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承瑞研究员（左）和何祚庥院士（右） | 熊卫民摄于2015年3月11日中国很想发展科学技术，却于20世纪50-70年代数次发起自然科学批判运动。自由的、没有强制性的学术批评当然是容许的，而且它们对学术的健康发展很重要。但批判运动中的批判并非如此。它们是有组织的行动，将意识形态批判、政治批判来伪装成学术批评，特别强词夺理，根本不容申辩，要求坚决改正，具有很强的强制性，进而极大地限制了学术自由，妨碍了科学发展。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会做出这种南辕北辙的事？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庆承瑞教授和她丈夫何祚庥院士一样，对这个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
受访人庆承瑞，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33年出生于广州，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1956年毕业，被分到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工作。1957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1959年底回国，仍到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工作，1969年下放江西鲤鱼洲干校，1971年回到北京，1972年转到北京大学物理系，1973年转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78年转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在该所工作至退休。
在这次访谈中，她从自己的留学经历谈起，重点介绍了她在“教育革命”运动、“超声波化”运动、“科学大跃进”运动、“科学批判”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经历、见闻和看法，还从病态科学、奇迹思维等独到角度，对“科学大跃进”运动、“科学批判”运动的来源和特点做了总结。
受访人|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前教师庆承瑞（以下简称“庆”）访谈时间| 2014年7月30日，2024年12月2日访谈地点| 北京中国科学院黄庄小区庆承瑞、何祚庥家熊：庆老师好！今天我想找的，不是何老师而是您。据我所知，您是最早把“病态科学”这个概念引进国内的人吧？庆：是外国人先提出这个概念。将其介绍到中国来，我是第一个。熊：您先写介绍文章，然后翻译原文，再后来有很多人跟进，谈这个概念，用这个概念。我是研究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的，想探索历史的真相，从中找出一些经验，尤其是教训。因为很多错事、蠢事实际还在继续，比如说“大跃进”运动，虽然貌似已经过去了，但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跟它是同构的。许多荒唐的事情都有先例，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所以，研究历史不纯粹是为了历史，它也可作为现实的借鉴。熊：您曾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想必亲历过北京大学的“大跃进”运动。我对其中的科学批判运动比较感兴趣，想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熊：让我们从您的求学经历谈起吧。您是从哪所大学毕业的？庆：我1950年进清华大学，1952年给送到苏联去了，1956年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毕业。所以，我很荣幸，居然和普京成了“先后同学”。回国之后，周培源把我调到北大来，安排到技术物理系工作。当时叫六组，或者五四六信箱，属保密单位，实际上是北大校园外的一个系，在中关村。1957年我又被派到苏联去了，这次去的是莫斯科大学。在那里，我遇到了陈春先，他是比我低两级的同学。庆：我学的一直是物理，不同的是，第一次学的是核理论，我的毕业论文作的就是电子K-俘获的理论计算；第二次学的是核物理实验，我在那做了快两年的实验，从做谱仪开始，作了一个β-谱形的实验。这个结果后来发表了。但回国以后没有让我做实验，我最后还是干了理论。庆：那时大学生没有学位这一说，就是大学毕业。当时苏联不太在意大学毕业的学位，但对副博士学位很在意，因为它的副博士学位相当于西方的博士学位。庆：没有。当时就是让我去进修，实际上是在实验室里跟苏联人一起学做实验，直到1959年底我才回来。庆：是的。“反右”刚开始，我沾了“反右”运动一点边，就走了。和北大校园里不同，当时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和教师来自全国各地，地理位置和北大又隔开了，所以和北大校园里相比，反右时不是最热闹的。但因为是保密单位，它吸收了不少的工农兵——出身于工、农的复员转业军人，领导层中还有二机部派来的老干部，这一部分人跟知识分子是有矛盾的。为什么技术物理系后来的运动搞得特别突出？到“文革”时更是没完没了地搞批判？