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的世界史意义——内藤湖南的中国史构想

一、前言

读完马克垚教授的大作《困境与反思:“欧州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感慨良深,一种思绪促使我提笔草拟了此文。马先生在文中指出,在今天创建世界史体系,都面临如何克服欧洲中心论的问题。现在的世界史体系是由西方学者建立的,是根据欧洲经验得出的,其中虽不乏客观的一面,但也有欧洲中心论的一面。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是学习西方史学后建立的,缺乏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理论。所以说现在的世界史只是一种准世界史。

以上是马先生为此文作的提要,其中有些具体的内容,我将在下文中还要提到,不过有两点印象尤为深刻:其一,建立世界史体系是一项极为壮大的课题,可是本文作者却显示出了极大的勇气,敢于直面;其二,与此同时,作者也坦率地承认,完成这项课题有着异常巨大的困难。回顾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学术界就如何建立世界史体系这一课题,也曾做过认真的思索,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还进行过激烈的论战,①但最后并没有实现上述目标。从那时开始,整个学术界逐步转向研究个别细微的课题。这种转变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有其必然性,但同时不能不承认,它也带来了一些弊病,其中之一就是个别研究渐渐丧失了观察事物整体的视野。或许由于这层原因,树立世界史体系的课题也慢慢不再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了。

要建立世界史体系,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为中国历史定位。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有着自己独自的历史过程,正是以中国为中心,才诞生了东亚文化圈。如果忽视了这一文化圈的存在,那么建立世界史体系就只能成为一种虚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中国史学界试图从逻辑上总结中国历史的发展,并且付出了巨大的学术努力,但遗憾的是并未获得成功。我现在回首那段经历,确确实实地感觉到自己正处于一种“困境”之中,这一点与马先生的心境十分相似。

可是,当今的中国史学果真缺乏源于中国历史本身的理论吗?在“困境”中作这种“反思”时,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史学理论便会浮现在我们眼前,它就是内藤湖南的史学构想。在内藤的中国史研究中,究竟有没有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呢?从这一问题出发,本文想对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论作些探讨。

二、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及其特征

内藤湖南对中国史所作的如下一段论述,是我们应首先加以注意的,即:

通观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宛如一颗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一样,确实形成为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有如构成了一部世界史。日本人、欧洲人都以自己本国的历史作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历史的发展视作不正规,这实在是荒谬。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确是最为顺理成章、最为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些受其他文化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截然不同。②

这段话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内藤湖南并没有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之上。非但如此,他还极为鲜明地指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才更加合乎规则、更为有条有理;在其他文化的刺激与推动之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欧洲,其历史相反倒是不正常的;如果拿后者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的历史,那真是荒谬绝伦。内藤的这一主张并非来自中国社会要优于日本、欧洲一类的主观认识,而是基于如下一种思想:中国历史较少受其他文化圈的影响,其本身就好比一颗树,可以作自然地成长并臻于繁茂。这个比喻极为形象地概括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即中国历史便是一个自然生成的世界史。

可是,世界史与民族史并不相同,它通过众多民族的交流与共存而形成,涵盖的领域也超越了民族的层面,可以说代表的是heterogeneous(由不同种类组成)的世界,并非homogeneous(由同类部分组成)的世界。那么,内藤湖南对这点又是如何思考的呢?

在《支那上古史·绪言》的开篇之处,他写道:

余之所谓东洋史,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③

这句话表明,内藤将“东洋史”这一学术范畴的内涵,限定在依靠中国文化的发展而形成的世界及其历史展开之内,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考察。从这一角度来看,他所主张的东洋史即相当于今天所称的东亚史。在内藤湖南那里,东亚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圈,东亚历史的发展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

