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资治通鉴》和通鉴学

《资治通鉴》这一部编年史巨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参加这部书编撰工作的，除了司马光以外，还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

这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全书分为二百九十四卷，用三百多万字，写出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文字简练，记事周详，在当时来说，是一部空前的编年史巨著。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县南旧夏县治）人，进士出身，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侍读学士等官职。宋神宗任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以反对变法，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宋以洛阳为西京）御史台，遂退居洛阳，不预政事，专修《通鉴》。哲宗即位（1085年），年幼，祖母高太后听政，进用旧党，尽除新法，起用司马光为相。次年光病卒，年六十八。司马光著作很多，除《通鉴》外，还有《通鉴目录》、《通鉴考异》、《稽古录》、《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等三十余种。

刘攽（1022—1088年），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喻县）人。进士出身，任国子监直讲。编撰《通鉴》时，专职两汉。后因反对变法，斥通判泰州，旋又起知曹、亳、兖等州，后又黜监衡州盐仓。元佑元年（1086年），召用旧党，起攽知襄州，入为秘书少监，加直龙图阁，改知蔡州，后又召拜中书舍人，卒，年六十七。刘攽博闻强记，能文章，与其兄敞，兄子奉世并称三刘，曾合著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刘攽还撰有《东汉刊误》、《五代春秋》、《内传国语》、《轻史新义》等书。

刘恕（1032—1078年），字道原，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进士出身。任和川（今山西泽县东北）令，迁著作佐郎。编修《通鉴》时，专职魏晋南北朝。司马光出知永兴军时，刘恕也因“忤执政”，以亲老告归，监南康（今江西赣州市）酒税，仍遥隶书局，参加《通鉴》的编纂工作。书未成，卒，年止四十七。刘恕是一位博学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说他“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衮衮不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①《宋史》也称他“为学自历数、地理、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可见他记览之博。刘恕除了担任编修《通鉴》魏晋南北朝部另外，又著有《通鉴外纪》，上起庖牺，下至周威烈王，以接《通鉴》。又撰有《十国纪年》。他在《通鉴外纪》后序中还说想把宋初一祖四宗（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一百多年的历史，写成《通鉴后记》，可惜他死得太早，未及成书。

范祖禹（1041—1098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华阳县）人。进士出身。初知龙水县（今四川资中县西南）事，历奉议邺。编修《通鉴》时，专职唐五代。《通鉴》修成，转秘书省正字。哲宗即位，除著作佐郎，历右谏议大夫、翰林侍讲学士，龙图阁直学士等官职，旋出知陕州。后以旧党被斥，病死宾化，年五十八。祖禹博学能文，著有《唐鉴》、《仁宗政典》、《范太史集》等书。其《唐鉴》一书，世尤推其祥允，故时人称祖禹为唐鉴公云。

我国历史学发展到宋代，已经是著作浩繁，仅就正史而论，自史记至五代史，已有一千五百多卷了。“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②编纂像《通鉴》这样说明扼要的通史，对于当时学术界来说，是非常迫切的要求。

司马光自少就爱好历史，出仕以后，仍治史不懈。他在嘉祐时（1056—1063年），即曾对刘恕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倣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③可见他对编撰《通鉴》那样一部历史著作，也是早有宿愿的。不过由于私人的力量有限，所以这一巨大规模的工作，还无法全面展开。

虽然如此，司马光还是开始了自己的编著工作，治平三年（1066年），已修成了一部从战国到秦二世的八卷本编年史，名曰《通志》。编好后，进呈给皇帝看，就在这一年，英宗命他自选官员，在崇文院置书局，许借龙图、天章图、三馆、秘阁的书籍，并赐给御府笔墨缯帛等等，今他续成此书。

神宗即位（1067年），开经筵，命以《通志》进读。神宗为这部书写了序言，并定名为《资治通鉴》，这就是《通鉴》名称的由来。

后来司马光退居洛阳，书局也移到洛阳，到元丰七年（1084年），才把这样一部巨大篇幅的编年史修成。从治平三年开局，至元丰七年成书，前后共用了十九年的时间。

《通鉴》的编纂工作，是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的。《通鉴》在编纂之始，先搜集资料，作成长编，在长编的基础上，然后删繁就简，取精用宏，编成了我们今天读到的《通鉴》。《通鉴》成书以后，草稿留在洛阳的，尚盈两大屋之多，由此可见，编纂《通鉴》时搜集资料是如何的广泛和丰富了。《通鉴》采用的书籍，除了正史以外，杂史达三百二十二家之多。《通鉴》在编写两汉部分时，《前、后汉书》以外，还采用了《续汉书》、《东观汉纪》、《前汉纪》、《后汉纪》等书；在编写南北朝部分时，除南北朝正史外，还采用了《十六国春秋》、《三十国春秋》、《三国典路》、《大清纪》等书；在编写唐代部分时，《唐实录》、《唐历》等书之外，甚至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无不搜罗。《通鉴》所引用的许多书籍，后来大部分都亡佚掉了，我们现在还能在《通鉴》里看到它们的一鳞半爪，这也增加了《通鉴》一书在史料价值上的重要意义。