也许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不过，1959年我回系后，看到原来二机部派下来的干部都全回去了，取代他们的，是陆平派来的土生土长的北大的干部。所以，后来北大的“左”，技术物理系的“左”，还是要从北大领导层自身找寻原因。熊：您到苏联之后，可曾在苏联的报刊杂志上读到报道中国“反右”运动的文章？熊：有没有听到苏联的老师、同学或者其他人说起这个事呢？庆：对于中国的情况，国外并不感兴趣。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你现在到美国去看，美国没有什么人介意中国的事情。庆：虽然苏联的老百姓不怎么在意中国的事，但当时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还是很好的。赫鲁晓夫当苏联的最高领导还不久，国内外都有反对势力，他比较紧张。毛主席明确表示了对他的支持，1957年11月，毛主席带队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阵营仍要以苏联为首”。这句话，在他稍后几天在莫斯科大学对留学生的讲话中也提到。苏联政府因此和中国政府关系很好。那是中苏关系的黄金时代。只是，接下来两国关系就……熊：毛泽东与中国留学生见面，讲“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时，您可在场？熊：我读过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他个人对“双百”方针有看法。可能苏联领导人比较关心中国一点。庆：对。一般的苏联老百姓不关心中国的“整风”、“反右”等。倒是有极少数人被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刺激到。他们觉得“大跃进”运动中的很多口号不可思议，其不切实际、不科学，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庆：没有。原因我是在实验室工作，大家工作都很紧张。倒是留学生内部，在使馆留学生处的领导下，组织过几次会议，动员大家在学习和工作中，提出更高的要求。总之，我觉得“大跃进”时国内的高指标，对留学生影响不大。毕竟留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是按学校的教学计划安排的。还有，你必须明白，留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是十分紧张的。特别那时，电视没有普及，也没时间看报纸，更没有手机、互联网。所以，身在国外，对国内情况，很不了解，不可能同步跟上国内的运动。庆：没有提。提不出太多的口号，像国内那样的口号提不出来。所提的无非是自己想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而已。我们希望有一个大的指标，但提不出来。那些提出来了的也只是说说而已。熊：看来说豪言壮语需要氛围。甲提了一个目标，乙提更高的，丙再打擂台，提还要高的……在这种氛围下才容易水涨船高出“卫星”。国外没有那种氛围，也就提不出来？庆：是的，国外没有这种氛围，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我们感到的是另一方面的切实压力：我们要参加考试，要做实验，要跟外国学生竞争。所以，虽然“大跃进”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有影响，但实际并不大，只是开了几个表决心的会而已。熊：1957年下半年，有没有在你们留苏学生中搞“反右派”运动？熊：“拔白旗”？“拔白旗”运动是1958年的事了。庆：我在北大物理系时，还没有明确提“拔白旗”。我第二次到苏联去以后，那里开过几次批评会，但不算太厉害。对个别人有影响，比如说陈春先。当时有人认为他政治上不够上进，自由散漫。庆：也算不上。他毕业时，他的苏联导师，鼎鼎大名的波哥柳波夫院士想留他做研究生，大使馆觉得他政治上不够好，就让他回来了[1]。但陈春先的确是很有能力的学生。我到现在还替他惋惜，如果容许他继续读研究生，他后来在科学上发展可能会更大一些。不过他回国后，物理所还是很重视他的。他组织领导的理论小组，改革开放后，一下出了4个院士，而他本人，则成了从科学院出去，下海当民营企业家的“中关村第一人”。熊：当时国内关于稻谷亩产万斤的报道，您在苏联读到了吗？庆：有点怀疑。但它们毕竟离我很远，也就没太在意。比方说我们看了一张照片，湖北麻城的孩子站在稻穗上跳，都觉得不可思议，后来知道是造假，但当时我们没有想到，只是有一点点疑惑：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毕竟不是这个专业的，对很多东西不了解。我相信跟这个有关系的专业，比如说生物专业、农学专业的同学对此会有更多的了解，会有更明确的看法，但这对我们学物理的并不重要，我也就没有往深里想这些东西。熊：那张照片流行很广嘛。苏联籍的同学和老师看到了吗？庆：他们应当没看到，我们是从使馆给我们送的《人民日报》中看到的，我没有听到过他们对那张照片的反应。对“除四害”运动，苏联人有反应，他们觉得不该打麻雀。有苏联的学生说：“打麻雀干嘛？”熊：当时你们有没有打麻雀？哦，当时您在苏联，他们不会允许你们打麻雀。庆：那个时候，我们没觉得一定要打，或一定不打。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熊：对于土法炼钢呢？当时《人民日报》也有很多报导，苏联人有什么看法？庆：我不了解。第一，外国人并不关心这件事情，土法不土法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一些特殊运动，比如说“除四害”，尤其是打麻雀，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大家讨论了一阵子。