当然,在东亚文化圈内部,根据文化的发达程度也存在着先进、后进之别。对此,内藤湖南的思路如下:产生于中国内部的发达文化波及到了周边地区,在那里促成了各个种族的觉醒,他们作为一股新兴势力,反过来又影响到了中国内部。也就是说,先从中央到周边地区,接着再从周边地区反作用于中央,这两股方向不同的运动交相作用,构成了一种搏动,在其影响下,中国历史也就呈现出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时代。内藤所倡导的中国史时代区分法,遵循的正是这一思路,其大略如下:

第一期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上古时代

第一期还可以再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时代;后期是中国文化向外部发展,演变成为所谓东洋史的时代。这种前后两期的划分方法,从历史角度精确地说,并不准确。这是因为,迄今为止,总是把中国本部看成是中国,以其文化在中国进行充实的时代作为前期,文化流传到外部的时代作为后期。但在实际上,中国本部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由同一种族和同一语言的人在居住。精确地说,第一期是中国文化从某个地方逐步向其他地方扩展的时代。以现在的中国本部这个地理界限为基础的考虑方法并不正确。只是从历来惯用的角度来说,划分为上述两期是比较方便的。但从第一期到第二期之间,有一个过渡期。

第一过渡期从后汉的后半期到西晋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发展的时代。

第二期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代中期——中世时代。

这一时代,可以说是由于外部种族的觉醒,这一时代的文化力量在反弹作用之下而及于中国内部的时代。此后,产生了第二过渡期。

第二过渡期由唐末至五代,这是来自外部的力量,在中国达到顶点的时代。

第三期宋、元时代——近世时代前期

第四期明、清时代——近世时代后期④

从上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并非始终作直线运动。上古时期的外向发展,没有无限制地延续下来,在与受其影响的周边种族等新兴力量相遇之后,文化发展的路线就此转向内部。于是,时代也从上古进入到了中世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具体来讲,从秦汉到六朝隋唐的发展历程即相当于此。

中国历史从六朝隋唐到宋元明清,也就是从中世到近世的发展过程中,另外又出现了一个转型期。内藤湖南在上文中虽点出了这一时代变化,但却着墨不多。所谓转型,不用说指的就是唐宋变革。内藤的“唐宋变革”论,与上面引用的《支那上古史》几乎发表于同一时期,关于这一理论的内容,我准备在下一节中作详细介绍。总之,中央与周边地方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在构成内藤所称的“一部世界史”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还可以就此作进一步理解,这就是促使中国历史不断地变化、发展,不致趋于停滞的主要原因,也就在这一相互的影响与交流之中。

那么,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出现的时代变化,到底又包涵着什么样的结构呢?“唐宋变革”论为我们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线索。

三、“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的结构

我们在内藤湖南所著《支那论》第一章、《支那近世史》第一章以及《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等文章中,可以看到其“唐宋变革”论的详细内容。⑤以下在介绍其大要时,依据的主要是后两篇文章。这里我们将要讨论的是,在内藤湖南的整个中国史构想当中,“唐宋变革”论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

用一句话来概括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就是主张从唐代中期经五代而至宋朝的这段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必须承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史实来看,这一理论在内藤的中国史时代区分法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首先看其理论:过去研究中国历史,往往根据朝代来划分时代,对此内藤指出,从史学的角度来讲,这并不正确,他主张应依据各个时代的性质来予以区分。内藤说道:

首先需要弄清的问题是,中国的近世始于何时?过去都是以朝代更替来划分时代,这种方法倒是简单易行,但从史学的角度来讲,却未必正确。史学上所说的近世,并不只是以年代来划分的,必须看它是否具备近世的内涵。其内涵为何,容后再议。在中国,具有那样内涵的近世,当起于宋代以后。而至宋代为止,则是从中世走向近世的过渡期。要想搞清中国的近世史,必须从这个过渡期上予以探讨。⑥

