的编制,不用脑研究所编制。
我对心理系内部关系完全不闻不问,“只帮忙不添乱”,可能还无意中有助于化解了部分矛盾。
在招聘方面,如果经过脑研究所,我参与,但并非个人决策。
2011年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CLS成立后,心理系第一年就有年轻老师入选。以后也一直有人入选,绝大多数都是新聘的年轻人,在个人待遇和研究经费都有较大帮助。
脑研究所小帮忙、CLS大帮忙之后,应该说北大心理人才招聘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北大理工科人才评估专家小组,我是心理认知之外离他们最近的学科专家。对于他们进行的理科研究,一般来说我可以脱离所谓SCI提供意见。对于偏文科和统计的,我可能比较苛刻,例如我可以把候选人提交的代表性论文读给专家小组听,让他们判断是否合格。心理认知的老师对我这方面的判断应该有各种不同意见。后来他们偏文科的就不走理工科委员会了。
5)北大心理认知的未来
2016年,北大成立了心理认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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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规模显然大于心理系,但不可能达到北师大的心理认知学科规模。
它的条件很好,但不可能具有科学院心理所和生物物理所加起来的仪器设备条件。
它也不可能囊括全中国最优秀的心理认知人才。
但是,它小而精,聚集最高密度的优秀心理认知人才,静心研究重要的心理认知科学问题,也不排除应用相关。但研究真问题、推动真科学、尽力好科学是核心。
心理认知学院也形成了良好的氛围。
以后的发展,全部仰仗心理认知学院老师的工作。
我和脑研究所见证了北大心理认知的一个阶段,很高兴能够从旁协助,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合作过,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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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年11日脑研究所学术聚会上即席发言,后补充、修复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