庆：我们看到了报道，只是也不太懂。因为这种东西，你要不是深入钻研，也不懂的，报纸上的那些报道不足以说明问题。“大跃进”时提出了很多很多想法。有些想法貌似也是没有边际的，但仔细研究一下，发现它在科学上还是站得住脚，这些工作就坚持了下去，比方说人工合成胰岛素就属于这类。包括工业方面，我相信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种有科学基础的想法大概是少的，大量的想法是没有科学基础的胡来。庆：读到了相关新闻，获悉了当时提的一些高指标，但那个时候没有太多感触。真正对“教育革命”感触深的，是我从苏联回国以后。1960年时，不是有一些外地的老师被送到北大技术物理系来培训吗？我跟他们有比较深的接触。他们来北大学习，看了以后很不满意。他们说：“北大运动搞得太多，让人没时间学习，也不能安心学习，还不如自己回去学习呢。”熊：“教育大革命”是1958年提出来的，搞了很长时间，1961年后有所反思，“文革”时又翻案，继续搞“教育革命”。庆：“文革”时真心响应“教育革命”的人不多了。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文革”期间我下干校时，跟北大数学系的人在一起，跟他们很熟。他们告诉我，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是真心实意投入。有一个老师，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把快板、评书放到讲课里头去了——在讲高等数学的时候用说评书、打快板的办法讲，还在学校里做报告传授经验。熊：看来1958年有些人还是比较真心实意想搞教育改革的。庆：对。当时闹的那些小笑话，你还不宜过分批评，因为他们是真心想提升学生学习的效率。但也有一些“革命”措施是因为外界的压力，比方说在教学过程当中要执行阶级路线。什么叫阶级路线呢？工农出身等成分好的人，你应该更多地帮助他们，那些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或业务尖子，你就不要去接触他们，否则就是没有贯彻执行阶级路线。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变得很不正常。你总不能在和学生谈话或给学生答疑之前，先查他的家庭出身吧？所以当时我曾总结一条：看来离学生远点最保险。不过，1961年以后，开始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情况有所好转，教学秩序转向正常。我当时的任务是讲一门原子核物理的课，每年带几个学生作毕业论文，师生关系基本正常。可惜好景不长，从1965年开始，北大又大折腾起来。熊：您那句话（“离学生远点最保险”）是在1960年总结的？庆：1960年就总结了，但当时没敢说。“教育革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越是学得好的学生，你越不敢接近他。庆：对。外地进修人员对此意见尤其大。整天去劳动，他们学不到知识，所以到北大进修等于是白学。北京的高校受“教育革命”影响大，外地的高校反而好一些。当时我接触的是南昌大学、河南大学的老师，那些地方的政治风气没有北京狂热。他们说，相比之下他们那里还可以安静一点。我第二次回国不久，“教育革命”运动进入到“深入批判资产阶级阶段”，我就成了批判对象。庆：当时苏联跟中国的关系已经变坏，“修正主义”的提法已经出来了，已经开始“批修”了，我们带回来的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所以，我一回来就成为应该被批判的对象。庆：对，中苏关系影响了我们。再加上“教育革命”——倡导打破所有的框框，苏联的框框也要打破。批判“封、资、修”，哪条我好像都沾边。所以，据我所知，系里原来是想安排我下放农村，先劳动一年。但1960年开始，全国进入困难时期，这一计划就被临时刹车。这才有后来我被安排参加后面的“教育革命”。熊：是的，“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苏联模式。1949年前，中国搞的是英美式教育，院系调整后转为苏式教育，然后搞“教育革命”。“教育革命”的对象是什么？是已有的教育秩序，重点是苏式的正规教育。庆：对啊，我回来就成了教研室小组小会批判敲打的对象，内容从我的家庭出身，到我受到的教育。但客观地说，我从来没有成为系一级的运动重点。由于1960年末以前我从未参加过北大的教学工作，我只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当时的“教育革命”。熊：回来感觉反差很大吧？当初学校很重视，所以您才两次被送到苏联去，回来之后就差点成了革命的对象。熊：吃的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反差？在苏联时能吃饱吧？庆：生活方面的反差绝对是有的，这没什么好说的了。以前北京的生活，比方说1957年时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1960年以后就进入“困难时期”了。回来不久我就被派到门头沟的斋堂去劳动。时间倒是不长，大约一个月。除农村外，我们还下了工厂，参加工厂的劳动。最后大家浮肿着身体，返校参加运动——就是没完没了的学习和批评。庆：1960年年初我们就浮肿了。当时浮肿是普遍的，原因就是蛋白质太少，碳水化合物吃得也不够。那时候我们吃定量，我的定量是每个月25斤粮食——在没有副食的情况下。庆：应该有一点，都在食堂里。