从社会的内部状况而非政治的表层来把握时代的本质,这就是内藤湖南的主张。在二十世纪早期,这样一种史学理论可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其次,再说“唐宋变革”论中的史实。虽然以往的学者一概称为唐宋时代,但内藤却认为,从唐代中期到宋代为一个过渡时期,其间发生了从中世转换为近世的大变革。我在上节中曾经提及,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历史自我生成的结果,便是“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因此在他看来,从中世向近世的转换,就绝非欧洲、日本所特有的现象,毋宁说,中国在这一点上还要领先于欧洲、日本。这,与那些中国历史停滞论大相径庭。⑦

那么,在中世向近世的变革当中,又贯彻了什么样的原理呢?政治上,贵族政治转换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经济上,交换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文化上,如骈体文变成古文那样,拘泥于形式的风气在向自由表现的形式转化。以上这些说明,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之中,由门阀贵族领导的传统主义体制趋于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流动性极强的新体制。换句话说,过去的身份制社会走向解体,非身份制社会正在出现。

在上述“唐宋变革”论的整体框架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内藤湖南极为清晰地点出了人民地位的向上这一现象。至于根据,主要在于人民拥有财产以及居住的自由获得了承认。中唐时期,创设了两税法,于是由此前均田法所限制的土地占有以及居于原籍地的方针就此废弃。正是由于重视到了这些,内藤才提出上述主张的。此外他还指出,王安石变法制定的青苗钱使人民可以自由地处理收获物,而通过交纳免役钱,可以免除力役,其结果便是承认人民拥有劳动的自由。总之,人民拥有财产的自由,这在宋代以后是非常普遍的。

在内藤看来,原本受到土地束缚的类似奴隶小作人一样的人民,在上述状况中也就自然地获得了解放。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奴隶小作人并非就是奴隶,其形态更接近于农奴。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在唐代以前,人民接受单个贵族的支配,到唐代以后,则直接归于代表整个贵族阶级权力的国家统辖,这时候的农民,其地位可比作国家的佃客。因此,上述人民地位的提高云云,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从这种被紧缚在土地上的状态之中解放了出来。

总而言之,内藤湖南主张君主独裁政治与人民地位的上升作为两种现象互为表里,一道构成了近世社会的显著特征。也就是说,因为贵族阶级的消亡,君主与人民从各自的位置上获得了自由,两者开始发生直接的联系。

但上述“唐宋变革”的理论结构,仅仅只是近世所特有的时代现象吗?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内藤湖南曾经就中国将来的政治体制应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问题撰写过文章,其中有这样这一段话值得注意:

秦汉以后,这种贵族政治之中也加上了一些君主独裁与平民政治的色彩,这是事实。不过,这只是受战国以后实力本位时代的影响,同时也是当时产生的政治理想的一种体现。实际上,始终掌握着权力的,仍然还是贵族。⑧

内藤湖南对贵族政治这一概念所作的定义,是指君主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其政治受到了贵族阶级的制约。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可作如下理解:“这种贵族政治”指的是周代的氏族贵族政治(亦即封建政治);汉代以降,虽然外戚等势力一时左右了皇帝权力,但是仍旧不能完全排除上述贵族政治;战国时期,实力本位之风盛行,受其影响,汉代出现了某些君主独裁政治的征兆,而且这种君主独裁政治与平民的抬头互为表里。内藤湖南在《支那上古史》中,引赵翼《廿二史创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一文,对上述现象作了详细论述:⑨从战国到秦汉之际,贵族政治朝君主独裁政治方向演变,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现象,这即是支撑上述历史演变的人民的地位在上升;不过这些现象都还只是停留在表层之上,从结果来看,他们并没有完全克服贵族政治;进入六朝以后,贵族政治迎来了一个新的全盛局面。

据此可知,尽管并不彻底,但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的历史转变,在战国秦汉之际还是首次显示出了其端倪,到了唐宋之间,则表现得更为彻底。至此,我们可以把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发展的图式看作是贯穿于整个王朝时代的中国历史的一条主旋律。而且不用赘言,人民地位的向上这一现象,始终存在于此图式的根底之处。