在《通鉴》的编修工作中，有时同是一个事情，而三四处记载各不相同，《通鉴》纂修者经过详尽的考证，把最后的结论写在《通鉴》里，而把各家的异说，收在《通鉴考异》里。从这点可以见到，《通鉴》的编修者虽然网罗了丰富的史料，但是没有披它所俘虏，他们能从繁杂的史料中，考订事实，抉择取舍，这到今天还是值得借鉴的。

《通鉴》一书，在名义上虽是官修的史书，但它和一般官书不同。司马光本人对历史造诣较深，协助他修书的人，又都是由他自己挑选，他们不仅都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家，而且又和司马光志同道合，在修书时，司马光又能用其所长，如以刘攽任两汉，范祖禹任唐五代，较紊乱的南北朝部分，由刘恕担任，分工方面，能人尽其才，所以能把这部书编修得很好。

主编司马光本人对于编修《通鉴》的态度，也非常认真，他对于全书的体例、书法、史料的考订，文章的剪裁，乃至句法的锤炼，事事不肯稍忽。翦伯赞同志在《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中说：“这个《通鉴》永昌元年手稿的发现，说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它说明了司马光对于《通鉴》的编写，不只是在事后修改润色，而且一开始就抓提纲，不仅抓总提纲，而且抓每年的提纲，至少抓重要年代的提纲。”“永昌元年，属于魏晋范围，正是刘恕担任的部分；但对于起草这一年的提纲，司马光却没有委托刘恕而是亲自动手。这一点就说明了司马光对于总揽《通鉴》全书的纲要方面，作了辛勤的工作。”④

司马光对于删定工作，也是极为认真的。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是，继之以夜，偏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因此，《通鉴》的编写工作，有不少可以取法的地方，和当时一般官书阁笔相视，含毫不断，头自有期，汗青无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司马光等编写《通鉴》的动机，是想借鉴于历史，教人君以帝王南面之术，以巩固封建统治。又由于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贯串于《通鉴》全书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这些观点更露骨地表现在“臣光曰”的评语中。例如《通鉴》在一开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一事之下，评论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就这样，他系统地全面地提出了对于如何维持封建秩序的看法。

由于阶级局限的决定：《通鉴》的编写者在全书中，对农民举行的反抗和起义，必然会称之曰乱，曰反，曰贼，曰盗；但是为了要人君接受历史上失败的教训，提醒他们的注意，不要再蹈前人的复辙，《通鉴》中也有一些在一定程序上暴露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的材料。如卷251上说：

卷252上说：

这样的材料，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唐末黄巢大起义前夕的社会背景是有用处的。

另外，《通鉴》也有一些其他的缺点，如写帝王将相的活动多，反映人民的生活很少；政治方面写得多，经济方面写得不够多；文化艺术方面，写得更少，如祖国的伟大诗人屈原、杜甫，《通鉴》里就没有正面提到，像杜甫只在唐顺宗时人王叔文吟杜诗时，才看到杜甫的名字。这些问题除了受到时代的局限，编写者的阶级局限之外，与编年史体例的局限等等也是有关的。

《通鉴》成书以后，为后来的历史学界影响很大，因此《通鉴》学，便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宋末元初的著名学者王应麟，除了他的代表作《玉海》、《困学纪闻》以外，在《通鉴》方面，有《通鉴答问》、《通鉴地理通释》，《通释》将《通鉴》所载地名，一一考其异同沿革，叙述历朝分据战攻，尤为详明。后来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就是受到它的影响。

胡三省的《通鉴音注》，对《通鉴》学的贡献尤大。先是《通鉴》成书不久，即有刘安世作《音义》，但这部书不久就亡佚而不传了。南宋时人史炤，又著有《通鉴释文》，可是错误很多。