那个时候我们都在食堂吃饭，你必须管理好粮票：早上的粮票是多少，中午的粮票是多少，晚上的粮票是多少，如果你没忍住饿多吃了，那下一顿就少了。熊：当时北大被批判比较厉害的有哪些人？您当时还不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主要的批判对象是哪些人？庆：我的印象中，“教育革命”和“文革”还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批判对象主要不是教师，不是著名教授，而是重要的科学定律，如热力学第三定律等等。如果真涉及某位老师，也会请他来共同批判。据我所知，老师们一般都不说话。庆：对，批资产阶级思想。反保守，批一些学术思想。那个时候，有年轻的北大助教提了一个口号——“向绝对零度进军”，而教热力学的王竹溪教授就成了挡道的。熊：对科学家个人的批判，引发对他所主张的理论或从事的研究的批判？庆：我认为是倒过来的，首先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然科学思想，然后涉及教那些科学的教师。当时还把王竹溪作为革命的一分子请进来，并没有把他当作批判的对象。这和“文革”时不一样。“文革”时批判升级了——不但批学术理论，还批“反动学术权威”；不但用言语批，还在肉体上折磨他们。熊：1960年春天，开始了“超声波化运动”。这对你们技术物理系可有影响？庆：技术物理系也搞“超声波＋管道化”，对各种分子、原子“超”一下，“超”完之后，看光谱的变化，希望可以发现新的规律，推翻原来的量子力学。这在当时的技术物理系是一项绝密的项目。用超声波的实验结果推翻量子力学，重新建造一个新的量子力学——这是时人提出的宏大目标。庆：稍微想一下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能量量级对不起来啊！但是很多年轻学生不懂，包括年轻的助教也不懂，他们根本没有深入想这个问题。他们真的觉得有可能。我只能说他们的物理没有学好。这种人可能是多数，但参与项目的也有一些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前些年“特异功能”火的时候，有所谓气功可以影响光谱、影响放射性半衰期的说法。这方面的实验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都做了。高能所就有人相信这个说法。我一个清华的同班同学，是高能所的业务骨干，还拿过自然科学二等奖。当时我就问他：“你相信有可能吗？严新在广州发气功可以改变放射性的半衰期，可以影响拉曼光谱？”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这个实验我没有做过，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就问了他一句：“照你这么说，人一定会死的这个结论你也不知道啰，因为你没有做过这个实验。”他没吭声。做实验研究的人有这些想法也许并不奇怪。经验思维跟理论思维不一样。他们中有些人会这么想：这个工作我的确没做过，我得做做才知道。他们只强调直接的经验认识，对于规律性的认识完全排斥。熊：按常规理论，某些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可有些人就是想反常规——要是推翻了常规理论、现有理论，我就“大跃进”啦。庆：这也受到“怀疑一切”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规律未必可靠，也许会有奇迹。对年轻的物理学工作者或教师来说，则可能是他们错误总结了宇称不守恒发现的历史经验，以为现有的规律都可能打破。必须指出，被实验检验过的定理是打不倒的，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贡献正是指出了，在粒子和核物理弱作用中，从来没有人测量过能判定宇称是否守恒的赝标量这类物理量，而吴健雄的实验，正是测量到这个物理量，才一举打破弱作用中宇称守恒的结论。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恐怕这是导致“大跃进”中众多乱象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上的原因。熊：除了试图用超声波推翻量子力学之外，技术物理系还有没有提出别的很“跃进”的目标？庆：在做加速器的时候，有人提出把超声波用在加速器上。技术物理系有两个大项目，一个是做加速器，一个是量子力学的理论研究。这两大项目都有人提到要把超声波引进来，这令它们都成了重点项目。超声波化运动影响挺大的。庆：不可能真做到超声波化。为什么呢？理论没法超声波化，虽然那两个课题他们真做了，但其他理论研究并没有超声波化。那些教学实验，也不可能全都超声波化。还有，上课能超声波化吗？搞超声波化运动时课好像停了——1960年有相当长时间没有上课。庆：对，到工厂去劳动，开展“教育革命”运动，大搞批判活动。那个时候的口号是要“走中国式的原子能发展道路”。外国人的那些东西不足为训，要走出来，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把超声波用到原子能里面去。熊：“走中国式的原子能发展道路”是北大技术物理系首先提出来的？庆：我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来的，只知道这个口号对北大技术物理系有一定影响。庆：把钢管给轧扁了，通高压气流，据说吹着吹着就是超声波了，但实际根本就没产生超声波。作为靠边站的对象，我没资格参加保密项目，但我也还是得做点事情。课也不教了，正经研究也不干了，给了我一个超声波头，我也用它“超”了几天——我们跑到外面抓了一些蚂蚁和虫子，“超”了一通，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就把它们给放了。