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换,这一图式极易被误解为“唐宋变革”时期所特有的现象。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它是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而深深地刻在了内藤湖南的脑海之中的。不过,历史并非总朝这一个方向运动,有时它又会呈现出相反的一面,也就是从君主独裁政治向贵族政治发展。从秦汉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进程,即为一例。当这种反方向运动再次发生逆转时,便产生了“唐宋变革”。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上述图式作为轴心,中国历史划出了一道螺旋式发展的轨迹。从上古到中世,再从中世至近世,内藤湖南勾勒出的时代区分法与上述螺旋形轨迹,应该说完全契合的。

如上所述,内藤湖南把东亚的历史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并且运用中央作用于边境,边境反作用于中央的双向运动来把握这种发展及其运动。那么,这种图式与贵族政治君主独裁政治的运转图式之间,又是如何保持联系的呢?对此,内藤并没有作具体的叙述。但是,作为一种区分中国历史的方法,可以说两者是完全相重叠的。

四、近代的基本方向

接下来的问题是,应该怎样理解清朝灭亡以后的历史?站在与“近世”相连接的立场上来把握这段历史,这就是内藤湖南在提出近代中国论时的一大特点。面对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他毫不犹豫地指出,应该选择共和制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过去几千年都是君主制的时代,从这一点来考虑的话,内藤所提出的共和制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型政治体制。可是在内藤湖南的眼里,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有着一个前提,这就是宋代以后近千年的“近世”时代。“近世”作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时代,与共和政治在性质上原本就有所不同。不过,支撑这种君主独裁政治的,是从贵族政治那里解放出来的自由的人民。当然,由于是处在专制权力的统治之下,所以这种自由也是受到了极大限制的,充其量不过是财产所有以及居住的自由,人民并没有得到参政的权利。虽然一部分人民可以成为吏胥,跻身于行政的末端,但终究还是吏而非官。的确,“近世”的政治完全被置于官僚的笼罩之下,可是内藤湖南却对那时人民的自由地位作出了极高评价,他说道:

对于近代的时代内涵,有一个必须要弄清楚的条件,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即便简单地说中国的近代,那也并不清楚近代的内容是什么。……在近代的各种内涵中,有一点就是平民发展的时代。如果在欧洲史中作这样的思考,或许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中国的近代又是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平民发展的时代的呢?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回答。虽说是中国平民的发展时代,但并非就意味着平民有了参政权。即使是在今天,它好像也没有真正地存在过,更何况在以前,哪里还有什么平民享受参政权的时代呢?……可是仔细想来,参政权亦即参预政治,经由法律规定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权利,这在近代并非就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有这么一个时代,在那里即便没有参政权,但从事实来说,仍然是平民发展的时代,中国便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一时期,平民发展的时代也即是君主专制的时代。君主专制的时代为什么是平民发展的时代呢?像今天这样,什么都以西方的标准来看的话,或许会觉得这种认识十分奇妙。……贵族时代走向崩溃,君主从贵族那里解放出来,同时平民也从贵族那里解放了出来,……所以可以说,君主专制的时代亦是平民发展的时代。⑩

在作上面的阐述时,内藤湖南列出了“唐宋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平民化现象,作为平民发展的具体例证。上文中的“近代”一语,其实也可以用“近世”来代替,这一点与内藤始终坚持将清朝崩溃后的中国与此前的中国作为一个连续体加以观察的立场有关。11在他看来,宋代以后的时代即是“近代”,但在这一“近代”中,人民的参政权并非必须的条件。对于这一观点,今天或许有许多不同意见。在现在的学术界,将君主独裁政治视为封建政治的观点绝非少数,甚至还可以说处于主流地位。这类观点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认为君主独裁与人民参政为互不相容的两件事。早在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就站在这样的角度上,对君主独裁展开了猛烈批判,直到今天,依然是经久不衰。内藤湖南对这一点是极为清醒的,毋宁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敢于主张君主独裁与人民发展可以在某一时代共存。