胡三省（1230—1302年），字身之，浙江天台人，唐宋宝祐四年（1256年），和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同科中进士。他做过泰和、慈溪尉时，江都丞、江陵、怀宁令，寿春府府学教授，咸淳十年（1274年），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事。他从小受到他父亲的鼓励，爱好《通鉴》，到了成进士以后，开始《通鉴》的注释工作，据他的《自序》称，“游官远外，牵携（《通鉴》）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依陆德明《经典释文》，厘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自周迄五代，略述兴亡大致。”⑤德祐二年（1276年）、南末首都临安失守，帝后投降。再三年，文天祥在战斗中被俘，张世杰复舟牺牲，陆秀夫背负帝昺投海死。胡三省那年正五十岁，他在悲愤之余，就把全部精神寄托在《通鉴音注》上，可是宋亡之际，胡三省的稿本丢了，于是重新买了一部《通鉴》，把司马光的《通鉴考异》以及《目录》中的天文、历法，并自已的注文，都附注在《通鉴》正文之下，到1285年，这部书才脱稿，但不断修改的工作，却一直继续到他七十三岁死的那一年，他同时还写成《通鉴释文辩误》，求驳正史炤的错误。胡三省的注，对各朝代的典章制度，考订得很精详，尤邃于沿革地理之学，曾说：“晋宋齐梁陈之疆理，不可以释唐之疆理。释《通鉴》者当随事随时考其建置、离合、沿革也。”⑥清人称赞他这几句话，“是为千古注书之法”。胡三省在注《通鉴》时为了便利学者，每遇难字，就将音义注出，而且许多地方并不因为前面已经注了而后面有所省略。他遇到《通鉴》原文有句法未顺、脱字或错误时，也作了一定的订正。在注文里，都注明引用的书目。在胡三省引用的书目中，如宋白《续通典》等书，现在都已看不到了，因此《通鉴注》还保存了不少佚书的文字，可资辑佚工作者的狩猎。胡三省在注《通鉴》时，遇到牵涉到上年的事情，必注明事见某年某卷；牵涉到后来的，也注明为某事张本。在政治上的特殊人物，一出现，必注明某人事始北。

“胡三省亲眼看到宋朝在异族的严重压迫下，政治还是那么腐败，又眼见宋朝复灭，元朝的残酷统治，精神不断受到剧烈的打击。他要揭露宋朝招致灭亡的原因，斥责那些卖国投降的败类，申诉元朝横暴统治的难以容忍，以及自己身受亡国惨痛的心情，因此，在《通鉴》注里，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⑦陈垣先生著有《通鉴胡注表微》一书，把胡三省的生平抱负、治学精神及爱国思想，加以发挥。是近年来对胡三省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胡三省《通鉴音注》征摭既广，不免偶有疏忽，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订正了他的不少错误之处，陈景云又撰《通鉴胡注举正》，纠正地理方面的错误数十条，但胡三省的《通鉴注》，博大精深，其成就是主要的，不能因为一些小错误，就否定了他的伟大成就。

在明万历时，有一位学者严衍，著有《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他引用了许多书籍，来补充《通鉴》所遗漏的地方，同时又给胡三省注作补注。对研究《通鉴》和胡三省《通鉴注》的人说来，是很重要的一部参考书。

近人章珏认为《通鉴》的版本很多，都应该利用来校勘。有北宋元祐本，有南宋绍兴本等等，又清阳城张敦仁有《资治通鉴刊本识误》，常熟张瑛有《资治通鉴校勘记》，丰城熊罗宿有《胡刻资治通鉴校字记》，章珏都用来参校，成《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一书，这是集《通鉴》学校勘大成的一部专门著作。

《资治通鉴》现在流行的版本，傅增湘影印的宋刊百衲本《资治通鉴》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中影印的宋绍兴二年本《资治通鉴》，都是比较好的，但这两个版本都是《通鉴》白文，没有胡三省注。一般读《通鉴》的，都喜欢读胡三省注的《通鉴》。胡三省注的《通鉴》，以元代兴文署刻本称最好，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江西鄱阳胡克家翻刻元兴文署本一时成为最精也最普及的本子，后来江苏书局又收购胡克家版片，其磨泐的又加以补刻，流传也很广，现在流行的石印本，大都是翻印胡克家本的。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鼓励下，有十二位专家组成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从事《通鉴》的校点工作。他们以胡克家复元本作底本，又把严衍的《通鉴补》书中有关可以订正《通鉴》的部分，以及章珏的《通鉴校宋记》，都择要过校，附见于各文之下，可以说它不仅订正了过去《通鉴》版本上的不少错误，而且也是《通鉴》学的一个初步总结。同时专家们在加工时，还标点、分段，每一年的眉目上，都注明公历年月，对于初学者阅读，是非常方便的。这本子就是原来古籍出版社后来中华书局所排印的这一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