庆：是的，只是头被轧扁了。当时我就怀疑这不是超声波。通了速度高一点的气流，可怎么知道产生的是超声波？天知道！庆：是的，不是什么超声波。工厂里搞所谓的“超声波+管道化”，我相信那里也没有超声波。产生超声波还有一点技术上面的要求，没有那么容易。熊：原来设计的超声波头是有簧片的，推广时貌似多数都把它给弄掉了。熊：在推广的过程中把这个东西给“革命”掉了。有簧片的超声波头不容易做。庆：是的。另外，要是有簧片，你还得做检测，证明簧片起了作用。为了不做这个检测，连簧片都不要了，更简单了，叫做“土法上马”。这是“大跃进”时的思想。庆：食堂里用了。说是“超”了以后馒头更好吃了。那个时候大家都饿肚子，没有“超”过的馒头也很好吃。这些事情大家都没较真，但的确在食堂里推广了超声波。庆：我没有经历过。对于超声波在科研上的应用，我当时的看法是：第一，你没有办法判断这是不是超声波。第二，即使是超声波，其能级跟加速器的能级相差太远，更别说放射性了。这两点我很明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不说。因为大家貌似都相信，都在做，我也就没必要说出来扫大家的兴。庆：我没有见到。那就更是开玩笑了。当时，相当多的人是真糊涂，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根本就不管合理不合理。还有一些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另有少数人真试图试验一下。我感觉，最后一类人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规律性认识的看法有问题。规律性认识是可能打破的，这谁也不否认，但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打破？它们既然被认为是规律，一定有普遍适用性，是不能随便打破的。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特别是做实验的，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庆：全国结束，它也就结束了。因为明摆着做不出什么东西来。懂得的人还是多一些吧，上面不推，底下也就不做了。那个要打倒量子力学的课题，尽管有很多人参加，也无声无息地停了。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说。主持这个项目的人已经去世，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熊：1960年前后，北大还批判过哪些自然科学理论？庆：受过批判的自然科学理论很多。批判自然科学理论，当时采取的主要是联合学生的办法，年轻助教和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个的批判组，然后各组提口号，大家觉得某口号叫得响，就将其推行开来。当时，有名的口号有“向绝对零度进军”、“量子力学没有用”等。庆：当时物理系有个做基本粒子的小组，他们提出，“量子力学没有用”。批判的时候，教量子力学的黄昆也加了进去，自己批量子力学脱离实际，没有用。他没有在学习大会上批判哪个人，只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基本的观点是量子力学没有用。庆：没有。此事我没在场，是物理系前总支书记平秉权跟我讲的。庆：不是，是我们从鲤鱼洲回来，“文革”后期讲的。1972年的一天，我在物理系打杂，见到他，和他聊天，他跟我说了此事。他还说：“如果当时是我批判量子力学，把量子力学说得一无是处，我心安理得，因为我本来就不懂量子力学，本来就不搞量子力学。但你黄昆说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你半生都在骗人！”熊：是啊。黄昆是教量子力学的，靠这个吃饭，如果量子力学没有用，一无是处，他还教它，那不是骗人吗？庆：这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觉得，一个党委书记能说出这样的话，还是不错的。他发现很多批判都极其荒谬，已经否定科学批判运动了。在经历“文革”之后，我们很多干部慢慢觉悟了起来。庆：是的，他绝对在批评黄昆。他对那些在运动中胡说八道的人明显不满。后来我想，我们不应要求大学教授，特别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都表现得像职业革命家一样，能够经得起外界的压力、所谓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瞎说。你要知道，政治运动声势浩大，是很骇人的。“革命群众”，特别是专业知识很少、社会知识也很少的青年学生，一旦被鼓动起来，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文革”之中我就见识过那种人。高年级的学生稍微好一点，一、二年级的学生最让人头疼，他们听风就是雨，很容易被鼓动起来，然后无所不用其极。黄昆他们哪扛得住这种压力？学生中有没有真正的坏人？有！但我觉得品质坏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是被鼓动起来、误入歧途的。举个具体的例子，“文革”爆发后，军、工宣队进驻北大，搞“清理阶级队伍”，我不是被审查吗？审查组组长是我们技术物理系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学生。刚开始他很凶，让我很难受。查了我好一阵，发现我并非他最初想象的那种坏人之后，他就变得跟我友好起来。