自从欧洲启蒙思想兴起以来,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相互对立的图式,经常被使用在把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作地理上的比较过程之中。这一图示在进步史观的笼罩下,更成为如马先生所说的欧洲中心论的骨骼。对此,马先生指出西方的历史之中,也存在着专制主义的时代,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民主主义的图式只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从而批判了上述思维方式。

尽管如此,欧洲在民主政治上要领先于亚洲,而亚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确实没有摆脱专制主义的束缚,这些都是难以否认的事实。问题在于,仅仅只是关注这些事实,那么在理解世界史的发展时,还是不得不承认欧洲所发挥的先导性作用,欧洲中心论也就无从得到克服。

面对这一难题,内藤湖南的“近代”论独辟蹊径,主张君主专制政治与人民的发展并不矛盾,两者毋宁说还有着相互维护的关系。不过在另一方面,内藤又主张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应选择共和制,这与上面的思路是否矛盾呢?值得注意的,是前引文章中“即便没有参政权,但从事实来说,仍然是平民发展的时代”一句,如果反过来理解的话,不正暗示了存在着平民享有参政权的时代吗?在内藤看来,辛亥革命的爆发意味着这一时代的来临,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共和制论。

另一方面,君主独裁政治消亡后,是否有可能象前近代社会那样,重新回归到贵族政治呢?对这一问题,内藤的思考如下:

黄宗羲在明末作了许多议论,其中之一就是指出君主权力过大,乃当时政治弊端之所在,因而应返回到过去那种官吏与君主之间并无多少激烈的权力之争的时代去,也就是说要回归过去的贵族制度。可是,时代的变迁已经不再允许完全恢复以前的那种旧态了。……实际上,世界大势的变迁,有的时候尽管显示出了某些回归过去的征兆,但事实上却是一切都朝新形成的势力中心发展,新的局面就此而生。所以,与其说君主独裁政治的弊端达到极致后,重新返回贵族政治,不如说朝其他的政治型态变化才是自然之大势,这才是正确的理解。加之最近,中国开始与外国接触,并向外国派遣留学生,这样就可以接触到属于新时代的进步的政治理论,最后终究是会知晓共和政治这一体制的。黄宗羲等人所想到的那种回归贵族政治的大势,到这里反而转向了共和政治。

另一方面,在人民那里,力量增强的倾向也日渐显著。这时再加入共和政治的思想,那么人民对于政治的知识虽然还不足以建立共和政治,但与回到旧的贵族政治相比,迈向新的政治,毕竟是自然的趋势。从中国的现状来看,这次革命虽未免有些唐突的地方,但确实是在朝新的局面迈进。应该承认,这即是世界的大势。在此过程中,即便一时出现了独裁君主,象袁世凯那样登上了帝位,但这毕竟是违背大势的行为。眼下民主势力正在壮大自己的力量,贵族政治的复兴云云,终究是不可能的,结果共和政治还是必然之路。12

内藤湖南既非共和制论者,也非君主制论者,更谈不上什么封建主义者,再进一步说,他既不属于欧洲追随主义者,也不属于亚洲主义者。人类的历史在朝什么方向迈进?内藤正是一位洞察这种历史发展的大势并提出自己见解的历史学家。他在中国的“近世”中,发现了中国社会迈向未来的潜流,并指出这即是共和制中国的前代史。

(历史发展的自然的动力)即便象眼下的情势一样变化莫测,但在其表面顺逆混杂的激流底部,必定有一股潜流在朝一定的方向,作极慢、极重、极涩、极强的流动。洞穿这股潜流,便可以得到解决目前中国各种问题的钥匙。13

话虽如此,现实中的中国人民面对新时代的政治,没有多少关心。在延续了约千年的近世政治中,没有权力的状态,给人民带来的是不易去掉的惰性。内藤湖南既慨叹当时的政客毫无节操,同时也为民众没有作为国民的自觉性而感到惋惜。不过,他对中国的未来仍然抱有希望。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呢?至少在我们看来,这是因为他对观察历史发展的轨迹有着强烈自信之故。

五、“唐宋变革”与世界史

内藤湖南对世界各国民众发展的历程,曾作过一个概括:

古代的国民都是受宗教支配的,宗教组织成为国民文化的主要部分。可是随着时代的进展,宗教组织渐渐衰退,权力亦即武力政治组织代之而起。再进一步发展,财力亦即资本组织接踵而至。任何国家都或多或少有着与此类似的历程。……在最初由宗教组织进行统治的时候,僧侣亦即宗教家成为核心阶级。但随着有关信仰的知识日渐发达,信仰的势力分配到了个人那里,任由各人作自由地处理,宗教阶级于是走衰。接着武力阶级发达起来,独占了政治的权力。但也在这时,又另有参政权的扩张,其结果便是全人民都拥有政治上均等的权力。政治阶级眼下正面临颓废之中,可以说现在正是与资本阶级的独占进行斗争的时代。14

根据这段论述,可以知道内藤湖南把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发展概括为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阶级的统治时代→武力阶级的统治时代→资本阶级的统治时代。也就是说,宗教、武力、资本作为各个时代固有的权力,为特定的阶级所独占,该时代的特色也即在此。但是伴随着其普及化,上述固有的权力逐渐在社会中分解,特定阶级也开始丧失了其统治能力,于是代之而起的是下一个阶级。按照这一思路,现代正是依仗武力的政治阶级走向衰退,同时全体人民均等分配政治权力的时代,实际上也就是赋予人民参政权的时代。不过,现代同时还是人民同独占权力的资本阶级作斗争的时代。

运用时代区分法来看这一图式,宗教、武力、资本似分别相当于古代(上古)、中世、近代。但是,内藤并没有立刻断定近代即为资本的时代。资本阶级虽然独占着社会,但其统治绝非安定,人民也在与之作着斗争,就这一意义而言,所谓世界的近代化并没有真正得到实现。上述图式使我们感到,内藤湖南是面对当时的世界状况而作如此思索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深深地感觉到了欧洲在现代世界中所处的领导地位,所谓资本阶级的独裁、与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云云,就反映了这些。可是,不能因此说内藤湖南勾勒世界史,是在以欧洲为基准。平心阅读上面的文章,可以发现作者在暗示由于资本阶级的影响,人民的近代生活并没有完全实现。资本主义的存在无法导致近代社会的全面实现,这正是内藤湖南的思想所在。

在现在的世界,近代化就是工业化(industrialisation)一类的思维并不少见,或许还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15马先生在这篇论文中,也提出了应如何思考中国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美的问题。要克服欧洲中心论,这个问题的确是一道巨大的难关。可是,内藤湖南对欧美近代的工业化却抱有极大的怀疑,他说:

英国在欧洲属于经济组织最为发达,最采用近代文明的国家,在短短的两百余年之间,其结果是急速地走向物质的发达。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在我看来,其急速的物质发达毋宁说对文化的进步极为有害,还使其国民陷入无文化的状态之中。英国的物质发达刚开始依靠殖民地的天然资源,接着是向殖民地倾销自己的产品并且投下资本,由此获得了利益。再如美国,条件更为有利,因其本国的天然物资十分丰富,干什么都可以兴起大规模的工业,所以今天已经在物质上超过了英国。……16

在内藤湖南看来,英美两国虽然国家富强,经济组织、工业、国民的生活等等都十分进步,资本主义文明也呈现出鼎盛的模样,但论起民族品格、教养文化,较之意大利、法国甚或印度都还要低的多。这即是:

真正的文化生活从最初的原始生活出发,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逐渐走向征服自然,可是征服自然并不意味着是真正的文化。……醇化自然,也就是保护与滋育自然,能够安心地生活在自然之中,这即是真正的文化生活。17