后来，我们这些老师被下放到鲤鱼洲去，需要装东西的箱子。我买不着箱子，他还帮我买了一个，从城里给搬到北大来。“文革”过后，他仍跟我保持联系。这种情况还有不少。也就是说，这些学生的品质原本不坏，被鼓动后一度变得很左，后来醒悟了，又跟我们这些被批判对象结成为朋友。所以，我总觉得，对犯错误的年轻学生，处理上一定要宽厚。熊：也就是说，在批判运动中，那些被逼说言不由衷话语的科学家，是可以理解的；那些逼他们的学生，是遭到了鼓动、蛊惑，也是可以谅解的。那么，谁该对荒谬的批判、凶残的批斗负责？熊：我认为，自然科学批判运动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0年代初，当时倡导“学习苏联”，包括学习苏联的科学批判。第二个阶段，1958-1960年，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要“反保守、反浪费”，要“大跃进”，又自发对一些科学理论开展了批判。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在高层授意下，对“相对论”、“分子生物学”等开展了批判。第二个阶段跟“双反”运动、“拔白旗”运动关系密切。您印象深的还有哪些批判活动？“打倒牛家店”是怎么回事？庆：“打倒牛家店”的口号不是老师提的，是学生提的。庆：机械唯物论，至少可以扣这顶帽子。另外牛顿后来信神，这也是可批判的对象。庆：打倒麦克斯韦，是觉得麦克斯韦的方程式太玄乎了，我们要另搞一套。这个“打倒”包含有要走中国道路的想法。熊：“打倒”并不意味着对象完全是错的，只是因为它太复杂了？庆：对，太复杂了，而且我们不能全听他的，我们要自己创造一套，是这样一种思想。1960年北大数学系还出现了这样口号：“宁要无产阶级的三分，不要资产阶级的五分”，也包含有自搞一套的意思。熊：政治第一。在这种口号影响下，那就更多的人不好好学了。熊：在“拔白旗”的同时有没有“树红旗”？有谁被当成红旗给树起来了？熊：王竹溪成了“挡道的”，他有没有随大流批热力学三定律呢？庆：他没有批，没有说过什么荒唐的话。很多人因此对他很尊敬。他跟黄昆不太一样，黄昆参加批判活动，说了很多话。熊：黄昆在“大跃进”时说过，在“文革”后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也说过……庆：但王竹溪始终没有说过过头的话。他后来说：“反正我就挨批，我的作用就是被批判的对象。我就不说话。”庆：是啊，去干校放牛。我们北大、清华的人到干校以后，放牛的都是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啊。庆：待了快两年。1969年林彪一号令后去那里，1971年林彪摔死以后回来的。庆：没有。当时技术物理系搬迁到三线去了，我们这些人没有着落，正值冬天要供暖，学校就安排我们去检修校内暖气管道和烧暖气烧锅炉。我在那里结交了一些外系的朋友。烧了一个冬季的锅炉后，就临时转到了物理系。我给你讲几件有趣的事情哦。当时我们技术物理系有一个教授，徐光宪，他是做放射性化学的，也跟我们在一起。徐光宪的夫人高小霞是化学系的教授，两个人都有海外关系，后来都是院士。“文革”爆发后，王光美不是被打成“美国中情局战略情报特务”吗？然后，北大、清华就刮起一阵风，到处抓美国的战略情报特务。他们把高小霞给抓了。高小霞软弱，可能自己承认，还扯上了徐光宪。然后，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就把徐光宪给扣住，非逼徐光宪说他也是战略情报特务不可。徐光宪顶了几个月，最后实在顶不下去了，就说：“我是战略情报特务”。技术物理系的学生不依不饶：“你有什么战略情报任务？”徐光宪的回答谁都想象不到，他说：“叫我来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2]熊：哈哈，美国的资产阶级让他来执行苏联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庆：这当然是战略任务啦。学生也问不下去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个很大的帽子，而且很重要，说它是战略任务也说得过去。徐光宪很聪明的，给了一个很高明的回答。庆：是啊。牵连不到别的什么人，也交待过去了，学生拿他没办法。这就是徐光宪！庆：也有应对得不好的。比方说某系主任，后来也是院士。在干校的时候，他也是被批判的对象，也跟我们一起劳动。当时我们很早去劳动，炊事班把早饭送到地里去，大家吃完早饭继续干活。有一天送的是油炸花生米。该主任吃花生米有一个习惯，把花生米皮剥掉扔地上。马上就开田间地头会，批判他，上纲上线，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结果他表态：“我错了！为了表示真诚道歉，我要批判我自己，把吐下来的皮捡起来吃了。”这是真实的事情。庆：不是老师，是技术物理系的一些工人。我们那里有许多组，有的组工人是组长。庆：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别人可牵连的，吐花生皮怎么牵扯到别人去？我们私下评论：“某某某有点丢失尊严！”这是我们当时的感觉。我们都觉得徐光宪很高明，而该主任的应对有点笨，但两种办法，都让批判者批判不下去了。只是后一种应对，是在没有时间考虑和周旋的情况下，带着血和泪的赌气之举。熊：这些故事让我觉得很辛酸。教授、系主任遭到这种无妄之灾，还被逼自我污辱、自我折磨。庆：对，这是当时的情况。也有很有意思的批斗会。比方说有一个很有名的老教师，叫李同孚[3]。这个人原来在清华数学系，后来在北大数学系。他也是“老运动员”，老“落后”，所以老挨批。有一次他又被批判了。