从文化生活的发达程度来说,资本主义是通过征服自然获取财富的社会活动,按照内藤湖南的理解,它尚未实现人类真正的文化生活,还属于较低级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内藤湖南指出现在世界既是资本主义的全盛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人民与资本家独裁进行斗争的时代。这篇文章的主旨即在此,它预言了资本家独裁的时代必定会走向衰退。那么,中国与这种世界史又有什么关联呢?我们继续来看内藤的意见:

中国由于特殊的情况,资本主义的发达并不十分显著。不过在资本主义之后,即将到来的趣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要比其他国家早许多。中国的核心阶级在很早以前就准备建立一种以趣味亦即艺术为中心的时代。在其他国家,政治阶级现在还没有完全消亡,资本阶级仍处于全盛的状态,趣味的阶级并没有象中国那样发达起来。18

据此可知,尽管资本主义不是怎样发达,但中国在很早的阶段便开始向后资本主义时代前进了。这一即将到来的时代,内藤称作以趣味亦即艺术为中心的时代,换言之,也就是能够实现“真正的文化生活”的时代。与资本主义社会破坏自然、粗暴地掠夺财富相比,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艺术的时代,人们在那里保护、滋育着自然,真正的人类精神得到了体现。

内藤湖南认为,中国的“近世”早就是着手创建这种生活样式的时代了。如前所见,这一“近世”概念的特色在于君主独裁政治与人民地位的上升。那么,这一特色与“艺术的时代”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君主独裁政治这一用语本身,似可联想到“政治阶级”的时代。不过,内藤湖南却认为这一时代就是“近世”,是政治的重要性开始减退的时代。在他看来,政治上具有最大价值的毋宁说是秦汉时代。从《史记·循吏传》就可以看到,那时的官僚在行政上是竭尽全力的,而“近世”的官僚却并非如此。身为官僚,他们的任务却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在余暇时间里也大多忙于著述,这些都显示了政治的重要性在减退。

如果用别的词语来表述政治重要性的减退,可以说是政治价值的相对化。内藤湖南认为,所谓政治是一种人支配人的行为,从人类文化生活的发展这一角度来看,属于原始的行为。对这种认识,我们可以作如下一个类推,这就是政治与人支配自然时的暴力性其实有着相通之处。政治的重要性在中国的“近世”显示出了减退的倾向,实际上暗示了人类的将来会具有一种更为高尚的文化生活。

中国的“近世”官僚不仅掌握着政治,而且还创造着高尚的文化,但“近世”同时还是人民地位向上,用人民自己的方式享受文化的时代。对此,内藤湖南指出:

到了平民时代,平民的生活要素逐渐丰富起来。平民不是为了服从别人,而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开始感觉到有必要拥有道德与趣味了。……在贵族时代,平民好像只是被榨取租税的道具,但后来却渐渐拥有了原本属于贵族的东西。19

再明确一点说,人民拥有道德、知识、趣味(即艺术)的时代即是“近世”。真、善、美是人类应追求的目标,而在内藤湖南所设想的社会中,人民成了与这一目标相关的文化生活的享受者。中国的“近世”,正是朝这一社会迈进的历史阶段。

当然,内藤并没有认为中国宋代以后的社会就实现了这些。从世界的现状来讲,现代乃是资本主义的极盛时期。可是,这种状况早晚会走向衰颓,人类史会朝着真正为人民而开放的社会演进的。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近世”正是这一方向的先驱。

为什么在世界史当中,中国史能成为未来的先驱呢?内藤湖南在思考民族文化的发展程度时,十分重视民族的“自觉”。例如,中国文化波及到周边地区,其结果是促使了周边种族的“自觉”,进而反作用于中国内部。这种东亚历史形成的理论逻辑重视且强调的便是“自觉”,对于中国历史本身,内藤论述道:

每个民族都有历史自觉的时期,这相当于儿童已达到了考虑自己出生情况的时期,我欲以此历史自觉发生的时期作为区分上古时代的标准。20

这里所说的“历史自觉”的发生,就中国历史具体而言,有传说与记录这两种“自觉”,将这些结集在一起的就是经典。司马迁的《史记》,堪称总结本民族形成记录的集大成者。内藤湖南进一步认为,《史记》在中国文化的形成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上文中,内藤把民族形成“历史自觉”比拟为儿童的精神发达,也就是无论民族抑或个人,测量其成长与发达的标尺在于自我认识的深度,而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具体表现这一点的正是文化。

中国较少受到其他文化圈的影响,走的是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所以,中国民族从幼年期到青年期,接着进入壮年期,整个成长的过程是极为顺利的。对此,内藤湖南将之比喻为一颗树,认为其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史,与现在的欧洲、日本相比,中国的“近世”是一个显得更为老成的世界,他说:

目前日本与中国在生活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日本如果也经历了四千年的历史,或许会变得同中国一样。这样看来,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固有的文化,到几百年、几千年以后,或许会成为日本自己的文化。在今天,作这样的认识未必容易。最近的研究者动不动就想谈论中国的国民性,而我却不取这种简便的方法。或许应该说,中国的社会形态暗示了世界民族生活的未来。21

这段话旨在说明,中国的“近世”绝非中国历史所特有的现象。内藤湖南虽然强调,站在现在无法预测遥远的未来,但也点明了在现在的中国存在着能够预测整个人类史未来的普遍原理。这种普遍原理究竟是什么呢?世界史朝人民主体的方向迈进,不仅是人民的地位得到提高,政治权力得到分散,而且人们为了自我的生活享受着知识、道德、艺术,这些,就是内藤湖南反复强调的地方。今天看到这样一种针对未来的展望,人们或许认为过于乐观,但是内藤湖南却有确凿的历史根据。这一根据非他,即是“唐宋变革”。所以说,“唐宋变革”决不仅仅只是中国历史研究上的一个课题。

六、结语

内藤湖南将清朝以前的中国历史作为“一个世界史”来把握,可是在那之后,中国却被抛进了世界政治的漩涡之中,于是其“世界史”失去了发展性,必须摸索新的前进道路。换句话说,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近代化上要落后于欧美、日本的中国,应该怎样重新创出自己的历史呢?从辛亥革命直到现在,近百年的共和制时代始终都在探索这一课题。内藤湖南在论述中国时,其整个构想也正是针对这一课题而建的。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国历史已经不在东亚世界之内寻求自我完结了,它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在各个民族通过密切交流形成的历史亦即全球化的世界史当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可是,在世界史中叙述中国的历史,这种努力注定又要碰到欧洲中心论这一难题。只要立于这样的研究方法之上,中国的历史就会掩埋在欧美主导的历史当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格。

内藤湖南的史论力图从历史当中来解决这一难题,这便是“唐宋变革”论。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乃是近代的先驱者,它所具有的先驱性并没有成为过去。内藤始终认为,从文化程度,也就是从人类的发展阶段来看,欧美的资本主义都属于较低级的层次,并预测超越这一时期的历史阶段肯定会出现。历经“唐宋变革”的中国“近世”社会,其具有的世界史意义即在于此。中国历史的独自性在创造未来的世界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历史在真正的世界史中,才会有着自己的牢固位置。

内藤湖南的历史理论以及现代评论的具体内容,或许有着需要批判之处,而且从现在的学术水准来看,有些地方可能还需要作出严密的实证。尽管如此,将中国历史作为一个世界史来加以把握,而且将其独自的价值放在全人类史中予以积极定位,这种观察视点在今天仍然是具有生命力的。应该承认,这一视点并不仅仅限定于观察中国。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文化价值并不只是该民族固有的文化遗产,同时还具有创造人类未来的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即便不如中国历史那样完善,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有其普遍性、世界性的。要想使历史再造未来,关键在于一种超越现在的意志。“唐宋变革”论作为一种历史学说,就是证明这种意志的结晶。

来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6.