我们在隔壁听，是一个年轻人在批他，说：“你这个人刮不知耻……”结果他听完了以后立刻说：“不是刮不知耻，是恬不知耻。”庆：我们在旁边听了之后，觉得这个批斗会简直没法开下去了。所以你不要以为批斗会一直都是非常严肃、非常可怕的，也有让人没法不笑的时候。庆：那个年代，哪个单位都有水平很低的人，很多单位还由他们当权。“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第一张大字报的第一作者、北大聂元梓的文化水平就极低。当时有一首讥讽她的打油诗流行很广：“顿顿静河属赫秃，假洋鬼子本狂徒。披荆斩辣君莫笑，贱妾原来不读书。”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句，有一次她做报告，说“……就像赫鲁晓夫写的《顿顿的静河》”。我觉得“顿顿的静河”可能是“静静的顿河”的口误，但她说赫鲁晓夫是这本书的作者，只能说明她完全没读过这本世界名著，更不知道这本名著的作者是肖洛霍夫，却冒充自己读过多种世界名著，包括这本《静静的顿河》。第二句，她有一次发言攻击她的反对派，说他们“就像《狂人日记》里面的假洋鬼子一样”——《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跑到了《狂人日记》里头去了！第三句，她不认识披荆斩棘中的“棘”，把它念成“辣”了。从这首打油诗就看出聂元梓这个人的文化水平，可她居然被调去当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把手，后来更成了整个北大的一把手，所到之处，都被她整得满目疮痍。北大哲学系还有一个人的故事也值得说说。北京大学哲学系里面有一大堆权威，其中一位你们应该都知道，叫做冯友兰，人称“冯老道”。他高明得很。第一，他居然说动了江青，令江青把他给“解放”了，并带着他到处去视察。凭什么呢？他给江青提了一个建议。大家都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跟江青说，应该再增加一个“百鸟朝凤”。庆：江青很喜欢！后来就把他奉为上宾，带着他到处去旅行。这就是冯友兰！但冯友兰精彩的还不止这件事情，更精彩的在后头。1972年尼克松访华，带了一大批新闻记者。记者要采访一大堆中国的名人，其中一个点了名要采访冯友兰，而且要到冯友兰家里来采访。这个时候北大就紧张了。以前冯友兰等名教授住在燕南园一栋一栋的房子里，“文革”爆发后把他们这些人都轰出来了。既然尼克松带的记者要采访冯友兰，当然就要把他给请回去。当时他家就老头老太两个人怎么办？北大这时候是军宣队、工宣队当家，他们绝对不敢怠慢这件事情，就派了一大堆学生给冯友兰搬家，并帮他做布置，特别是要整理他的书。花了很多时间，才把他家弄得既漂亮又整齐。学生告退前，问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冯老道说没有了，非常感谢他们，就把这些学生给送走了。这些学生前脚刚走，冯老道后脚就跑到北大哲学系去找军代表检讨错误。他说：“学生问我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我觉得家他们都给我搬好了，就说，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了。刚把学生送出去，我就发现我这句话说错了，因为在思想改造的路上，我永远需要这些工农兵出身的年轻人帮助我。”听了他这一套说辞之后，军代表大为感动，还在哲学系的全系大会表扬冯友兰，说他始终记得要改造思想，他改造得确实足够好。这件事情传出来以后，哲学系前总支书记王庆淑听后大笑说：“这个老狐狸！军代表那些人哪是他的对手！”她把此事告诉了我。我又把此事告诉了孙新世。孙新世是孙维世的妹妹，是北大俄语系的教师，在苏联留学时跟我是比较熟的同学。为什么告诉她呢？因为冯友兰是孙新世、孙维世的姨父。她的反应是：“可怜的老头，这几年给折腾得太厉害。他实在是害怕了，一定要多批判自己，表现得好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映了冯友兰的老道。一般的军宣队、工宣队的确不是他的对手。这个故事很鲜明地说明了北大哲学系的确是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都有。熊：我听后的反应和孙新世类似，只是觉得冯友兰可怜。您说的老道、厉害，我没有听出来。我只觉得他在设法自保。庆：他说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自己永远需要这些年轻人来帮忙，这当然是在保护自己，说明自己怎么虚怀若谷。他要永远改造思想，而且把永远改造思想当作最主要的任务。你能相信他这句话吗？他的思想能改造过来吗？确切地说，他做的是一个姿态，跟他提“百鸟朝凤”是一个意思。庆：大概来了。我不知道后面的事。但这个故事是公开的，因为军代表的确在全哲学系的大会上表扬他了。熊：燕南园的房子原本是给冯友兰等名教授们住的；“文革”爆发后了他们被赶走；美国记者要来，又临时让冯友兰住回来。美国记者走后，北大会不会又要他搬走？庆：我估计没有这么做，因为此时已到“文革”后期，人们已经没有那么高的造反热情了。熊：高校里面，1956年之前，因条件限制，教师大多不做科研，1958年后，连低年级同学也要做科研，科学大跃进、科学批判……搞得风风火火，然后一件件事情被搞砸。1961年或之后，对于科学大跃进、科学批判，北大有没有过总结？庆：没有。不但没做出科研成果来，连实验室也被破坏殆尽。1958年搞科学大跃进，实验室被毁得一塌糊涂；1960年搞超声波化运动，实验室又被毁了一次，包括水管在内，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给毁了，后者是我亲眼看到的。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科学大跃进、科学批判归结为病态科学——中国式的病态科学[4]。“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是最高指示。所以让学生当家，把什么都给砸了。中国的病态科学有一个特点，喜欢搞群众运动，把一些没什么知识的年轻人给鼓动起来，让他们批判教授、批判科学家，成为科研工作的当家人。这种做法破坏力很大。我们搞革命靠的是群众运动，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但误以为搞科研也要搞群众运动，也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独特道路出来，于是搞了科学大跃进、科学批判等运动。的确有很多领导干部相信这套说法，而且还鼓动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很狂热，都觉得要走中国式的科学发展道路。可实践表明，所谓中国式的科学发展道路是错误的，是病态的。熊：您的总结很有启发性。病态科学，多指科研结果经不起严格检验，所谓 “诚则灵”，您扩展了概念的内涵，把科研方法的病态也包括了进去。在错误理念的指引下，不懂行的青年学生成了科研的主力军……庆：在这条路线中，科学家是受批判的，对于科研没有任何发言权。教育工作也是如此，包括教授在内的教师，对于教育工作没有发言权。1960年上半年闹哄哄的，下乡、下厂、搞超声波化运动，下半年恢复上课。这个时候我们接到一个指示，跟在农村搞“三同”（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样，教学工作也要搞“三同”——教师要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原本我们就和学生一起在食堂吃饭，现在又让我们从教师宿舍搬到学生宿舍去，跟学生住在一起。学生宿舍本来就很挤，加上教师就更挤。就这样同住了大概一个月，学生觉得没道理，我们也觉得没道理。后来上面不怎么查了，不知道有哪个老师说：“我们还是搬回去吧。”学生赶紧附和，说帮我们搬。然后，我们就搬了回去。尽干这种无聊的事情，而且打着“革命”的旗号！庆：我不知道。反正我被要求这样做了，命令至少来自系一级，或校一级领导层。熊：在您看来，科学大跃进、科学批判这类荒唐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庆：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情结，什么事情都希望走在世界前列。这个信念很强烈，现在还有。但是怎么能够走到世界的前头？这件事情不容易。不管是科学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容易。所以总有很多人有幻想，希望有奇迹出来，一天之内，也不费劲，就可以走到世界前头去。希望出现奇迹和相信奇迹，这是产生伪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熊：“大跃进”就是想创造奇迹，对规律、理论了解不够，然后希望奇迹发生。熊：规律常常就是限制性的呀，这是批判自然科学理论的一个大背景。庆：规律是要经过非常艰苦的长期的深入的研究，才能够认识到，而奇迹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不需要你自己去探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点在中医里头最突出。对于身体上的很多问题，他们不是认真去研究产生的原因、治疗的药物，而是希望从老祖宗那儿碰到一个奇迹——一种什么病都可以治的神药。庆：现在某个著名中药就是“包治百病”的。本来用于跌打损伤，后来吐血也可以吃，现在牙膏也可以用，就是奇迹呀。可以不做实证研究，不付出劳动，从某个人听来的，从老祖宗那儿传下来的，就到处用。熊：科学家应该是最冷静、最理性的，可科技界也搞出了科学大跃进、科学批判这类事情出来。[1] 详情可参阅：庆承瑞.一位值得纪念的普通物理学工作者——悼春先老友[J]. 物理 . 2009 (11): 814-816
[2] 据另一位在场的当事人丰达明回忆，徐光宪的原话为：“他们说一般的情报你就不要去搞了，你回去就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行了。”见：丰达明.撬动世界格局，为国铸就“杀手锏”的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院士.旦苑晨钟.2025年3月25日. https://mp.weixin.qq.com/s/wP3yMbCAquTR93H2M5xo-w
[3] 李同孚（1925-1995），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拓扑学专家。1947年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工作。在老师陈省身的推荐下，计划去美国留学，后因战乱未成行。1952 年在院系调整中转到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他治学严谨，勤于攻读，学问精深，对教学工作十分认真，受到学生们的广泛好评。”见：麦结华.纪念李同孚先生.柳州师专学报 . 2011 (2) :1-3.
[4] 庆承瑞.病态科学,冷聚变及其它.自然辩证法研究 . 1991 (1) ：47-53.
熊卫民、李珂馨约 32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